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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春秋时代的史实
广域汉字圈的出现
“东迁”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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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经讲过，这里再重复一下：一直到西周时代，汉字的使用范围都只局限于殷和周这些极少数的大国城市内部。周王朝热衷于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分发给各地诸侯，因此，周王朝的诸侯是最早习惯并熟知汉字的。然而，将铭文铸于青铜器的技术是非常独特的，各诸侯国未能掌握这项技术，从而也未能创造出随心所欲的青铜器铭文。
将这种状况彻底改变的，正是“东迁”。
这次“东迁”事实上是周王朝的一场分裂剧。当时，支撑周王朝的各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加剧，再加上外族的入侵，西周王朝的故地实际上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久，秦国的势力从西边扩张了过来，这一点在前面已有叙述（第二章）。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秦国在周宣王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宣王四年（前823），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之后秦庄公即位，伐西戎得胜。
公元前759年，西周被东周取代，之后一段时期仍然非常混乱。公元前754年，秦和周将岐定为国界线。当时，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收容了周的遗民。这些遗民当中有一部分是技术工匠，通过这些工匠，西周将铭文铸于青铜器的特殊技术便被秦继承了下来。
另一方面，在这乱世之中，工匠们也流散到了各地，他们在落脚的地方受到了保护。为此，这种特殊的铸造技术也随着工匠们传到了各地。
东周消灭西周携王时（前759年），东周平王一方的诸侯之首是晋文侯。据说晋文侯也收拢了一批工匠。晋文侯既然为东周重臣，当然要将工匠和文献资料上呈给周王朝，但是他自己也保留了一部分。通过这些工匠们的传播，汉字在晋国扎根，文献资料也被誊抄保存，成为上文提及的《竹书纪年》的参考材料。到了战国时代，魏国掌控了晋都，这些材料又被魏国继承了下来。
还有一些国家可能在东迁时期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汉字。因为长期以来，周王朝经常赏赐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给这些国家，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汉字稀奇古怪，但是时间久了便渐渐熟悉起来，于是便有人开始想尝试在青铜器上表现自己的意志，我想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吧。鲁国是修建了东都雒邑的周公旦的封地，在这个尤为特别的国家，或许汉字很早就开始传播并植根于此了（虽然还没有发现可以称得上是证据的物品）。
盟书的出现
所谓盟书，就是将盟誓的内容写成文书材料。目前已经出土了以朱书或墨书写于石板或玉片上的盟书（公元前5世纪，后述）。
关于盟书，以往都是如下说明的。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种说明，实际上这是个天大的误解，但奇怪的是仍然有很多人信服。
上古时期是理想中的太平之世，完全没有必要交换盟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权威衰落，各诸侯各自为政，战乱渐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王朝之外的大国逐渐成为霸主，召集诸侯，缔结盟书。所以，盟书是乱世出现的象征。
盟誓、盟书和霸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即便是不赞同“上古时期乃理想中的太平之世”一说的人，一般也把“周王朝的权威衰落导致盟书剧增”作为研究盟书内容的前提。
这类研究的前提是：从远古时期开始，汉字便已经广泛传播，扎根各地；汉字虽原本就有，但没有必要缔结盟书。
但是事实上，汉字并不是“原本就有”的。虽然商王朝和周王朝有汉字，但并不是所有的诸侯都能够自如地读写汉字。
没有汉字便无法制作盟书，这是理所当然的。汉字不相通也无法制作盟书。盟书是相互确认的证据，如果只有一方确认将毫无意义，盟书的制作也就无从谈起。盟书的出现是汉字广泛根植传播的象征。
不只是盟书，在关于盟誓“仪式”的资料中，也从未发现关于西周之前的记载。这一点也与前面提到的内容有些关系。殷和周之外的诸侯国并没有使用汉字，所以连君主的在位年限也没有完全记载下来。盟誓是一种对神起誓的行为，必然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认为，盟誓不一定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比如像小孩之间互相勾小指头之类，也是实现彼此之间约定的一种“仪式”。
只有在能够自如使用汉字的殷和周，才会将盟誓活动记载并留存下来。不过，盟誓的记载一般是“诸国使节来访”，在远征地“举行了某种仪式”，或者举行了盟誓活动等，具体记载对神起誓内容的“盟书”，并没有记载留存。
《周礼》中出现了“盟书”一词。《周礼》是战国时代写成的，而同样的东西在《左传》中被称为“载书”。关于“载”字，其渊源可以上溯至甲骨文记载中祭祀活动的一种。所谓“载书”，也就是“祭祀之书”的意思。
在各国祭祀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认为：将互相之间的约定通过某种“形式”确立，就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在祭祀的时候，几乎是不用文字的。“符号”是有的，但是“符号”对于“形式”的确立究竟有没有起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盟誓果真是在祭祀的时候确立的，那从意味着祭祀一部分的“载”衍生出“载书”一词，其实也正是说明了汉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因为在殷王朝和周王朝，汉字是被垄断使用的，没有用来形容盟书的词汇。后来缔结盟书的活动出现，于是就用原本形容祭祀活动的“载”字创造出了“载书”这一新词汇。
在从祭祀活动到“载书”这一新词汇形成的过程中，周王朝单方面对外宣言的文章的一部分也被引入“载书”的内容当中。
这部分宣言文成为前面介绍过的名为“兮甲盘”的青铜器铭文的一部分。
周王朝对蛮夷宣言的内容被铸入了青铜器铭文中，其中含有关于神明处罚的内容。这与盟书的内容极为相似。
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
如果当时有盟书，应该会举行盟誓缔结盟书。上面这段铭文，尤其是号召诸侯、百姓的部分，如果有盟书，必定会写入其中。可是这些内容却被归入了周王朝的单方宣言，因为当时盟书还没有出现。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与下面即将提到的，通过在神明面前起誓的仪式缔结的盟书不同，上面这段文字是周王朝单方面的对外宣言。盟书注重会盟者共同的神罚，而这段铭文不涉及相互之间须共同面对的神罚问题，而是涉及刑罚问题。这种刑罚不是基于战国时代以后的法律体系，而是基于新石器时代以来为了维持秩序而形成的法律体系和先例，是单方面进行制裁的行为。
侯马盟书
盟书出现的过程前面已经讲过，而且盟书还继承了西周时代单方面对外宣言的特征。
在出土的遗物当中，人们发现了侯马盟书。侯马盟书制作于公元前5世纪初，即孔子生活的时代，在山西省侯马的晋国遗址被发现。盟书内容用毛笔蘸朱砂或墨砂写于石片和玉片上，包含碎片在内一共出土了约5000多件，从内容上来看是分多次制作而成的。
该盟书与《左传》定公十三年（前497）—哀公五年（前490）间记载的赵氏内乱有关。赵氏的宗主（赵孟）—即赵简子，与同族的邯郸赵氏之间发生纷争，最终发展成祸及晋国全国的内乱。这里介绍的侯马盟书正是在那个时候制作而成的。
战乱以赵简子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下面介绍盟书的一个例子，盟书分为好多种类，其中有一种叫做“委质类”（第三类）。侯马盟书的铭文当中有如下记载：
36 侯马盟书的一例 作为春秋时代广域汉字圈出现的结果，盟书形成了。在此之前，由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懂汉字，所以即便举行了盟誓这种祭祀活动，也没能形成盟书。虽然在部分西周青铜器铭文当中也有盟誓的内容，但这只不过是周王朝祭祀官留下来的记录，关于当事人各方有没有在神君面前确认盟誓却没有记载。此外，铭文当中还有对外宣言的内容，这部分虽然与盟书的形式极其相似，但只不过是单方宣言，也没有在神君面前进行确认。上图所示的侯马盟书是在公元前5世纪初，在晋国强者赵氏的主导下所作。经研究得知：当时曾有几百人花费数次精力才做成了这份盟书。盟誓是礼仪的一种，与女巫（巫）、男巫（觋）、祭主赞词者（祝）、掌管记载者（史）有关。各地的参加者们带领各自的巫、觋、祝、史来参加仪式。盟书也意味着有实力的强者可以统领多个城市，但是不久之后文书行政开始盛行，盟书也就销声匿迹了
我“某某”（这里指代具体人名）在“皇君”（神君）之所（祭祀场所）起誓，绝不背叛皇君，绝不会做出如下行为。如果我出入了赵稷之所（祭祀场所），与其子孙、【以下为范氏】、范克及其子孙、子乙及其子孙、及其伯父、叔父及其兄弟以及兄弟的子孙、范德及其子孙、范鑿及其子孙、范及其子孙、范諐及其子孙、
及其子孙、中都的范
及其子孙、范木及其子孙、【以下为范氏祭祀的晋侯一族】
及其子孙、及其新君弟以及新君弟的子孙、隥及其子孙以及其新君弟以及新君弟的子孙、【以下为赵氏】赵朱及其子孙、邵城及其子孙、赵乔及其子孙、××及其子孙、【以下为×氏也即中行氏】邯郸邮政及其子孙、×舍及其子孙、××及其子孙、史丑及其子孙、邮×及其子孙、【以下为史氏也即士氏】史丑及其子孙、司寇×及其子孙、司寇结及其子孙，如果我出入他们的祭祀之所，召集他们举行盟誓的话，此外，我将蔑视嘉（赵孟·赵简子）及其子孙，如果我让他们复归晋邦之地的话，就请“皇君”（神君）降下神罚（盟×），灭（我）一族。举行盟誓后，如果没有将巫（女巫）、觋（男巫）、祝（祭主赞词者）、史（掌管记载者）献于“皇君”（神君），就请皇君降下永久的神罚，灭（我）一族。如果我在行道中遇到×伐及其子孙，但却没有将他们杀死，并且还与他们交换了盟书的话，就请“皇君”（神君）降下神罚（盟×），灭（我）一族。（以上系译者翻译，引文的原文请参看《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盟誓参加者分别制作相同内容的盟书，埋于地下。我们通过一点一点地比较发现，盟书并不是盟誓参加者本人书写的，而是通过各地汇集来的史官书写的。这些史官似乎是通过阅读同一版本，背诵之后再书写出来，各自的文字表述在细微之处也有差异。史官所处的教育环境当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从不同地方来的史官，由于各自所受的教育不同，书写出来的文字表述也就不太相同。
下面我们再来确认一下盟书当中关于神罚的问题。
从盟书到法令
成书于西周时代的宣言文到侯马盟书之间的《左传》中列举了几篇称之为盟书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当中都没有提及神罚，而且从文字表现上看，具有强烈的后世性。除个别内容外，基本上都是后世伪造的。
这种伪造的盟书是不能作为参考的。不过，从文章的结构来看，文中所记载的“举行了盟誓”这一内容应该是自古就有的。举行了盟誓，缔结了盟书，然后后世有人发挥想象，臆断盟书的内容并将其写入了史书。
《侯马盟书》中写道：“将巫（女巫）、觋（男巫）、祝（祭主赞词者）、史（掌管记载者）献于‘皇君’（神君）。”这里的巫、觋、祝、史都是掌管祭祀活动的人。本来盟誓参加者是在自己所属的本国祭祀场所举行祭祀活动的，其中“史”便是前面提到的负责记载的史官。各国都有类似的祭祀专职人员，所以可以在会盟后将盟书带回本国，在祭祀举行的时候盟书的内容也得以确立。
这些祭祀官现在全部聚集到了赵氏门下，这其实就是将地方的祭祀活动在赵氏手下重新洗牌编制的过程。这种洗牌一旦完成，中央和地方之间便开始了文书往来，也就是文书行政。所以，一旦开始文书行政，便意味着中央和地方新关系的形成，也意味着曾经作为国与国之间联系纽带的盟书的消亡。代替盟书出现的是法令（律令）。通过法令可以解决在推行文书行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的祭祀，则被中央派遣的官僚掌控起来。
曾经联系各国的盟书的消亡，也正体现出了中央（以前相当于大国的城市）和地方（以前相当于小国的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汉字作为一种行政工具，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孔子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前文曾经讲过，侯马盟书可以分为好几个种类。其中有一个人名在多个种类之中均有出现，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人。可是仔细阅读每份盟书的文字表现，可以看出虽然是有关同一人的盟书，但各自的文字表现并不相同。虽然盟书的笔迹总体上都差不多，但细看还是能看出差异的。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笔迹，前面也讲过，盟书是“史”官记载的，史官和其他祭祀官一起来参加祭祀，除此之外还要作记录。记录并不是参加祭祀的兵士之类作的。
也就是说，文字的记录者和盟誓的参加者是分开的，盟誓参加者并不一定需要懂得文字知识。当时还是处于那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人物，便是孔子。
提起春秋时代，首先要提的就是孔子，这个人物与这个时代已经融为一体。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第二个思想家如同孔子一般受到历代的尊崇。
因为尊崇而把孔子理想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是在宋明理学（朱子学、阳明学等）这个学问体系当中讲到的孔子。这是根据士大夫的理想描绘出的孔子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通过从东汉到唐朝时期的注释所展现出来的作为圣人的孔子形象。
另外，罕为人知的是，“纬书”中的孔子形象曾经在东汉时代风靡一时。
例如《论语撰考》中说：“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孔子）。”这种试图将孔子特异化的描述，使孔子的风貌显得非常怪异。《孝经钩命决》形容孔子嘴像海一样大，龟背、虎掌等。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孔子风貌大不相同。
在形成这种特异化的描述之前，作为天下文化正统的儒教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形象在西汉时代也曾被描述过。再向上追溯，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孔子也分别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描述。
孔子培养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又培养了很多弟子。孔子的后继者不断增多，到战国时代已经遍布各诸侯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原始儒教。
这种原始儒教与我们所熟知的儒教大不相同。
流浪的孔子
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孔子晚年曾游历各国。《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游历做了描述，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介绍这段游历，希望能够确认：西汉时代的孔子形象与后世人们所熟知的孔子形象是大不相同的，而且，这个时期的孔子形象继承了战国时代某一地域的孔子形象的特征。
孔子首先去的是卫，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中。卫灵公依照孔子在鲁国得到的俸禄，也给了他俸米六万斗。过了不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孔子感觉到危险，就离开了卫国。他在卫国居住了十个月。
孔子接下来去的是陈国，途中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在那里收了颜刻为仆人。根据孔子的发言，匡人误以为他是阳货（在鲁国发动叛乱的人物），孔子的长相与阳货非常相似也加深了匡人的这种误解。孔子被围困了整整五天。后来从者当中有一个人曾经是卫宁武子的臣下，于是遣他去卫说和，孔子才终于得以脱困离去。
孔子离开匡地之后就到了一个叫蒲的地方，过了一多月，又返回了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在那个时候孔子见到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在返回卫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灵公与夫人同坐一辆车子外出，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卫灵公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后来孔子又到了宋国。
在宋国，孔子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就把树砍掉了。孔子只得离开这个地方。
37 孔子离开鲁国后游历的各国 魏国的位置与西周初期相比，向东迁移了。蔡国也在孔子到访之前依赖吴国迁到了图示的位置。虽说如此，宋、陈、郑、卫被《左传》归纳为四国，列为殷商故地。在西周初期，蔡国是为了支配殷民而封建的国家，其位置与图示位置不同。孔子游历的国家都是殷商故地或者与殷商故地有关系的国家
弟子们催促说：“可以速矣。”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又去了郑。
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人有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见面把原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高兴地说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接下来去了陈。
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
有一天，许多只隼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一看之下，有楛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头是石头制作的。陈湣公派使者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隼来远矣，此肃慎之（肃慎族的人所用的）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九寸的两倍，九寸是尺度的基准，意味着上天。这种说法始于战国时代）。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陈湣公听了叫人到过去收藏各方贡物的仓库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然后离开了陈国。
孔子离开陈国，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后来又到了卫国。
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非常高兴，亲自赶到郊外迎接……卫灵公老了，懒得处理政务，也不起用孔子。得不到重用的孔子只好离开，打算西游去见赵简子……孔子放弃去见赵简子，回到老家陬乡休息。随后又回到卫国。
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从幼年时期起经常用的简陋的生活用具我是知道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的时候，看见空中飞来大雁，就只顾抬头仰望，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就离开了卫国，再往陈国。
……孔子从陈国移居蔡国……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孔子离开楚国的叶地回到蔡国。在路上遇见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田，孔子以为他们是隐士，就叫子路前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彼执舆者为谁？”子路回答说：“为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孔丘与？”子路说：“然。”长沮说：“是知津矣。”桀溺又问子路：“子为谁？”子路说：“为仲由。”桀溺说：“子，孔丘之徒与？”子路说：“然。”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迁居蔡国三年……孔子派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调动军队来迎接孔子，这才免除了这场灾祸。楚昭王想把书社之地七百里地方封给孔子……“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听了就打消了封地给孔子的想法。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孔子从楚国返回了卫国……恰好季康子派来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孔子就回鲁国去了。
对孔子的评价与殷商故地
对孔子的评价，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对他评价很高，而有的则评价很低。《史记·孔子世家》把各种评价进行了归纳整理，所以，《孔子世家》当中对孔子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郑国对他的评价是：“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前面也提到过，大禹经巡天下，与大禹走过的范围相比，孔子游历的范围要小得多，所以说他“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这对孔子来说不是什么好的评价。
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孔子最初逗留之地是卫国，他在卫国出仕，后来虽然感觉到有危险而离开了卫，但他得到了和在鲁国时相同的俸禄。孔子在宋国实现了学业的修行，虽然后来遭遇刺杀不得已离开，但他实现了修行。接下来孔子到了郑国，在郑国他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陈国，孔子正确分析出了肃慎之箭的存在。后来孔子打算离开卫国去会见晋国的赵简子，但最终作罢。后来孔子又到了楚国，但终究没能做官。
在从陈国到蔡国的路上，遇到长沮和桀溺，被他们俩嘲笑为傻子。虽然孔子将这二人与鸟兽相提并论，但他自己却被这俩“鸟兽”嘲笑为傻子，也不是什么脸上有光的事情。
只有孔子到楚昭王那里产生的话题，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形象。楚昭王认为孔子即便自己做大王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惧怕孔子日后威胁到楚国的地位，才没有封地给他。由于插入了这段轶事，读者从前后文自然而然地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之前孔子所遭遇的—也就是单独成为话题的时候总是得不到好的评价这一问题，其实是做评价的人不太客观公正的缘故。
孔子游历过的各国当中，主要去的地方是卫国和陈国。虽然他也去了其他地方，但几乎每次都是以这两个地方为起点。孔子在宋国和郑国也有一些故事。前面曾经讲过，这些诸侯国在《左传》当中都是属于大火领域的国家，韩国希望依托中原的位置，占有殷商故地，因而提及了这些诸侯国。
除了韩国，还有其他国家也企图占有这些殷商故地的诸侯国。
将这些诸侯国与孔子扯上关系，恐怕从最开始便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例如齐国，对孔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孔子一族，即孔氏一脉是源自宋的君主，是殷商末裔。齐国制造出一种孔子对田氏的评价相当高的“表象”，说孔子游历过的地方都是有问题的地方，是殷商故地。
一旦扯上这个话题，其他诸侯国便不愿意了。因为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无视将占有殷商故地加以正当化的话题。于是就引入了贬低孔子的话题，这样编造出来的故事，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内容。
实际上，《史记》所采用的形式原本对孔子是善意的。总结孔子的事迹，没有将其归入记载个人历史的“列传”，而是将其抬高一级，升格为诸侯格，作为“世家”来记载（《孔子世家》）。但是到了后世，甚至有人说孔子称王等等，究其根源，都是由于《史记》将其升格对待的缘故。与楚昭王有关的话题，其中有褒扬孔子的内容，这个时候，《史记》的“形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文章当中仍然明显残存诽谤孔子的内容。
孔子与《公羊传》
上面已经讲过，《史记》所用的材料大多是战国时期所作，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选择，适当增删，便形成了《史记》的文章内容。
《史记·孔子世家》所选取的故事当中，有“获麟”，也就是捕获了麒麟的故事。所谓“麟”指的就是现在所说的麒麟，麒麟原本是传说中的神兽。捕获了神兽麒麟的“获麟”故事，被作为特别事件进行了说明。《史记·孔子世家》之所以会选取“获麟”的故事，正是因为它与孔子有关联。
不过，“获麟”究竟与谁有关？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并不只有一个。《史记》的判断是汉代中期的判断。在这个判断形成之前，关于“获麟”与谁有关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对于如何判断说明“获麟”事件各执一词。
最初记载“获麟”这一故事的是战国时代的《公羊传》（《春秋公羊传》）。《公羊传》是对《春秋》进行解释的文献，《春秋》最后一年是哀公十四年（前481），关于这一年的事件记载只有一项，那就是“获麟”。也就是说，《春秋》是以“获麟”，也即捕获了麒麟这一特别事件来收尾的。
《公羊传》与《春秋》配套，都是在齐国所作。齐国的君主始于西周时代的太公望吕尚。后来在齐国君主之下，从陈国来的田氏势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388年，田氏的宗主田和（田太公）代替原来的君主成为诸侯，在以周为顶点的诸侯联盟当中赢得了诸侯的地位，接下来于公元前338年称王。《春秋》正是在这一时期所作。
《春秋》是在齐国所作，在它最后点缀的“获麟”事件当中，凝聚了齐国朝廷的意志。如上文所述，《春秋》最后记载的是公元前481年的事件，也就是在同一年，田氏掌控了齐国的政权。作为齐国的理论，田氏当然是希望这次掌权能够在史上留下较高的评价。在这一理论当中，孔子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让我们通过下文了解一下。
（鲁）哀公十有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尊贵）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不是麒麟，而是捕获了麋鹿）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隐公）？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哀公）十四年？”曰：“备矣！”
君子曷为为（让人创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公羊传》运用《春秋》（只不过罗列简单的事件，整理了爵位等）的笔法对历史事件展开说明，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理论。书中提到，《春秋》存在“为贤者讳”的原则倾向。该原则在《春秋》多个事件记载当中体现得都非常明显。
针对这些事件，《公羊传》认为继承绝国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贤人在与某一事件有关联的时候，史官就会为了这个贤人而“隐”去某些内容，采用省略或者委婉的说法来描述。像“获麟”这样极为简略的事件，可以想象得出它是很容易采用这种省略的。再加上该事件是《春秋》的收尾事件，更是如此。
事件当中记录了“获麟”，也就是“捕获了麒麟”这一事件，但捕获麒麟的是谁，却省略不提。
在“获麟”事件发生的当年，齐国田常弑杀（弑指地位低的人杀害地位高的人）了当时的君主简公，并立了新的国君。
关于该事件，我们可以做如下说明：
与《春秋》存在“为贤者讳”的理论倾向一样，《公羊传》也有其反复强调的理论。书中多次明显、反复地强调：大夫杀诸侯，诸侯杀大夫都是司空见惯的。只要弑杀得有理由，那就是正确的。此外《公羊传》还认为：宗主（一族的代表）是整个家族的代表，需要承担整个家族的罪过，如果族里有人杀了人，那就会被记成是宗主杀了人。
公元前481年齐国田常弑杀君主简公一事，在另外的文献当中有记载，但在《公羊传》当中却被略去不提，略去的原因是“为贤者讳”。即便不略去而加以记载，根据《公羊传》的理论，也会变成“田常是宗主，他并没有直接下手杀人，而是君主无道”的意思。因为，省略掉姓名的田常是贤人。
田常是贤人，因为君主无道而将其弑杀，这样一来齐国便成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使齐国尽快恢复成常态，田常立新君并使其即位。
“获麟”省略掉了主语，那被省略掉的“谁”便是“田常”。
关于这个与“隐”掉的贤人“田常”相关的“获麟”事件，《公羊传》用了上述很长的篇幅来说明。
如果阅读这部分说明时一带而过，不加以琢磨，我们就会不明白孔子登场的意义。“获麟”的结果，孔子叹息道“吾道穷矣”，然后到此就结束了。但是，“获麟”的主语是“田常”，对此孔子叹息“吾道穷矣”，那就说明田常和孔子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
《公羊传》关于“获麟”的说明当中，除了孔子以外，登场的还有“君子”。《公羊传》中记载：“君子”创作了《春秋》，《春秋》“制义以俟后圣”。
提起是谁“创作”了某一著作的时候，古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下达编写命令的人（某王或者某皇帝所作），一种是指执笔者和编者（司马迁或班固所作）。“君子”和孔子的关系恐怕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君子”是下令进行编撰的人，而孔子则是执笔者、编者（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公羊传》的一家之言）。
只有这样来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上文当中“田常”与孔子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孟子》是稍微晚于《公羊传》编撰的文献，书中记录孟子的言行。《孟子》当中明确提出是孔子创作了《春秋》（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孟子》的一家之言）。这也是妇孺皆知的有名的“事实”。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是《春秋》的“执笔者、编者”。孟子是齐人，《公羊传》也是在齐国所作，这样一来，孟子所主张的编撰了《春秋》的孔子、和《公羊传》所主张的编撰了《春秋》的君子，看上去仿佛是同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在《公羊传》的说明当中也讲了作为君子的“田常”和作为贤人的孔子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有些啰唆，因为古书当中就是这样说明的），所以《公羊传》所说的君子并非孔子。
正如前文所讲过的，《春秋》和《公羊传》都是在公元前338年齐称王的时候所作。正是在这一年，齐国开始启用逾年称元法（前代君主死后新君主于次年正月始称元年），《春秋》所有的纪事均是按照这一称元法排列的。《春秋》虽然从形式上是鲁国的编年史，但采用的并不是鲁国的年份。鲁于公元前256年被楚灭国，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立年称元法（前代君主去世与新君主即位在同一年）。因此，采用逾年称元法的《春秋》成书的年代并不是鲁国君主在位的年代。因此《春秋》是按照“君子”的命令，由孔子所作的架空的、特殊的编年史书。
“获麟”当中讲道：“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那么王者到底是否出现了呢？
创作《春秋》，制《春秋》之义以等待后世圣人的出现，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王者将现而麟至”。这是一种预言。
战国时代创作的史书，逐渐（在战国时代）形成了一种通过提示历史事实进行预言的“形式”。
公元前338年齐国威宣王开创逾年称元法，并称王。这里实际上便是出现了王者。
《左传》中的“获麟”
“君子”田常与圣人孔子的这种历史关系，可以说是齐国朝廷随意杜撰出来的。但正是因为是杜撰的，所以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很多麻烦。一直以来，其他国家希望颂扬的是各自国家的君主和祖先，齐国田氏之类的对他们而言是无所谓的存在。
因为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麻烦，其他国家也常常造出一些贬低齐国的“形式”。
《左传》是战国时代的韩国朝廷所作，韩在称王的时候必须对其自身的正统性加以说明，《左传》就是这份说明书。因为是在韩国所作，所以对于其他国家的正统性问题，《左传》的评论是非常严厉的。
《公羊传》贯穿“为贤者讳”的原则，《左传》针对其书中体现出这一理论思想的地方做了详尽的检查，认为其所讲的事实有误，并对这些事实重新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公羊传》所讲的事实是错误的。史书的依据便是“事实”，如果作为依据的“事实”有误，那也就意味着该史书也是伪造的。
最极端的代表便是《公羊传》关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讲述的“事实”。《左传》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于是就讲述了别的“事实”。
《左传》关于“获麟”事件是这样记载的：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官名）。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在《公羊传》中被长篇大论地进行说明的“获麟”，在这里却被一带而过。而且这里直呼孔子为“仲尼”，并称“获麟”为“不祥事件”，麒麟由（并非是《公羊传》当中暗示的田常）“仲尼（孔子）带回去了”。在《公羊传》当中被称为“仁兽”的麒麟，在这里却被认为是不祥之物。
《公羊传》中暗地里称赞的田常，在这里却只字未提。《左传》在“获麟”事件的记录后面，对田常弑杀简公一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前文讲过，《公羊传》的理论是：位居宗主之位的人是代表整个家族的，要对全族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如果同族的人杀了人，在记载的时候就会记成是宗主杀了人。但是，《左传》当中明确提示了田常弑杀简公的事实，那意思就是说：并非是同族的人杀了人，而是宗主本人杀了人。
如前文所述，《公羊传》借“获麟”一事来说明《春秋》是“君子”所作，这是从命令发出者的角度讲的。《孟子》中则记载《春秋》是孔子编撰的，这是从执笔者的角度讲的。所以如果想要贬低齐国，只要证明《春秋》与孔子无关，“君子”与田常无关即可。
《左传》对《春秋》的内容进行了增补，额外增加了两年的记录。《公羊传》注解的《春秋》终结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左传》注解的《春秋》则增补了两年的内容，终结于哀公十六年。并且，在哀公十六年的记录当中，增加了“孔子去世”的内容。已经死去的人是不可能创作《春秋》的，这也就否定了《春秋》是孔子所作。
此外，《左传》中随处可见“君子曰”的字句。编者通过这种“形式”来暗示《左传》是“君子”编撰的，利用“君子”一词来否定《公羊传》中把孔子作为编撰者的说法。“君子”是编撰者，不是发出编撰命令的人。
田氏的宗主田成子在《公羊传》当中被誉为贤人君子，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在《左传》中，田成子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公羊传》中，“因为田成子是贤人而隐去”的事件，到了《左传》中却被作为对《春秋》内容的增补进行了明确记录：哀公十四年“齐人弑杀简公”，完全没有隐去。原本在《公羊传》的理论当中，记成“人弑”的时候，这个“人”指的是卑贱之人。《左传》的编者于是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增补的《春秋》经文当中，特意写上了“齐人（弑杀）”。然后在《左传》正文中说明该齐人就是田常（陈恒）。
《左传》中把“君子”当成编者，该“君子”批判的对象是田成子，这样一来田成子就绝对不可能是“君子”。
如果没有弄清楚《公羊传》和《左传》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认为两者都是为《春秋》所作的传而把两者混为一谈，那就无法看清两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微妙关系。
顺便说一下，《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这个《春秋左氏传》也不是原本的书名，原本的书名已经无从考证。《史记》中将书名记为《左氏春秋》，后来《左氏春秋》被认为是《春秋》的传，于是便被叫成《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历代以来都认为“左氏”指的是左丘明。因为《论语·公冶长》中曾说道“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所以左丘明很可能是早于孔子的先贤。假借左丘明这个人物，来说明《左传》甚至比《春秋》更有价值。《左传》的记载终止于公元前454年，因此，它不是早于孔子的左丘明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左丘明及其一族，即“左氏”完成的（也有学说认为：《左传》的记载终止于孔子死后不久的时期，所以左丘明就是“左氏”，是孔子之后的人物）。这些都只不过是假借的说法。《左传》的文章当中，像“对话”部分等采用新的文体和内容写就的部分很多。该“对话”部分有的地方使用了木星纪年法，木星纪年是根据木星的运行来记载的，根据记载的天象情况可以推断出当时处于公元前353年到公元前271年之间。也就是说《左传》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所以，正如《春秋》与孔子无关一样，《左传》与左丘明也没有关系，说到底只不过是假借了左丘明之名而已。
能够更接近《左传》成书年代的说明材料可以从《穀梁传》中窥见。《穀梁传》中以《左传》的议论为前提，形成了贬低《左传》的“形式”。《穀梁传》也和《公羊传》、《左传》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比如被称为“中国”的地域中唯一没有被批判的只有“鲜虞”。通常情况下，“中国”是指特殊的地域，而鲜虞是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野蛮人。所以《穀梁传》的理论是非常特异的。因为《穀梁传》是在鲜虞后裔中山王创建的朝廷创作的，中山国在公元前296年被灭亡。据此可以推断，《穀梁传》成书于公元前296年之前，而《左传》的成书年代更早。
《左传》中的孔子
前面也讲过《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了齐国田常弑杀简公的事件。当时也提及孔子。
甲午，齐陈恒（田常）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鲁国国君）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田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在这段文字当中，孔子主张讨伐齐国田氏。孔子既然是为了鲁国的利益而发表言论，那自然是没有把齐国田氏之流放在眼里。所以在这里，《公羊传》所构建出来的“田氏与孔子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形式”也被否定掉了。
《左传》最后的部分提到：公元前451年，韩氏、魏氏、赵氏消灭了知氏（智氏）。在这段文字中，作者贬低了魏氏和赵氏。而在这段话以前还有别的话题，在那个话题中被贬低的则是齐国的田氏。
《左传》中既然记载了孔子的言论，那就说明作者是把孔子当做贤人的。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发言的内容就会发现：借助他人的言论，作者一有机会就会对孔子的言论加以否定。《左传》中的“君子”都是“有远虑的人”。既然“有远虑”，那预言的内容就必须命中才行。可是孔子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其他人的预言却成为现实，所以孔子并不符合《左传》中“君子”的标准。
《左传》中频繁使用了“夫子”、“吾子”的说法。这些词语一般和“君子”的用法一样，指代某人或某个人物。不过在《左传》中，通过它所罗列的众多事实，我们可以明白文中的“夫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左传》的一种“形式”。众多“事实”表明：“夫子”及其亲属将要灭绝，即“夫子”是不知道将来自己和亲属是要灭绝的，是没有“远虑”的。同样，通过众多事实的罗列，我们也可以明白文中的“吾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众多“事实”表明：“吾子”及其亲属将要灭绝，即“吾子”也不知道将来自己和亲属是要灭绝的，同样是没有“远虑”的。
书中，孔子被称作“夫子”。在别的文献当中，“夫子”一般指代某人或某个人物。不过在《左传》当中，“夫子”这一称呼却是为了体现孔子没有“远虑”的“形式”之一。
各国对孔子的不同评价
与孔子相关的各种“事实”，各个国家分别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圣人的代表人物；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没有远虑、无法预知未来的人物的代表。
了解这些各不相同的“事实”，再来看前面提到过的《史记·孔子世家》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记录中不止包含了对孔子持正面评价的国家所作的文献，还包含了对孔子持负面评价的国家所创作的文献。
从整体上看，《史记·孔子世家》本身对孔子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这与《史记》的编撰方针有关。《春秋》的定位是史书，从史书的角度来讲，《春秋》是《史记》的先行者。既然是先行者，那总得对其作出一定评价。如果评价《春秋》是史上最棒的史书，那么《史记》的定位就比较困难了。但如果说《史记》是前无古人的史书的话，《春秋》就只能是比《史记》逊色的史书，对于比自己逊色的史书中所写的人物，也总得贬低一下。
从《史记》编撰者的角度来说，对孔子的评价参差不齐，或许是一件好事。只要原封不动地引用，就可以达成期待中的目的。可以通过事实来展现出：孔子是有缺点的。
《史记》首先定位的便是受汉武帝之命担负编撰重任的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迁，是以太史公之名发表“公共评论”的一个人物。
《史记》对之前的史书采取的态度，也被后世的史书所仿效。
例如，东汉时期完成的《汉书》，发表“公共评论”的是编者班固。对《汉书》来说，《史记》不过是先行的史书。所以在《汉书》中，司马迁是作为个人被记入《司马迁传》的。著名的“司马迁发奋作《史记》”的段落，也是出自《汉书》，而非《史记》。这一段关于司马迁个人的描述，并不是将他视为史官进行描述。《史记》中作为史官展现的司马迁形象，与《汉书》中作为个人展现的司马迁形象是大为不同的。
《公羊传》中展示的孔子是公职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史记》中展现的孔子是个人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
《左传》中展现的孔子也是个人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
孔子预言的王者是谁
《史记·孔子世家》在最后这样写道：
太史公（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虽然司马迁对孔子做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但是在《太史公自序》当中不止提到了孔子的《春秋》（实际上是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所作），还提到了屈原的《离骚》（《楚辞》，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所作）、吕不韦的《吕览》（《吕氏春秋》，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所作）等文献。《春秋》只不过是其材料之一。《史记·孔子世家》明确指出《春秋》是孔子所作，并称：“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这里提到，后世将会有“王者”出现，行《春秋》之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头也有相关的记录，在这一部分，太史公（司马迁）提到了《左氏春秋》、《铎氏传》、《虞氏春秋》等，并说：“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汉高祖时期）相张苍历谱五德（作《终始五德传》），（汉武帝时期）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作《春秋繁露》）。”换言之，太史公的意思是：《春秋》之义现如今，即在汉武帝的时代被广泛议论，所以“行《春秋》之义的人”就是汉武帝。
孔子预言的王者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时期人们便是这样认为的。暗示出这一点的，不是《春秋》，而是《史记》。
原本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所相传的《春秋》之义当中，王者指的是战国时代最先称王的威宣王。《史记》将其偷梁换柱，宣扬孔子预言的王者是汉武帝。
顺便说一下，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不断重演，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代，预言的王者就被说成是王莽。
于是，孔子便被作为圣人多次加以利用。
关于孔子，各类文献都记载了他的言行，但是整理比较后就会发现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非常多。这是由于利用孔子的目的各不相同所致。所以我们也必须根据文献的不同，来分别还原书中对孔子加以利用的意图。如果对此不加以区分、一概而论的话，各类文献的互相矛盾之处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书中所写的“事实”相互矛盾，那是因为一般都不会阅读原文的缘故。一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人们在无意识中就会先入为主地想到《史记》的说明，或者只阅读后世的注释部分。
在汉武帝朝廷的观念中，《春秋》虽有不足之处，但其“获麟”的预言却是非常准确的。《史记》将汉武帝确立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书中将“获麟”描述为吉祥的事件。《春秋》中的“获麟”也顺着《史记》的意图被重新加以解释。
探寻孔子的实际形象
根据国家意图而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制作侯马盟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城市国家，派遣官僚直接统治地方，将其取代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形成之中。人们还并不需要非识字不可，文字仍然是祭祀的工具，文字所发挥的功能也仅仅停留在负责祭祀的官员之间。
要想弄清楚这种时代中的孔子形象，汉代的《史记》显然时间上太晚，不能直接作为参考。战国时代的《公羊传》和《左传》也是后世性色彩比较浓，不能直接作为参考（如果想研究作为圣人、贤人，被理想化了的孔子形象或者与此完全相反的理论，则另当别论。或者，在理想化的孔子形象之上构想出一个刻板印象，然后顺着这个刻板印象来研究孔子，抄捷径，那也另当别论。抄捷径本身是件不费力气的事）。
比起《史记》，《公羊传》和《左传》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孔子生活的年代，但是《公羊传》和《左传》也是由战国时代的齐国和韩国按照自己的意图所作，而且他们对孔子的评价也并不相同。对孔子的评价，各国皆不相同。所以，这些国家创作的文献也是不能直接作为参考的。
一般认为《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文献。《论语》也是在战国时代形成雏形，到了汉代才形成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目前研究《论语》的理论基本上是将《论语》中的篇章加以分类，然后对其形成的先后顺序加以论述。虽然研究这些史料的先后顺序是值得称赞的厚重的研究史，但是，在此基础上佐以“地域性”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论语》原本在哪个地方所作，后来在各地经过了什么样的加工等，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这也是今后的课题。关于一直以来的研究中存在的“学派”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出土史料加以印证，再加上地域性来进行分析解决。在出土史料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与现存《论语》部分相同或者类似的内容，今后必定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吧。这些出土史料是在哪个国家、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而形成的，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般来讲，在分析文献资料的时候，仅仅通过分析语言或者文字表现、内容的差异，是无法断定哪一部分在先、哪一部分在后的，因为还有地域差别的问题。
几个正统政权并立存在的状况，并不是战国时代独有的。到了汉代，也有南越（自称为越）等正统政权出现，与汉王朝并立。
春秋中期以后伴随铁器的普及使用，田地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城市数量急剧增加，人口迁移也日渐频繁。其结果就是在各自的城市中出现了很多游侠。这些游侠们创建的舆论场所，在领土国家开始受到中央的统治监管。之后，这种统制体制被秦和汉进行了统一。
孔子的思想发源于鲁国这个城市国家，在得到一批人的拥护之后首先在鲁国周围传播开来。在孔子思想得以传播的过程中，孔子弟子们的主张渐渐退出了城市的舆论中心。后来，各个领土国家根据宣传自己理论的需要，对孔子的思想分别加以利用。由于每个国家的需求都各有不同，因而各国宣传的孔子思想也是有显著差异的。
游侠们的舆论与儒教
城市游侠地盘内的言论，虽然因诸侯国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但都分别受到各国的监管统治。就这样，历史迎来了统一国家的时代。就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规模而言，统治舆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些舆论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可以利用“传统”的力量对其加以统治。然而一旦统治超越了各个文化地域，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这时“传统”的力量反而会成为统治舆论的一种阻碍。超越不同的传统，形成一统天下的统治体制是非常难的。
到了东汉，游侠的儒教化便成了一个问题。游侠以前是以城市或者领土国家的一部分为活跃的舞台，他们的舆论也是在传统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域形成的。通过对儒教经典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游侠和统治整个天下的中央之间的关系。
追溯历史来分析游侠的问题就会发现：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首先，当时形成的各地游侠社会的舆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到了战国时代，孔子的理论在有些地方成为主流，在有些地方却没有。即便后来这些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统一在了一起，也仍然残留着各自游侠社会的舆论独特性。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通过各自的中央政权分别对游侠社会进行统治，这些中央政权中既有把孔子的思想放在主要位置的，也有没放在主要位置的。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的中央政权所拥有的这种独特性，到了后来虽然被秦汉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帝国，进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开始独尊儒术为整个帝国的舆论，但是游侠社会的舆论独特性仍然保留了下来。于是就形成了尊崇儒教的中央与不尊崇儒教的地方游侠舆论相并存的局面。
到了东汉时代，作为统一的帝国舆论的儒教，其价值观逐渐渗透到游侠社会中，直到这时，儒教才吞并了地方的舆论，成为天下的舆论。其实暗含的就是“游侠的儒教化”（宫崎市定的观点）。
《论语》是在战国时期始创，后来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形式，我们在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将统一帝国中央的舆论与战国时代各领土国家中央的舆论区分开来，并且还要考虑游侠的问题。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再来解读《论语》。与一般只突出孔子“仁”的观点不同，《论语》中提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第九、《宪问》第十四》）。”将“智者”“仁者”“勇者”并列赞颂。将“勇者”列入其中这点尤其引人注目。书中还提到：“非其（应当祭祀的）鬼（鬼神）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佾》第三）。曾经的城市国家在从属于领土国家的过程当中，逐渐接受了领土国家的祭祀方式。从《论语》的这些文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国家并不情愿接受领土国家的祭祀，并且还存在一个与游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勇”的问题。
孔子是诠释“勇”的游侠，同时也是诠释“智”的智者，并且还是后世所宣传的诠释“仁”的仁者。孔子本人并没有只突出“仁”，单独突出“仁”的是他的弟子们。
这些细节，通过我们对《论语》当中新旧层次的发掘，逐渐浮现了出来。
游侠，被认为是更接近其实际形象的孔子形象。
作为游侠的孔子
《左传·定公十年》（前500）当中有这样一节内容。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鲁公）会齐侯于祝其，实（战国时代的）夹谷。孔丘（孔子）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勇气），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鲁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华夏），夷不乱华（华夏），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这段话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孔子，故事中还含有诽谤齐国姜姓君主的内容。诽谤姜姓君主，原来是齐国田氏朝廷的舆论基调，因为田氏是通过打倒姜姓君主才当上齐国国君的。但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其他正统政权，也在诽谤姜姓。不过，这段话中还提到“野蛮之地不懂华夏礼节”，对夏是一种褒扬。这一内容并不是在齐国写入，而是在《左传》的成书国—韩国首先写入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展现的孔子的“勇”。“相”（盟誓辅佐）一职，不仅反映出了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代，同时也反映出“勇”也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韩国一向不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文人），所以在这里展现的绝对不是孔子的圣人形象。所以我们认为，在以前的介绍中，原本的孔子形象被柔和化了。前面也讲过，《论语》中也曾提及“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佾》第三），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就这样，我们通过分析《左传》的细节，将其理论倾向置于头脑中加以琢磨，原本意义上的孔子形象便逐渐浮现出来了。
春秋五霸
作为霸主的君主们
前面为了探讨春秋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讲述了汉字的传播、城市祭祀与盟书的关系、孔子与游侠的问题。
除此以外，这个时代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霸主的形成。
根据以往的常识性理解，周王朝王道政治衰敝后，便迎来了战乱的时代。春秋时代出现的是通过武力（霸道）而非王道来号令诸侯的人物。在列举其中有名的人物时，多会提及五个国家和五位霸主。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周王朝的权威，另一方面实施自己的霸道统治。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被提及的次数比较多，此外宋襄公、吴王夫差等也经常被提及。
刚才列举的这些国家，即齐、晋、楚、吴、越、宋，都是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在追本溯源的时候比较看重的地域大国。
齐国是山东的大国，经周王朝封建的。齐国的始祖是太公望吕尚，传说他在钓鱼时被周文王慧眼发掘，因此“太公望”也成为钓鱼者的代名词。太公望以来的齐国被称为姜齐，其姓为姜。之后取代姜氏一族并掌控了齐国实权的是齐国田氏，田氏作为诸侯也得到了周王朝的认可，后来便自称为王了。
为了牵制齐国的势力，山东泰山以南的地方被分封给了周公旦的儿子。
晋国以山西为根据地，后来势力逐渐向南扩张，扩展到了雒邑附近。其领地后来被一分为三，形成了韩、魏、赵三国，这三个国家后来也分别称王。
楚国是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大国，自春秋时代起便已经称王，与周王朝对抗。
吴国和越国是发源于长江下游的大国，更加具体一点来讲，吴国以江苏为根据地，越国以浙江为根据地。这两个国家也分别向北扩张势力，威慑中原诸国，他们和楚国一样也各自称王。
宋国前面已经多次提及，是殷商末裔的分封国。位于中原和齐国中间，周围的诸国都对其虎视眈眈，企图将其占为己有。
讨论齐桓公的前提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特别的存在。在他们追溯历史、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的时候，各个领土国家的君主拥有怎样的出身，将决定他们各自主张的特征。
历史上，殷商以河南一带为中心，君临天下。向上追溯，之前有夏王朝，但具体情况不详。后来以陕西一带为根据地的周扩张过来，灭了殷商，并在雒邑兴建了陪都。通过周王朝，各地的城市国家形成了统一的秩序。
各诸侯国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形式”被作为“事实”加以记载，但却并非“史实”。虽然这些“事实”不可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形式”加以分析，进而明确史实的真相。
各国的“形式”虽然互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原理。通过研究这种共通性，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第一，为了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存在而贬低他国。天下有多个领土国家，各领土国家的特别地域也分别不同，所以被贬低的地域也各不相同。
第二，同样采取贬低别国的手法。并且神灵也做出怨怒的举动，预言其将灭亡。不过哪路神灵登场，如何贬低，则各国相异。
第三，对于“下克上”，或者承认这是正当的，或者说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出身低微的人，就会采用前者的说法来抬高自己，同时贬低其他出身低的人，说明他们不行；坚决反对“下克上”的人，就会给出身低微的人贴上“一概不行”的标签，一律加以贬低。
第四，附会神话传说。通过神话传说来证明：自己可以正当支配的领域有哪些，为什么这种支配是正当的。关于各国对夏、商、周三代的说明，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些神话传说也根据不同的国家，说明各不相同。
上述四点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使用的。
在山东齐国，出身于陈国君主的田氏掌控了实权，成为领土国家的君主并称王。山东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文明开化之地，其中最为强大的国家便是齐国，田氏也继承了齐国的传统。
再加上田氏出身于陈国，而陈国是禹的子孙。可是，如果借用禹的渊源来宣扬支配的正当性的话，那同时也抬高了其他禹系国家的地位，不太妥当。
祖先神话承载了各国的意图，都具有各自的独特说法。齐国最终采用的说法是：禹的先祖是黄帝，而田氏正是出自黄帝一系。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和他国的关系问题，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说明。
齐国非常希望能够把宋国的领域用于宣扬自己的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宋国是唯一作为殷商的一族而被周王朝封建的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和宋国扯上关系，就可以正当地通过宋国来占领殷商故地。幸运的是，宋国君主一族有位女性嫁到齐国田氏这里来了。这位女性便是齐威宣王的母亲（叔尸镈）。于是齐国就以这件事情为基础，将自己的渊源加以模糊化。《公羊传》当中，将田成子（田常）定位为“君子”，并且对田成子的母亲也用专门段落进行了特别介绍，通过她的做饭方法来暗示她的宋国出身。在《公羊传》的理论中，一般都认为宋国在“中国”范围内。书中还联系最后的特别事件“获麟”，评论道“子以母贵”。
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朝廷，田氏被颂扬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当然也存在觊觎田氏一族君主地位的人对田氏的诽谤。前面我们也对此做了说明，这都与争夺霸权有关，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不作赘述。
齐国原来的君主是姜姓（姓姜的一族），为了诽谤姜姓一族，《公羊传》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某些特定的事实。
鲁桓公的夫人是从齐国嫁过来的。但她却背着桓公，到郊外与她的父亲齐僖公（也有学说认为是其兄长襄公）私通，并怀了孩子。后来事情败露，夫人便将鲁桓公引诱到齐国并杀害了他。之后即位的是鲁庄公，也就是齐僖公的儿子。《公羊传》通过这段故事，说明齐国姜姓君主和鲁国君主身上所流淌的血，都是以齐僖公为祖先的。
《公羊传》通过这个“事实”（究竟是否属实，并不清楚）同时贬低了齐国的君主（姜姓）和鲁国的君主（庄公以后的）。
齐国既是“中国”，又不是“中国”。作为国家虽然是“中国”，但君主一族却不是“中国”的，是外来的。出身于相当于“中国”的宋国（母亲一方）的田氏来到齐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而姜姓君主是不配做齐国王者的。
中原的诸侯被称为诸夏，比起“中国”来略逊一等的。中原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春秋时代都被认为是野蛮之地。
因此，在战国时代的田氏朝廷追溯历史进行宣扬的时候，一般会贬低春秋时代的姜姓君主，即便有的人非常有能力，也会对其明褒暗贬。
王道与霸道，前者是值得称颂的道德准绳，后者却是不值得称颂的。霸主作为不值得称颂的存在登场了。
也就是说，齐桓公虽然有能力，但却是不值得称颂的。
《公羊传》中的齐桓公
从西周金文的内容来看，当时淮水流域的国家称为“淮夷”，他们被认为是外族，是和西周处于对抗关系的。不只是在西周金文中，从历史上看，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的诸国与中原一带的诸国之间，曾经多次形成对抗关系。
到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以长江中游湖北一带为根据地的楚国，其势力逐渐扩张到了中原地区。当时联合中原一带的诸侯，组成与楚国对抗的同盟的，正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这一事实表明：齐桓公在春秋时代便已经成为了霸主。
《春秋·僖公十四年》（前646）曾记载“春，诸侯城缘陵”。《公羊传》当中对此有如下叙述。因为这一记载当中描述了霸主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
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能够拥有封邦建国（诸侯封建）权限的，只有王者，诸侯是没有这个权限的。但是当时上无天子、下无统帅诸侯的方伯，所以如果有人具备相应的实力，行使封邦建国的权限也是可以的。方伯就是霸主的意思。齐桓公虽然有这个实力，应当救杞国却没有救，这是桓公的耻辱。这是《公羊传》的观点，文中前半部分提及“规避桓公名讳”，是因为《公羊传》有为贤者讳的理论，所以在贬低桓公之前，先对其进行褒扬，称其为“圣人”。后半部分着重于叙述“有实力”这一点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褒扬他为圣贤，他却没有救杞国。所以圣人并不都是完美的。再参考其他因素，他才能称得上是圣贤。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方伯的说明。齐桓公不但不是天子，连方伯也不是。文中提到桓公有实力这一点。一般来讲方伯就是指霸主，齐桓公虽然被认为是霸主，但是这里所说的方伯指的是自古以来统帅诸侯的人，而齐桓公虽然有实力救杞国却没有救，所以他不是方伯，只是一个具备方伯实力的人。所以《公羊传》中不认为齐桓公是“方伯”，也不认为他是霸主。
贬低齐桓公的“形式”
霸主不及王者。这是贬低霸主的“形式”。一般来讲，这一“形式”经常被用于说明春秋时代的霸主不及战国时代的王。不过如果对这个“形式”能够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创造出贬低战国时代的王的“形式”。例如，某一样东西是霸主的象征，如果战国时代的王想对此加以利用，使之成为“象征王的证据”，那就可以说“这样东西不过是霸主的象征”。
战国时代的魏国、齐国、秦国从周王那里得到了“文武之胙”。所谓“文武之胙”，就是指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用的肉。
魏国惠成王、齐国威宣王、秦国惠文王，他们都希望继承周王朝的权威，也就是通过举行仪式取代周王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于是就分别在准备仪式的时候利用了这种“文武之胙”。之后，“践”过“胙”成为一种仪式，这也是“践祚”（祚=胙）的原意。后世传承了这一说法，后来也传到了日本。举行践祚仪式时登的台阶就称为“祚阶”（祚=胙），使用祚阶继承皇位的仪式在《后汉书·礼仪志》当中也有记载。
在继承周王权威的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践祚”，这一仪式后来也被秦朝和汉朝延续了下来。
可是，较早举行这一仪式的国家的王者们，渐渐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利用这一仪式，因为仪式的内涵并不是很丰富。感觉到这一仪式利用极限的国家就放弃了“文武之胙”的仪式化。这样一来，有人就开始贬低这个仪式原本就非常无聊，没有意义。说赏赐“文武之胙”不过是意味着承认你是个霸主，等等，对这一仪式鄙视起来。
《左传》当中也有这种贬低的“形式”存在。《左传·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召集诸侯于葵丘举行会盟。当时，周王派遣使者赏赐了胙（祭祀用的肉）给齐桓公。《左传》对使者的发言做了补充，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意思就是说，周王给霸主赏赐了“文武之胙”。
作为贬低敌对正统的一环，《左传》利用了齐桓公。通过周王赏赐“文武之胙”给齐桓公，说明齐桓公只是个霸主；同时也贬低了战国时代收到“文武之胙”赏赐的齐国威宣王，意思是他也只不过是个霸主。
针对同一件事情，在齐国所作的《公羊传》只提及周王使节来访，却并没有提及“文武之胙”。如果记载齐桓公收到了“文武之胙”的赏赐，那么后面战国时代齐宣王收到“文武之胙”的赏赐就意味着他继承了周王的权威这一说法就土崩瓦解了。
《公羊传》认为，与被下克上的暴动灭掉的齐国君主相比，齐桓公算幸运的了。前面我们也讲过，齐国田氏朝廷并不认为齐桓公是霸主，认为他只不过是拥有霸主力量的人。齐国田氏朝廷向来认为被赐予“文武之胙”就意味着继承了周王的权威，是王者的象征，所以是绝对不会记载齐桓公被赐予“文武之胙”的。
桓公去世后平息诸国混乱的霸主们
晋文公
齐桓公去世后，失去统领的春秋诸国陷入了混乱之中。收拾混乱的局面，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文公（前637—前628年在位）。
自晋文公之后，统领中原的职责基本上被晋国垄断。
说起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参考前文），中原龙山文化地域大致以太行山脉为分界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从山西到陕西东部一带（西部），另一部分是河南一带（东部）。从河南一带再往东便是山东龙山文化地域。齐国位于山东龙山文化地域的西部，其势力从齐国属地不断向西延伸，其发号施令的范围也达到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诸侯们。与此相对应，晋国从山西一带南下，其势力范围也扩张到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诸侯们的地盘。
齐国和晋国都表现出了尊重周王朝的姿态，表明他们的意图是为了与从湖北向河南扩张的楚国相对抗。
晋文公于公元前632年大败楚军于城濮，而后召集诸侯于践土举行会盟。
晋国原本是周王一族的封地，姬姓。霸主晋文公的祖先当中有一位名为“文侯”的君主，晋文侯曾经辅助周平王杀死敌对的周携王。但是后来，族中旁系的一支灭了宗家，该旁系于是以曲沃为根据地，所以经常冠以曲沃的名称加以说明。从曲沃这支当中再分出来的是韩氏。
霸主晋文公便是出自曲沃一支。
东迁时期的文侯出自本家，霸主文公出自其分支曲沃一族，之后称王的韩氏又出自曲沃一族的分支。
所以，与齐国姜姓桓公一样，必须做如下说明：对于霸主晋文公也不能过度颂扬，因为他虽然有实力，但却不是天命所归。
《左传》中采取了贴标签的“形式”。
前文提到过的“夫子”和“吾子”便是这种“形式”。被贴上标签加以称呼的这些人，从《左传》编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无法预知自己未来灭亡的人。
为什么要采取贴标签这种“形式”呢？这是因为编者要尽量直接使用编撰材料的缘故。为了贬低早于自己成书的齐国的《公羊传》，就将自己收集来的“事实”加以展示，并且要尽量给人留下一种几乎没有对“事实”做改动的印象。虽然力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实际上编者对“事实”到处都做了改动。为了将这种表里不一的方法实施下去，没有比贴标签更有效的手段了。
使用第一手的对话材料，然后在显眼的地方悄悄地贴上标签加以提示。这些标签都暗示着不祥的含义：明明将来的灭亡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些人却预见不到，只知道胡说八道。那个“夫子”如何如何，那个“吾子”如何如何，等等。
晋文公便被贴上了“吾子”的标签，编者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贬低晋文公的。
只是，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在处于同一时代、熟知内情的人之间虽然非常有效，但是从完全不知内情的后世人的角度来看，却是难度太大了些。这些标签也陷入了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的尴尬境地。秦朝灭亡后，到了汉朝，这些标签就已经无人能懂。后世的人在根本不懂的基础上又对其作了注释，再后世的读者通过这些注释来看原文，更加不懂了。
后来甚至出现了《左传》的编者明明是在贬低某人，但是后世的读者不懂这些标签，反而误解为编者是在褒扬某人的尴尬状况。
认为《左传》是《春秋》的传，也正是由于读者不懂这些标签的缘故。
爵位标签
在上文给大家介绍了“夫子”、“吾子”标签的含义，但事实上这种“夫子”、“吾子”标签并非首创。比《左传》成书更早的《春秋》一书已经使用了这种贴标签的方法。
只不过《春秋》使用的标签不是“夫子”、“吾子”，而是爵位。通过有目的性地更换爵位，给文章内容贴上了标签。
《史记·孔子世家》中针对孔子所作的《春秋》便提到：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这也正是《春秋》的“形式”。
《春秋》是将之前的各诸侯国编年史书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于是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便在内容中贴上了“爵位”的标签。
爵位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殷商也有不同说法的爵位。按照西周的爵位分类，城市国家的首长称为“侯”，特殊的“侯”称为“公”。各城市国家都有从属于自己的小城市和村庄，管理这些小城市和村庄的人便被称为“伯”、“叔”等，一般的成员则被称为“子”或者“男”。
根据西周的这种爵位说法，《春秋》将从其他地域来的国家的首长称呼为“子”，这其中含有轻蔑的意味，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诸侯以及股肱称为“伯”，你虽然与他们不同，但就依照一般成员的待遇来称呼你吧。
到了战国时代，这些爵位被加以整理，成为代表领土国家秩序的代名词，这是历史的篡改。其结果就是爵位被分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的“子”爵用于楚王等也成了惯例。这也正是《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说明“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的缘故。
《左传》也采用了《春秋》所用的这种标签。由于所处状况的不同，《左传》贴上去的爵位标签和《春秋》有所不同，但是贴标签这种方法本身却被沿袭了下来。
楚庄王
作为晋文公之后的霸主，在战国时代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当中记载了让楚庄王名扬天下的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楚庄王成为霸主之一。
该事件的记录如下：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殷），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如果有德的话）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因为衰落的德仍然残存，哪怕只是残存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形式）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之所以说“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是指楚庄王还不具备问的资格。
三十世、七百年都是概数，只有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有资格“询问鼎的轻重”。周成王即位的年份是公元前1009年，成王以后顺着父子关系一直数到战国时代，假设一世为三十年，那么经过三十世就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假设经过七百年，那就是到了公元前309年。可以“询问鼎的轻重”的王者，指的就是韩国宣惠王（公元前326年称王）。宣惠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如果上述七百年是指代确切的数值，那就有所出入，但如果七百年是一个概数，那经过三十世恰好就是宣惠王。
此外，文中使用了“楚子”的说法。而事实上楚国在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称王，称王后的纪事如果在楚国记录，必然会使用“王”（唯一的王）或者“楚王”（强调与不同于周王）的说法。《左传》中故意加以贬低，采用了“楚子”的说法。
《左传》在贬低楚王的时候，通常交叉使用“楚子”、“楚王”两种说法，意在让读者意识到“楚王”就是“楚子”。但是，在这段文字当中，“楚王”的说法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这在《左传》中是比较罕见的。大概是由于这段对话讨论的是周王朝权威的移交问题，所以才特别加以贬低的缘故吧！
“贴标签”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如上所述的这样。我们可以将“楚子”还原成“楚王”，去掉“询问鼎的轻重，还为时过早”的影响，把握文章整体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楚庄王已经给周王朝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不过仍然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这和前面讲过的内容也有关联，这段话中提到了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对于完全颠覆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并且领土支配的正当主张也和这些王朝毫不相干的楚庄王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
楚王给周王造成了压力，这一点在楚国可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面这段文字中记录的这个对楚庄王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话题，估计是中原国家杜撰出来的。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就会发现“本质在德不在鼎”，双方却绕来绕去拘泥于“鼎”这种形式。原本双方应当专注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德”本身，但楚王却没有直接问出口。这件事情之后不久出现的王（韩王）则继承了韩宣子的德。
如上所述，贬低楚王，颂扬韩王，正是中原的韩朝廷制造的舆论。
后来的解释一般都认为“问鼎之轻重（大小轻重）”是对楚国有利的宣扬，并且举出其出处是《左传》。但是事实上，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左传》并不是在褒扬楚王。后世的错误解释逐渐定型，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但是许多读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地处湖北的楚国不断地给河南的诸侯们施加着压力。在此过程中，位于长江下游江苏一带的吴国迅速崛起。吴国和楚国多次交火，并于公元前506年攻陷楚都，迫使楚王出逃避难。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的“大国”攻陷了长江中游的“大国”。
这一春秋时代的大事件，不只是在当时，到了后来也被世人广为关注。这一大事件的主角便是被称为春秋时代霸主之一的吴王阖闾（前515—前496年在位）。
阖闾之子吴王夫差（前496—前473年在位）继续入主中原，与晋国争夺盟主的地位。为此，也有人认为夫差的功绩比阖闾更辉煌，应当把夫差作为霸主。倒不是有人规定必须要从中选一，而是因为在同一个国家，一般只选一个人作为霸主。
导致阖闾负伤而亡，并且与夫差展开殊死争斗、最终使得夫差惨死、吴国亡国的，正是越王勾践（前496—前467年在位）。勾践也是霸主之一。
到了汉代，越王勾践被地处福建的诸越国尊崇，关于他的传说也有一些流传了下来。
顺便提一下，楚国流传下来的记录当中有庄王、共王等中原风格的称号；但是关于吴王和越王，流传下来的却只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这种非中原风格的称号。
在《史记》关于汉代的部分记录了自称是越王后裔的福建诸越国的王者们，也就是《东越列传》里面提到的诸国。这些诸国的王者们也没有中原风格的称号，大概这是当地的传统吧。
吴王和越王的抗争，在《左传》当中也是脍炙人口的章节。此外还有《吴越春秋》一书也对此作了叙述。后代的读者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解读。
吴王和越王掌握了长江下游的霸权，不断给中原诸国施加压力，渐渐地给楚国造成了威胁。但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霸主）。”
38“越王勾践”铜剑（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39“吴王夫差”铜矛（江陵县马山5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吴越同舟与卧薪尝胆
吴国和越国同属长江下游的国家，因而常常被放到一起相提并论，而且他们作为长期的战争对手也非常有名。众所周知的谚语“吴越同舟”便是因此而来，用来形容彼此之间关系不好的人乘坐同一艘船的样子。此外，“吴越”还是互相之间关系不好的代名词。
这段话从周王朝的角度来看倒是没什么，但越国却是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并称为王的国家，在这里却对周朝行臣下之礼，让人觉得很困惑。并且越王的姿态比前面提到的楚庄王还要低微。就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提到了“伯”（霸主）。
与齐桓公一样，这里的越王勾践也收到了备受争议的“文武之胙”作为赏赐，从上下文来看，编者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你只不过是个霸主。
还有一个涉及吴越两国的典故，那便是“卧薪尝胆”。在《左传》以及《史记》的《吴世家（吴太伯世家）》·《越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对这一典故的由来均有记载。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听说越王允常逝世，就举兵讨伐越国，却在讨伐中受伤，后来伤势恶化去世。阖闾在弥留之际让王子夫差发誓一定要复仇。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派遣大夫文种去向吴求和。吴王想要答应大夫文种，但吴国臣子伍子胥劝诫吴王不要答应。于是勾践便让大夫文种给太宰伯嚭献上美女珠宝玉器。这一招奏效了，伯嚭说服吴王答应了越国的求和请求。吴王赦免了越王，勾践回国后，深思熟虑，苦心经营，把苦胆挂到座上，坐卧即能仰头尝尝苦胆，饮食也尝尝苦胆。还不断提醒自己：“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发誓要复仇。伍子胥听说了越王勾践简朴的生活事迹后，便多次向吴王夫差进谏，认为千万不能轻视越王勾践这个对手，但夫差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仅如此，夫差还听信了太宰伯嚭的谗言，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属镂”剑让他自杀。伍子胥临死之前说道：“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公元前482年，吴王到北部的黄池去与诸侯会盟，与晋定公争夺诸侯之首的位置。越国便趁此间隙攻入吴国，吴王返回国内向越国求和。后来，在公元前478年越国又大败吴国于笠泽，并于次年包围了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越王勾践打算安置吴王到浙江一带，但吴王夫差拒绝了他的安排，自杀身亡。
这段历史便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由来。“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便成了专门用来描述越王勾践的典故。但到了后世，却渐渐被说成“卧薪”讲的是吴王夫差，“尝胆”讲的是越王勾践。《十八史略》便是这样解释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古运河邗沟，将长江和淮河连接起来，这便是后世隋朝大运河的雏形。第二年吴国从海上讨伐齐国，也必定是利用邗沟进入淮水，进而出海的。这条运河连通了淮水和长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淮水经支流可以进入中原，于是吴国便可以通过船只与中原之间直接进行物资交换了。
运河形成的经济效益，也给后世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是不论是开始开凿的吴国，还是后来完成运河工程的隋朝，都是不久便亡国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运河开凿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
秦穆公
前面讲述了“霸主”这个词汇当中隐含着否定的意思。而且“霸主”一词还含有“远远不及战国时代的王者们”这样一层意思。不仅如此，在韩国所作的史书《左传》当中，甚至把秦穆公（也称缪公，前660—前621年在位）称为相当于野蛮人的西戎霸主（“遂霸西戎”）。
其实秦穆公是秦国在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上述称呼只是敌对国家故意贬低他的缘故。
现存的名为“诅楚文”的文章，相传为战国时代中期的秦国所作，刻于石板之上，但原石却失传了。根据宋代的拓本记载：该文是诅咒楚国灭亡的文章，关于楚国是从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开始说起的。与此相对，关于秦国的君主，则是秦穆公开始说起的。从成王开始说起，把楚成王当做是楚国最早称王的人物，那是由于在战国时代中期称王的秦惠文王不承认楚国过去的称王历史的缘故。
秦国把楚国历法楚正（将现在的公历11月份左右作为正月）、以及夏朝历法夏正（将现在的公历2月份左右作为正月）加以融合，形成了新的历法（月份按夏正，新年从10月开始），通过这些形式等，同时继承了楚国和夏朝的正统。此外，秦国还需要证据来证明楚国从过去开始就比不上秦国，这与中原诸国把楚庄王与中原的霸主相提并论的初衷是一样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于是便将秦穆公的地位凌驾于楚王之上。
同时，“诅楚文”又说明：秦穆公虽然是得到肯定评价的人物，但终究只不过是历史人物。秦国的正统者是在秦最先称王的惠文王（前338—前311年在位，前325年称王）。与惠文王相比，穆公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配角而已。
从地域及下克上的观点论述五霸
在前文也讲过，提及春秋五霸，到底把哪些人列入其中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我们在考虑这些不同的见解时，不仅仅要关注将哪些人以什么标准列入，还要关注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地域观点。
《孟子·告子下》中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作为五霸，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这种观点清楚地表示出了对霸主的贬低评价，将王道衰败、霸主兴起用“罪人”这一表现来加以强调。这些“罪人”的代表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
孟子曾经在战国时代的田氏齐朝廷出仕，而田氏将姜姓君主架空，自己掌控了君主的实权，所以孟子对姜姓的齐桓公进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晋文公是与齐国对抗、统领中原的晋国的代表人物，晋国后来三分为韩、魏、赵，所以批判晋文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三晋”韩、魏、赵的王者们。而秦穆公是战国时代秦王的祖先，在秦国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秦穆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秦王。宋襄公是战国时代宋王的祖先，在宋国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宋襄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宋王。宋国是殷商末裔的封建国，是殷商故地的代表国家，齐国一直企图将其据为己有。楚庄王是战国时代楚王的祖先，曾给周王施以压力，问鼎之轻重。所以批判楚庄王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象征性地来批判楚王。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越国的根据地已经被楚国占领，面临灭亡的边缘（前329年），后来北上迁都至山东的边界琅琊，接受齐国的庇护。吴国则早已被越国所灭，所以在《孟子》中没有将吴王和越王列入五霸名单加以批判。
孟子所论述的霸主，都是敌对正统的祖先或者是相当于其祖先的人，是把他们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论述的，所以才称他们是“三王的罪人”。
《荀子·王霸》则展示了与孟子完全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并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列为春秋五霸。《荀子》认为这些君主是讲诚信的人。
《荀子》列举的五霸所在的国家，除了楚国外，其余的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前280—前250年左右）都已经灭亡。越国灭亡的时间，据推测大致与鲁国被楚所灭的时间相同，其余国家的灭亡时间则更早。褒扬这些已经灭国的国家的君主们，也不会给敌对的战国时代的他国君主们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楚国却是唯一存在的，书中的立场其实就是楚国的立场。并且通过褒扬霸主（“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其实更进一步褒扬了战国时代的王者。
荀子曾出仕于楚国，所以《荀子》的霸主观，其实也是站在楚国的立场上讲的。
荀子所论述的霸主，是被褒扬的对象，这种褒扬当中反映出了楚国的正统主张。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想强调自己的正统性，除了诽谤敌对国的正统性之外，还有这种表面上进行褒扬的方法。
到了汉代，则不需要像孟子和荀子那样需要顾虑某一特殊正统了，五霸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白虎通》便是其中之一。
霸主被进行了注释，说他们是以召集诸侯举行盟誓并朝见天子为己任的存在，这也成了世人所熟知的关于霸主的定义。
宋襄公
上述关于霸主的论述当中，《孟子》将宋襄公（前651—前637年在位）列为五霸之一。宋襄公在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于公元前639年妄图称霸诸侯，却遭失败。后来于公元前638年与楚国在泓水一战，结果惨败而归。
该史实在《左传》中有记载。宋襄公认为在楚军渡完河之前发起攻击是不仁之举，非得等楚军完全渡河立稳之后才开战，结果惨败。由此产生了“宋襄公之仁”（宋襄公的仁慈）这个成语，意思就是无意义的仁慈。
不过，如果单从这个史实来看，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孟子》将宋襄公列为五霸之一。前面也分析过，之所以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列为春秋五霸，目的是为了诽谤齐国的姜姓君主以及韩、魏、赵、秦、宋、楚的君主。只是，除了宋襄公以外，其余的霸主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霸当中在宋襄公之前提及的是秦穆公，在只不过是西戎霸主的秦穆公后面，紧接着介绍了宋襄公。宋襄公是宋国一带的名门望族，这一点在前面也提及过，是论述的前提。也就是说，宋襄公是殷商故地的望族。
在战国时代的宋国，公元前322年宋王偃（康王）称王，齐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不久，齐国进攻宋国，陷入战乱的泥沼之中。宋王偃被称为是桀纣再世，齐国对他的评论极差。正是为了批判这个宋王偃，才牵扯上了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将其列入五霸。不过反过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宋国一带的殷商故地，宋襄公是自古以来便被作为功绩卓著的君主而为人所广泛称颂的。
前面我们通过分析各种史料，对春秋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进行了论述。正如文中论述所展示的那样，我们要想论述春秋时代，掌握战国时代的情况是必不可缺的。下面我们将舞台切换到战国时代，探讨一下战国时代的状况。在此之后，我们再重新来分析一下春秋时代的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