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扣在纽约

我已和纽约邮船长莫里斯商妥行程，行李食物都已登船，其时劳登勋爵已到达费城。他告诉我，他来的目的在于企图使总督与议会之间调和，英王陛下的事务不得以他们的意见不合而陷于停顿。因此他要总督和我在他那里相会，那么他得以听到双方所说的话。我们相会并讨论了这件事务。我代表议会，强调各种辩论都可在当时的公报上找到，这些文字都是我写的，并和议会的记录一起付印。而这位总督辩称他和业主有遵守之约，如不服从，必被废黜。此时，如果劳登勋爵能加以劝告，似乎他也并非不愿冒险一下，但是这位勋爵却不愿这样做。有一次，我曾极力怂恿他，最后他宁可叫议会顺从，又请求我利用自己在本州的影响来努力达到这个目的。他宣称如果我们不再继续供给防卫之需，他将把边防皇家军撤退，因为留在那里定要受到敌人侵袭的危险。

我把经过的事情告诉议会，又拟出了一篇决议提交给他们，声明我们的权利，说我们并不放弃这种权利，但以武力威迫，只得屈服，然而对于武力我们仍旧反对。终于他们同意把这议案撤消，另外制定利于业主的法案。这件法案总督当然通过了。于是我也首途赴英。但是正在此时，这邮船已载着我海行用的行李粮食先行开航，这于我未免有一点损失。报酬我的只不过是这位勋爵的几句劳谢的话而已，所有一切调解的功劳都落在他的身上了。

他在我之前到纽约去。在此时邮船的行止都听他的命令，纽约当时正有两艘邮船逗留着，他让其中的一只立即起航了。我询问确切的日期，以免因我而误了船期。他的回答是：“我已布告此船在下星期六起航。但是我可以让你知道，如果你星期一早上到那里，恰恰正好能赶上，但不能再迟延了。”在渡口我却被一点偶然的事情所阻，在我到达之前已是星期一的午间。我很怕船已开行，因为风势很顺，但是我立即得到安慰，原来它还在埠头，要到明天才开行呢。人家也许会想现在我到欧洲去了，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我还没有怎么熟稔这位勋爵的性格，其中他最突出的特性之一便是“狐疑不决”。我将举例如下。我到纽约时约在4月初，而直到6月末还未开船。在那里当时有两只邮船，停泊好久了，为了等候将军的书信而停留着，而这信常是说明天送到的。另外又有一只邮船到达，也停留着。在我们开船之前，预期第四只快要来了。我们那只船留在那里最长久，所以应该是首先开出的一只。旅客都在忙着，有几个急于动身，而商人们为了他们的书信和他们曾予以保险的秋季货物定单（因在战时）焦急着。但是他们的焦虑并无效力，这位勋爵的信件还没有准备好，有人去看他，见他常在书桌上，手里执着笔，所以结论必定是他一定有大量的东西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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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自己去问候他，在他的前堂里看见费城的一人因尼斯邮差，他刚从那里来，带着丹尼总督给这位将军的一个包裹。他交给我那里的朋友给我的几封信。我偶然问起他在何时回去，住在哪里，因为我要托他送几封信。他告诉我勋爵命他明天9时到这里来取他给总督的回信，然后立即起程。当日我就把我的信放在他的手里。两星期之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他了。“你回来得真快，因尼斯？”“回来？不对的，我还没有去呢。”“为什么？”“两星期来我每天早上遵命到这里来拿这位勋爵的信，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写成。”“以他那么一个大著作家，会没写成一封信，不可能的！因为我常常看他伏在书桌上。”“是的，”因尼斯说，“但是他正像圣乔治画像，老是在马背上，却从不前进。”这位邮差的评述似乎是颇善造词。当我在英国时，我知道皮特先生以“阁臣们从未听到他的消息，不知他做些什么”为罢免他的理由之一，而代之以阿默斯特和沃尔夫将军。

这样天天盼望开船，3只邮船都开到桑迪湾和那里的舰队会合，旅客们以为最好还是守在船上，以免邮船突然奉命开行，而他们赶不上。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在那里我们守了约6个星期，粮食消耗殆尽，不得不再行购备。终于舰队开驶，这位将军和他的全部军队都在船上，准备前往路易斯堡，想包围此堡垒而攻克这个要塞。一切同行的邮船受命随侍将军的船，等它们准备好之后，接受他的急件。我们在五日后才得到一封信，允许离开舰队向英国驶去。另外的两只邮船他仍旧扣留着，跟他一起开到哈利法克斯，在那里他住了一段时期，训练兵士对假堡垒做假袭击，那时他围攻路易斯堡的意思改变了，于是就带着全军回到了纽约，上述的两只邮船及全船旅客与他又回到了纽约！当他远航之时，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攻取了本州边境的乔治堡垒，而这些印第安人在陷落之后杀戮了许多投降的驻军。

后来我在伦敦看到管理这些邮船之一的尤德船长。他告诉我说，当他的船被扣留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告诉这位勋爵说，船下面附着了海藻，以致到了必然要妨碍航速的程度，而这正是一只邮船的致命之点，所以请求他给一个时间，好把船只倾倒过来以便把船下的海藻打扫干净。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3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在一天之内做完这件事，我就答应你，否则不能。因为在后天是一定要起航的。”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能够得到允许，虽然后来一天又一天地扣留着，足足等了3个月。

我在伦敦也看到了波内尔的一位旅客，他对于这位勋爵颇为恼怒，因为这位勋爵欺骗他并把他扣留在纽约很久，然后又把他载到哈利法克斯，再载回来，以致他起誓说要控诉他，叫他赔偿损失。我不知道他做没做这件事，但是他所说的业务上的损害，其数额就颇为可观。

一般来说，我甚为奇怪人们怎么会把领导大军这样一个重任付托给他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在社会上混得久了，看得多了，各种无耻的钻营手段和授予职位的动机看得多了，我也就不大感到奇怪了。在布雷多克去世后执掌兵权的瑟利将军在我看来，如果他继任此职，较之1757年的罗登将军当有好得多的战绩，而罗登指挥的这一战役是轻率、糜费和玷辱国家的。瑟利虽不是行伍出身，但他本人却是头脑清楚和聪明的，他能够倾听别人的劝告，做出贤明的计划，并敏捷和主动地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罗登非但没有用他的大军来守卫殖民地，反使其完全受到危险，自己却游荡于哈利法克斯，因此失去乔治堡垒。此外，他还打乱了我们的全部商业活动，摧残我们的贸易，因为他托词保留粮食免遭敌人劫夺，而长期封港不许粮食出口，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压低物价，暗中帮助军粮承包商。因此人们说（也许只是出于怀疑），在军粮承包商的利润里他是有份的。并且当最后开禁时，由于忘掉把通知送到查尔斯顿，加上那舰队被扣留在那里又几乎达3个月之久，因此船底被虫蚀伤到毁坏的程度，以致大部分的船在回航时都沉没了。

我想以一个不知军务的人而负领导大军的责任，我相信瑟利一定衷心欢喜解脱这副重担。我曾赴纽约市公宴罗登勋爵就任统帅的盛宴，瑟利虽已卸任，但也出席了。那里有许多官员、市民和外宾，有一些椅子是向邻家借来的，其中有一只非常矮，瑟利先生恰巧座在那里。我坐在旁边看见了，对他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说：“不要紧，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矮位子最舒服。”

正如前面所说的，当我被扣留在纽约的时候，我收到了以前供给布雷多克的粮食等的全部账单。其中有几张账单，我却不能很快地从我所雇用的办事人那里得到。我把它送到罗登勋爵处，要他如数付讫。他命主管人员复核一下，这个人查明每一个项目都无误后，这位勋爵答应命令军需官付款。但是这个命令一再拖延，虽然我常常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拜访他，可是仍没有收到。而正在我离开时，他告诉我，经过详细考虑，他决定不把前任的账目和他自己的相混。他说：“你到英国时，只需把你的账单呈送国库，那你就可立即收到钱了。”

我指出由于在纽约被扣留得如此之久而花掉意外的大笔费用，故而依理应该立刻付给我，但是毫无效果。我看到我办事并无酬劳，若再使我遭到任何困难或延迟付还我的垫款，那是不公正的。他说：“哦，先生，你休想欺骗我，说你没有得到好处，那些事情我们明白得很呢，每一个办理军需的人都得想办法把自己的袋子塞满。”我向他保证说我并无这等事，并没有藏过一个铜钱，但是他显然表示不相信我。而确实我后来才知道办这事的人往往会变成巨富。至于我的垫款，至今仍未收到，这件事在后面还要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