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

在各位阅读本书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件事。这就是本书中所讲的中国史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史有些不同，它是从另一些视角来进行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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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将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重点，试图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历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文化地域拥有怎样的历史特性，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经历了幻影般的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般认为幻影般的夏王朝及商王朝、周王朝是“天下”的王朝。这个“天下”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多个文化地域的集合体。然而实际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虽然也有通过陪都之类的方式将统治区域扩张到其他文化地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一个王朝统治的是一个文化地域。

因此，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是在文化领域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点，自然而然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这些领土国家都是以历来存在争议的领域为基础建立的。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各有各的中央政权，并在各自的中央政权下开始了官吏统治。支撑这一官吏统治制度的是文书行政制度，而文书行政制度的背后则是作为法律制度的律令制度（之后不断得到完善）。秦始皇将秦律施行于天下，在唯一的皇帝、即唯一的中央政权之下开始了官吏统治制度。秦始皇的这一统一举措与文化地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

由于这一关系被忽视，导致了历史观开始出现扭曲。

在商王朝或周王朝所统治的范围，在大国商与周之下，还有许多附属小国存在。而战国时代以后的国家体制是大国将吞并的小国改设为郡县，并在中央政权的主导下派遣官吏至地方实施统治。这和商周时期的国家体制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大国统治小国的体制到底覆盖了多大范围？当我试着弄清楚这一问题时，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范围的制约。这一范围并没有秦始皇统一的天下那么大。

战国时代的诸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对之前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进行了论述。而关于战国时代的诸国所论及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问题就在于这三个朝代都统治过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对于这点，如果我们查阅战国时代成书的史书，只需确认史书内容，就能立刻明白“事实”。这一“事实”虽然不可否认，但却鲜为人知。

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而这一“天下”等同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所统一的领域。导致这个观念形成的原因在于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天下，之后有《史记》的成书，而《史记》的记载给我们一个观念，即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是天下的王朝。这也是《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与战国时代史书所示的“事实”却明显不同。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点却也鲜为人知。

“天下”包括若干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并且这一文化地域从面积而言，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日本那么大；而从直线距离而言，则足足能将从关东到九州的空间含入其中。（参考图3）

因此，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的展开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即：

（1）地域内存在多个农村的时代。

（2）形成带有城墙的城市（小国），农村附属于这些城市而存在的时代。

（3）在小国中出现小国不得不依附大国的时代。

（4）大国的中央政权吞并小国，并开始派遣官吏、施行文书行政的时代。

在经历了以上这四个时代后，秦始皇吞并了各地，统一了天下。天下统一则意味着将若干与日本国土差不多大的地区统一置于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秦始皇的天下之大，可以与现在的欧盟媲美了。

而统一后的历史都可见于本书以外的论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也作为军事区或监察区，发挥着一定的功能。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在郡下设置许多县，而这些县就相当于以前的那些小国。从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大国可知，郡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进行分割后形成的行政单位。

郡下所设的县，皆为过去所灭的小的城市国家的后裔。要是在日本寻找这类后裔，则有江户时代的大小藩，或律令时代的国、郡等。半径20公里左右的面积是个问题。日本以前虽然没有带有城墙的城市，但却有集若干聚落而成的小国。也有人认为环有沟濠的聚落是国的中心。我们暂且将其作为比较对象。

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前文中（3）和（4）的时代。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统治日本国内诸国的时代相当于（3）的时代，而到制定自己的律令为止的时代相当于（4）的时代。因此，把日本的时代作为比较对象来阅读本书更有益于对内容的理解。

从商到周的时代也是汉字在商或周王朝的中央地区广泛使用的时代。当时地方诸国的事情尚不清楚，我们似乎很难断言汉字已经扎根于商周以外的各国。

在日本，律令时代撰写的书籍总会对过去的时代有所记载。中国也一样。战国时代各国所著的书籍都有对先朝的记载。而描述前朝的态度和立场则受到成书时代的制约。不仅在记录上受制约，这些书中甚至会添加一些子虚乌有的内容。哪些是被后世添油加醋虚构出的历史？而哪些又是如实记录的事实？

到了这个时代，曾经被口头传承的一些简单的历史已经可以用汉字来记录；而这些文字记录中有后世添加的内容。原本简单的事实是怎样变得“丰满”的？作为原型的简单历史中所不曾有过的虚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提及日本历史时，中国史书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对照中国史书，我们能细致地研究、甄别日本史书传承内容的真伪。然而说到中国历史，当我们回溯到传承内容的真伪被质疑的时代后，我们却无从寻找可作为参照物的外国史书文献。

我们以外国史书作为参照物，对本国后世史书所记录的“事实”真伪进行鉴别。对日本学者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而在研究中国史时，我们应该如何来实践这一方法呢？

在中国也有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悠久传统。然而，对于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研究，即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重点来研究的这一方法，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用其来研究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

而本书的重点将放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上，试图对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史进行分析和研究。

正如日本也有若干势力相互对峙的时代，中国在（3）（4）的时代，其文化地域上也有若干势力相互对峙。此外，中国也有像（3）的周朝这样若干文化地域臣服于一个王朝受其统治的时代。

大国的中心城市在其统治领域内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包含了这种特殊城市的领域在其文化地域中被看做是畿内。如果在同一个文化地域中的多个大国相互对峙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地域中也存在多个畿内。

战国时代史书所记载的“事实”

本书在体裁上也下了一些工夫。我将会选取一些古书的“原文”进行翻译，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说明。

如果没有译文，则尽量避免对“原文”进行介绍。相反，我会通过解释和说明来向读者传递信息。不过，对于本书将要讲述的内容，如果只按这种方法来展开，可能大家对于过去的历史记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更加不得而知了。

在记录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前的历史典籍中，有些原始史料的“原文”真伪是有问题的。这些“原文”中，既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成书者，也有汉代以后成书者。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普及读物几乎都是根据后者，即根据汉代以后的史书为基础展开历史论述的。本书则与之相反，试图用前者，即战国时代的史书为基础展开说明。其结果就是，本书中将出现与历史普及读物截然不同的“事实”。既然与传统观念相悖，我自然会展示充足的证据，以免读者对历史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尽管如此，说到史料的译文，其质量优劣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希望各位读者擦亮双眼，以辨真伪。如果各位认为译文的精准度非常重要，那我也只有拜托各位适时地参考原文。不过，若蒙各位姑且信任，耐心将本书文字阅读完毕，实属鄙人之万幸。

我将在介绍“原文”时，适时用我自己的语言进行简单解释和补充。这种对读者的良苦用心也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即认为只要有补充说明的文字则不看“原文”也无妨。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如果省略掉“原文”，大家可能就无法弄清楚传统历史观为何谬误、而我口中的“事实”为何值得相信。我的解释文字变成对“被记录”的“事实”的介绍文字后，本书的体裁就会变得非常难懂。因此本书也注意尽量少用解释文字。

话虽如此，本书中实际引用介绍的“原文”并不太多。况且读者只需阅读“原文”的补充说明文字即可明白其内容。所以阅读时直接跳过“原文”，只看说明文字的方法多少能节约一点时间。但是如此一来，对于传统历史观已经先入为主的读者而言，恐怕会产生一种“这是真的吗”的怀疑。何况就算跳过“原文”不读，恐怕实际上也节约不了多少时间吧。因此，在大家产生疑惑之前，我还是建议大家静下心来读一读“原文”。

大家所熟知的历史普及读物中所介绍的内容与战国时代的史书所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这是因为这些书籍都忽视了战国时代的“事实”。而在众多事实中，本书能介绍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但是我仍然希望读者能近距离接触这些战国时代史书中记载的“事实”，亲自去确认到底什么是“被记录”的“事实”。

本书中所介绍的“被记录”的“事实”是由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编撰的。这些领土国家的国家领域，正如前文所述，皆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而形成的。集合这些文化地域而形成的“领域”就是所谓的“天下”。秦始皇统一了这个天下。而战国时代的理论作为更广大的天下理论被重新归纳理解。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就是以战国时代的理论为基础来记录的。这些王朝的时代，实际上是大国统治小国体制形成的时代；而对这些时代进行记录的战国时代，其国家体制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形态了。战国时代的国家体制是将曾经的小国变为县，并派遣官吏进行管理，而由中央政权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因此，战国时代的史书所描绘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变成官吏统治的体制了。

对于后世史书的记录深信不疑并加以使用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就像我们看古装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一样，大家很容易把电视中呈现的东西当成事实。这是很危险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观察，并且拥有分辨真伪的判断力。

古装剧很有趣，而且也易懂。古装剧的材料也是人为“写”出来的。大家想要融入古装剧氛围中的心情也是很好理解的。那里有幻想出来的美妙世界。古装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穿梭往来于虚幻和现实之间的愿望。

但是转念一想，沉浸在游戏等的空想世界中，最后做出“杀人”的举动，这类悲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人们在追求有趣的太虚幻境时，应该创造一个警告的场所告诫人们不要在虚拟的世界沉迷太深而无法自拔。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个王朝被称为“三代”。在记载三代历史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后世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哪些地方在什么意义上是虚构的？让我们耐心观察，拭目以待。

“大国”的势力圈

本书所涉及的商王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023年）、周王朝（公元前1023—公元前255年）都是作为“大国”，在比较长的时间都威慑到了周围的城市。商的势力波及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而周则在陕西一带，以镐京为首都，在河南一带，以雒邑为陪都，威震周边诸地。虽然大家只关注使用汉字的商和周，但商周时代，其他文化地域也有“大国”存在。是否使用汉字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青铜器文化的形态。

商王朝之前的夏王朝时代并没有发现汉字。夏王朝的都城是考古学逐步弄清楚的几个大城市中的哪一个，目前还没有定论。关于夏王朝的有力观点，本书之外的另一卷将会有其他学者的详细描述，参考《中国的历史》第一卷宫本一夫所写《从神话到历史》。商朝以前的时代是有考古学上已探明的“大国”的。然而，哪一城市才是“大国”夏王朝的首都，目前决定性的材料还不充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何况可能还有未发现的城市遗迹，这点也不得不纳入考虑范围。

周王朝于公元前8世纪被迫放弃王都镐京，并将一直以来只做陪都使用的雒邑定为新的首都，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为止，这段时间被分为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5世纪）与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21年）来研究。

春秋时代，周作为河南一带的“大国”存在，而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山西出现了“大国”晋，山东出现了“大国”齐，陕西出现了“大国”秦，长江中游流域出现了楚，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吴与越（参考图1“春秋列国图”）。这些国家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基础而建立的“大国”。

用官吏来管理这些“大国”势力范围的统治方法，从春秋时代起就逐步开始实行了。铁器的普及正好加速了这一变化。某个城市成为“中央”，而灭亡的城市变成了“地方”。然后从这个中央开始派出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进入战国时代后，这个变化则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曾经的那些“大国”的势力范围内，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在不断成长。

众所周知，日本古坟时代也是诸“国”林立。这些“国”保留下来并聚集成“大国”。从这个时代开始，这些“国”便逐渐进入了被派遣官吏的律令时代。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些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史官笔下的历史自然也是站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基础上，以大国统治下的势力范围、即以成为战国时代领土国家领土的母体的地域为前提，来描述过去的历史的。如果在曾经的大国的势力范围内，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就会产生将其国家领域给予特别地位的理论；如果曾经的大国的势力范围内有多个国家都发展起来，就会产生把这些国家的领域，即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给以特别地位的理论。

在给予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特别定位的理论中，如何对夏、商、周三代进行历史定位就是战国时代各国所讨论的三代的历史内容。

关于三代的历史事实，学者们一向是根据考古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至今为止，这些研究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和成就。但是这里有个巨大陷阱，那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受以“天下”为框架的史书《史记》的影响太深。一旦把视点太过置于“天下”，眼睛就会模糊不清。如果眼睛被蒙蔽，则原本清楚的事实也会看不真切。很多人都是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来看待考古遗物的。

对于各位读者而言，大家究竟受那样的束缚有多深？大家不妨以本书为一个小小契机来一探究竟。到底什么才是“事实”？战国时代的史书中“被记录”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汉代史书中“被记录”的“事实”到底又是什么？本书会像赌徒揣摩对手的心思一样，对所有史书的成书背景进行探索和研究。相信这会是最好的方法吧，可以保护各位读者纯洁的灵魂不受那样不好的浸染。

杞人忧天

那么，要是恶魔披着天使的外衣来到，各位读者会怎么办呢？恶魔非常喜欢糖。天使也喜欢糖，但往往也会带着一些苦口良药到来。

分辨的方法有很多。事物都是有来龙去脉的，所以我们不能武断行事。但是对于简单易懂的“糖果”的珍视与对于冷静观察“事实”的这种“苦口良药”的珍视，是不能混淆的，需要我们仔细考虑。从仔细考虑开始，人们才能找到辨别真伪的良方。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虽然不可能模仿天使，但是我能做的大概只有提醒大家，要判断情况的不同，并且深思熟虑。

所谓简单易懂到底是什么呢？恐怕以人们公认为常识的历史观为基础，去理解所谓的事实，其结果就变成了非常浅显易懂的东西吧。但是，如果我们以非常识的历史观为前提来展开话题，估计大家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和常识格格不入的地方。

用事实适应常识，这种适应的方法是比较快乐的（最多也就做做比较而已），也容易被人们接受。挑拣重要的关键词也很容易，快速阅读也不困难。因为简单便过于信任和依赖常识，结果只能有意识地曲解事实。虽然这是断然不行的，但却也是一种有效的叙述方法。

此外，即使有难以否认的“事实”，还是有人有方法完全无视其存在。采用这一方法，对于书写者而言的确比较轻松。对相互矛盾的“事实”视而不见，对缺乏根据的“事实”放任自流，也许这对读者也是快乐的。然而，虽然虚幻的梦境都是很好描述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加调查，便能立刻发现推翻它的证据（这些证据无论如何都是事实，而不是空想出来的）。因此不加以考证的做法是很危险的。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无视“事实”，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就会留意非常识性的历史映像，如此一来，在那样的历史映像下如何朴实地记述事实，思考这一问题是件恼人的苦差事，对读者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是一知半解地速读，就会积累一些以“常识”为铺垫的误读，事实与事实间就会演奏出不和谐的音符。这样的话，就越发感到“难以理解”。

有些人恐怕是这么认为的：“大国统领小国的体制，这个问题我懂。二战后不久，学者将大小城市称为邑，他们将这种国家体制称为邑制国家。商周作为邑制国家的顶点，把小于此后的天下范围的地域作为其势力范围。这点也知道。”

尽管我们假设这种常识存在，本书还是一本“难懂”的书。为什么？因为按照常识来说，许多人都认为不存在与商王朝相对抗的其他文化地域和大国，也不存在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其他文化地域和大国。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关于商周与其他地域之间战争的记载，这说明不同文化地域的政治性统合体之间分别发展到了各自的顶点。而我们的常识中并没有这一概念。因此在这样的常识下，大家必然也没有意识到商周各自所在的文化地域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这种常识不仅将夏、商、周看做天下统一的王朝，在面对下面这个问题时，更是无法向我们交出满意的答卷—秦统一天下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什么还以监察区或军区之形而发挥一定的功能？

在考古学中，人们经常讨论的对象是“威信财”（威望物，prestige goods）。“威信财”是承担祭祀的核心功能并维持政治权利的重要工具。学者具体论及的威信财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围墙聚落发挥着军事作用，它们根据大型建筑的形态及面积的大小而社会性地统合着周围成为大国城市。在社会性地统合的场合，威信财发挥着机制作用。被统合的范围有大有小，规模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这样的政治性的统合体至今也没有发现文字。在使用汉字的商王朝与周王朝的文字记录中，作为战争对象的地方外族的地域中也形成有政治性的统合体。如果邑制国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这一点，那它与本书论点有基本相通之处。然而，至今为止，尚未有人这么讨论过。

因此，“了解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其实是在无视不同文化地域存在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成立的。这样一来，本书就会变得更加“难懂”了。因为本书仅仅是将作为这种政治性统合体之一的商王朝和周王朝的政治秩序作为问题来讨论的。此外，原本只不过属于被限定的城市的汉字，却变为使用横跨几个政治性统合体的广大地域之中，进而作为维持文书行政制度的工具而发挥着作用。这之后的政治秩序的构造到底与商、周王朝的政治秩序构造有何不同，这点也是本书想要进行讨论说明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实际上许多读者看书时都不仅能速读，更能准确把握前后文关系，正确理解文义。所以，以上赘述也许仅仅是我个人的杞人忧天罢了。

也不知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