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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装箱、余闲和权衡式思维
把东西装进行李箱，是对资源管理问题的最好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时间箱，要在里面装上工作、休闲和与家人共度的时光。我们也都有一个金钱箱，要在里面装上住房、服饰和其他所有支出。资源的稀缺和富足，会改变我们装箱的方式。如果没有余闲存在，我们在装箱时就不得不进行权衡。可见，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闲。
你 马上就要出差了。试想你拖出了一只大行李箱，准备收拾行李。首先，你将所有必需品装了进去：洗漱用品、正装、数码设备。装完这些物品后，你发现行李箱里还有空地，于是就又装了几件可用可不用的东西——你装上了一把雨伞，以备下雨天使用；又装进去了一件毛衣，以备冷空气突袭；还带上了运动服和跑鞋。（说不定这次真的能抽空去锻炼一下呢。）看着行李箱里的这些东西，你心满意足地拉上了拉链。行李箱还没有完全被装满，还可以再装一些东西，但你觉得这些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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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想象一下，同样的一次旅程，如果你只有一只小行李箱，怎么办？与之前一样，你一开始便将必需品扔进了行李箱，但很快行李箱就满了。于是你将东西全部拿了出来，试图利用更合理的布局重新装箱。你小心翼翼地将物品堆叠、拼凑，用颇具创意的方法腾挪着有限的空间——你将袜子和手机充电器塞进鞋子，还将皮带展开，挤在行李箱侧壁上。这样一来，行李箱里就只剩下一点点富裕出来的空间。此时你会想：要不要带上毛衣？要不要装上运动服？雨伞呢？要不要冒着被雨淋的风险？要不要至少给自己一个开始锻炼身体、恢复身材的机会？用小行李箱打包时，就不得不做出权衡。斟酌一番后，你决定带上毛衣，然后费了点力气才将行李箱拉上。
小行李箱迫使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装进一样东西的同时，就必须拿出另一样东西。大行李箱的主人在思考是否带上跑鞋时，只不过是在想他需不需要这双鞋；而小行李箱的主人则是在考虑，若想带上跑鞋，就需要从行李箱中拿出某样物品，以腾出空间。
无论是大行李箱还是小行李箱，都是一种限制：无论行李箱大小，你怎么也不能将每一件可能用得上的物品都装进去；无论行李箱大小，都需要你去选择装入什么和放下什么。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只有小行李箱会令人觉得这是个问题：用大行李箱收拾行李时，人们总是十分随意；而用小行李箱收拾行李时，人们便会变得小心翼翼，思索再三。
以上关于行李箱的叙述是对生活中许多其他问题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时间行李箱，需要在里面装上工作、休闲和与家人共度的时光。我们也都有一个金钱行李箱，需要在里面装上住房、服饰和所有支出。而且，有些人还为自己制定了热量行李箱，要在里面装上所有食物。
这一比喻告诉我们，当稀缺令我们专注时，同时也会改变我们收拾行李箱的方式。也就是说，稀缺会改变我们花每一分钱、度过每一个小时、吃掉每一份食物的方式。稀缺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结果，装出一个内容不一样的行李箱：大行李箱总是装得随心所欲，还剩下不少空间；而小行李箱却总是装得十分谨慎，满满当当。
理解我们装箱方式的不同，是理解稀缺创造稀缺的关键。
权衡式思维
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是这样计算的：它相当于30多座城市的现代化砖砌学校；相当于两座发电站，每座能为拥有60000人的城镇供电；相当于两家设备精良的医院；相当于约80450米的水泥公路。我们为每架战斗机支付的费用，相当于1360万千克的小麦。我们为每艘驱逐舰建造的船坞，相当于8000多人的住所。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设想你与几位朋友正在餐厅吃晚餐。服务员介绍了特色菜，并询问你们是否需要喝点什么。你平时不怎么喝鸡尾酒，但菜单上的一款却吸引了你的目光。是否要尝试一下？你该怎么决定？你可能要算一算，到晚餐结束驾车离开之前还有多长时间；你可能要等一等，看看几位朋友是否会点酒喝；你可能还要考虑如何埋单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将账单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你也可能会考虑，10美元一杯的价格是否合理。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却是你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不会去想，如果我买了这杯酒，那么我会因此而放弃购买其他什么东西？之所以不会这样自问，是因为你感觉似乎没有这个必要。感觉上，你就算买下了这杯鸡尾酒，也不会影响其他消费。感觉上，这里并不存在权衡问题。
请思考一下以下这个有趣的问题。
从基础会计学的角度来看，权衡无处不在。无论你多么富有，金钱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如果你用10美元买了一件东西，那么口袋里就会少了用来购买其他东西的10美元，就算这个“其他东西”是你留给孩子的遗产也一样。这10美元一定有个出处，但通常却并不会给人以这种感觉。
我们许多人并不觉得花10美元还要做什么权衡，因为它通常都不需要牺牲其他消费来完成。极端一点来看，我们似乎永远有花不完的10美元。如果就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我们知道，10美元当然不是无穷无尽的，只不过我们并不以这种认识为基础而采取行为。
权衡式思维（trade-off thinking）它是由稀缺所引发的一种思维方式。在稀缺状态下，因为所有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俘获了我们的大脑，以致我们开始对之念念不忘，开始产生决策难题。
而有时，我们会意识到权衡的存在。请想象你正节食时，遇到了同样的“鸡尾酒问题”。就算10美元的价码不会让你考虑到权衡问题，但酒中的“热量价码”也会让你斟酌一番。突然之间，你要将这杯酒所带来的额外的300卡路里热量考虑在内。一旦这杯酒下肚，你就要忍住不吃其他东西的冲动。那么，这杯酒值不值得我们放弃甜点？或者放弃明天早上的面包？只要开始节食，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精打细算的“卡路里会计”，手中的热量“账本”必须要实现收支平衡。此时，我们意识到：选择吃一样东西就只能不吃另一样东西。就这样，我们产生了权衡式思维。
10美元对于囊中羞涩的人来说，与300卡路里热量对节食者的影响是一样的。在收拾行李的比喻中，我们也体会到了相同的道理。
稀缺迫使我们产生了权衡式思维。所有那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俘获了我们的大脑，成了我们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事情。
当我们手头缺钱时，就会非常关注那些需要支付的账单。当我们想要购买某样东西时，一直被我们惦记着的账单就会让权衡变得显而易见起来。当我们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某项工作时，所有那些待办事项就会凸显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当我们想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点别的事情时，权衡就又会再一次出现。如果时间和金钱都有富余，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专注，而权衡也就不会那么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权衡式思维是稀缺引发的固有结果。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为了对这一理论进行更为严格的测试，我们在波士顿的一个火车站对上班族展开了调查。我们请这些乘客设想自己正在考虑购买一台电视机，并请他们列出所有考虑因素。一开始，大家都只列出了电视机大小、屏幕分辨率、价格的合理性等比较明显的因素。而当我们将实验对象分为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两组后，就得出了一个规律：只有一部分人表现出了权衡式思维，他们主动道出了一些想法，比如具有“如果买下电视，我要放弃些什么”这样想法的人，其收入比平均水平要低很多。表现出权衡式思维的穷人，几乎是富人的两倍（15︰8）。这一差异非常显著，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所利用的收入分隔线，最多只能粗略地将其视为稀缺的替代性表现。一些被我们归类为富人的人，很可能同样面临着稀缺问题，比如一定有人正承担着按揭贷款、信用卡的债务、大学贷款，或是要养一大家子人的压力。
我们在印度进行同样的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了解到，可支配金钱与物品大小之间存在着联系，而稀缺就是由这种联系决定的。与之前进行的调查一样，面对考虑购买搅拌机的问题，只有不到30%的富有实验对象提到了权衡，而超过65%的穷人都产生了权衡式思维。而当我们问到更为昂贵的物件——电视机时，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会表现出权衡式思维。可见，我们是否会联想到权衡，取决于相对可支配金钱能购买的物品的大小。对于穷人来说，搅拌机代表了其手头现钱的很大一部分，而富人则不然。相比之下，就算是印度的富有家庭，购买电视机的钱也是比较大的一笔支出。换句话说，搅拌机仅引发了一部分人的稀缺，而由于电视机的价格对于每个人的可支配金钱数量来讲都很可观，因此就引发了所有人的稀缺，就好像考虑购买汽车的问题会引发绝大部分美国家庭产生权衡式思维一样。
余闲
收拾行李箱的比喻让我们了解到稀缺为什么会创造出权衡式思维——我们会随随便便地往大行李箱里装东西，而角落里还有没利用上的空间。我们将这部分空间称为“余闲”。所谓余闲，就是因我们装箱剩余下来的没有用上的可利用空间。面对大行李箱，我们经常会产生余闲。余闲，就是我们在拥有很大空间，不存在稀缺心态时的产物，也是我们在资源丰富时进行资源管理的特定方式。余闲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我们考虑（或未考虑）权衡、关注（或不关注）价格的倾向。
余闲（slack）就是我们在拥有很大空间，不存在稀缺心态时的产物，也是我们在资源丰富时进行资源管理的特定方式。
试想，当你刚收拾好一只大行李箱，但又想往里面放件东西，此时你完全可以直接打开箱子扔进去，而不需要拿东西出来。你不需要对行李箱里的物件进行重新整理，因为行李箱本来就有多出来的空间——余闲。但如果是只小行李箱，要想往里面放件东西就需要拿东西出来。余闲的存在，令我们感觉不到权衡的存在。10美元一杯的鸡尾酒，钱从哪里来？如果你很有钱，那么喝杯酒就好像没花钱一样，因为从某种角度讲的确是这样。余闲替你埋了单。可见，余闲可以将我们从做权衡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
我们都体会过时间上的余闲。如果这周工作不太忙的话，我们在日程安排中就会留出空闲。此时，你可以在两次会议之间留出15分钟的休息时间，但在工作繁忙时，你可能会利用这点时间回个电话。现在，时间就在这里，仿佛散落于房间四处的零钱，但是你却没有要去利用这些时间的紧迫感。你不会为了完成各项事务而马不停蹄。当同事说他会在10点到11点之间给你打电话时，你没有跟他约定具体时间，而是将整整一个小时都划给了这通30分钟的电话。
许多富人会十分享受金钱上的余闲。研究显示，高收入购物者不记账的比例是普通人的两倍多，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记录，根本不差钱”。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荷兰学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富人不会在大脑中盘算自己有多少可支配的金钱，而财务规划师则会直接假定客户拥有金钱上的余闲——他们会对大笔支出精打细算，然后将余下的部分留给规划师随意支配。比如，MSN公司的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就建议将资产的10%留置一旁，作为“乐趣资金”。这就是可支配金钱的余闲，即用来休闲与享受的钱。
当然，对积蓄的精打细算是一个明智之举。手头留有余钱，以备不时之需，是非常英明的做法，就像是用来应对人生变化无常的保险。就算去机场只要25分钟时间，你也应该提前45分钟出发，以防万一。但是，我们并不会用“余闲”这个说法来指代那些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精心规划、刻意预留的空间。你也许会在行李箱里留出余地，以备到罗马出差时采购一番。但请注意，这里的余地是属于计划之内的，就像行李箱里的其他物品一样，在你的分配与规划之下。
我们所谓的余闲不是刻意预留的空间，而是因为装箱时空间充裕而产生的“副产品”。在我们工作顺利、收入稳定时，并不会仔细到1元钱都计较的份上；买房买车这种大事，只要支出后能剩下供我们支配的充足资金，就没问题；我们大概会了解自己能以什么样的频率光顾什么档次的餐厅，这样就能基本保证不超支；我们选择的度假产品的价格只要在心理价位左右就行，而不需要考虑银行账户里还有多少钱，然后再选择一款与预算分毫不差的产品。这种心态就是“充裕”的一个特点，而余闲便是其结果。
为什么穷人的余闲更少，而富人更多呢？从大自然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穷蜜蜂与富泥蜂
任何一座人工建筑都不如蜂巢那般精致。蜂巢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年轻的工蜂会吃下大量蜂蜜，然后分泌出一点点蜂蜡——蜂蜜与蜂蜡之间的比例悬殊，1千克蜂蜡需要8.07千克蜂蜜，而为了采集这8千克多的蜂蜜，蜜蜂需要往返于花丛9万次。然后，蜜蜂会将蜂蜡聚集成小堆，用体温将之软化，以便塑形。一点一点，一块一块，蜜蜂将蜂蜡连接起来，就制成了筑造蜂巢的“砖瓦”。这些工作是在各处分散进行的，并没有统领整个项目的监工。试想，你要用一粒粒细沙建造沙堡，但却从未停下手去看看建造工作的进展情况，也没有人给你任何指示。然后再试想一下，同样一份建造沙堡的工作，你需要与几百位朋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完成。但尽管如此，蜂巢还是建成了。蜂巢巢壁之间的角度是精准的120度，形成了完美的六边形。每层巢壁的厚度都不到0.1毫米，偏差仅在0.002毫米之内。也就是说，公差为2%。从建筑标准的角度来看，它的建造水平很高。因为对于建筑中使用的预制内层层压板的宽度，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允许的公差为10%。
与蜜蜂一样，泥蜂也要筑巢，但它们的原材料是泥巴。它们会对蜘蛛发起进攻，将20多具尸体塞进巢穴，产卵并封存。孵化出来的泥蜂幼虫以这些猎物为食，在密封的巢穴中过冬。泥蜂并不会像蜜蜂那样精心地筑巢：巢室基本是柱状的，以不规则的方式用泥巴黏合在了一起，完全比不上蜂巢的精美。
为什么蜜蜂会建造出如此精美的蜂巢，而泥蜂却马虎行事？答案在于稀缺。泥蜂采用的建筑材料——泥巴，是充裕的；而蜜蜂的建筑材料——蜂蜡，则是稀缺的。蜂蜡就像塞满东西的行李箱里的空间或经济不景气时的钞票一样，必须得到妥善的保存和利用。如果草草筑巢，就会浪费蜂蜡，而为了不至于浪费，就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明智地分配资源。相反，泥蜂则拥有相对充裕的建筑材料——大量可以浪费的泥巴，它们有能力享受余闲，可以粗心地筑巢，因为它们的建筑材料实在是太廉价了。但蜜蜂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们筑巢材料的成本实在是太昂贵了。
穷人和富人也会有类似的体验。试想一下，在行李装箱前，你将所有需要带上的东西都摆在了床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放在左边，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右边。对于为期3天的行程来说，最左边的应该是第1套换洗内衣，而第5套换洗内衣则应放在最右边。你开始将东西以从左向右的顺序往行李箱里装。在行李箱装满之前，你可以放进去许多东西，而若想将行李箱装满，你就会放进去一些原本不需要的东西，比如第5套换洗内衣。所以说，空间富裕的大行李箱最终抛弃的是重要性较低的物品；而空间拥挤的小行李箱，在主人还没装完需要的东西时就满了。对于小行李箱来说，空间尤为宝贵，而对于大行李箱来说则不然。
经济学家们称这种现象为边际效用递减，即你拥有的越多，对你而言，每一样额外增加的物品的价值就会越低。
我们的叙述存在着这样一个经济学逻辑：穷人之所以没有那么多余闲，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能力负担。装箱所需要的空间，对于拥有大行李箱的人来说是廉价的，就像泥巴一样；但对于小行李箱的主人来说则是昂贵的，就像蜂蜡一样。因此，大行李箱的主人会像泥蜂那样，以低效的方式随随便便地装箱——因为行李箱里还有余闲；而小行李箱的主人则会像蜜蜂那样细心，尽量不留余闲。
同时，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还有深层次的心理学因素。当大行李箱和小行李箱的主人在装箱时停下手来，每个人都有尚未被装进行李箱的物品时，二者就会表现出不同行为：对于小行李箱的主人而言，许多十分重要的东西装不进行李箱的情况会唤起他们的关注和焦虑。就这样，他们会对这些装不进去的东西产生管窥心态，会不由自主地想：“难道我不能重新整理一下箱中的物品，然后将这些东西也塞进去吗？”装箱这件事俘获了他们的注意力，因为装不进行李箱里的物品的确十分重要。但当大行李箱的主人停下手来时，就说明没有装进行李箱的物品确实没那么重要——装上也好，不装也罢。大行李箱的主人之所以会产生余闲，是因为他们并不那么在意装箱这件事情。
余闲心态下的购买行为
房子不过是一堆东西上面加了个盖子。
——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
余闲都用来做什么了？如果你与大多数人一样，那么就可以自己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去厨房打开橱柜看看吧！里面可能装满了很久以前你买回来的东西。其实许多人都会这样。一般来说，许多美国家庭的厨房里都会堆满好多年没有人碰过的汤包、果酱和罐头食品。这一现象非常普遍，食品研究人员甚至专门为这些东西起了一个名字s——“橱柜遗弃品”（cabinet castaways）。据估计，在从超市买回来的10件物品中，就有一件会成为橱柜遗弃品。
实际上，我们许多人家里都称得上是“遗弃品博物馆”。记不记得上次你清理衣柜时发现的一件很陌生的衣服，然后自言自语道：“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件衣服！”这些衣柜遗弃品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让你觉得自己真正稀缺的不是金钱，而是空间。甚至，有些人还需要租用自助式仓库，才能储存所有这些东西。有人估计，每年人们花在租赁自助式仓库上的钱，就高达120亿美元，足有音乐类消费的3倍多。在美国，自助式仓库共占用1.86亿平方米的面积。自助式仓储协会（Self Storage Association）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自助式仓库顶棚的面积可供所有美国人同时站于其上。”
自助式仓储业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兴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充裕所形成的余闲。这与一位作家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所讲的观点不谋而合。
提供仓储营销解决方案的咨询集团总裁德里克·内勒（Derek Naylor）曾对我说：“人们的懒惰情结一直是自助式仓储业从业者的‘密友’。因为只要将东西装进仓库，就没有人会想要再花上一整天时间将其搬出。只要人们有能力去支付费用——从心理上感觉他们能够付得起费用，那就会一辈子将东西放在那里。”而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曾说：“现在，有些人要比以往更加关注信用卡账单。他们真的开始关注储存在仓库里的东西，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得每个月100美元的储存成本。于是，他们就把东西丢掉了。”
因为余闲的存在，我们才可以随意购买这些最终被丢掉的物品。有了余闲，我们就会随随便便地买下特色风味的汤罐头，或者遥控飞机模型。有了余闲，我们就不会觉得一定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有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会想到：“我是否能常常用到这台榨汁机？这部机器值得我花这些钱吗？”或者：“我真的有机会穿上这双“恨天高”（鞋子）吗？还是干脆用同样的钱来买条裤子？”因为不存在权衡，所以我们只能想到“为什么不呢”。余闲令我们脱离了权衡的困扰，允许我们去购买那些具有一定吸引力的东西，而不去考虑其他因素。
这样一来，低效和浪费就会产生。当我们拥有很多空闲时间时，就会无所事事，然后时间就这样被耗尽了。从各项工作的间歇中挤出来的零散时间，加在一起也会有好几个小时。原本一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但结果只做了6个小时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用一周时间去完成一项本来只需要用两天时间就能完成的事。而且，我们现在指的并不是那些你明确认为“没事可做”的时间段，而是那些没有被你合理利用的时间。当我们拥有一些自由时间时，就会散漫地将其一点点浪费掉。当我们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赚到钱时，就会购买一些之后会被弃置一旁的物品。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渐渐流逝的；橱柜里装满了我们永远不会去吃的汤罐头，而自助式仓库里还存放着一大堆早就被我们忘却了的东西。
但是，余闲并不仅仅意味着低效。我们曾在一组大学生中进行过此类调查。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你计划今晚在图书馆里完成第二天就要交的论文。但当你穿过校园时，忽然发现你仰慕已久的一位作家要在校园里办讲座。此时，你是坚持去图书馆，还是去听讲座？
随后，另一组大学生也拿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里面加上了一个新选择（加黑部分），以进一步诱惑他们放弃图书馆之行：
你计划今晚在图书馆里完成第二天就要交的论文。但当你穿过校园时，忽然发现你仰慕已久的一位作家要在校园里办讲座。而且，在另一个礼堂里，一部你一直想看的外国电影也要放映。此时，你是坚持去图书馆，去听讲座，还是去看电影？
当只有“讲座”这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选择时，60%的学生都会坚持去图书馆。而当同时面对两个富有吸引力的选择时，更多的学生（80%）会选择去图书馆。这一结果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些诧异：虽然人们有了更多能引起兴趣的选择，但却更坚持最初的决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做选择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选择存在于讲座和图书馆两者之间时，你可以决定在那一天里哪件事情更重要，是学习还是休闲？但当两种休闲活动同时出现时，你就又多了一个选择：究竟哪个休闲活动更适合我？面对这个多出来的选择，人们常常会说：“算了，我还是去图书馆吧。”所以，人们常常会通过坚持最初的计划来避免选择的负担，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去做选择。
余闲能让我们轻松地避免选择负担。你之所以必须在讲座和电影之间做选择，是因为你可以利用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你有余闲，就可以两件事情都做。当你逛街买衣服时，同时看到两件你喜欢的衣服，如果口袋里的钱有限，你就不得不二选一。如果你同时喜欢上两款口味的冰激凌，而此时你正在节食，就不得不从中选择一款。无论是金钱余闲、时间余闲还是热量余闲，都会给予你不去做选择的权利。此时，你就可以说：“我两个都要。”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选择”的理想相反，余闲给了我们无须做选择的自由。
没有余闲时犯错，后果很严重
余闲还给了我们另一类重要利益。先来看看下面这则小故事。
亚历克斯和本路过一家服装店。两人都看上了一件皮夹克——他们俩都没有皮夹克，而且一直都想买一件。这件皮夹克非常适合，只不过太贵了，要价200美元，而且也不是非常实用。对于他们来说，正确的选择是掉头走开，但一直想要皮夹克的愿望却实在难以放弃。他们俩说：“为什么不买呢？”于是向欲望屈服，稀里糊涂地花了钱。
此时，亚历克斯的现金很充裕。他回到家才想明白：“真是花了冤枉钱！”
而本正缺钱。他回到家也想明白了：“真是花了冤枉钱！”紧接着他又想到：“现在我没有钱修车了。车子坏了我上班就会迟到，上班迟到就会……”
本所处的环境比亚历克斯更具挑战性。显然，他们两人都没能抵挡住这200美元的诱惑，花了冤枉钱，自作自受。两人虽然都为这件皮夹克支付了同样的费用，但亚历克斯没过多久就淡忘了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而本却不能。可见，同样的错误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本所处的环境之所以更具挑战性，不是因为他遇到了更有本事的销售员，或是需要负担更高的利息，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金钱上的余闲。
这200美元的诱惑该如何支付？对于富有的亚历克斯来说，他可以用余闲来支付。就算没有头脑发昏买下皮夹克的这个插曲，他的可支配资金也没有用完——200美元可以从没有用完的部分里支出。而对于囊中羞涩的本来说，他并没有余闲。为了支付这200美元，他必须挪用计划内的其他支出，而计划内的支出都是他认为必要的。他的错误让自己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可见，余闲不仅会令你免于权衡，而且还意味着：即便你犯了错误，也不会让你遭受实实在在的牺牲。
现在来看一个关于时间的例子。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请了一些大四学生来对完成毕业论文所需要的时间进行预估。最后，他们预估的平均时长是34天。当研究人员问到所需要时间的最好情况和最差情况时，学生们普遍认同的是，27天（如果一切顺利）到48天（如果诸事不顺）都有可能。而实际上，学生们完成论文的平均时间是55天。当然，这并不是缺乏经验的大学生们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经历这样的计划谬误，从经理人到制片人，谁也逃不掉。我们所有人都会对未来的计划抱有乐观的态度。就连顶尖的象棋选手都会给开始的几个回合分配过多的时间，以致在后来陷入时间紧迫的麻烦。
虽然计划谬误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假设一项工作需要你在月底前完成——这项工作实际上需要4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你却错误地认为只需要30个小时，并错误地实施了工作计划。随着截止日期的一天天邻近，你的这一错误也变得明显起来。你少了10个小时的时间，该怎么弥补漏掉的这10个小时呢？
如果你并非忙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那么这10个小时不过是一个小麻烦。你看了看工作计划，然后想办法将这10个小时加进去：几件事情可以改一下时间，几件需要完成的任务可以缓一缓，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日历中本来就四处散落着空闲的时间。随便改一改，你就能搞定这件事，就能找到需要的10个小时。
如果你这星期已经排满了各项工作，那么这10个小时就不仅仅是一个小麻烦而已了。你看了看工作计划，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实在是太糟糕了。工作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积木塔一样，如果少一件，或挪动一件，整座塔就会在顷刻间崩塌。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你一百个不愿意地做出了几个艰难的选择：你暂缓了另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的紧迫程度仅稍稍有一点缓和），主要是害怕耽误手头上的这项工作，所以并没有踏实下来认真思考。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借用了其他工作的时间，而借了总是要还的。随后的一周，你将会遭遇一场更加可怕的噩梦。
对于不那么忙的人来说，余闲会将错误吞噬，将错误所引发的后果最小化。而忙碌之人就没有那么容易逃避犯错的后果了。每加上一个小时，都要以其他一些事情为代价。甚至，同样的错误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只看到了余闲会导致低效——我们去购买那些注定会成为橱柜遗弃品的东西行为，是低效地利用了时间和金钱。而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余闲还能够提供一个隐藏的功效——在我们犯错误时，它给了我们周转的空间和失败的空间。
余闲也以另一种方式将我们隔离开来。亚历克斯和本为那件皮夹克支付了同等的费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为这件皮夹克支付了更高的成本。200美元，不过是亚历克斯收入的一个小零头，是他余闲的一个小零头，但却是本收入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同样的钱数，从比例上来讲，其代价对于本来说更加高昂。正如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所说的，“诱惑负担是递减的，对于资产较少的人来说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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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丹·比约克格伦（Dan Bjorkegren）的经济学研究生曾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测试。在印度尼西亚，他针对人们的消费规律展开了一项大调查。他将某些消费品归类为诱惑性商品。（这种分类当然是主观的，有探讨的空间。）之后，他会请受调查者自己划分哪些商品属于诱惑性商品。但鉴于这是第一次调查，也算是值得借鉴的实践活动，而且诱惑性商品清单中的东西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列出来的，其中包括香烟、酒类和其他成瘾性商品等。比约克格伦就人们在购买这些商品时的消费比例进行了研究，并对诱惑性商品的赋税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对于最为贫穷的人群，诱惑性商品的赋税高达10%。而比例会随着人们富有程度的上升而下降，直到降至消费总额的1%。不可否认，富人会在诱惑性商品上投入更多金钱，但赋税比例却会更低。
如果失误的成本更加高昂，失败的可能性更大，那么稀缺难道不会令我们变得更加谨慎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若想减少失误，仅凭努力是不够的。许多错误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谨慎，而是要从我们心理过程的根源处找原因。努力和专心还不足以令我们避免计划谬误，也无法提醒我们那些根本想不到的事情，更不能给予我们钢铁般抵制诱惑的意志力。偏见是大脑运转的直接结果，而且并不总能对事件的后果作出响应。我们也许会屈服于瞬间的诱惑，在身体健康时随意吃零食，而在患有糖尿病时，也同样有可能屈服。我们在玩简单的视频游戏时，有可能会走神，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也有可能会走神。就算会导致更加极端的后果，偏见也会持续。
不仅如此，稀缺还会令我们犯下更为严重的失误：贷款负担让我们身陷险境，很容易出错；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更有可能对未来的工作做出错误的规划——他此时需要将精力投入于手头的工作，所以在顾及其他事项时会心神涣散、不知所措，而在这种状态下，制订出来的工作计划十有八九会存在失误。在带宽受到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可能向冲动屈服，向诱惑低头。在没有余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允许失误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够从新的视角来审视稀缺。滞纳金是对规划失误或忘记做事的惩罚，而其无疑也是对那些生存于稀缺之中人们的火上浇油。随处可以买到的垃圾食品会让穷人和忙碌之人患上肥胖症，而这些人更容易暴露在垃圾食品的诱惑之下，会更加不注重饮食健康。相对来说，富人和悠闲自得的人则有能力躲避垃圾食品的威胁。低成本按揭贷款表格上那些难以看清楚的披露内容，特别容易为人们所误解（也会导致更为严峻的后果），尤其是对于那些生存于财务稀缺状态下的人。有些环境会创造出允许失误的空间，而随后这些失误又会给予人们惩罚。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而对于面临稀缺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
稀缺不仅意味着人们没有失误的空间，也意味着人们更有可能会出现失误。在亚历克斯和本的例子中，皮夹克就是他们面对的诱惑。买下皮夹克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个错误。但如果我们将故事写成下面这样，又会是另一种情况：
亚历克斯和本路过一家服装店。两人都看上了一件皮夹克——他们俩都没有皮夹克，而且一直都想买一件。这件皮夹克非常合适，只不过太贵了，要价200美元，而且也不是非常实用。亚历克斯很有钱，他想：“为什么不买呢？”反正他的钱也没有什么其他用途。而本有些囊中羞涩，他意识到购买皮夹克的行为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他必须抵制诱惑。
这回，买下皮夹克对于本来说是一个错误，而对于亚历克斯来说则不是。这就是充裕的资源为我们提供的自由，它可以让我们去购买更多东西。财富会将诱惑转化为可以买到的奢侈品。同样一件商品，在你身无分文时是一个诱惑，而在你不差钱时，不过就是随手的挥霍。看着非节食者毫不犹豫地大吃曲奇饼，节食者必须要忍住不吃。忙碌之人必须要避开各种干扰，不能去与朋友喝酒，更不能坐在沙发上漫无目的地看电视；而悠闲自得的人则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享受这些。
可见，稀缺不仅提高了失误的成本，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机会去犯下错误、做出不明智的选择。稀缺状态下，将事情做对做好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无论是忙碌之人的时间，还是贫穷之人的金钱，都必须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精打细算。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行李装箱的比喻。
请想象我们二人——塞德希尔与埃尔德应邀去参加野餐。塞德希尔负责带水果做沙拉，埃尔德则负责带软糖。塞德希尔必须要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将水果装进包里，因为他要带一个大西瓜，而他的包中已经装了许多其他水果。在塞进菠萝之后，背包实在装不下其他东西了。此时他想：也许我可以将香蕉掰开，沿着背包的边缘码放整齐，要不就在苹果和梨子的缝隙中塞进一点点葡萄或草莓。将水果装进背包的事情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难找到其最佳的排列方法。与此相比，埃尔德的任务就轻松多了。他将西瓜味的软糖扔进包里，又随手丢了几个橙子口味的。之后他拿起背包晃了晃，背包中瞬间就又多出了一些空间。于是，他又在包里装了其他几种口味的软糖。
埃尔德也许同样面临着权衡问题，那就是他可能无法将所有口味的软糖都装上。但只要做出了选择，他的打包行动从本质上讲就会比塞德希尔简单许多——装软糖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开动脑筋来想办法。将塞德希尔和埃尔德的任务区分开来的，就是物品的“粒度”（granularity）。水果个头相对较大，而软糖则小了许多，像沙粒一样可以随意堆积。随着物品的粒度增大，打包的复杂程度也在提高。
生活中，你是在往行李箱里装小物件还是大物件，这取决于你可支配的资金。如果你拥有的资金较少，那么一部iPod就会让你感觉到贵重，因为它可能会占据你整月开销的一大部分。而随着资金的增加，一部iPod所占的比例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在你可支配的收入中，购买iPod的资金会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可支配资金越多，就越能令决策不那么容易引发直接后果，而且也能降低打包与装箱的复杂性。当可支配空间变少时，装箱的物件体积就会变得相对较大，装箱难度也会相应增加；而当可支配空间变多时，装箱物件的体积就会相对变小，装箱难度也自然会减轻。
当然，就算拥有大量可支配的空间，如果物件的体积真的很大，还是会令装箱变得复杂：在一起重大而漫长的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担任陪审员，就算对于拥有大把时间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购买一处度假别墅的决策，就算对于有钱人来说，也需要投入精力。但如果资源充裕，你所做出的诸多选择，平均来看，“粒度”就会变小一些，以至于不会占用你全部的可支配资源或计划。这就引发了更深一层的思考。虽然我们在此关注的是稀缺所引发的心理变化，但其影响可能不仅仅存在于心理层面。我们可以从数学角度来理解稀缺——稀缺可以创造出运筹学上难度更大的装箱问题；人们的大脑会受到稀缺心理的挑战，让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计算难度更大的环境中。
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闲
我们在本书一开头就讲到了稀缺的定义，即一种需求比资源多的主观感受。这就引出了主观感受与实际限制之间的对比，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有限的金钱、时间等资源，而装箱的概念则令这种差异变得更加尖锐。实际限制和权衡永远存在：行李箱不管有多大，体积都是固定不变的。但事实上，只有小行李箱才能让我们感受到稀缺的存在。这时，我们才会注意到权衡，才会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同时，从客观上讲，小行李箱也令稀缺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大行李箱不仅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而且也消除了稀缺的感受——我们不仅会觉得自己拥有了足够的空间，而且也想不到要去做权衡。虽然实际限制和权衡无处不在，但人们的感受却并非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余闲的概念深入到了稀缺心理的核心。拥有余闲，我们就会拥有充裕的感受。余闲不仅仅意味着低效，更是一种奢侈的心理享受。充裕不仅能让我们购买更多的商品，也会给予我们随意装箱的奢侈享受、不用动脑筋的奢侈享受以及犯了错误无所谓的奢侈享受。就像亨利·大卫·梭罗曾说过的那样，“一个人的富有程度，与他所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