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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暴龙
武帝以后，黄河下游屡屡泛滥。决堤的河段从武帝时期的瓠子，进而向下游移动。仅以宣房宫阻塞，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关于黄河洪水，现代人常提到河南开封附近的河段，而汉代比这里更为下游的河南省濮阳县一带，是屡遭洪水泛滥的地域。黄河在广大平原地区缓缓流淌，使得泥沙沉淀，河流阻塞。今天黄河虽已不再流经这里，但现在的地表仍是黄河留下的泥沙。
上文提及2004年3月笔者做过实地调查。从那红色沙漠似的古代黄河故道，再次感受到黄河的巨大。提到沙漠会使人联想到白沙，而过去黄河沉淀的泥沙是黄土，所以变成了红沙。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发现被葬者周围有用蛤贝排列出的龙和虎，作为中国最早的龙曾成为一时的话题。新石器时代的黄河，虽然在比这里更为偏西的地方流淌，但又使人感到这是暴龙黄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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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泛滥的最大原因正如“一石水而六斗沙”所形容的那样，黄河水中五分之三是泥土，水流越缓慢、堆积的泥沙越多，于是河床变浅，造成地上河。西汉末年贾让在上奏中提到遮害亭附近金堤的样子。“金堤”是以石与土构筑而成，形容它是一座像金子一样坚固的堤防。一丈（10尺，2.3米）高的堤防，东面低处的堤防高达四至五丈（9.2至11.5米）。这一带的黄河的河床比民房还高，在地上河的地区筑建的堤防再高，也是有限度的。
关于治理黄河洪水的对策，朝廷内部由于对立意见的相互冲突而迟迟不能定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筑堤阻塞黄河激流，尽快让河水流入渤海；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大禹治水的旧道，决开堤防分流河水，排除人为力量，任凭河水自然流动。为了修筑堤防每年要增加一亿钱的费用开支。如果决开堤防，对决堤之处置之不理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那样的话，广大平原将成为贮水池，所以牺牲部分地区、使广大地区得救的政策是行得通的。
建始五年（前28）馆陶、东郡的金堤决口，造成四郡三十二县的地区受灾。平原地区如果发洪水，陆地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河堤使者王延世以装满石头的“蛇笼”用两船夹载投下，三十六天筑成堤防。这一年改元为河平元年（前28）。河南省内黄县至今还可见到汉代金堤遗址。
鸿嘉四年（前17），渤海、清河、信都各郡内的黄河再次泛滥。当时朝廷任其自然的意见占据上风，对决口之处未做阻塞处理。丞相史孙禁的意见是应该让堤防决口、使水从馆陶向北流，河堤都尉许商表示反对。还有意见认为应该遵从天意，任凭水势自由，最终无所作为。
哀帝时待诏贾让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为了保住一部分地区，在决口时修复堤防的办法乃暂时性的下策。中策是考虑到百年之后的利益，多修渠道以减弱黄河水势，造水闸、兴修水利的办法。而考虑到千年之后的最上策，是在黎阳县的遮害亭决开黄河，让黄河向北流，以消除洪水危害。
从沉睡中苏醒的古代木简
敦煌汉简的记录
敦煌郡设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一说：元鼎六年〈前111〉），即武帝死的前一年，他晚年的最后时期。匈奴势力被排挤出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最西端得以设置大规模的绿洲据点。说到敦煌地名的由来：“敦”，大也；“煌”，盛也。这的确是一座向西域显示汉王朝威严的都市。汉在敦煌设置了六个县，敦煌郡人口在西汉末为38,335人。这是一片为沙漠所环抱的巨大绿洲。
在敦煌有阳关、玉门关两所关卡。出自山岳地带向北流淌的小型河流，在平原地区广泛分散形成了敦煌绿洲。沙鸣山、莫高窟千佛洞处于靠近山岳的地方。再往西是阳关，这里今天依然可见到汉代的烽火台遗址。而从敦煌向北十公里、横穿沙漠的话，可见疏勒河向东西方向流淌，那里有汉代万里长城和玉门关遗址。玉门关是通往北方的门户。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敦煌的两个关卡尚未建立。他是从陇西郡的萧关出发的。敦煌莫高窟第323窟所描绘的唐代“张骞出使西域”图（参见图106）中宛若从敦煌出关的样子，画得并不正确。
135 秦汉长城图
最初在敦煌沙漠发现木简的是奥利尔·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的第二次探险来到敦煌时，他发现了708（或704）枚木简，1913年至1915年的第三次探险时，发现了166枚。实物现存大英博物馆，沙畹、马伯乐、罗振玉、王国维、劳榦、迈克尔·鲁惟一、大庭脩等学者都对这批简进行过释读和研究。后来，1979年在马圈湾烽火台遗址又发现木简一千二百余枚。
1990年至1992年又从悬泉置的邮驿遗址的灰坑里发现二万三千枚庞大数量的木简。此前敦煌木简一直停留在一千枚左右，而不及居延出土的汉简，至此一下子接近了居延汉简的数量。敦煌悬泉置汉简的特征并不仅在于其数量。与长城沿线城塞历来出土的汉简不同，这批驿传设施出土的木简，当然在内容上有其不同之处。在驿传线上遗留下来的木简，是汉与西域的外交记录。
敦煌作为与西域交通的门户，实际的活跃期是在武帝之后。敦煌通往西域的道路，有沿南山（昆仑山脉）以北的南道，也有沿北山（天山山脉）以南的北道两条。即所谓的西域南道与北道。
以天山山脉为中心来看的话，相对于天山北麓的草原之路而言，这两条道都位于天山南麓。从南道东端数起，顺序有鄯善（楼兰）、且末、精绝（尼雅）、于阗（和田）、莎车（叶尔羌）等城市；在北道，由东开始依次为：车师前国（交河）、渠犁、乌垒、龟兹（库车）、温宿、姑墨、疏勒（喀什葛尔）等。此外，还有一些离开道路的绿洲，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绿洲，数量在三十六国或五十国左右。这些可以知道名字的绿洲城市，大多分散在沙漠中距离湖泊、水源二三百公里范围内，近者相互间不足五十公里。
绿洲国家的生活方式
绿洲之间是沙漠，骑骆驼相互往来。城市就是国，其规模小的有一千多人口的且末、戎卢、渠犁，两千多人口的蒲类、渠勒、尉头，三千多人口的精绝等国。在绿洲超过一万人口的就算大国了。鄯善一万四千，莎车一万六千，疏勒一万八千，于阗一万九千，姑墨二万四千，焉耆三万二千，龟兹八万一千。同是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的西方则很不同：大宛三十万、大月氏四十万、康居六十万、乌孙六十三万人。隶属大宛等国的城市有七十余座，在康居以春秋的王城为中心：向北行九千一百余里是夏的王城，向南骑马跑七天是冬的王城。都是由多个绿洲组成的国家。
大小各异的绿洲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且末的士兵仅仅三百二十人，精绝不过五百人。龟兹这一等级的国家有二万一千人的兵力。多数国家无法单独与汉抗争。尤其是那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国家，独立自主是很危险的。他们的生存方式要么追随匈奴，要么追随汉这样的大国，或者相互间酝酿横向联合。与汉朝缔结外交关系的话，须向汉朝派遣王族、贵人为使者进贡，并且派遣王子作为质子。相反，作为回礼得到印绶以及黄金、丝绸等赏赐品而归国。
王族、贵人使者的一行中也夹杂有商人，好处在于可以与汉朝做贸易。由于使者往来的路上有危险，所以归国时有汉的使者同行保护。汉为了维系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往来，确保南北道安全就显得十分重要，要负责支给隶属国使节的口粮，还要应对他们出兵的要求。况且汉朝本身也要确保轮台、渠犁屯田士兵的军粮，还要让对方派出做向导的翻译人员。西域没有一种全域通用的语言，需要有能够讲汉语和西域诸国语言的翻译。因此在各国设置了“译长”。就汉朝来说经营西域固然是个负担，但让西域隶属于己的政治意义又十分重大。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距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由此迎来西汉统治西域的重要转换期。长官称西域都护，可以从敦煌以西的这个据点控制西域。“都”为统辖之意；“护”为守护的意思。郑吉是第一任西域都护。在敦煌悬泉置出土了廷尉寄给西域都护的“西书”（从西方送来的文书）通过驿站收发的记录。还有命令甘延寿在敦煌郡迎接西域天马的诏书。
136 西域绿洲城市图
往来于东西的外交使节提供饭食的记录中，有鄯善（旧称楼兰）王的使者，派往大宛的汉使者，大月氏、乌孙的使者。一次由汉使者带回来的疏勒国王子所赠的三头骆驼累得不能行走了。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文件也已经发现。还发现了一份有关大宛贵人乌莫塞献上的一头骆驼死于悬泉置的记录。还有一份允许乌孙、莎车王四名使者、十七个贵人献上的六头骆驼，康居王、姑墨王献上的骆驼入关的记录。骆驼在西域对汉外交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东西往来的交通工具，也是献给汉朝的十分重要的贡品。也许是考虑到了减轻运输途中喂养的工作量，所以献上的数量不多，因为献上数头之后在长安饲养繁殖应该更为合算吧。另外，护送于阗王一行一千零七十四人的使者通过这里的记录、护送精绝王诸国客人四百七十人的记录都很有价值。还有一份文书记录了收发西域都护寄给卫尉属官紧急书信的内容。
纸未发明以前的书籍
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图书，都是西方书籍样式。即将纸页从中间一折两面重合起来，在书脊涂上糨糊制成的那种书籍。但是到图书馆的书库去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形式的书籍。所谓的“和书”，“汉籍”与西方书籍相反，纸页是向外侧折叠重合、然后用线缀合的，又称线装书。这是从中国传来的书籍形式。然而，这些都是用纸张装订的书籍，其实从书籍的历史来看的话，还有更早的书籍，在纸发明、普及之前的书籍是用线绳将木简或竹简编联制成的。
1985年9月笔者曾到过甘肃省的敦煌。这里的沙漠之中浮现着绿洲城市，当飞机降落时可以从飞机上看到：沙漠的白沙与街道的绿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年降雨量仅十几毫米的极度干燥地区，南面祁连山脉的雪水就是生命的源泉。仅在泉水附近或河畔地区才能形成聚落。一旦水源干涸，人们就不得不为了寻水而举家迁徙。
从敦煌出发乘越野车横穿沙漠,到达汉代玉门关遗址。夯筑的关卡土墙遗址保存至今。由此出关就是西域的世界，就中原汉族人而言这是最后的要塞。他们憧憬的和田玉就是由此关卡进口的，所以叫做“玉门关”。北边很近处，汉长城在沙漠上直线延伸出去。与在北京见惯的明代砖长城不同，这里是以土层与苇秆层交互层垒而成的素朴的古代长城，是防范北方游牧民匈奴入侵的防卫设施。这里一旦拂去沙土，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古代图书和木简。
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1941年12月25日日本军占领香港的前一年，1930年在敦煌东北的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万余枚木简，为了逃避战火被运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由于这里原是对匈奴最前线基地的居延城，所以称这批简为居延汉简，是与敦煌汉简比肩的重要的汉代木简文书。台湾学者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得到一份外交文书。这是一份将十四箱木简作为贵重书籍寄存于此的重要证明信。直至1965年的二十五年中，一直没有开封地保存在那里。从近两千年沉睡中醒来的古代木简，这次又睡进了外国的图书馆。
回到台湾的居延木简在中研院台湾研究者手中，得到了科学的研究。木札上墨写的文字多有退色、难以辨认之处，近年研究者们成功地利用红外线成像仪予以了用肉眼或放大镜所无法做到的解读。他们还将木简文字与画像输入电脑，以便自由地进行检索。
中国古代史研究仅凭文献并非不能进行，研究秦汉史的话如果仔细地阅读《史记》、《汉书》就可以写出大量的论文。问题是这些由国家正式编纂的所谓史料，由于是按照一定目的编辑的，所以有许多删节的地方。王朝内部权力之争是由正统地位一方予以记录的，对于民众反乱也是从讨伐逆臣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137 敦煌悬泉汉简
在木简中可以见到许多民众的名字。虽说文书本身是政府机关的文件，但毕竟由于没有经过史书的过滤，所以能够活生生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气氛。那些出于边境防卫被征发的民众的生活在木简上都有着具体的反映。一枚木简经红外线成像仪扫描之后，一直无法释读的士兵生活浮现而出。现代技术就这样使得那些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执掌地方政治的循吏与酷吏
另一方面从木简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内地地方郡太守的评价。从中央派往地方者，如果三年赴任期内有成绩的话，就将得到评价。他们之中既有被民众认为宽厚、清廉而受到仰慕的官吏，也有以严厉统治著称者。处于两个极端的循吏与酷吏掌管着汉代的地方政治。
颍川太守黄霸因其任职地方人口增长，多出孝子、贞妇，没有重大犯罪而荣获天下第一的评价。他先后在任八年。南阳太守召信臣亲赴阡陌（耕地中东西向的田间小道），指导农业。在郡内开水源引水，建水闸、堤防数十处，灌溉农田三万顷。为了防止水争，他还独创性地将均水契约刻石立于田埂。官吏、农民甚至称其为“召父”，可见其受到爱戴的程度。元帝末年他升任少府高官之后，废止了黄门艺人和太官的温室蔬菜栽培，由此节约了宫廷费用数千万钱，在中央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酷吏中有一位东海郡下邳县出身的严延年。这是一位曾在霍光拥立宣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过异议的人物。他曾出任涿郡太守。此地的大姓（豪族）西高氏、东高氏的势力极强，当地人称“宁可背叛二千石（郡太守），不能背叛豪族大家”。当地宾客做盗贼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旦受到官吏追捕就逃至高府。严延年到任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他令掾史赵绣调查高氏，掌握了其死罪的证据。赵绣起草了轻重两份弹劾报告藏于怀中，看着严延年脸色递上了那份轻的，严延年事先已经掌握了情况，让他从怀中掏出了那份从重处罚的报告。当日审判，次日清晨在市场处以死刑。诛杀两高氏各有数十人，郡中百姓无不震恐。
循吏黄霸与酷吏严延年所在的颍川与河南出乎意外地互相比邻。严延年对黄霸所受褒奖甚为不满。从东海郡老家来探访严延年的母亲，偶然见到处罚的刑场十分吃惊，认为他过于残酷。倒是严母因其贤母形象受到称赞，严延年兄弟五人都做了大官，人们称呼严母为“万石严妪”，称赞她养育了五位二千石太守。就在东海郡发现了相关内容的贵重文书。
出土文书所述
东海郡的地方行政
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出土了二十四枚木牍与一百三十三枚竹简。内容是西汉末期东海郡官署文书的副本。
这些文书除一枚木牍之外，都出土于六号墓。墓主是一位叫做师饶的人物，职务是成帝的时期东海郡的功曹史。出土文书包括该郡年统计文书的集簿、官吏名簿、所辖县官吏名籍以及不在者名籍，还有永始四年（前13）的武器库登记簿、赠钱名籍、神龟占、博局占，元延元年（前12）历谱，元延三年（前10）五月历谱、衣服疏（随葬品目录）、名谒，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赋等，可谓丰富多彩。墓主担负着东海郡基层政治的重要职务。由于是在地方被提拔的官吏，所以比那些从中央任命来的太守等长官更植根于地方社会，更注视地方社会的动向。
东海郡太守每到年度末要做一年的行政报告。从出土文书来看，全郡包括三十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东海郡东西551里，南北488里，占地大约方圆五百里，即方圆二百公里左右的面积。人口1,397,343人，266,290户。一年增加了42,752人，11,662户。男女比例为51：49，男性较多，年龄人口统计为：六岁以下占18.79%，八十岁以上占2.4%，九十岁以上0.8%。这份文书是了解两千年前中国大致人口金字塔结构的珍贵统计数值。
138 尹湾简牍 包括有东海郡各县官吏名簿、统计文书、武器库登记簿、历谱等形式多样的文书（《尹湾汉墓简牍》
男女比例自古以来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六岁以下的比率由于幼儿的高死亡率而偏低，八十岁以上的长寿年龄的比率出乎意料地高。1999年中国五十岁（周岁）以下为30%，日本2000年也超过20%。日本1999年九十岁以上占0.005%，所以0.8%是相当高的了。当时的九十岁以上年龄层应当是于公元前100年，即武帝强盛期出生的一代。
东海郡有三十八个县和十八个侯国。这一地区的行政由2203个官吏承担。各县在县令（一千石）或县长（四百石。一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令”，以下的为“长”）之下有丞（二百石）、尉（二百石）等长吏，此外还有令史、狱吏、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亭长等掾史。县长吏中是没有东海郡出身人士的，这关系到本籍官僚任用的原则。出土文书中有名簿。盐官、铁官的长、丞中也是没有东海郡出身人士的。这是出于保证公平的考虑。郡的一年的收入是266,642,506钱，支出为145,834,391钱；谷物的年收获量为506,637石2斗2.33升，年支出为412,581石4斗数升。郡的财政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谷物收入。
139 尹湾简牍名谒 古代的名片（《尹湾汉墓简牍》）
一枚木牍正面写：“进长安令儿君。”背面写：“东海太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请。威卿足下。师君兄。”这是一张古代的名片。看来是地方官吏师饶（字君兄）向长安令儿君有何请求，希望会面。虽有首都长安，同时也有长安县。地方官吏必须每年一次去长安报告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东海太守委托功曹史师饶去中央时，拜访侍谒者徐中孙、中郎王中宾、丞相史后中子。当然，递上名片是要附带礼物的，这是当时的习惯。师饶还与东海郡周边的郡太守或国丞相进行交际，元延二年（前11）上半年他去楚国出差，下半年去琅邪郡出差。郡功曹也负责对郡外的外交事务。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蜀郡王子渊去煎山出差时，途中停留寡妇杨惠家中。其家有奴隶名为便了，王子渊让他买酒来。他却拒绝说：“主人买便了时，契约只写明守墓冢，没有约定替别人家的男子买酒!”子渊大怒道：“这僮奴是打算卖吗?”杨惠要王子渊当即立约，便了亦正襟危坐。王子渊所撰约文如下：“（宣帝）神爵三年（前59）正月十五日，资中县男子王子渊，向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她亡夫时属下的络腮胡奴仆便了，决定卖价一万五千钱。家奴应当听从各种驱使，不得有二言。”[1]
这一篇韵文是前一世纪王褒所撰。遗憾的是《汉书·王褒传》中没有收入此文。我们只能在七世纪《艺文类聚》的逸文中见到。宇都宫清吉《僮约研究》（载于《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对原文进行了细致的校勘，是将此幽默作品翻译为口语的出色研究。
《僮约》的王子渊就是作者王褒本人，王褒，字子渊。当时的宣帝自养育于掖庭宫开始有机会学习学问，学了《诗》《论语》《孝经》。继位皇帝之后，在宫中也聚集学者。神爵、五凤年间（前61—前54）连年丰收，外交安定。宣帝也借瑞祥渲染时代的繁荣，让文人在宫中作诗。“神爵”即祥瑞雀。宣传当时出现了五色鸟、黑黍子、白虎、河鱼、甘露、黄龙、凤凰。王褒曾为益州刺史作诗，并在雅乐伴奏下吟唱。王褒的才华被宣帝知道了，宣帝让他发表了圣主得贤臣的颂歌。自此，他在宫中创作了许多诗篇。
《僮约》的文章接下来写道，买卖契约一旦生效，王子渊可以任意使用便了。宇都宫氏以轻快的语气作了口语化的翻译：
清早起床，洒水扫地。吃饭以后，洗净餐具。在家中制作碓碾，捆扫帚，劈木柴。在庄园挥锄掘井、疏浚沟渠，修筑水塘，疏通水渠。去空场上平整土地，准备打谷工具。
以这种语调，一口气足足列举了“百役”。其中所见，与其说是奴隶劳动的悲惨，不如说蜀地的丰饶。作物有麦、粟、豆、芋；蔬菜有瓜、茄子、葱、紫苏、韭、生姜；家畜有猪、马、牛、驴、羊；水塘有鱼、鹅、野鸭、家鸭，还栽种蒲、蔺草等水草；果园有桃、李、梨、柿、柘桑。手工业制品去市场上贩卖，并且购买。来客人的话，提壶去买酒。准备烹饪所需蔬菜、肉类。去园内拔韭菜，切碎紫苏、干肉蒸芋头。精脍鲜鱼，烹炖团鱼，烧水煮茶。
便了的饭食只能吃豆饭，喝清水，不得饮酒。想喝美酒的话，仅可以用嘴唇沾一沾。屋后有树，应当砍来造船，以便从资中县顺流下至江州（现在的重庆），也可以溯流上至煎县。还要选购妇女用的“脂泽”（胭脂粉），去小市贩卖。利用水利扩大活动范围。
如此，《僮约》通过王褒（字子渊）之口叙述了益州（四川省）的富庶丰饶。这也许是王褒在地方时，为益州刺史写的作品。从契约所云“神爵三年”可知，这是通过蜀地庄园劳动奴隶的形象对宣帝时期的繁荣景象进行描述。
《汉书·地理志》的宏观世界
《汉书·地理志》所见全国各郡国的人口统计，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地方郡国向中央汇报的数据。东海郡358,414户、1,559,357口人的数字，与尹湾汉墓的数字合算可知，十年之间增长了92,124户、162,014口人。人口增长率为10%。包括自然出生人口与周边郡国的流入人口。全国总计12,233,062户，59,594,978口人。从现在算起正好是两千年前的正确人口统计。因为秦的人口统计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这是统一帝国最早的记录。
西汉末年全国共有103个郡国、1587个县（包括邑〈皇后、公主的食封〉、道〈边境的郡〉、侯国）。县之中一定有县城，以县城为中心的范围构成县的领域，平均十五个县设一郡国。实际上既有三十八县的东海郡、三十七县的沛郡、三十六县的南阳郡和西河郡这样的大郡，也有仅三县的玄菟郡和泗水郡、四县的赵国和真定国、五县的合浦郡和日南郡、六县的敦煌郡和南海郡等小郡。边境人口稀少，县也少。武帝时扩张而成的帝国，就是依靠全国1587个县为据点传达中央命令进行控制的。
195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了编制中国历史地图的计划。以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为核心，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先在内部发行，而后在1982年全八卷正式出版（参见吉开将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论理——历史地理与疆域观》，《史朋》第36号、2003年）。按照各个王朝确定一个一个县的位置并标在地图上，进行了细致的工作。
这是清代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的现代版。其中第二册是“秦、西汉、东汉时期”。笔者也在1976年参考考古资料制作了私家版《汉代郡县地图》。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秦地图》、《汉舆地图》。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引用过《秦地图》。
刘邦进入秦都咸阳时，曾在秦丞相府得图书。其中包括有地图，刘邦由此了解了秦领域的势力分布。武帝时为了在分封诸侯王时确认其领地，曾要求御史呈上《舆地图》。这些地图今天已经失传了。地图本是政治性的工具，历史地图也反映了对过去历史的评价。
逐渐清晰的汉帝国全貌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作为秦汉地图是水平最高、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地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前言也涉及的几点：第一，并未反映出西汉二百年行政区划的变迁，而只是西汉末年行政地图。第二，如何标定国境线的问题。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越南的日南郡、西南夷的益州郡之外侧当时是否有明确的国境线，西域都护府统辖之下的西域诸国是否应该涂以同样颜色等等。这些都是关系汉帝国构造的重要问题。
武帝元封五年（前106），除中央的司隶校尉之外，全国设置十三个州，由刺史管辖。当时刺史的秩禄仅六百石，不及二千石的郡守。成帝时终于升为二千石，与之对等。秦郡尚不满五十个，汉代郡国数已经超过了一百，因郡国过多而设置州。刺史负责巡视各郡国，督察太守的不轨行为。
所谓“州”，是以夏禹贡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与周的九州（冀、兖、青、扬、荆、豫、幽、并州）为理想的。在冀、兖、青、并、徐、扬、荆、豫、凉之外，加以益、幽、朔方、交阯四州，为十三州。传统的九州之地，至武帝时已成为加上周边扩张地域之后的形状。现在河南省的简称为“豫”，河北省简称为“冀”就是古代豫州、冀州名字的残存。青州（山东省）、徐州（江苏省）、扬州（江苏省）、荆州（湖北省）等地名，在由郡县制转变为州县制的隋代以后还作为地名残留着，其位置与汉代州是重合的。
所谓“五服”（甸、侯、绥、要、荒服）是基于华夷思想的儒教地理观念。从中央向周边夷狄世界扩展开来：“甸”是天子周边生产谷物田园地带的可以参加祭祀之地，“侯”是诸侯国，“绥”是由王者政治安抚之地，“要”是甚至可以束缚其腰身的蛮夷隶属之地，“荒服”是荒芜远方的戎翟之地。《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国相当于甸、侯之地，是从中央向远方扩展的顺序：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三辅是畿内，以此为中心向右旋转、涡流状扩展开、由内向外排列。这种郡国的配置是秦始皇帝国所没有的。
出土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郡国的微观视角，正史则是对汇集于中央的行政文书进行整理之后，从宏观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帝国的形象。两者合参，第一次让我们看到汉帝国的全貌。
西汉十一代皇帝陵
西汉末年的元始二年（公元2）的长安人口，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为246,200人，长安自建立二百年以来，作为汉帝国首都的人口达到了近二十五万的大都市。虽然看起来比唐代长安的一百万人口要少，但是如果将实际上长安周边卫星城市合计的话，是一座超过唐代长安的大都市。
西汉十一座皇帝陵都建在长安周围。在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的九代皇陵，东西三十五公里排列开来。在渭水南岸，西安（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上是文帝霸陵，杜陵原是宣帝杜陵、地面至今仍可见巨大的坟丘。西汉时期的特征是在陵墓旁建立城市。高祖刘邦至宣帝建了七个陵邑。陵邑始于公元前231年的秦始皇陵附近所建的丽邑。由居住空间体现皇帝威信的、特异的都市传统，持续存在了二百年。共设置了高祖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宣帝杜陵邑等七座陵邑。
140 西汉皇帝陵与陵邑图 西汉九代皇帝陵并排修造于长安近郊的咸阳原上
新皇帝即位翌年开始建造陵墓，死后完工。陵邑则在皇帝活着时候建成，像是在向当今皇帝宣誓忠诚似的，那里已开始居住人口，通常将地方的财主、豪杰迁移至此。从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殿高台基址上，不仅可以放眼望见陵墓，还可见陵邑的残垣断壁。
141 宣帝杜陵 坟丘东南是已经发掘的寝殿、便殿等祭祀建筑
对于那些远离东方故乡迁徙陵邑人们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地理志》载：长陵人口179,469人，茂陵277,277人。西汉末茂陵人口已超过首都长安，也许是因为武帝的威信吧！长安与长陵、茂陵人口合计702,946人。所余五个陵邑没有人口统计数字，假设相当于长陵的17万人口的话，五陵邑就是85万，长安与七陵邑人口合计155万，是超过100万的大都市。长安与渭水北岸之间以渭水桥相连，霸陵邑与霸陵桥相连，为的是便于皇帝频繁地去陵墓和陵庙祭祀。当然，陵邑的居民也往来于陵邑之间。
陵邑本是地方民众移居的场所，所以相当热闹。所谓“五陵（渭水北之五陵邑）少年”指的是居住于陵邑都市群的无赖少年。如此人口集中的都市群，孕育了经营商业成功的富豪。大都市的消费商品有如：酒、酱、肉、谷物、薪、漆器、铜器、木器、铁器，胭脂红、丹砂、帛（白丝绢）、麻布、绫绢、皮革、麹、枣、粟、盐、豉（豆的发酵食品）、蔬菜等丰富多彩。在长安经营丹的王君房，经营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成为富豪。
《汉书·游侠传》的豪杰
另一方面，大都市的任侠也在暗中活动。武帝的郭解、西汉末的原涉都是作为豪杰收入《汉书·游侠传》的。郭解很贫穷，就作为移居茂陵条件的财富三百万钱而论，无论如何相差甚远。但是，由于他的权势仅饯别金就能收到千余万，所以作为这样一位人物他也被命令移居。他不仅具有替人报仇、仲裁怨仇、藏匿逃犯的侠义之心，还私造铸币、盗墓掘坟，恶行不绝。最终因杀人，以大逆不道罪处刑。
原涉，祖父一辈作为豪杰迁徙茂陵，父亲作为南阳太守死时，县民送上的奠仪千万余钱，一概拒收。但是，为在茂陵造大墓，原涉买土地开墓道。叔父被杀时，报仇之后逃亡、隐匿一年，遇赦而还。当时，报仇这种复仇行为是得到社会认同的。他还不忘施舍穷人。一次偶然路过一无力为死人出殡的人家，原涉见其窘困，虽说是外人也伸手援助：在木牍具体写下死者用的衣被、棺木、饭含（死者口含之玉），让宾客速去市场购买。都会生活的葬礼看来是很费钱的。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遣策，是棺内随葬品的目录。
元帝时，以上的陵邑制被废止。永光元年（前43）将一直在太常管辖范围进行统一管理的陵邑，分属于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之下。
秦咸阳城因为利用了咸阳原的丘陵，排水虽较方便但灌溉与生活用水很不方便，一直依赖井水。汉武帝以后终于修建了成国渠，咸阳原下的耕地灌溉得到改善。渭水以南地域则与此不同，像丰水、泬水、浐水、灞水等从终南山向北流淌的河流很多，具备了丰富而可利用的水资源条件。
在长安城东南，即后来建设唐长安城的区域，有汉代的乐游苑、宜春苑；再向南是东西向扩展开的上林苑。上林苑中饲养了许多动物，是皇帝狩猎场所，还栽培着从地方献上的三千种果树、花草，据说曾有离宫三十六所。当时，在长安城南面广泛分布着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葱郁森林。其间不仅河水流淌，还在上林苑修造了巨大的昆明池。来自昆明池的引水环绕于长安城周围（漕渠、王渠），又进入城中（明渠）。想来，作为城内的给水排水沟渠发挥了其有效的作用。
长安城周边丰饶的自然环境
武帝时有一位叫做东方朔的滑稽家很有名。所谓“滑稽”并非“怪异”的意思。意思是能言善辩，具有像酒从“稽”器流出那样流畅的辩才。他曾将自己的意见写满三千枚简牍，由两名男劳力抬着送到武帝那里，武帝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读完。当武帝要扩大上林苑并建筑围墙时，东方朔也上谏提出上林苑已拥有广大土地不应再扩大的主张。
终南山将南面的长江、淮水与北面的黄河、渭水划分开来。关中是一块特别丰饶的地区，汉离开东方的三河地区，在泾水、渭水之南建都。这里不愧为“天下陆海”的丰饶土地，秦抑制西戎、兼并山东诸国正是由于以此作为根据地。玉石、银、铜、铁、豫樟、檀、柘桑之外，这里培育着丰富的秔稻（粳米）、梨、栗、桑、麻、竹箭（大小竹类），种植着姜、芋。如东方朔所说，西汉的终南山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但是，现在那样的风景早已不见了。因为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
142 上林瓦当 刻有“上林”文字的瓦当。上林苑中饲养、栽培着大量动植物
当我在考察长安县斗门镇昆明池中所立牵牛、织女两座汉代石像时，对当地农民至今仍对石像热心崇拜的举动深感惊讶。同时也使我考虑到从这巨大池塘向长安城开凿漕渠的意义。两个石人像在池中东西各置一方，据说象征着天河。两米多高异样的巨大石像，与汉代画像石所绘牵牛、织女形象实在相去甚远，倒不如说与都江堰所见东汉李冰石像类似，都具有测量昆明池贮水量的水位计作用。如此贮量的昆明池水作为首都长安城生活用水的水源十分重要。长安周边水利与自然环境的实际状态，不仅通过文献，通过考古学资料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王莽篡夺汉王朝
意欲保汉的王政君
居延汉简等汉简中可以见到庶民女性的名字。一个字的名很多，两个字的名也能见到。尤其喜欢使用“弟（妹的意思）”、“足”、“君”、“待”、“南”、“女”、“宪”；二字则多见“女足”、“君来”、“君至”、“王女”、“自予”。其中甚至有“恶女”这样的名字。
143 元后陵 元帝皇后王政君的陵墓。王政君曾一直抵制侄儿王莽篡夺汉王朝的野心
在细君、王昭君之外，还有一位以“君”为名的女性，也牵动了西汉后期的政治。她就是王政君。王政君家有四姐妹：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与男子一样同辈分之间共用“君”字。王莽，字“巨君”，可见男子也使用“君”字。细君、王昭君出嫁匈奴，政君则十八岁入后宫，成为皇后。侍奉过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代皇帝，直至八十四岁之前的六十余年间，她都身处西汉末年的政治中枢。虽说没有王政君，就没有其侄儿王莽，但并不是说二人是携手合作的关系。王政君始终是要捍卫汉王朝，王莽则是准备向汉王朝夺权的。这二位相差二十六岁的姑姑与侄儿间的斗争，左右着西汉王朝的方向。
王政君的故乡是魏郡元成县委粟里，位于下游的黄河之滨。近旁曾经有过名为“沙麓”的山冈，顾名思义是一座由黄河泥沙堆积而成的沙丘。春秋时期这座沙丘崩塌时，有预言称此地将会有“圣女”出现。元帝即位时，王政君二十四岁成为皇后。元帝死后，她儿子成帝时她被称为皇太后，年四十。其后，哀帝、平帝时她作为太皇太后支持着皇帝。到了九岁即位的平帝与后来孺子时期，她已年逾七十还亲自下发诏敕。尽管是女性下诏，亦自称为“朕”。
王政君的兄弟也身居高位。长兄王凤增封五千户,被授予大将军领尚书事官职。外戚以大司马大将军居军事最高职位，而且兼掌尚书参与国政的独裁权力开始于西汉昭帝时的霍光。王凤以舅父掌握着政治实权。
近年发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全国发布的四时月令。元始五年（公元5）平帝去世，两岁的孺子（刘婴）即位，以安汉公王莽为摄皇帝。四时月令不是写于木简，而是写在灰墙上向民众传达的。实物发现于敦煌悬泉置。这一文字资料的确极为珍贵。共五十条，根据季节的不同诏条数有增有减，六月、十二月仅仅一条，一月有十一条，可知是从整部月令中经过取舍，选择出的一部分。由于元始五年（公元5）这一年气候不调，特意选择了这五十条。诏条最后的附记中记述了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下此诏书的经过。实际上，此时的王政君已经不再过问王莽的所作所为了。
王莽当“假皇帝”的策略
元寿二年（前1），西汉哀帝仅仅在位六年，二十五岁夭折。这次机会使王莽得以回到政治的前台。王莽是以大司马领尚书事居于政治中枢的。哀帝死后，作为继承人选中了他的从弟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刘衎，仅九岁，所以实际政治归王政君与王莽掌控。此时王莽号称“安汉公”，的确是取其安定汉王室之意，一面扶植幼年刘氏皇帝，一面经营自身地位。虽说是偶然，平帝元始元年正如“元始”名称所示，恰好是公元一年。
王莽是以自身比拟伊尹、周公。伊尹辅佐殷王、周公辅佐周王，被称为“阿衡”、“太宰”。伊尹为取得汤王的重视，以鼎、俎烹饪，用加调料的例子讲述王道。汤王死后，嫡孙太甲继位，愚蠢而暴虐，伊尹将其流放三年，自己代行政治。周公旦乃武王弟，作为幼小成王的叔父，执政七年。王莽合二者称谓为“宰衡”，进而实行了流放皇帝、取代幼主、摄行政治的步骤。
“摄行”就是代为执行的意思。伊尹、周公都是由于君主蒙昧、幼小而代行政治。但“摄行”是有期限的，三年、七年过后，又归还了王位。王莽在十四岁的平帝死后，选择了恰如周成王的两岁的孺子婴，拥立为太子。孺子成人之后，本应该交还政权。
当时，王莽巧妙地利用了“谶纬”这种预言，实行了不借民意而借天意的策略。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得一上圆下方形白石，上面有朱砂题字曰“安汉公（王）莽为皇帝”。此事不是传到王莽那里，而是先传到王政君的耳朵里，她斥责此为欺天下之物。在王政君的压力之下，下诏天下将“为皇帝”被解释为“摄行皇帝之事”。这总算是对王莽的一种抵制。“为”字既可以读作“成为”，也可以读作“为了”。解释为“为了皇帝”就不是成为皇帝了。王莽也因此首先称“假皇帝”而实行了摄政。所谓“假皇帝”就是“临时皇帝”，即近似“皇帝”。让臣下称其为“摄皇帝”，说到底是皇帝汉室的辅佐者。没有当上皇帝，而是代替幼小皇太子执行统治。这一年改元为“居摄”元年（公元6）。由于没有皇帝，所以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代为皇帝下诏。
西汉至新禅让的闹剧
接下来出现了一位齐郡临淄人辛当梦见过的、叫做“翁”的天公使者。他传达了上帝旨意：汉的火德衰微，天命殆尽，安汉公应当成为真天子。又有名叫哀章的人做了两个铜箱子，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说其中有赤帝之子汉高皇帝所书谁应该成为真天子的内容。哀章于黄昏时分身穿天子服装，扮成高庙神灵的样子。王莽拜受铜匮。王莽通过这种以《周礼》、谶纬为理论武器的方式，举行了皇帝即位仪式，取“新都侯（南阳郡新野县都乡）的“新”为国号，改元始建国元年（公元9）。他亲自执幼小孺子之手，流泪抽泣曰：“如今，我独自受到来自皇天威命的迫使，并不得意！”接着，让孺子从殿上下来，向他北面称臣，揭开了禅让剧的帷幕。
西汉朝向新朝的王朝交替被认为是一种“禅让”。中国王朝的交替从来就有着武力行为的“放伐”，与非武力行为的“禅让”两种形式。夏、商、周、秦、汉（西汉）之间连续的王朝交替都采取了武力革命（天命革新之意），王莽首次以禅让形式成功实现了王朝的交替。作为外戚，一方面不间断地保持了与西汉刘氏王室的结合关系，一方面由安汉公假皇帝，进而成为真皇帝，巧妙地通过非武力形式完成了王朝的交替。“假”与“真”的称呼本不是用于皇帝的。汉王刘邦时期，萧何为丞相，曹参为假左丞相。秦曾经以“左”为上，但汉则相反以“右”为上。萧何为右丞相，是真丞相；曹参为左丞相，是假丞相。战乱时期，左丞相曹参只是名义上的丞相。王莽为假皇帝时，孺子为真皇帝。为了从假皇帝变为真皇帝，所以必须使真皇帝禅让。
王莽在暗中坚决地镇压了反对势力。居摄元年（公元6）安众侯刘崇等作为刘氏一族，以百余人攻打南阳宛而失败。翌年，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叫做刘信的人物为天子，发动了针对假皇帝王莽的十万人反乱，被镇压。翟义提出了激烈的口号：“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平帝是否死于鸩毒（浸泡毒鸟鸩羽的毒酒），当然很难确认。《汉书·平帝纪》仅记载“帝崩于未央宫”，翟义所言不知有何根据。
传国之玺：正统继承者的证明
王莽被说成与秦始皇一样有着豺狼般的嗓音。这种说法来自于形容秦始皇豺声而虎狼之心的表达。王莽身高七尺七寸（约一百七十七厘米），不是特别高。不过，他以虎一般的大嘴呼喊、自信地凝视人时，对人有一种威迫感。
高祖刘邦从秦王子婴那里接受了秦始皇的玺印，后来在汉代皇帝中代代相传，称为“传国之玺”。哀帝之后，因为孺子尚未即位，所以收藏于长乐宫中。
144 皇帝信玺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般政务用皇帝行玺，对诸侯王用皇帝之玺，军事事务用皇帝信玺
汉代皇帝有七个玉印：官吏的印称为“印”或“章”，只有皇帝、皇后的印称为“玺”。七印之中有三个是刻有“皇帝”字样的玺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有三个是刻有“天子”字样的玺印（“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另一个是“传国之玺”。皇帝即位时，在先帝的棺前，或高祖庙前接受“传国之玺”，以表示自己是正统继承人。
皇帝玺印用于国内政务各端（行玺）、对诸侯王（之玺）、军事;天子玺印用于外交（行玺）、天地祭祀（之玺）、军事（行玺）。王莽的目标是秦汉以来代代继承的“传国之玺”。认为只要正当地得到“传国之玺”，皇帝与天子玺自然会到手。
但是，姑母太后王政君掌管“传国之玺”，拒绝交出。她气势汹汹地斥责了侄儿王莽：“我一族蒙汉家之力而富贵，无以报恩，还要乘机夺取其国。如此人渣，狗猪不食其余。我乃汉家老寡妇，欲与此玺一起埋葬，必不可得！”作为女性语言，上面这些话可谓痛骂。王政君最终还是不得已，将汉传国玺，投之于地，最终归于王莽之手。
王莽执意要姑母王政君与汉划清界限，拆毁了元帝庙，改称王政君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八十四岁死去，被合葬于元帝渭陵。说是合葬，只是将坟丘并排而葬。今天，在175米见方的渭陵西北，邻接着90米见方的元后陵。王莽无论如何希望使姑母与汉皇帝割断关系，甚至在两陵之间设计了一道沟，可见其用心执著。
秦始皇、武帝与王莽的共同点
2001年在长安城桂宫宫殿区西北角、雍门附近的四号遗址，发现一枚玉牒（玉牌）的残片。是仅长13.8厘米、宽9.4厘米、厚2.7厘米的小型物。残留的二十九字中可见“万岁壱纪”（壱，同“壹”，“一纪”为五百年大变，三纪为一千五百年）、“作民父母”、“退佞（侫为佞之误）人奸轨”、“延寿，长壮不老”、“封亶泰山，新室昌”等残字。从末尾“新室昌”可知这是王莽新王朝的玉牒，为泰山封禅所制。王莽也希望继秦始皇、汉武帝之后，封禅泰山。由此可见这位意欲从外戚变为皇帝的人物的历史。
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祭祀天地时，有祝文曰：“天地之神，将黎元（人民）嘱托刘秀，为人父母，秀不敢当。”其中亦有“为人父母”一句。所以王莽玉牒残字的原文也应该是天地之神承认王莽作为地上人民父母、进行统治之意。光武帝的祝文在表示谦虚之后，曰：“人称‘王莽篡夺皇位，秀发奋而兴义兵，诛杀乱贼，平定天下，海内人人蒙其恩。上乘天之心，下受元元（人民）仰慕’。”
作为刘秀打倒对象的王莽所提出的“退佞人奸轨”，是赞扬屏退佞人奸轨（政治混乱者）建立新王朝文章的残字。玉牒中的“延寿，长壮不老”是祈求个人延年益寿的。一边祈祷人的长寿，一边通过泰山封禅祈求新室的繁荣，祈愿个人、国家的永存。
145 王莽玉牒的残片（长安城桂宫内4号宫殿遗址出土） 从末尾新室昌”可知是王莽为泰山封禅所制（《考古》2002年第1期）
王莽建立了夹在东西汉刘氏王朝之间仅仅十五年（公元9—23年）的王朝。作为西汉末外戚势力，通过禅让实现王朝交替，成为皇帝。他希望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去泰山封禅并非不可思议。然而，迄今未见王莽实际去过泰山封禅的记载。王朝交替的混乱告一段落之后，他改元天凤元年（公元14），虽有巡行东方的意志，但没能成行。实际上举行过泰山封禅的，是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此后至唐代无人封禅，然后是唐高宗、玄宗以及宋真宗又继续进行。并不是所有皇帝都去泰山封禅的。
新的政治、经济、外交
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复古
皇帝王莽否定了秦汉，意欲彻底回到周代制度。实际上周王朝已经在二百五十六年之前为秦所灭。“周”分为西周、东周，时间很长。被理想化的只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西周时期。回到一千年前的时代已不可能。实际上，王莽是企图实现《周礼》《礼记》王制篇所描述之理想的周代政治制度。他肃清汉制，建立周制就是改革。即便是王朝交替，如此极端的改革在中国史上亦可谓空前绝后。王莽因何如此痴迷周制呢？
周武王时期有八百诸侯，文王时有一千诸侯隶属于周、向周朝贡。秦铲除诸侯，实现郡县，因此二世而亡。汉高祖论功行赏，建立诸侯王、列侯数百国，但数字逐渐消减，所剩无几。王莽谋求复兴周代封建制，建议施行周的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与四等级封地制。官僚名称也都改换为羲和（大司农）、作士（大理）、秩宗（太常）、典乐（大鸿胪）、共工（少府）、予虞（水衡都尉）、大尹（郡太守）、宰（县令）等一类独特的名称。
王莽又依照《禹贡》（关于夏禹所定九州之地地理、物产、贡物的书籍）将全国划为九州，诸侯之数定为一千八百，为的是与周文王时数字相合。另外，还效法周代的二都制，以长安为西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更名“常安”，洛阳易名“宜阳”。按照与都城的距离，划分为近郡、内郡、边郡。全国125郡、2203县的名称，虽非全部但多加改变。地名本来即便王朝交替，也是继续不变的。如此任意更换地名，应该是在显示其彻底脱离秦汉的意志吧！就制度改革来说，虽然很是激进，但官吏、民众由于难于记忆而陷入混乱。郡名也更改为敦德（汉的敦煌，以下同）、西海（金城）、就新（益州）、新中（汉中）、淮平（临淮）、河平（平原）、迎河（渤海）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王莽的故乡魏郡元城县虽改为魏城元城，但几乎没什么变化。
王莽将王朝继汉火德之后定为土德。颜色崇尚黄色，也是祖先黄帝的黄，数字以土德的“五”为成数。还将汉崇尚的红色作为低级官服的颜色，官吏印章一律用五个字。如“含洭宰之印”（京都大谷大学藏龟钮铜印）即含洭县长官（宰）之印，为了合于五字之规，而加入“之”字。
温柔与残忍
尽管如此，这些措施也并不都是纸上谈兵的改革，命令是实实在在地传达到地方的。王莽政治改革的诏书，确实传达到了远方的敦煌，是有据可稽的。在敦煌发现了以下两枚木简的残片：
（上部残缺）以时过可不冒哉。牧监之部，其勉于考绩。（以下残缺）
（上部残缺）获断金之利焉。始建国四年五月己丑下。
公元12年王莽下命令曰：州牧（刺史）与监协作，努力于政务。“断金”一词出自《易经》，是戮力同心，力可断金的意思。在中国今天还有猜字谜的游戏，如“半甜半辣为何字？”谜底是“辞”字。如果问“何谓获断金之利”的话，则是一个政治字谜：“因为‘断金之利’的‘断’通‘卯’，‘利’通‘刀’，所以与‘金’组合的话即‘劉’字。因此，只要团结就能够结束刘氏。”
王莽与在王政君左右掌握政权极尽权势的叔、伯相比，由于早年丧父，具有生活态度严谨的气质。王莽将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时，将得到的两万斤黄金和两亿铜钱的高额彩礼，全都分发给了女儿的侍女和族中贫困者。还收养了兄长的孤儿，对周围的人极富同情心。
但是，他又有连儿子也不宽容而任意斩杀的残酷的另一面。王莽之子王宇反对王莽为隔绝平帝（中山王）之母卫姬及其一族而不许他们入京师的做法。王莽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不希望外戚势力受到威胁。他将王宇下狱，王宇饮毒药自杀；王宇怀孕中的妻子，产子之后被杀。王莽正色地认为即便是自家孩子，办了蠢事也不可宽赦，周公不是亲自杀了造反的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吗？此事件发生于他当上皇帝之前。
王莽是与秦始皇、高祖刘邦、武帝等人物不同类型的皇帝。但是，因受其个性所害，仅一代皇帝的王朝很快终结了。
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
王莽的经济政策无论如何是在追求平均主义。由于以往土地、奴婢的自由买卖，造成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压迫。哀帝时期实行了“限田”，规定土地所有的最大限额为三十顷（三千亩），占有奴碑的数量也要与爵位相应，而且最多不得超过二百人。王莽进一步将天下耕地称为“王田”、奴婢称为“私属”，都禁止买卖。所谓“王田”见于《诗经·小雅》的王土思想，是对“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烈反映。“王田”即这里所说的“王土”，换言之即皇帝的土地。
另外，他还希望以《孟子》等所见“井田”制度来限制土地所有。孟子提倡的井田制，是将耕地九等分为“田”字形，中央一块作为“公田”，其他土地分给八家，每家一百亩作为“私田”。如今，一夫一妻的家庭，成年男子劳动力虽然不足八人，却占有超过一井以上的土地。凡属这种情况的，都须将超出一井的土地分给宗族、相邻的里、乡里，应该让那些无地农民因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得到土地。实施井田制，为的是实现土地所有的均等化。一方面是儒教古代经典的极其理想主义的制度，一方面又沿袭了西汉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政策。
另外，还实行了所谓“六筦”、或称“六斡”的经济统制政策，即六项国家统制政策。“筦”、“斡”是管理的意思，即将盐、酒、铁、山川等资源，以及货币制造、五均赊贷（市场买卖）归于国家直接统治的措施。既沿袭了西汉武帝时对盐铁酒的专卖制和平准、均输法，又依据了《周礼》等经典著作的政策。
权威的确认与象征性货币改革
王莽时期的货币制度，在短短七年中进行了四次改革，共计发行三十七种货币，措施极为复杂。王莽重视《周礼》的理念，复活了战国的刀币、布钱的货币形式，制造了圆形与刀形结合的非常独特的货币，还发行了与实际价值不符的高面额货币。货币铸造伴随着年号制度、统一度量衡的措施，成为用来表现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手段，而不一定是满足经济需求的产物。王莽在其从摄政到以新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过程中，好像随时都在确认自我权威似的，一次一次地铸造新货币。当时，王莽每天见到的是西汉朝的五铢钱。他经常是既愿意接受五铢钱、又对五铢钱越来越排斥，也许这正象征着他夺取政权的心态。
146 王莽的货币改革 复活刀钱、布钱等战国旧货币，创造了圆形与方形连接的独特货币形式，短时间内反复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货币改革是在他摄政时期的居摄二年（公元7）发行了面额五千钱的高额货币“错刀”、五百钱的“契刀”以及五十钱货币的“大泉五十”等三种货币，以此与现行的五铢钱并行使用四种货币。“大泉五十”是效仿周景王时“大钱”而造的，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实重虽仅仅是五铢钱的2.4倍，却相当于五十枚五铢钱的。第二次货币改革是在他即位皇帝、建立新朝的当年，即始建国元年（公元9），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宣布停止使用五铢钱、错刀、契刀，仅仅流通“小钱”（币文：“小泉直一”）和业已发行的“大泉五十”。
儒教主义华夷秩序的开始
王莽时期制造的王氏作镜铭方格规矩镜的铭文曰：
王氏作镜服四夷，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毋极。
王氏造此镜曰：若使四方夷狄服属，则新国家繁荣、人民休息。消灭周边民族的话便可复兴天下，无论何时都能保证五谷丰登。那样，永远可以亲族为重，永远幸福。
这是王莽新政权讴歌自身威德广及天下四方的吉祥用语。所谓“四夷”实际是指北方匈奴、西方西羌、东方东夷诸国、南方蛮夷。王莽对世界的认识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中华色彩。还在他作为平帝太傅、安汉公时，越裳氏献上白雉，黄支国献上生犀，东夷王也渡海献来特产，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为单字姓“知”入朝，西域的良愿等也献上土地表示臣服。在此土地上特意设置了西海郡，与东海、南海、北海并列。儒教主义的华夷秩序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147 方格规矩镜 铭文开头曰“新有善铜出丹阳”
王莽作为皇帝即位后，以彻底的中华思想为基本原则推进外交。王莽的中华思想体现为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理念，认为天下存在二王不合古代经典，于是改诸侯为“公”，四夷的王改称“侯”，如此逐一降格。然而，对那些已经在西汉时被册封为“王”的周边诸民族，特意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收回他们的汉印绶。改授予新室印绶、降格为“侯”的做法，引起周边诸民族反对，陷入极大的混乱。
具体而言，对东北高句丽方面，因其拒绝了向匈奴出兵的要求而予以攻击，王莽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布告天下，改“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强制实行了屈辱性的降格册封。高句丽对此十分愤慨，东北各民族亦纷纷叛离王莽。对北方匈奴单于方面，将西汉授予的旧印中“玺”字降为“印”字，授予“新匈奴单于章”。当单于希望要回旧印时，使者还故意敲碎旧印，匈奴对此非常愤怒。匈奴要求授予与西汉同样的玺印时，王莽甚至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降奴服于”。
王莽向西域各国也派遣了使者，同样将西汉授予的王印收回，更换以侯印予以降格。最终导致了西域各民族对王莽的叛离。将西南地方的钩町王也降格为侯，钩町王邯对此很是怨恨，竟被牂柯大尹（太守）周钦杀害，于是发生邯弟为兄复仇杀害周钦的事件，引起西南各族对王莽政权的反乱。王莽派出巴、蜀、犍为各郡士兵和天水、陇西郡骑兵十万人镇压，但由于边境军粮运输的困难，数万人饿死。如此，周边民族的叛离不仅招致边境治安的恶化，还很快形成与内乱的遥相呼应之势。
对王莽新王朝的评价
对于夹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短短十五年的王莽新王朝，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王莽政权诞生之际，天下人屈从于他；王莽政权垮台了，又都翻脸斥责其为篡夺汉政权。扬雄就曾写过《剧秦美新》这类对王莽的赞辞，批判同样十五年的短命秦王朝，歌颂新王朝。关于“秦”与“新”的不同，如果从各自与周的关系上考虑的话是很清楚的，一个是灭周的“秦”，一个是以周为理想的“新”。
《汉书》也像《史记》那样，以编纂者自身的《叙传》结束全书。紧排在《叙传》之前的《王莽传》分为上中下篇，虽说是列传，但从其编年体记述体裁以及大部头的分量而言，俨然一部“新”王朝的兴亡史、类似于本纪的著述。《王莽传》上篇描述了王莽作为西汉末外戚势力，直至称帝的初始元年（公元8）如何以禅让方式完成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篇描述了王莽建立“新”王朝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至天凤三年（公元16）的王朝政策，下篇叙述了天凤四年以后七年间王莽政权垮台的经过。
班固认为“秦”与“新”走过的道路虽不同，但归宿是一致的。他是从“汉”的立场分析“秦”与“新”的。篡夺汉室的贼臣王莽是与夏桀王、殷纣王匹敌的亡国人物。秦始皇焚烧儒家书籍贯彻了自己的路线，王莽则是企图以儒家书籍掩饰自己的恶行。始皇帝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但仍然活在王莽以及批判王莽的那些人的心中。班固用颜色比喻王莽的时代为中间色的紫色，认为既接近汉王朝的赤色、也接近黑色。
《后汉书》由于是以推翻新王朝为前提叙述建立东汉王朝之合理性的史书，所以对王莽的评价也是一边倒地予以抨击。王莽的确由于过分急于实现儒教国家而导致了失败。尽管受到恶评，王莽的政治理想对后世王朝也的确是有影响的。继王莽之后东汉王朝虽然对王莽政权持否定态度，但实际上在实现儒教国家的意义上又受到其极大的影响。另外，作为中华帝国希望严厉地确立与周边各民族的国际关系秩序方面，王莽也成为后来外交关系的范本。如果从整体中国史的长河而言，这绝不是一个特殊的王朝，而应具有中国古代帝国的一席之地。王莽政权的改革是对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官学化进程中设想的儒教国家结构的最初尝试。
黄河决口时为保坟墓而牺牲民众
王莽当上皇帝第三年的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在下游的魏都决口。至此自春秋以来六百年流淌的河道，从濮阳大幅度向东改变，成为平行流淌于今天的黄河以北的河道。作为一直居住于黄河下游的众多百姓来说，这是一次重大事件。与武帝时一样，王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任其泛滥。总之，任凭黄河向东泛滥的话，王莽祖先的坟墓将免遭洪水侵害。这以后的一千年之间黄河河道没有变动。下一次黄河改道是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再度从濮阳向北流淌。王朝的存在短则十几年，长不过二三百年，而黄河作为自然现象影响却如此巨大。
王莽时期围绕着如何治理黄河有过讨论，出现了各种意见。令人吃惊的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的讨论竟然没有变化。长水校尉关并的意见，是不要让人居住于低洼而经常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那里应该作为洪水泛滥时的泄洪区。大司马史张戎认为“一石水泥六斗”的黄河泥沙是洪水泛滥的元凶。就是说一石的十分之六是泥沙，或者说用今天一升的瓶子装十瓶黄河水的话，其中有六瓶是沉淀的泥沙。就一瓶计算的话其中十分之六是泥沙。现在，三门峡附近黄河泥沙的最大量每立方米高达七百四十六公斤。春夏季节由于水量少、水流弱、泥沙堆积河底使得河床变浅，一旦水量增加就会造成河堤决口。
张戎主张不用堤坝阻塞，让黄河顺其自然地流淌。大司空掾王横主张应该让黄河水回归大禹时期的河道，沿西部山地流向东北。他曾提到《周谱》中“定王五年河徙”的记载。这样的书今天已经失传，应该是周王年谱（年代记）吧。周定王五年的公元前602年，自大禹时期以来的黄河河床出现移动后，直至如今经过六百年又发生移动。他提到的周定王就是楚庄王问鼎之轻重时期的周王。结果是议论纷纷，任何方案也没有付诸实施。
流淌了六百年之久的黄河旧河道并没有立即消失。现在的黄河冲至下游的泥沙中有四分之三、计十二亿吨流入大海，另外四分之一的四亿吨沉淀于河底。假设当时泥沙的量比今天少的话，毕竟是六百年间黄色泥沙的堆积，当时的堤坝还残存了下来。黄河改道之后，淹没于新河道地域的居民失去了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地域的人口密度很高，仅东郡、平原郡在西汉末的人口就达二百三十二万。黄河河道的变迁是一种象征。王莽政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墓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和财产。改革与现实之间是如此不协调。
周边各民族的背叛、造反与政权的崩溃
所谓“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是史书用来行形容一个王朝崩溃时的套话。如果把“新”换为“秦”，“王莽”换为“秦二世”的话，意思仍可通。所谓“昔秦失其守，豪杰并起”就是将当时比作秦末的一种表述。
王莽政权崩溃的原因还在于过急、过激的经济政策招致人们的不满，屈辱的外交政策引起的怨恨。
最终导致王莽新政权崩溃的导火索是内乱的发生。周边各族发生反叛，与此联动着出现了边境地区人民的不满。北边边境为了准备对外战争，从内地向黄河北端的五原郡北假地区征发人口开垦屯田，让他们提供军粮。并州、平州的民众为了躲避征发，纷纷逃亡。天凤元年（公元14）边境发生连续不断的大饥荒。翌年，粮食价格飞涨，威胁着边境二十万驻军的生活。五原、代郡出现了数千人规模的盗贼集团。边境内外如此不安定的形势影响到了内地，天凤四年（公元17），临淮的瓜田仪、琅邪的吕母、新市的王匡、王凤等举兵反乱。王莽对其实施了镇压，向天下发出紧急治安命令。敦煌汉简中有天凤四年的册书，上面说：“命令（没有明记内容，年代为估算）下达至地方县、道官（边境少数民族地方的县）、国、邑十天之后尚未执行者论处。”关于王莽政权的最终结束，将在下一章叙述。
[1]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出自王褒《僮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