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伦敦

在我们开船前，邮船船长大为吹嘘他的船只行驶之快。不幸当我们出了海时，这只船却证明是96只帆船中航行最糟糕的一只，这在他也是一件十分丢面子的事情。其时我们附近另外有一只船行得也差不多同样迟缓，但是毕竟赶过了我们的船。关于这个理由，经过许多的推测之后，这位船长便命令全体船员到船尾去，站得尽可能地挨近扣艄旗杆，包括旅客在内，我们约有40人。当我们站在那里时，这船加快了它的速度，立即把它的邻船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这一点很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船长是怀疑船头上载重过度了。所有水桶以前好像都放在前面的，于是他命令都移到后艄，这样一来，这船就显出了它的特长，表现出它真是船队中之最善于行驶者的了。

这位船长说这船的速率有一次曾经达到每小时13海里的速度。船上旅客中有一位肯尼迪船长，他是在海军里的，力辩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只船会行驶得这样快，那一定是测程器的分度不准，或投掷测程器有误。于是两位船长打赌，在风势足够的时候来决定谁是谁非。于是肯尼迪严格检查测程器，认为满意，决定自己投下去。数日之后，当风吹得很顺当的时候，这只船的船长勒特威奇说他相信此时这船正以13海里的速度行进着，肯尼迪试验之后，自认失败。

我之所以讲起上述之事，是因为我有下面的一个看法。一只新船非等到试航才知道它能不能行驶稳速，这一点是人们已指出的造船技术上的缺点了。因为新船是很准确地仿照行驶甚速的船只的样子修造，但结果适得其反，行得极慢。我觉得这种事情也许一部分是由于船员对于载物、装配和驾驶的方法各有不同意见之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同样的船，由一位船长考虑下令装配的，将与另一船长所考虑下令装配的行驶起来大有优劣。此外，一只船的建造、装配下海和行驶同为一人者真是难以碰到。总是一个建造船身，另一个装配，又由第三个人装货驾驶。三人之中没有一个能有机会知道其他人全部的想法和经验，因此不能从整体的综合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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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即使是在一般船的驾驶上，纵然风势相同，我也常常看到轮班的船员，他们的判断是各有不同的。有的把帆张得比别的船陡，或是比别的船平，这样看来他们似乎并无一定有可资遵循的规则。但是我以为应该制定一组实验，先决定船身的最为适当的样式使能快航，再决定其容积和安置桅杆的最适当的地方，然后依据风势，决定其张帆的形式、数量和位置，最后则决定货物的排列方法。这是一个事事讲究实验的时代，我以为这样一套精确制定的和配合起来的实验必有大用。我相信不久会有一位富于发明之才的智者从事于此，而我希望他能获得成功。

在途中我们几次被敌人追逐，但是没有追着，而且我们在30天里一直在探测水的深度。我们观察得很准确，这位船长自己断定已临近法尔默思港口了，那么如果在夜里行驶顺利，在早上我们便可以驶过港口，而在夜里又可以避过敌人掠私船的注意，因为这种船是常在海峡入口的附近巡行的。因此尽可能地把所有的帆都挂了起来，风势很顺利，很强硬，我们便乘着风头，飞快地驶行。这位船长在观察之后才决定方向，以便像他所想的那样绕开锡利群岛。但是好像在圣·乔治海峡那里有时会有一股猛烈的海流，这股海流不易为海员所察觉曾致使克劳兹莱·肖佛尔爵士的舰队覆没了。这种海流或许就是我们遇到危险的原因。

我们在船头上安置了一个守卫，他们常常对他喊：“在那儿好好地注意着。”而他总是回答：“唉，唉。”但也许就是在他闭着眼睛半睡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机械地回答问题，因为正是由于我们前面的灯塔他没有看见，这个灯塔被副帆遮住，舵手和其他值班人员都没有看见，但由于这船偶尔逸出航线发现了它，于是大家大为惊骇起来。我们已靠它很近了，灯光在我面前就像车轮一样大。其时正值半夜，我们的船长已经熟睡，但是肯尼迪船长在甲板上跳起来，他看到了这个危险。所有的帆不动，他下令叫船转舵，这对桅杆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动作，然而它却使我们未受损伤，免遭船难，因为我们正向建有灯塔的礁石开驶，这次被救使我深深地感到灯塔的功用，并使我决心在美洲鼓励多修灯塔，如果我能够生还回美洲的话。

在早上通过探索测定后始知我们已离海口不远，只是被浓雾遮住，所以不见陆地。9时左右，浓雾散开，好像戏院的幕那样地从水面上被拉起，而在下面现出了法尔默思港市镇、港口内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在那些长时间除了无边海洋的单调景色之外别无所见的人们看来，这是最可喜的景致，而且它带给我们更多的乐趣，因为我们再不会有因战事而产生的焦虑了。

我立即带着我的儿子动身前往伦敦。我们只在道上停留了一会儿，参观了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和威尔顿的彭布罗克勋爵的房屋和花园以及他非常珍奇的古物。我们在1757年7月27日到达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