15 不要蛋黄酱

“你是认真的吗?你们心理医生就只在乎这些吗?”

约翰又回到了我的诊室,他光着脚,盘腿坐在沙发上。他是穿着夹脚拖鞋来的,因为今天美甲师到片场去了。我留意到他的脚指甲和他的牙齿一样完美。

我刚问了他一些关于童年的事,他为此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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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要告诉你多少遍?我的童年很美好,”他接着说道,“我的父母都是圣人。圣人!”

每当我听到别人把父母形容为“圣人”,就会心生狐疑。不是我故意要找碴,只是本来就没有一对父母会是圣人。大多数父母顶多也就能做到“还不错”。根据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科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的说法,“还不错”的父母就足以培养出能自如适应环境的孩子了。

尽管如此,诗人菲利普·拉金还是用最犀利的句子写道:

“就是你的父母,把你搞得一团糟。

或许并非本意,但他们也难辞其咎。”

我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对心理治疗至关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询问关于别人父母的事,目的不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埋怨、评判或指责他们的父母。事实上,关键完全不在他们的父母身上。这类询问只是为了理解幼年经历是如何影响他们长大成人的,这样他们才能把过去从现在的生活中剥离开来,同时也脱下与年龄不再相符的心理外衣。

第二,无论最后结果是“优-”还是“差+”,大多数的父母在抚养子女上都已经尽了全力,只有极少数家长打心底里不希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会对自己父母做得不够的地方(或是父母的态度和脾气)心存芥蒂。对此,人们需要搞清楚如何处理这种介怀。

以下是我至此对约翰的了解:他四十岁,结婚十二年,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四岁,还养了一条狗。他的工作是电视剧编剧和制片。当我得知他都有哪些作品时,我并不惊讶——为他赢得艾美奖的,正是他笔下那些睿智却不近人情的角色。他抱怨妻子有抑郁症(然而,俗话说得好,“在断言别人抑郁之前,你得先确定他们是不是每天都要面对一群混蛋”),孩子们对他不够尊重,同事们在浪费他的时间,所有人都对他太苛求。

约翰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住在中西部,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一家人里只有他搬离了家乡。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才六岁,他两个哥哥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他母亲曾是一名戏剧老师,出事那天她刚结束排练,离开学校的时候,她看到一辆汽车正在加速驶向她的一个学生。她跑过去把学生推到一旁,自己却被汽车撞倒了,当场身亡。约翰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不带任何情绪,就好像是在如实叙述他写的电视剧里的一个场景。约翰的父亲是一位立志要成为作家的英语文学教授,在妻子意外身故之后,他独自照顾三个儿子,直到三年后才和住在附近的一个没有子女的寡妇再婚。约翰形容这位后母“平平淡淡、中规中矩,不过我对她并没有任何不满”。

约翰对我讲了他生活中的各种“蠢货”,却很少谈及他的父母。我实习期间的督导曾说过,面对防卫心较重的来访者,如果想要了解他们的过去,可以尝试让他们“不假思索地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父亲(或母亲)的性格”。这些未经雕琢的答案总是能帮助我和我的来访者洞察他们与父母的关系。

但是这招对约翰不管用。“圣人,圣人,圣人——就这一个词,对我父亲和母亲都适用!”这就是约翰的回答,尽管他本身就是个文字工作者,他却没有用形容词作答,而是用了名词。稍后我才会了解到约翰的父亲在丧偶之后“或许有过”酗酒问题,“可能”现在也一样。约翰的大哥曾经跟约翰说过,他们的母亲“可能”患有“轻微的双相情感障碍”,但约翰说,那只是他哥哥“夸大其词”罢了。

我对约翰的童年十分好奇,因为他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恋。他以自我为中心、过分防御、贬低他人、总想主导谈话,以及相信自己享有特权——简而言之就是他的种种混蛋行为——完全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我在第一次治疗中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些性格特征。有些治疗师或许会因此将约翰转介给其他医生,因为自恋型人格难以清晰地看清自己和他人,所以被认为不适合进行内省性、洞察性治疗,但我却不以为意。

我不想因为一个诊断就放弃一个人。

诚然,约翰将我比作应召女郎,治疗时把我当作空气,自己感觉比任何人都优秀。但在所有这些表象的背后,他和我们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人格障碍”一词会引发人们的各种联想,不仅对治疗师而言这些患者是少数,大众更是对他们知之甚少。维基百科中甚至有一个词条,分类罗列了一些电影角色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格障碍。

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8]中罗列了十种人格障碍,这本临床心理诊断的“圣经”将这十种人格障碍分为三大类群:

A群 (具有古怪、奇异、反常的人格特质)

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样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

B群 (具有戏剧化、不稳定的人格特质)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

C群 (具有焦虑、恐惧的人格特质)

回避型人格障碍,依赖型人格障碍,强迫型人格障碍

门诊最多见的是B群患者。有信任危机的(偏执型)、孤独的(分裂样型),或是性格古怪的(分裂型)通常不会寻求心理治疗,所以诊室里很少见到A群患者。而那些不愿与人产生关联的(回避型)、行为无法像成年人一样的(依赖型),还有严重的工作狂(强迫型)也不太会想到要寻求帮助,所以诊所里也不常见到C群患者。B群中的反社会型兄弟们通常也不会来找我们。但当人们在感情中遭遇困境,像是陷入了极度的情绪化(表演型或边缘型),或是嫁给了像约翰这样的(自恋型),那倒是会找上门来求助。顺便一提,边缘型人格通常都与自恋型人格为伴,这种搭配在伴侣治疗中很常见。

直到最近,大多数心理健康从业者都认为人格障碍是不可治愈的,因为这不像抑郁或焦虑之类的情绪障碍,人格障碍是由长期存在的、贯穿始终的行为模式组成的,它就是一个人性格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人格障碍是自我协调的,这就意味着行为是与行为人的自我概念同步的,因此有这类障碍的患者会认为是别人在给他们的生活制造麻烦。而情绪障碍是自我不协调的,所以此类患者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痛苦。他们并不是自愿要陷入抑郁或焦虑,也不喜欢在离开屋子前把灯开关个十次,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

不过各种人格障碍也各有不同。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害怕被抛弃:对于一些人来说,如果他们的伴侣不立刻回复短信,他们就会觉得焦虑;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情愿选择停留在一段不稳定、不健全的关系中,也不愿独自一人。再来说说自恋型人格的患者,谁不认识一两个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自恋特质的人呢:有建树、有魅力、聪明、睿智,但又惊人地以自我为中心。

最重要的是,就算一个人具有某种人格障碍的特质,那也不代表那个人就一定符合正式诊断的标准。其实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人格障碍——或许是在时运不济的一天,或许是在被逼到绝境、某根脆弱的神经绷不住了的时候——因为它们植根于人类对自我保护、被接受和安全感的本能需求中。(如果你觉得你是例外,那就去问问你的伴侣或挚友会怎么说。)换言之,我总是希望能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而不是只看到某个瞬间的快照。我也试图看到患者潜在的挣扎,而不只是找到我能写在医疗保单上的五位数诊断编号。如果我太依赖那个编号,我就会只从那个角度去看治疗中的方方面面,那就会影响我和我面前的这个独特的人建立真正的关系。或许约翰很自恋,但他也还是独一无二的约翰。他或许很傲慢——或者用大白话来形容就是:真他妈烦人。

但是。

诊断也是有其用处的。例如,我知道那些苛刻的、挑剔的、愤怒的人容易感到极度孤独。我知道这样的人既想被注意到,又害怕受到注意。我相信对约翰来说,感到脆弱是可悲和可耻的——而且我猜想,他是在六岁那年失去母亲时被告知不能表现出“软弱”的。如果他投注哪怕一点点时间在自己的情绪上,他就会崩溃,所以他将自己的情绪以愤怒、嘲笑或批评的形式转嫁到别人身上。所以说像约翰这样的来访者尤其棘手:他们总有办法把你惹恼,这都是为了转移话题的重心。

我的任务是要帮助我自己,也帮助约翰了解他在逃避什么情感。他用堡垒和护城河来把我挡在门外,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正在塔楼里寻求帮助,希望获得营救,虽然我还不知道困住他的究竟是什么。我要运用我的诊断能力,又不能迷失在诊断中。我要帮助约翰看清楚,比起他身边所谓的“蠢货”们,他自己的行为方式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问题。

“你的灯亮了。”

约翰和我正在讨论他为何会抵触我过问他的童年,他却突然告诉我门边墙上那盏和候诊室按钮相连的绿灯亮了。我看了一眼那盏灯,又看了看钟。整点才过了五分钟,我猜可能是后一位来访者今天来得异常的早。

“是的,灯是亮了。”我说。我想搞清楚约翰是在试图转移话题,还是他意识到自己不是我唯一的来访者,并对此发现抱有一些感想。许多来访者都暗中期许自己是治疗师唯一的来访者,或者至少是治疗师最偏爱的那个——最风趣的那个、最让人开心的那个,当然最好是最受宠的那个。

“你能帮忙应一下吗?”约翰向着那盏灯点点头,“那是我的午餐。”

我被搞糊涂了。“你的午餐?”

“送外卖的小伙计应该就在外面。因为你说了不能用手机,所以我告诉他到了就按铃。我刚才没来得及吃午饭,刚好现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说,五十分钟。我得吃点东西。”

我真是败给他了。首先,很少有人会在治疗期间吃东西,就算不得不这么做,他们也会按照常理先问一句:“我今天可以在这儿吃东西吗?”而且通常是自带食物。就连我那位患有低血糖的来访者,也只把吃的带进过诊室一次,更何况那是为了避免自己休克。

“别担心,”约翰显然留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你想吃的话也可以吃一点。”然后他站起来,穿过走廊,从外卖员那儿取回了他的午餐。

约翰回来之后,从袋子里取出食物,在自己大腿上铺了张餐巾纸,打开三明治的包装,咬了一口,但立刻又吐了出来。

“我的天哪,我都说了不要蛋黄酱!你看看这个!”他掀开三明治给我看里面的蛋黄酱,另一只手正要伸向他的手机——我想他是想要打电话去投诉这个订单——但我给了他一个眼神,提醒他不能用手机这条规定。

他的脸涨得通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冲我吼叫,不过他只是蹦出一个词:“蠢货!”

“我吗?”我问。

“你什么?”

“你说过你的上一任治疗师很友善,但愚蠢。我也是友善的蠢货吗?”

“不,完全不是。”他说。

我很欣慰,他终于能认可一个人不是蠢货了。

“谢谢你。”我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说我不是个蠢货。”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回答道,“我是说,你并不友善。你都不让我用手机打给那个往我三明治里放蛋黄酱的蠢货。”

“所以我是个刻薄的蠢货喽?”

他咧嘴一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还露出了酒窝。这让我在一瞬间看到了他潜在的魅力。

“这么说吧,刻薄那是毋庸置疑的了。至于是不是蠢货,那还不好说。”他打趣地说道,我也回以微笑。

“好吧,”我说,“至少你还愿意花工夫先了解我。对此我表示感激。”我尝试和他套近乎,这让他坐立不安。他拼了命地想要逃离这个与人产生交流的时刻,为此他甚至开始大口大口地嚼起那个放了蛋黄酱的三明治,同时将目光瞥向别处。但他并不是在和我较劲,我能理解。我感觉顽石上出现了一个细小的豁口。

“让你觉得我很刻薄,这我得道歉。”我说,“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会对我们五十分钟的治疗作出那样的评价?”我指的是约翰把我比作是他应召女郎的事。我知道“金屋藏娇”这个不太妥当的比喻背后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但我猜想约翰之所以会这么挖苦我和这五十分钟的治疗,其原因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其实希望能多待一会儿,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如果承认自己心存依赖又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太脆弱了。

“不,我很高兴治疗时间规定是五十分钟!”他说,“如果我要在这儿待足一小时,天晓得你会怎么不停地逼问我的童年。”

“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我说。

“了解些什么?我很焦虑,我无法入睡。我一个人要应付三部电视剧;我老婆总是不停地抱怨;我十岁的大女儿就像是提早进入叛逆期一样;照顾我小女儿的保姆去读研究生了,但我四岁大的小女儿还成天挂念着她;我家那只可恶的狗也越来越坏;我周围充满了蠢货,他们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坦白说,我现在非常生气!”

“确实,”我说,“你要面对的事情实在是不少。”

约翰没有说话。他嚼着三明治,眼睛紧盯着地板上的某一个地方。

“你说得太对了!”他终于说话了,“不要蛋黄酱有这么难懂吗?不就三个字吗?不!要!酱!还不够简单吗?!”

“要说那些蠢货呢,”我说,“我有一个想法。虽说那些人是惹你生气了,但会不会其实他们也不是有意要让你生气的?会不会那些人其实也不是真的蠢,只是智力正常的普通人,而且他们也已经尽力了?”

约翰只稍稍抬了抬眼,像是在思考我说的话。

“还有就是,”我轻声细语地补充道,寻思着他对别人都那么苛刻了,估计他对自己更是三倍的苛刻,“或许你自己也是一样呢?”

约翰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又停下了。他的目光又回到他的拖鞋上,他拿起一张纸巾,假装要擦掉嘴边的面包屑。但实际情况我都看见了,他迅速而巧妙地把纸巾往上挪了挪,擦了擦眼角。

“这三明治太难吃了。”他把纸巾连同剩下的三明治都塞回袋子里,然后一记远投,扔进了我书桌下的垃圾桶。“唰”的一记,还真准。

他看看钟,说:“这太愚蠢了,我饿得要命,而且只有这个时段有空吃东西,但我甚至都不能用我的手机来好好叫一个外卖。这算什么心理治疗?”

我很想说:“是的,这就是心理治疗——我们面对面,不受手机和三明治的干扰,两个人促膝谈心,建立交流。”但我知道如果我这么说,只会引来约翰的嘲讽和反驳。我想到他的妻子玛戈,她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她的心理成长史是什么样的,才会令她选择了约翰呢?

“我来跟你做笔交易吧,”约翰说,“如果你让我从这附近叫个外卖,我就告诉你一些我童年的事。而且我可以叫够两人份的午餐,我们可以斯斯文文地一边吃着色拉一边聊天,你看怎么样?”他看着我,等待我的答复。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这么做,但心理治疗不能照本宣科。我们需要设定一个专业的度,如果太开放,就像置身大海里,如果太拘谨,那就像在鱼缸里。这么比喻的话,水族馆这个度听上去就刚合适。我们需要一些即兴发挥的空间,就像是温德尔医生走过来踢我的时候,就很有效。如果食物能够充当约翰与我之间的缓冲距离,以方便他向我吐露心声,那何乐而不为呢?

我告诉他,他可以打电话订餐,但不必作为交换条件来聊有关他童年的事。他并没有理会我,而是立刻打电话去餐馆订了餐。不出所料,订餐过程也很令他抓狂。

“对,不要调料。不是饮料,是调料!”他冲着电话那头吼道,而且还是用免提,“特——易——奥——调,了——易——奥——料。”他对着电话吼出每一个字,然后大声地叹了口气,还翻了个白眼。

“多放调料?”电话那头餐馆里的人用蹩脚的英语问道,约翰本来是想尝试让店家把调料分开放,这下他火冒三丈。问题还不止这些——他们只有百事轻怡,没有健怡可乐;他们没法在十五分钟内送达,需要二十分钟。我在一旁看着,感到恐惧又困惑,觉得约翰真是活得太不容易了。最后,约翰用汉语说了些什么,但餐馆的人没有听懂。约翰不懂为什么那个人连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听不懂,那个人解释说他只会说粤语。

挂断电话后约翰满脸不解地望着我,说,“他们怎么不会说汉语呢?”

“如果你会说汉语,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汉语点菜呢?”我问。

约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因为我讲英语。”

呃——

直到午餐送达之前,约翰一直都嘟嘟囔囔的,不过一旦吃的都就位了,他也渐渐放下了通往他内心堡垒的吊桥。虽然我已经吃过午饭了,但我还是陪他一起吃了一点,因为我知道分享食物能让人自然地产生亲近感。我听他说了一些关于他父亲和哥哥们的故事,他还说关于母亲他记得的不太多,对此他觉得很奇怪。从几年前开始,他会梦见母亲。他总是反复做同一个梦,他也无法控制自己不断做着这样的梦。他不想再这样重复做梦了,即使睡着了也不得安宁。他想要的只是内心的宁静而已。

我问了关于梦的内容,但他说聊这些会让他不开心,而他不是付钱给我来让他不开心的。难道刚刚不是他自己说想要得到内心的宁静吗?不都叫治疗师要“学会倾听”吗?我就是想和他聊聊他刚刚提到的——他认为心理治疗不该让他感到不自在,认为不用经历不自在也能获得内心的宁静。我知道改变他的观点需要时间,可是这次治疗只剩下几分钟了。

我问他在什么情况下能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遛狗的时候,”他说,“至少在罗西的行为变得古怪之前。那是我内心最宁静的时刻。”

我思考了一下为什么他不想在这里谈论梦境的话题。会不会是他把诊室当作避难所,可以暂时逃离他的工作,他的妻子、孩子,他的狗,还有全世界的蠢货们,以及出现在他睡梦中的母亲的亡灵?

“我说,约翰,”我尝试着问道,“此时此刻你的内心感到宁静吗?”

他把筷子扔进袋子里,里面是他刚刚装起来的剩下的色拉。“当然不。”他说道,还加了一个不耐烦的白眼。

“噢。”我说道,打算就此打住。但约翰却不依不饶。我们的治疗时间结束了,他站起来要走。

“你是开玩笑吗?”他一边往门那儿走一边说道,“在这儿?会感觉宁静?”这会儿,他的白眼变成了一个微笑——不是一个傲慢的微笑,而像是在和我分享一个秘密。他笑得很甜,明亮照人,不过不是因为那些耀眼的大白牙。

“我以为是的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