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

所谓古代的“事实”为何物

众所周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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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涉及的时代是所谓的“三代”—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夏王朝为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朝代,商王朝则是其后的王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战国时代随之落幕。

按照大多数人熟悉的历史观,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皆始于英明神武的真命天子,最终毁于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西周末期,昏庸无能的周幽王断送了西周王朝,其子周平王迁都至现今的洛阳一带,自此春秋战国时代便拉开了序幕。周王朝的权威一落千丈,诸侯割据,群雄争霸。这个时期就是大家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

根据这个历史观,夏王朝始于禹。大禹之德不仅恩泽中华,还远播周边的野蛮之地。这个天下的王朝也渐渐衰败,直至暴君夏桀出现,夏王朝灭亡。推翻夏桀,建立了新王朝的人是商王朝的成汤。成汤的圣德不仅恩泽中华,也远播到周边的野蛮之地。而这个天下的王朝也日益衰败,直到出现了残暴的纣王,最终商王朝走向灭亡。夏桀和商纣后来成为无道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一词也广为人知。

推翻商纣统治,建立新王朝的人是周武王。在武王之前得天命的是周文王。此后,周文王、武王之德恩泽中华,还惠及周边野蛮之地。然而这个天下的王朝也逐渐没落,出现了昏庸无道的周幽王,周王朝也走向毁灭之路。

周幽王被杀之后,周平王将王都东迁。都城东迁之后,周王朝恢复了短暂的威望,但大势已去,没能改变不断衰亡的命运。代替周王朝统领诸侯的是各大霸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五霸(说法之一),赫赫有名。然而这些霸主皆行霸道,却未兴王道。最后以此霸道统一天下的是秦始皇。

说明上的遗漏

相信以上事实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然而前文的说明中有着很大的遗漏。

第一,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个时代: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文书行政开始出现,而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也在不断成熟完善——这个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在此之前,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尚无文书行政的联系,更不用提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存在了。也许许多人都在无意识中想象这种制度的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谈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然而三代并非这样的社会。

战国时代催生出了新的社会形态,其原因在于铁器的普及。铁器出现的时间其实还更早一些,不过说到普及还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我们从出土文物的形态和城市增加的状况可以看出这点,但大家对于这一点还普遍认识不足。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存在的“国家”(城市国家)。不断有物资从地方小国纳贡到中央大国,而成为中心的大国与地方小国在军事上也是同盟关系。中心大国口头发令,而附属国则盟誓效忠。

第二,战国时代所谓的天下之中,有多个中央政权并存。人们对此存在着误解。这些若干中央政权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这些文化地域都有着与日本国土差不多广阔的范围。日本有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正如弥生文化与续绳纹文化并行存在一样,这些文化地域也有着一定的广度及其界限。正如日本形成了以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为中心的体制一样,中国的这些若干文化地域中,也出现了以“大国”为中心的体制。商就是这类“大国”之一,周也一样。商的领土范围是中原地区东部这一文化地域。周从中原地区西部崛起,将比邻的商所统治的领地纳入了自己统治之下。

由于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在他们的印象中商周的领土脱离了实际,变得无比广袤。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误解并流传开去,即认为商周的疆域可以和现在的欧盟相媲美,是将天下收于囊中的大王朝。然而,实际情况却如上所述,商周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大国将周边小国纳入统治范围,其疆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其大小也只不过跟日本等现代的国家领域差不多而已(尽管如此,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

形成于这种文化地域母体上的则是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这些领土国家在规模不及商周疆土的领域内,把小国变成县,开始实施了官吏统治制度。

征服了多个这种规模的文化地域,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统一帝国的是秦始皇。这时“皇帝”这一君王的专称首次出现,开始使用。这是公元前221年发生的事。

如果大家对上述内容不能充分理解,则会对以下事实感到迷茫。例如,秦的爵位在秦国盘踞陕西一带时分为十七个等级,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爵位被重新制定,增加到了二十级。正是由于统治疆土的规模范围的扩大,爵位制度才不得不进行重新修改。

另一方面,在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过程中,据说有数十万人被斩首处死。如果我们不从由于文化地域相异导致了激烈抵抗这点来考虑,则无法理解这一现象。

第三,汉字最初只是城市中使用的文字。对于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很多人都没有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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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 这些文化地域都非常广阔,完全可以和日本、韩国这些现代的国家领域相媲美了。我们也可以把中原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分来考虑。请参考严文明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西江清高的《从史前时代到初期王朝时代》(松丸道雄等合编的《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I》,山川出版社,2003年,第1章)

商的文字—汉字得到周王朝的继承,逐渐传播到各诸侯国,最后传遍了全天下。我们通过对系谱资料保留情况以及各诸侯国君主在位年代的记录进行研究,可以得知汉字圈开始急速扩张是在春秋时代。直到西周时代,汉字圈大小也仅仅停留在一个还谈不上广袤的范围内。因此周以外的系谱资料都明显缺少对具体年代的记录。

就像汉字是从商传到周一样,商的汉字也当是从某国传来的。但到底是不是从夏传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而汉字是如何从商或周传到其他国家,这点实际上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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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文明 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不同文化地域上百花齐放。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具体情况由本书来进行说明。请参考《世界美术大全 东洋篇I》(小学馆,2000年),西江清高的《从史前时代到初期王朝时代》(松丸道雄及其他人合编的《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I》,山川出版社,2003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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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字的继承与传播 汉字到底是在哪里发明的?至今也无人所知。商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将汉字用于祭祀。在山东等地虽然发现了一些刻有汉字的甲骨,但数量还是很少,无法证明汉字在山东等地已生根发芽。也许是跟随商王田猎的某个负责祭祀的官员成为俘虏,才把汉字带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周克商之后,继承了商的汉字。周天子将刻有汉字铭文的青铜器赠与诸侯,渐渐地诸侯也对汉字熟悉起来。西周末年,局势动乱,把汉字铸刻到青铜器上面的特殊技术也随之流传到各地。其结果就是春秋时代出现了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包含在内的广袤的汉字圈。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铁器普及,耕地激增,城市也迅速增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些国家灭亡,变成了别国的县。战国时代便开始了文书行政制度。列国以各自君主为最高权力,制定了律令法律体系,以此解决由文书行政制度引发的种种问题

如果大家不能正确理解这一事实,就会对前文“第一”的内容中提到的文书行政开始的时间产生错误理解。人们认为传说中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早已开始了文书行政制度。之所以有这个错误认识,是因为他们误以为文字一出现后就自动地、迅速地传遍天下的各个角落。

第四,随着战国时代开始施行文书行政制度,汉字的属性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汉字作为城市的文字,最早用于祭祀活动。与此相对,自从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就成了行政的工具。自从文字成为行政工具后,便有了史书的出现。

祭祀是城市国家的祭祀。文书行政是用来联系领土国家中央与地方之物。因此史书中所论及的是领土国家的历史,绝不可能是城市国家的理念。

领土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建立的。因此史书赋予这些文化地域特别的定位,以其为天下之中,并加以讨论。天下就是汉字圈。

如果我们以上述内容为前提来谈历史,则此历史绝非彼历史也。

“清楚”的时代与“不清楚”的时代

汉字记录保留的情况

本书中所涉及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均为“不清楚”的时代。与此相对,其后的春秋时代则为“清楚”的时代。

那么,何谓“清楚”,何谓“不清楚”呢?

春秋时代是一个“清楚”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中,“大国”的兴亡盛衰是如何上演、如何落幕,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与此相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则是“不清楚”的时代。

那么,为何“清楚”,又为何“不清楚”呢?

原因就在于汉字的有无。汉字最早是商王朝所使用的,即所谓的甲骨文和殷金文。其他的城市国家也发现了汉字传入的痕迹,但汉字却未曾在当地生根发芽。

到了周王朝的时代,刻有西周金文铭文的青铜器被赠与各诸侯国。然而,由于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余各国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之上。异国的文字未必会引起人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即使有诸侯国对汉字感兴趣,最终也未能达到使用自如的地步。

有汉字的地方留下了汉字记录,然而没有汉字的地方则无从留下记录传于后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商王朝和周王朝时代的汉字记录大多仅限于对商周之事的记载。

周王朝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赠与诸国。这些铭文中必会言及诸侯各国之事。因此与商代相比,诸侯国的历史应该还是得以留存了。但是,这些铭文都是站在周王朝的立场来谈及各诸侯国的事情,并且内容也非常零散。

综上所述,在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都是“不清楚”的。

我们绝不能把“不清楚”的事情说得好像很“清楚”似的。在《史记》的时代,史官必然比我们亲眼看到了更多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说明太古以来的天下等内容时,使用刻意编选的“事实”和简单地说“清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通过甲骨文和金文,我们有时反而能获得记载得更详细的资料。但是,这些甲骨文和金文也都是站在商周的角度来记录事件的,因此关于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我们也只能从商周的立场来推测。况且甲骨文和金文的记录也非常零散,所以仍然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商代以前的所谓的夏王朝还没有发现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很多时候也只能说这也是个“不清楚”的时代。

不过,到了春秋时代,汉字远播各国,被广泛使用。这不仅不是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还是广域的汉字圈形成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因如此,在春秋时代,记录各国历史的材料较多地得以存留下来。其结果就是,到了这个时代,各国的状况忽然变得异常“清楚”起来。

其后的战国时代则是一个更加“清楚”的时代了。

那么,何谓“清楚”?为何“清楚”呢?

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成为社会构造变化的基石,官吏制度逐渐成熟固定下来。每个文化地域上,出现了一个乃至两三个领土国家。被这些领土国家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吏们开始对以前的“国”进行统治。

文字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吏制度的工具。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即律令(制度)也逐渐完善。

然后他们通过文字这一工具留下各种各样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也成书于这个时代。每个领土国家都有各自的史书。因此我们就有了从不同视角记录的各种史实可供参考。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各种事情都更“清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生根发芽于春秋时代的汉字摇身一变,成为文书行政的工具。这个时代对于汉字发展史而言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国时代绝不应被描述成一个昏天黑地、战火弥漫的时代。

战国时代之后便进入了帝国时代。从帝国的视角而言,拥有新石器时代以来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地域,其自身的独特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因此这些独特性被掩盖,并用了一些晦涩难懂的形式来进行记录。《史记》就是这种视角观察下的产物。

然而,我们通常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称之为上三代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正是在《史记》的这种视角基础上被描述的。把“不清楚”的部分说得好像非常“清楚”,这绝不是对“事实”客观的描述,而是借用汉代的视角所留下的记录罢了。

被描述得貌似“清楚”的过去

我们已经讲过,在与商周王朝同一时期,每个文化地域上都孕育着各自的“大国”。在四川省,这一文化地域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其中之一就是大家熟悉的三星堆遗迹。留下这一遗迹的“大国”究竟如何,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还有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具体的器物,了解它的城市文化与物资集中的状况。

然而汉代的视角却无视这一事实的存在,把商王朝、周王朝都描绘成一个以广大的汉字圈(虽然当时并没有这种汉字圈)为背景的统治天下的王朝。上述的四川之地也成了战国时代的天下(汉字圈)的一部分,甚至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广东、福建也被收编到天下之中。西汉的前半期也有南越和闽越的存在,到汉武帝时灭亡。而商王朝、周王朝就是根据汉武帝以后的观点被描绘成一个天下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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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南省安阳殷墟的侯家庄1001号墓 在商代大墓中,墓道在四面各有一条,形状像汉字“亞”,因此被称为亚字形墓。亚字形墓在商代墓葬中是规格最高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造墓时投入了巨大的劳动力,也能从中管窥大国统治阶层的权势和威风

诸国之事分明“不清楚”,却讲得好像很“清楚”。其结果就是商王朝、周王朝被描绘成与这些国家毫无关联的存在。明明毫无关联,人们还是产生一种误解,即“把他们治理得很好”。人们就假设出一个天下太平的时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明明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战争,而大家却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其原因就在于大家用来观察考古遗物的眼睛已经受到汉代以后观点的影响,变得“模糊”了。

频见于春秋时代的战乱纷争,在商王朝和周王朝也是经常发生的。而春秋时代的“大国”也同商王朝、周王朝一样,扮演着统领者的角色。然而,春秋时代的大国之君被称为“霸”而非“王”。这种差别待遇,仔细想想,也是非常可笑的。

再者,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所编写的史书中都添加了各自的说明。这些说明文字反映出来的是以自身数千年传统为骄傲的文化地域的独特性。因此这些国家所讲述的过去各有不同,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定位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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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馆藏)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代表。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文化绽放了鲜艳的花朵。虽然未使用汉字,但我们仍可从物资的集中状况判断出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一般认为该遗址属于当时威震蜀地的大国

如果我们将“清楚”的“事实”追查下去,就能发现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很多人却没有发觉这些差异。这也是因为他们看待史书的眼光已被汉代以后的观点所影响,变得模糊了。

此外,在这些战国时代的史书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史官将自己所在的文化地域作为世界的中心来进行论述。因此与汉代以后的史书相比,虽然这些书的确要好些,但书中记录的“事实”也绝非客观史实。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许多史料,有不少是应该去除的附加之物。

接下来,我将在尽量使文字简单易懂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说明,去除这些附加物。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论及夏、商、周王朝的历史的时候,还需请出战国时代时不时上台露下脸。正如前文所述,史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并且这些史书中所讲述的是领土国家的理论,而非城市国家的理论。所以,我将会适时地穿插一些战国时代的东西,并向大家说明这一时代的史书中所记之事并不完全都是事实。

虽然我也可以忍痛割爱,省去这些有意识的说明不谈,但是本书还是想尽量地多做些说明和解释。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如前文所述,大家就很难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与战国时代史书中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这对探明事实真相会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

《史记》记载的虚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相信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了。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让我们轻易就认为历史本来应该还有更多清楚的事实才对。然而实际上历史是个挤满许多“不清楚”事件的大杂烩。

本书不会把断定为虚构之物的“事实”当做事实来讲。事实是以扎实的研究为前提的。因此,我会提示很多含糊不清的内容,而非虚构“事实”所显示的明确说法。无中生有最是危险,我尽量把握好尺度。

战国时代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当我们翻查战国时代的史书回顾历史时,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各国撰写自己的史书时,都会在书中强调自己国家的正统性和对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主张总是用一种很难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述,汉朝以后的史书及其注释是造成这种晦涩难懂现象的元凶。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常识就是建立在这些元凶的基础上。

例如,如果提及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这一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天下统一”。而在该常识的背后有一种设定,即天下自形成之初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天下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统一的状态,因此这种设定好像也颇有些道理。

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与天下这一概念相匹配的广大领域从未被统一过。换而言之,数千年来,天下从未苦苦等待谁来统一。

本书讲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因此我也不能以天下统一为前提进行说明。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形势也初见端倪。不过这也是后话了。即使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初见端倪的时代,对于秦国以外的其他诸国而言,天下统一也并非讨论问题的前提。

战国时代列国林立,许多领土国家都是建立在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之上。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地域使得各国必然强调其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战国时代“天下”中的特别地域及作为历史的三代

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文化圈成形,战国时代以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建立。这些领土国家都把包括本国领土在内的地域定义为特定地域,除此之外的天下皆为野蛮之地。

人们用诸如“中国”或“夏”的词汇表示这一特别地域。“中国”一词最初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带。而其他国家也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夏”则是来源于夏王朝的一种称呼。战国时代不同国家所称之“夏”,其具体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后世无法确定夏王朝到底曾在何处。

“中国”一词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在历史上也被广泛理解为汉族人居住地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追溯到战国时代就会发现,“中国”一词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它指的是“天下”中的某个特定地域。

“夏”与“华”可通用,将“中国”与“夏”融合后便有了“中华”一词。在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中华”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广泛流传。

战国时代,虽然领土国家都用“中国”一词来界定沿袭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但各国的领土或控制范围也并未局限在这一文化地域中。

就像西周灭商,从中原西部将东部也纳入其版图之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的关注度也非同一般。

为什么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如此关注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因为将邻接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意味着物资调配水平可以取得长足进步。迁都雒邑(洛阳)后的周王朝就具备较高的物资调配水平,同时传承了汉字文化的魅力。周王朝从商王朝继承汉字文化,并将其传播到天下各诸侯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因缘,周朝在迁都雒邑后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周王朝所在地河南也是一个物资汇集的场所。诸侯各国皆需仰仗周王朝丰富的物资和繁荣的文化积淀,于是各国给予周特别的定位。

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威慑力较强。周王朝定都镐京(又称宗周,今西安),影响陕西一带,而后迁都雒邑(成周,今洛阳),对商朝故地影响力较大。殷商灭夏的传说也流传于世。

文书行政正式始于战国时代,施行该文书行政制度的大领域称为“天下”。其中各国将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定义为特别的地域。而留下汉字记录的商朝和周朝,以及传说中的夏朝皆在“大国”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此,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定位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形式让自己的历史与夏、商、周三朝相关联。

正因如此,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中正好有夏王朝或商王朝的故地,该国就给这些故地进行历史定位,然后主张自己对这个特别的地域享有正当的统治权。此外,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正好与这些王朝的故地接壤,该国就会想方设法把其接壤的先朝故地纳入包含自己国家领域的特别地域中。如果本国与先朝故地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就会将该地区定位成比包含自己国家领域在内的特别地域略低一等的地区。例如,楚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评价就是消极的。

横跨多元文化地域的汉字圈出现

用于祭祀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汉字传播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汉字并不是在刚开始出现时就被广泛使用。汉字最早只在一部分城市中被使用。当然这一点也不限于汉字。除汉字以外,一些原始文字也相继出土。然而这些原始文字都逐渐失传,唯有汉字是个例外,一直传承到现在。

然后汉字在不断被继承的过程中,逐渐被应用于更多的场合中。

最早发明汉字的城市在哪里,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城市是如何传承文字的,也不得而知。只是,直到发现了许多甲骨文后,我们才开始知道汉字曾在商王朝被使用过。

商王朝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在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023年)的遗迹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经过研究,我们可以确认这些刻字就是汉字的祖先,也知道了按其特点可以分为五期。学者们还靠它复原了商王的系谱,也确认这个和《史记》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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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字出现之前的文字 本图所示为被称为丁公陶片的刻文(松丸道雄临摹 松丸道雄《汉字起源问题的新展开》)。这是与汉字不同体系的文字。该文字已经发展到了靠多个文字的排列来表达意思的文字阶段,而非只记录单一文字的符号阶段

这些汉字得到周的继承,然后传播到周统治范围内的各诸侯国,进而传播到长江流域的各国。汉字的传播是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5世纪)才正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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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刻有巴蜀文字的虎纹铜戈(部分 郫县独柏树战国土坑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在战国时代被秦征服的巴蜀之地上,有着靠近秦的蜀国与临近楚的巴国。两者合二为一,则是我们常说的“巴蜀文化”。巴蜀之地有自己的记录符号。这些符号多以单字的形式出现,但图中所示文字已形成了句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地的符号已经进化到了文字阶段

在同一时期,“天下”的雏形,也就是汉字圈的雏形渐渐形成。“天下”的雏形是在春秋时代才成形的。到了战国时代,这一雏形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它的基础是通过派遣官吏统治地方,即文书行政制度的推广。

“天下”的地位虽然不及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雏形基础上形成的特别地域,不过它仍然是被定位为特殊存在的地域。

春秋时代仍旧是城市国家,即周的诸侯国与周结成政治关系的时代,同时也是可与周相抗衡的势力构建相似体制的时代。这些不同势力集团视为根基的东西,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不同的文化地域存在不同的“大国”,这些“大国”都各自称霸一方。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汉字。汉字传到了周的势力范围,并且渐渐向其他地方传播开去。这时各国都把汉字用于祭祀活动。派遣官吏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开始。汉字首先是城市国家的文字。但是,由于各国开始使用相同的汉字,人们也开始用汉字记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使用各自的祭祀场所来进行确认的。从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开始,各国就通过向神祈祷的行为确认相互关系,遏制违背约定的行为。确认这一相互关系的东西就是所谓盟誓。因此盟誓可以定义为一种祭祀仪式。在还没有文字的时代,即使有盟誓的存在,也没有记载盟誓内容的盟书可考。

当汉字传到各国祭祀场所后,被定义为祭祀礼仪之一的盟誓也开始使用汉字来进行,并且各国将盟誓内容以证据文书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种文字的运用恰恰将若干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也成为传达意思的基本手段,后来从中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手段,即从中央下达到地方的命令也靠文书来记录传递。这正是文书行政,即派遣官僚对地方进行统治的开端。

在文书行政开始之前,各个城市国家是文字独立的适用场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春秋时代一切记录和话题的中心是城市。与此相对的是到了战国时代,形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上的领土国家取而代之成为中心。这个地方城市服从中央政权的体制,就是由文书行政制度在后面作为支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战国时代的议论是以若干并列存在的领土国家为中心展开的。

许许多多的城市以各自城市为中心来思考、论及其他地方的时代是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以各自国家为中心来思考、讨论其他国家的时代则是战国时代。

即使汉字相同意思也不同

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典籍中,特别领域及其向外延伸的世界被定义为天下。因此,见于这些典籍的天下观念不能原封不动地用于春秋时代。直到春秋时代为止,外部世界的范围还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比战国时代的天下要小。那时候的外部世界指的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及其周边接壤的地区。

所有儒家典籍都是将汉字圈视为天下的。在本书中我们追溯到广域的汉字圈刚刚形成的春秋时代,或进一步追溯到广域汉字圈尚未形成的商代、西周的时候,说明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问题。

“天下”这个词很危险,集中了许多能招致误解的因素。这个词在战国时代基本上等同于汉字圈,而到了汉代,这个词汇的定义基本上原封不动地被使用。但是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中有若干中央政府存在,相应也有个若干个特别地域的存在。到了汉代,汉字圈开始被整体定位为特别地域。在这个巨大的特别地域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若干文化地域便不得不将其独特性隐藏起来。

战国时代与后世,即使汉字相通,其含义也不同。“國”(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认真整理出土史料后就会发现,“國”在西周时代是“或(域)”字。我们给这个“或”字加上个国字框后便成了“國”字,给它加上土字旁后便成了“域”字。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国家时代的“域”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就演变成了“國”。也就是说,从城市向外延伸的一定范围叫做“域”,而到了以文书行政来统治城市的领土国家时代,这个“域”都成了被外面的疆域包围的存在了。因此便产生了“國”这个字。

关于这点,也正如前文所述,在周王朝的时代,围绕着王都的一带被称作“中或(域)”。到了战国时代,人们用来称呼陕西一带的词汇就变成了“中国”。在其他国家,他们把别的领域称为“中国”。这个“中国”到了汉代以后演变成了天下的意思。

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夷狄”

相信各位对“夷狄”这个词并不陌生。只要我们翻阅古代典籍或注释,时不时地会看见这个词汇。“夷狄”用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野蛮人”。

“夷狄”一词很少单独使用,它经常与“中国”一词同时使用。如果说文明开化、文化繁荣的地域是“中国”,那么与此相对的野蛮之地便是“夷狄”的地方。

可能大家对此都有所误解,那就是在战国时代人们的观念中,这个“夷狄”之地是包含在“天下”领域之中的。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战国策》等古籍中留下了许多各国往来人士的故事。我们能从中看出,他们观念中天下的领域是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国家领土的总和。

“中国”是文明开化、文化繁荣之地,也是各国主张其领土统治正当性的地域。“夷狄”是野蛮之地,是与“中国”相对的地域。这一地域便是与自己国家相对抗的其他诸国的领域。如果我们要强调汉字圈的存在,那么野蛮之地也包含在汉字圈之中。

虽然这些地域还没有成为自己的领土,但总有一天会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下。这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战国时代各国所构想的特别地域就是以这一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为前提的。它比各国实际统治的疆域还要更广阔一些。而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这里设定的地域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多少有些不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其实也时不时地在扩张或缩小。

正如不同国家所讨论的“中国”或“夏”各不相同,“夷狄”这个词汇也因国而异。它有很多种说法,例如“东夷”、“狄”、“蛮夷”、“戎”等。而且,尽管各国都使用同样的语言(汉字),但其话语中的对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汉代以后视点的特殊性

天下统一与 典籍内容的龃龉

前面我们讲了记录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历史的史料,在战国时代由于国家不同内容也不相同。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汉代以后的各种观念。虽然我们的历史常识都来源于此,但其中还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秦始皇吞并了敌对诸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天下统一”大业。自此,“天下”是由秦始皇的各级官吏来治理,秦律令与秦历法传遍天下。这时候全部都是特别地域。

也就是说,原本只是“天下”的一部分的“中国”或“夏”,这时候终于变成真正的天下了。以前的典籍里写着“天下”之下尚有“夷狄”存在。这些典籍也不再适用了。因为秦始皇已将敌对国全部歼灭,纳入其疆土范围了。

但是,新的“中国”之外自然还存在一些不能归入“中国”版图的地方。这些地方就变成了野蛮人生息的土地。

如果我们不对天下与“中国”、“夏”同“夷狄”的关系重新梳理说明的话,有些典籍便无法使用。而这一状况之后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点有些脱离本书主题,所以此处就不加赘述了。巧妙地对天下与“中国”、“夏”以及“夷狄”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让典籍变得可以使用,已经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时代了(我有时也直接将这一时代称为东汉)。此后,人们开始使用儒家经典中的说明,用儒家理论论述“中国”这一等同于天下的特别地域与其他野蛮人所居住的地域之间的关系。此后,人们是把作为汉族聚居地的“中国”(这时,该词汇为主流)与其他地方的关系当成以中国皇帝为权力顶点的体制的一部分来从理论上把握的,这也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开端。上述观点是由西嶋定生首次提出的。

成功是成功了,然而这一成功的背后除了需要注释,还需要另一个工具。这就是新的典籍。儒家的典籍称为“经”,但正如“经纬”这个词,经是纵线,而纬是横线。有经则必应有纬。就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古人将新的典籍总称为“纬书”,并且编撰了许多的“纬书”。这些新编撰的书籍就主动承担起为新的“天下”、“中国”、“夷狄”之说正名的职责。

当这一理论固定下来后,纬书的使命也就告终了。纬书便成为无用之物。此外,纬书之说都是按照汉王朝的要求所作,以后也未必都能满足后世王朝的需求。纬书不仅不能帮后世王朝自圆其说,甚至还是个巨大的隐患。因为如果说汉王朝是正统,那么其他王朝便是非正统的了。也由于这些原因,纬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利用纬书之说而存留在注释之中的新的解释和观点便慢慢地为天下人所接受。

在新的说明中,古人用了很模糊的概念来诠释“天下”。既然“天下”之中有“中国”,则“天下”不仅包括皇帝的国家,其范围还不断向外延伸。因此,根据这一说明来看,“天下统一”是不可能的事,有的也只是“中国统一”。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将“天下”定义为需要被统一的地域。这样一来,“天下”原本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讨论“天下统一”的问题。

这样才真的分清楚了。

在论及“东亚册封体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儒家经典中的“中国”与“夷狄”(中华与夷狄)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无视儒家理论来论及国家关系,那就不需要等到王莽的时代了。如果单纯以军事优劣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汉王朝初期,汉与匈奴之间是汉王朝为弟、匈奴为兄的关系。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用册封关系来讨论春秋时代以来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册封的“封”是“封建”的“封”。如果从语源的角度来看,这个词汇原本就受了周王朝与诸侯的关系,即封建关系的影响。

这个“东亚册封体制”是根据儒家理念而构想出来的。

“东亚册封体制”与德化

如果重新解释一下之前所述的内容,那就是汉字的传播意味着通过汉字对其他地区进行“同化”。汉字所到之处,人们都使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即用汉字作文。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制度正式确立后,这一共同的表现方式便成为官吏们的共同财产。所谓的汉族,或者说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共同财产的民族便在这时形成了。

有的城市没有文字,有的即使有文字也不是汉字,或者有的使用自己特有的符号作为文字。恐怕它们的语言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大国”靠军事力量将这些城市置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在这些“大国”的势力统治下,到底产生了怎样共通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城市都在文书行政制度下被统一管理,由官吏对各个城市行使职权。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汉字汉文便作为一种共同财产,不断渗透到地方。

朝鲜和越南曾经也在汉帝国的统治之下,而这两个国家最后是拒绝了被汉族同化。那么拒绝同化的地域和以同化为前提的地域之间的政治关系又是何时开始的?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已经提及的词汇,即“东亚册封体制”。

虽然这个时代已经超出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不过作为有关联的话题,在这里先做简单的说明。

通过再次解释得出了一个新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下,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得以建构,并且人们引用儒家经典来讨论这一关系。儒家经典中记载着特别地域与野蛮之地之间的关系。特别地域由帝王君临天下,以德治之。野蛮之地则受其德之感化,进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服从于帝王之圣德。这个特别地域便得以扩大。

古人用“德化”或“德泽”之类词汇表示帝王圣德远播四方。他们站在特别地域统治者的位置来描述其圣德是如何惠及自己的子民与野蛮之地的。如果能有效利用儒家经典对作为特别地域的大领域与野蛮之地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说明,则圣德所及的范围便能为之扩大。

所谓德,在商代原本是指佑助征伐的灵力。大国要谋求对小国的控制,需要毅然地进行征伐,而支配征伐的灵力就是德。所谓的“德化”、“德泽”的“德”是不用征伐也行遍天下。与此相对,商代、周代的“德”是靠征伐来实现的。当时大国与小国之间是城市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为了使统治永久化,有时征伐则变得不可或缺。然而,对于形成于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而言,大半的小国都被吞并变成了县。大国往各个县派遣官吏,则从此无需征伐也能治理这些地方了。因此,帝王之德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对立的两个领土国家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就算可以占领对方的一些城市(被吞并的小国变成的城市),通常也不可能将敌对的领土国家全部占领。因此,古人在论及敌国人民的时候,便开始与本国子民一视同仁,认为帝王之德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的德。

而这一观点随着上述特别地域的扩大,甚至波及了战国时代的典籍都未曾提到过的外族之地。

能够理解这一新的德化内容的是汉族的官僚们。

没有被汉族同化的人们,是没有被置于能够理解这一内容的状况下的。

不过有一个例外,即与汉族保持着紧密关系的“翻译”。当然这些“翻译”必然是对汉族的文化了如指掌的人。但是那些未被汉族同化、具有压倒性多数的外族人还是对汉族的文化知之甚少。

因此中国皇帝的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翻译”来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是“东亚册封体制”。

“翻译”所处环境的不断完善,最终连周边的国家都发展到了拥有自己律令体系的阶段。占据这些“翻译”主流的是所谓的“归化人”。他们的影响也波及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的祭祀场所。至于以什么形式传入的,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作为汉字在各国生根发芽的结果,盟书随着各国之间盟誓活动的开展而问世。但是在日本或朝鲜半岛还没有发现这种盟书。

在日本发现的是稻荷山铁剑铭,以及七支刀铭。其内容简单,无非是系图之类的东西,且内容也未超出西周金文的所示内容。这些铭文与其说是这些小“国”自己铸刻的,不如说更像是来自大和朝廷的赐品。

日本也出土了许多中国制造的铜镜及其仿制品。上面皆刻有汉字。但是这些内容并未超出在中国本土制造的铜镜铭文的范围。被认为是邪马台国或大和朝廷赐品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是这些铜镜的代表。其铭文内容与中国铜镜并无二致。

可以想象当时的状态距离可以实施文书行政制度的环境还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