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国家的军事与兵制

府兵制及其展开:府兵兵士的世界

军事与兵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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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抱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以庞大的军事力量作为背景,单方面地以强权掠夺和欺压广大民众。从这一前提出发,人们还导出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结论,即认为中国历史是在皇帝专制统治之下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然而,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把广大民众只看作自己进行压制和榨取对象的政权是无法持久的,即使短期内这样的政权可以存在,但要想长时期保持其命脉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维持民众的日常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以及如何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是社会对于一种政权的最基本的要求。当上述这些方面维持不下去时,平时沉默寡言的民众们就会行动起来。不满之火一旦被点着之后,民众叛乱的威力之大及后果之严重,这是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非常清楚的事情。皇帝的权力之所以能正常存在,则是因为对于辽阔的土地以及社会来说,皇权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因而才有其存在合理性。而另一方面,如果一旦民众不再唯唯诺诺地服从皇帝的统治的时候,那么,在那里你所看见的则绝非是所谓停滞社会应有的状态。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期,王朝庞大的兵力以府兵制这一形态被组织了起来。自不待言,府兵制是支撑王朝统治的暴力机器,然而在另一方面,其反过来又有着连接政权(王朝)和民众世界的功能。士兵来自于民众,因而当他们成为士兵,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站在统治压迫一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促使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接近国家的作用。自不待言,掌握权力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了上述现象,同时了解其在制度的运用方面的具体状态。

在中国的历史社会之中,军事与兵制以及支撑它们的士兵具有很大的意义。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从正面对这一方面加以考察的研究积累却不多。人们常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或许因为受这种思想束缚的缘故,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能以公正的目光来审视这一方面,无法灵活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兵制以及兵士的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很关心这一问题,考虑是否能以新的形式来探讨并描述隋唐时代的兵制和兵士问题。即不仅仅将其作为上层的统治手段以及制度上的问题来加以讨论,而且还应该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或者说从支撑其内部的兵士的侧面来进行观察和理解。在本章讨论的主题隋唐时期的兵制和兵士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就包含着我对此问题的关注及研究心得,敬请读者留意。

什么是府兵制?——寻求全新理解的线索

倘若对于隋唐时期的军事力量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其前半期的兵力主要是由府兵制组成;而进入后半期,则是以神策军为中心的北衙中央军和藩镇地方军队构成。在本节中,首先看一看前半期的府兵制。

通常关于府兵制一般的理解如下:府兵制乃是始于六世纪中叶即北朝后期的西魏,完成于隋唐时代的兵制;即基于均田制而分到土地的农民(均田农民)作为回报而由国家征兵的制度。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不能随意移居,同时必须给国家或缴纳租庸调(再加上杂徭),或是取而代之负担府兵制的兵役。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的命运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之一出现瓦解则会导致全盘崩溃。

然而,为了让上述解释站得住脚,则必须跨越几个障碍。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府兵是租庸调的一种取代形式的话,那么,由府兵组成的正规军即国家军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呢?作为兵士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以及作为国家军队应该具有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又是如何被保证的呢?

根据法令来看,到二十岁左右一旦获得府兵身份以后,按照规定一直到六十岁为止都不能摆脱这一身份。这似乎看起来很合理,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担任府兵,等到体力衰退以后再回归农民身份。但实际上,府兵和农民之间并不能自由地转换身份。

让我们举例来看一下。府兵制这一制度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其组织形态,即在全国设置“府”(军府)这样的单位(军团),以此为中心来集结兵力。这种集结兵力的方法始于分裂时代的三国魏的都督府,当时作为地方的军事据点,在各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以此为嚆矢,拥兵的军府开始普遍设置于全国各地。在其基础上,再加上当时进入华北的北方游牧民族军团,两者融合的结果便产生出了隋唐的府兵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兵士(府兵)从一开始就和一般农民的情况不一样,二者处于不同的立场;而且,府兵制的成立背景也和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租庸调制及均田制不同。也就是说,粗略看上去具有密切关联的三者的关系,无论从实际状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其实都有着相当的差异。

尽管如此,在历来的解释中,大多数的意见却都认为府兵是农民所承担的一种役务,所谓府兵也就是等同于农民兵。的确,农民兵既老实又节省费用,但是仅凭这些,他们就能够胜任正规兵士的要求吗?

我们应该注意到:府兵们一方面看上去像是农民,但同时其又处于与国家权力末梢相连接的位置,因而府兵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军事支柱,但同时其也是链接国家和民众世界的重要的管道。因此,为了弄清楚府兵制所具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作用,我们就有必要摒弃以前的固有观念,即必须从认为府兵就等于农民的所谓兵民一致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更加灵活地重新审视府兵制这一制度及其实际状况。

隋唐府兵制的建立及其展开

正如在前文提到的那样,作为府兵制的特征来说,其中心在于设置府(军府)且使兵士(府兵)隶属于这一军府,据此进行战斗和治安的动员。就狭义的府兵制而言,一般理解其只有从六世纪中叶的西魏开始到八世纪中叶为止的大约两个世纪的历史。其实府兵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三国时代,并非突然出现的制度。也就是说,分裂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加入等因素,同时再加上时代对于国家正规军的需求高涨等因素合在一起,才导致了府兵制的出现。

长达两个世纪的府兵制的历史,以隋开皇十年(590)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已经提及了这一方面。简单地说,在此之前,兵士(府兵)之家与农民在户籍上是不同的,分别为兵籍和民籍,即处于所谓兵民分离的状态。相对于此,开皇十年废除兵籍,将二者合并统一为民籍,也就是说无论兵士还是农民都成为同一个户籍。但是仅仅就此是否就可以说兵士和农民合二为一了呢?事情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让我们看一看开皇十年以后府兵制的历史,首先看一下隋炀帝时期的情况。炀帝致力于扩充府兵制,将原来主要设置在关中的军府扩展至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炀帝又把军府名称改作“鹰扬府”,并将其命令系统改为“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鹰击郎将)—校尉—府兵”的形式。所谓“郎将”就是军官之意,郎将的地位只是局限于向下级传达皇帝的命令。这样一来,将军作为负责人主导军府的阶段结束,皇帝命令直达基层的新的指挥系统宣告形成。

以这样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府兵为后盾,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为了平定高句丽而跨过了辽水,结果却惨败而归。远征高句丽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府兵兵力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被自上而下强制征兵组织起来的府兵从一开始就缺乏战意,士气低下,因而远远不是为保卫国家而战的高句丽士兵的对手。

炀帝倾注精力打造的府兵就此崩溃。于是炀帝开始重新招募了一支叫作“骁果”的部队,作为军队的中坚力量。“骁果”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迄今为止从现存体制中漏网的各地精壮,二是京城恶少无赖等人。他们在因为成为骁果而得到出人头地机会的同时,全家被免除了赋役,并且因战功可获得晋升奖赏。

唐太宗在重建府兵制时,充分地汲取和参考了隋朝的教训。首先在设置军府的区域上,在长安附近集中了超过占总数四成的军府,余下的一大半也都主要配置在了洛阳、太原的周边地区。这样做显然出自于对隋炀帝分散兵力政策的反省,也可以说是回到了隋文帝关中本位政策的轨道上。另外一方面,唐太宗汲取了骁果制的优点,基本上继承了隋炀帝建立的鹰扬府体制,只把军府名称改为“折冲府”。这样一来,到贞观十年(636)时,唐朝已经全面地确立起了自己的军事体制。

军府与府兵

唐代府兵制的柱石军府(折冲府)按照人数分为上府、中府、下府三个等级,人员编制最初分别定为一千人、八百人、六百人,其后又各追加了二百人。由于军府的总数约在六百所以上,因而推测唐朝的常备军人数刚开始时约为四十八万人,后来增加到六十万人左右。

军府以“折冲都尉(相当于隋朝的鹰扬郎将)”为负责人,组织系统如下所示:

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别将、长史)—校尉(团)—旅帅—队正、副队正(队)—火长(火)—卫士(府兵)

从折冲都尉(上府为正四品上)到队正、副队正为止都有官品,在形式上均由中央任命。军府的作用首先是从周围的居民(农民)中选拔可以成为府兵兵士的人,将其登记在册,并对其进行战术等军事训练。在此基础上,府兵们除了去担任京城的警备或边境的防卫等任务之外,遇到战事时则上战场,有时候也担任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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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唐折冲府分布图 唐太宗从军事方面汲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把折冲府集中设置在长安以及洛阳一带,从而确立了新的军事体制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一旦作为兵士被登记注册者,一直到六十岁为止都不能脱离该身份。因而可以想象这些登记名簿同时也具有兵籍的性质,即相当于开皇十年开始的兵民一体的户籍体制中的所谓“兵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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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隋唐卫府表 卫府的()内表示所属府兵(卫士)的名称

府兵只是一个通称,正式称呼叫做“卫士”或者“侍官”。中央一共有十六个“卫(禁卫)”,其中十二卫拥有直属的军府。如果从军府的角度来看这一情况则是,各个军府分别隶属于中央十二卫的其中之一,根据与京城的距离,譬如五百里之内的话就分为“五番(五班)”,各“番”每隔一个月(三十日)换防一次,轮流赴京城执行警备任务,称作“番上”。所谓“卫士”即指中央的“卫”所属的武士,“侍官”来源于侍卫天子的武官之意。日本用“侍”来表示武士,其词源或许就来自于此。不管“卫士”还是“侍官”都是与皇帝及中央有直接关系的荣誉称号,由此来看,很明显府兵与农民是不一样的。

由于军府直属中央各卫,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多远都应该“番上”。根据规定,即便是超过两千里(约1100公里)的远方,若是十二番的话,各番要分别赴京执勤一个月(参见《新唐书·兵制》);若是九番的话,则要分别入京执勤两个月(参见《唐六典》)。然而这样一来,仅仅往返一次就需要很长的时日,军府的负担过重。而且,如果是驻防在边境附近的军府的话,与其让其长途跋涉到京城,倒不如使其把守边关更为重要。所以设置在遥远的边境之地西州(吐鲁番)的四个军府,兵士们虽然名为“卫士”,实际上却没有赴京城“番上”,而是专心于其防区内的“镇戍”及“烽堠”等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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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西州附近军府分布示意图(○=县城;△=军事据点) 隶属于西州地区四个军府的兵士们不去京城执勤,而是在西州辖区五百里以内执行防卫任务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推测当时的“番上”制度在实际运用方面当存在一些灵活的做法,对于设置于地方要冲的都督府以及边境附近的军事据点来说,很可能采取了从邻近的军府“番上”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是距离京师很远的地方,实际上的“番上”范围却并不太广,平均来说大致在五百里(约280公里)之内,以每“番”执勤一个月为基准,实施五番(五班)制。

但是,即便是这样,对这些府兵的称呼却未变,仍然叫他们卫士(侍官)。让这些兵士拥有中央正规军的荣誉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不仅可以确保兵士们在地方上的优越地位,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对于中央的归属意识。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一盘散沙式的军府,实际上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其后的这种政治策略的作用。

府兵兵士的状况

让我们再稍微看一看府兵兵士的状况吧。关于府兵兵士的地位负担等情况,按照历来的说法,一般的解释如下:从府兵的负担原来就比一般农民沉重这一前提出发,因而府兵兵士多来自于“高户多丁户(户等较高而且成年男子较多的家庭)”;另一方面,只要“纳资”即出钱也可以免除兵役。可是,关于这种“纳资”制度,无论是在相关制度的规定上,还是在实际的史料中都无法得到确认。

作为显示府兵兵士负担沉重的证据,经常被举出的事例主要有兵士必须自筹自备粮食及武器等,以及农闲时期的十二月份的军事演习(“季冬习战”)。然而粮食是兵士本人在军府要消费的东西,在其赴京师执勤以及守卫边关时则由朝廷另外提供口粮。即使说到“季冬习战”的负担,似乎也看不出有人们形容得那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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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唐代武士石俑的武装 兵士(府兵)外出以及赴京城执勤时要带上弓箭及横刀之类武器。以此向不能携带武器的一般人宣示自己的优越地位。对于府兵来说,还有获得勋官以及各种奖赏和荣誉的机会

至于谈到个人应该准备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弓一张、矢三十支、胡簶(箭筒)、横刀、砺石(磨刀石)、大觽(大刀)、毡帽(毛织帽子)、毡装(毛织军装)、行滕(绑腿或者军靴)各一个”。这些通常的武器装备,是不允许一般老百姓拥有的。若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一种负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装备又是兵士们向一般老百姓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象征。日本的武士以及西洋的骑士所配备的武器装备,通常不也是自己准备的吗?

虽然军人是拿性命做赌注的职业,但只要是建立了战功,就可以获得勋官的头衔或得到奖赏。对于兵士来说,勋官乃是一种足以向地方炫耀的十分特殊的待遇及非常风光的荣誉。此外,有机会晋升为军府的军官,从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很有吸引力。

府兵最基层的单位叫做“伙”,由十个人组成。但是出外执行任务则是以二百人构成的“团”或者是五十人的“队”为主。他们的所属用团名来表示,团名则取自于校尉的个人的名字。而且,校尉(从七品下)以下到副队正(从九品下)为止的军府官的所有职位(品官)都向普通的府兵开放,干得好的兵士都有望获得晋升。

府兵从没有承担其他役务且年满二十岁的成年男子里选拔,不用说是以农民为主体。他们一旦在府兵登记,原则上其全家将被免除租庸调。府兵本人在没有出外执勤任务时从事农业,通常则在军府接受训练,大致每过五个月赴京城执勤一次即番上宿卫,有时候也去防守边关要塞。守边主要是去北方边境的镇、戍等要塞,或者是在都护府负责警备工作,但是关于其实际上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具体又是如何运营的等问题却不甚了了。按照一般的理解来说,府兵服役期间要去履行一次为期三年的守边任务,但是也有可能原则上任期为一年。

如此看来,卫士(府兵)的根即便与农民联系在一起,但却和被束缚于土地上的一般农民在本质上不同。历来认为,府兵被强加上了比农民更沉重的负担,然而稍微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制度上,府兵实际处在比农民宽松的环境之中。此外府兵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诸如有机会到其他地区接触到外边的空气以及信息,可以得到一些回报,同时还能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只要是国家军队的士兵,得到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因为有这种环境,国家正规军的专业素质及其积极性才获得了保障。与此同时,府兵制所具有的连接民众与唐朝官方的作用,也通过上述这些环节而自然地凸现了出来。

府兵制的变质与崩溃

从唐太宗确立府兵制起,在经过了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作为唐朝的柱石之一、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府兵制终于开始出现了破绽。

进入七世纪末的武后时代以后,随着主要的关注点转移到内政方面,唐朝对于边境的控制弱化。趁此机会,已经迁徙到内蒙古的阴山山脉附近,并早已臣服于唐朝的突厥(东突厥)于永淳元年(682)再起,返回北方故地再度与唐朝对立。受这一动向的刺激和影响,东北的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一带也动荡起来,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发动叛乱,高句丽系统的大祚荣借机逃出开始着手筹建渤海国。另一方面,西方的吐蕃也开始经常骚扰唐朝的疆域。

唐朝为了对应周边诸民族,一方面在其领地内设置了都护府,以起到军事震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同时又给这些部族的首领授予唐朝的官职,允许部族的自治。这种政策被称作羁縻政策。在羁縻政策发挥作用的时期,唐朝无需在边境上驻扎很多军队。但到了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仅仅是过去的系统已经穷于应对新的动向。破绽陆续开始出现于中央、地方、边境三个方面。

这种情况首先显现在边境方面。为了对抗来自于周边诸民族的压力,唐朝逐渐后撤了漫长的国境线,取代之前的镇戍制,重新设置了“军”、“城”、“守捉”、“镇”等防御据点,并分别配备了数千甚至上万的兵员及战马。其后又增加了“军”、“城”的数量,到开元末年时扩大至四十余“军”、四“城”、十“守捉”、四“镇”。为了统辖这些急速增加的军事据点,于是又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的设置始于景云二年(711),当时将甘肃的凉州都督府改为河西节度使。以此为开端,其后的十年间先后在边境地带各地设置了十个节度使,总兵力达到五十万人,军马近七万匹。

作为募兵被派往边关的这些兵员最初叫做“健儿”,其后又被称作“长征健儿”。作为服役的回报,“健儿”享受分配土地、安置家属、免除赋税的优惠待遇,而且他们的吃饭穿衣等也都是由官府提供。当时正值武周政权时期。在这一时期,696年发动叛乱的契丹突破了唐朝的防线,以破竹之势开始大举南下。突厥也趁机侵犯河北,华北东部一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地区原来设置的军府就很少,加之这些军府又长期处于兵员欠缺的状态,因而朝廷遂急忙招募农民,给予其一定的报酬,组成乡土防卫军。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地方保安部队被称作“武骑团”或“团结兵”,由于他们的存在才总算让朝廷度过了危机。

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认为,无论是边境的“健儿”,还是华北东部的“武骑团”,这两者都是在本质上与府兵制完全不同的新兵制(新兵种),系其后出现的佣兵制(募兵制)的滥觞。从而把这两者的出现视为从府兵制到佣兵制的转折点。的确,“健儿”和“武骑团”都是扎根于本地,没有像府兵那样赴京师宿卫的任务,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所属部队的将军的依存度也都比府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