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如何让穷人摆脱贫穷

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众多失误。这些失误的不可避免，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积极性，而是因为缺少带宽。因此，我们要包容穷人的不当行为。我们要设计有效的预警机制，让穷人提早为未来做准备。所以，为穷人提供的培训要简单实用——节省带宽的教育方法才是好方法。

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为“起轮事故”（Wheels-up Crash）的频发而头疼不已。当时，飞行员在降落后，总会在收起侧翼时，误将轮子收起。可以想见，飞机在陆地上滑行时收起轮子，可一点儿也不好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方请来了一位专家——阿方斯·查帕尼斯中尉（Lieutenant Alphonse Chapanis）。查帕尼斯中尉是一位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心理学专家，是研究这些飞行员想法的不二人选。为什么这些飞行员会如此粗心？他们太过疲劳了吗？还是他们太早就放松警惕，觉得可以在完成一项艰巨任务后就此“放手”？或者是在培训他们时出了什么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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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条线索就浮出了水面：问题只出在驾驶B-17和B-25轰炸机的飞行员身上，而运输机飞行员却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条线索帮助查帕尼斯中尉打破了自身的偏见：他决定不再从飞行员的大脑中找原因，而是去看一看他们的驾驶舱。在这些轰炸机里，机轮控制杆和侧翼控制杆紧挨在一起，看上去根本就是一模一样！而相比之下，运输机的控制杆布局就非常不同了。所以，轰炸机飞行员和运输机飞行员表现出不同行为的根源，就在驾驶舱内——其中一种控制杆布局给错误创造了太多机会。

这一问题被发现后，轰炸机的驾驶舱便从此改头换面。查帕尼斯中尉等研究人员意识到，飞行员的许多过失其实都是由驾驶舱布局不合理而引起的。但在此之前，军方的关注点一直在飞行员培训和如何确保飞行员时刻保持警觉上，并且着重于培养那些不会出错的“优秀飞行员”。查帕尼斯中尉的结论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当然，飞行员还是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军方也肯定要去挑选最优秀的人才。但无论你如何培训，如何甄选，飞行员还是会犯错，尤其是让他们置身于容易使之犯糊涂的驾驶舱内。

失误在所难免，灾难却并非如此。优秀的驾驶舱设计，不仅不应该诱导飞行员犯错，而且还要避免将失误酿成灾难。查帕尼斯中尉在着陆变速杆的末端安装了一个小橡皮圈，这样飞行员就能通过触摸来得知自己操纵的是哪根控制杆，从而解决了轰炸机存在的问题。优秀的驾驶舱设备，能在飞行员犯错误时发出警报。测高仪旁边的低海拔警示灯，可以有助于提醒飞行员，在航空高度较低时，是飞行员有意而为之，而非无心之失。如今，飞机的安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生产更为优质的机翼和发动机，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人为失误有了更好的掌控。

包容穷人的不当行为

最初，查帕尼斯中尉因飞行员的行为而感到困惑不已，一心想从他们身上找原因。相比之下，许多分析人士也同样因为穷人的某些失当行为而感到困惑不解。美国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培训项目，总是有人旷课、中途退课，就连劝服他们报名都很难。发展中国家的小额信贷项目负责人，总是会为客户不在高回报产品中做充分的投资而感到惋惜——这些客户宁愿将贷款用在偿还其他债务上，用去“救火”（比如马上要交的学费），或是去购买耐用品。疫苗接种项目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因为人们总是不去打疫苗，所以项目的实际收效甚微，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而得到预防的疾病，现在依然在发展中国家肆意猖獗。

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曾在美国的一个福利就业项目中担任顾问，这个项目旨在帮助依赖公共救济的人们找工作。项目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服务对象本身。虽然工作人员反复告知人们要着正装去上班，但他们还是常常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露面。很多人的简历漏洞百出，格式混乱，错别字一大堆。虽然这些错误是因为人们缺乏相应的知识或技能，但绝大多数错误都是由人们缺乏按计划行事的能力所导致的。就算有工作人员的指导，人们还是不会去使用服务站的计算机来修改简历格式，或利用服务站提供的资源找到更适合的着装风格。面试时，他们常常会两手空空地到场，连简历都不带，也不知道如何展现出最佳状态。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连安排好的面试都不会参加。

而这一社会项目的设计者，并没有从查帕尼斯中尉的视角出发。相反，他们假定问题就在这些服务对象身上，而不去“驾驶舱”内找原因。他们假定，问题在于人们缺乏理解能力和动力。于是，他们便尝试通过教育去改变这些人，为他们提供激励机制。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福利文化”的讨论。其中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对一个人一生中能接受福利救济的总年数加以限制。这种方法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励失业者去找工作。这种做法导致政府对一系列援助项目加以惩戒，还时不时地使政府官员取消一些福利待遇，比如改变免费政策，向人们收取纯净水使用费。而且，这种做法还引发了一些具有强大激励机制的计划，比如条件性现金补助计划，该计划服务的人群得到的补助金额，取决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良好”行为。

但是，为什么不将这些“飞行员”的工作能力放在一边，去“驾驶舱”内一探究竟呢？为什么不将人们表现出来的无能暂且搁置，去审视一下这些项目和计划的具体结构呢？如果我们接受了飞行员会犯错、驾驶舱的布局需要进行精心改造，才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的事实。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贫困人群而接受同样的事实呢？为什么不将这些援助项目设计得更能容忍人们的失误呢？

稀缺实验室

SCARCITY

针对扶贫项目，我们也能提出同样的问题。以培训项目为例，在培训过程中，学员总是不出勤，中途退课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在学员满脑子都是烦心事儿和心力交瘁时，错过一堂课又会怎么样？如果他来上课，却在课堂上想着别的事情，又会怎么样？答案就是下一节课的难度会变大。在错过一两堂课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中途退课——也许中途退课才是最佳选择，因为再继续听下去也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将前一堂课的内容作为基础来讲这一堂课的方法，如此严格的课程设置，并不能包容那些带宽负担过重的学员。偶尔错过一堂课，学员的成绩就会走下坡路，而单凭其一己之力是无法再次跟上课堂进程的。这种项目设计假设的就是，如果人们拥有足够的积极性，就不会犯错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些不愿意准时上课的人，一定是不把上课当回事儿，根本“不值得”培训。

但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些失误的频发和不可避免，而失误与否，与人们是否有积极性根本无关。请想象自己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回到家中，心中忧虑重重，不知道如何才能赚足够的钱来交这个月的房租、支付所有的账单和为女儿办个像样的生日派对，而且你想休息却怎么也睡不好。几周之前，你报名参加了计算机技能培训课程。你的想法是，只要掌握了新技能，说不定哪天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就在当天晚上，参加培训能给你带来的好处却显得那么抽象而遥远。你精疲力竭，快要被眼前的这些问题击垮了。而且你知道，就算你现在去上课，也听不进去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可以将目光跳转到几周之后。那时，你又落下了一堂课。再去上课时，你能听懂的比以前更少了。终于，你决定中途退课，等财务问题解决之后再来上课，毕竟现在的你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所以，这个课程不仅无法包容你的失误，反而将你表现出的这些可以预见的错误进一步放大了，而且还强硬地把你推到了教室之外。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如此。与其总是强调人们不犯错误或改善行为的重要性，还不如转而去对“驾驶舱”进行重新设计和布局。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更改课程设置，将之转换成模块化的课程单元，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交错开课，共同向前推进。错过一堂课，落下了一段内容怎么办？不要紧，只要转去参加比这个课程模块“迟”一两周的另一个并行课程就行了。如果整个模块的内容都错过了，那就等下一轮开讲时再重新学起也不迟。虽然这种方法会让结业的时间推迟，但学员们至少能真正学到知识。目前的培训项目，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学员可能出现的失误，就好像学员们不应该，也不允许犯错误一样。但是那些贫困人群，尤其是在失业的状态下，还有许多其他需要处理的事情。而这类事情的存在，致使他们无法安心坐在课堂上听讲。在稀缺的窘境之中，错过培训项目的一堂课，与中学生旷课的概念完全不同。线性设计理念指导下的课程，不允许学生中途缺课，这种课程设置比较适合全日制学生，但对于脑子里有一大堆烦心事儿的穷人来说，则完全行不通。

值得强调的是，对失误的包容并不能取代个人责任。相反，对失误的包容，可以确保穷人在勇于承担责任时，拥有提升的空间。对失误的包容，使人们获得的机会与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所处的环境保持对等。这并不是说人们不需要努力工作，而是说让那些敢于迎接挑战并为此付出了辛勤汗水的人们能获得更多的回报，正如只要改进驾驶舱内的操纵杆设计，就会让专心致志的飞行员表现得更加完美一样。带宽负担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犯下小过失、小错误，而对失误的包容，则能确保这些小过失、小错误不会让人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让“警报”来得更早些

还记得前面讲到的对福利救济年份加以限制的政策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些人认为，频频接受福利救济的穷人会缺乏自力更生的动力。这种观点认为，穷人之所以时而申请福利救济，时而退出福利系统，是因为这一系统太容易让他们产生不去工作的念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针对主要的福利项目（现在更名为“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美国为其公民一生中能领取福利救济的年份设定了上限：如今，每人一生中总共只能享受5年的福利救济。

规定福利救济的年限，并非莽撞之举。从理论上讲，有了限制，就产生了稀缺，而稀缺又可能让人们对资源的“利用”进行更好的管理。这种说法看上去貌似是以稀缺心理学为基础的，但却存在缺陷。我们知道，截止日期在即将到来、成为人们的心头大事时，会发挥作用。而限制期限较长，就像很久之后的截止日期一样，只有在临近时才会让人产生紧迫感。对于那些眼下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抱着管窥心态看待事物的人来说，几年之后的期限无疑会落到“管子”视野之外，而只有截止日期临近时才会有所察觉。在这一限制变成紧迫威胁之前，就会为人所忽视。等人们想到了，也会为时已晚。那些制订出这一计划的人们的初衷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肯定不希望人们在数年间完全忽视救济年限问题，然后在最后一刻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开始慌了手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继续接受救济。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所有方案中最不理想的一种，既是一种惩罚，也没有起到任何激励作用。

在了解管窥心态之后，我们就可以让限制手段变得更加有效。若想让限制手段影响人们的行为，就必须令其进入人们的“管子”视野之内。其中一种方法是，定期发送剩余月份的提醒。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可以试图将这个遥远的问题主动推入“管子”视野之中。另一种方法是，改变限制的结构。我们知道，频繁的节点式截止日期，会比单一的远期截止日期对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制造出范围更小、更加频繁的限制。（比如在给定的几年期限内，只有固定数量的月份，而非一生中的总年份。）为了让人们能立刻感受到超越限制的后果，同时又令这种后果易于为人们所觉察，不会一步置人于死地，也许可以考虑对救济金额予以降低，而非彻底停发。

关于如何设计激励机制（以及如何避免不恰当的设计），我们可以借鉴一个通用原则。落在“管子”视野之外的激励机制，不太可能发挥作用。请想象你在想办法让孩子们接种疫苗，而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正为这个月的青黄不接而发愁。一两个月之后的支付，和现在就支付，哪种情况对于家长来说更富有吸引力？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农村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只要以一千克扁豆作为奖励，就能很有效地吸引人们前来接种疫苗。对于产生了管窥心态的人来说，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奖惩措施，并不会产生多大效用。储蓄计划所提供的慷慨补贴，若只能在几年之后才能领取，那么就等于将储蓄这件事划归到了“重要而非紧急”的事件之列，这样事情就会落到“管子”视野之外，被人无限期地忽略。为了让激励机制发生作用，人们必须在“管子”视野中看到它的存在。而大多数激励机制都有落在“管子”视野之外的危险，这就等于是无形而无效的。可见，我们需要对激励机制进行精心的设计。

节省带宽的方法才是好方法

有条件式现金补贴（conditional cash）是为穷人提供救济的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办法。某人收到的救济金额，取决于他表现出来的良好品行。研究显示，这种计划可以发挥作用，人们会对现金激励作出回应。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方面，许多本可以加入计划的人们，却没能积极地作出回应。

这里存在的问题与之前提到的一样，激励机制落在了人们的“管子”视野之外。现金奖励只有到了未来才能领取，而所需表现出来的良好品行却并非是在“管子”视野中就能看到的。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算我们有能力将这些激励机制拉入“管子”视野之内，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呢？每一个额外的动机，都会成为带宽的负担。带孩子去体检能获得奖金，但家长们必须要为孩子们预约体检，记住约定下来的时间，腾出时间去医院，还要强迫孩子们去体检（没有哪个小孩喜欢看医生）。做到上述每一步都需要带宽，而且这还只是一种行为。有条件式现金补贴致力于鼓励数十种甚至数百种类似的良好品行，所以仅仅是搞清楚这些激励机制以及所需做出的必要权衡——哪件事值得做，哪件事不值得做，都需要带宽的支持。

我们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这是否是我们希望穷人使用他们的带宽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在确定哪些行为最值得提倡时，将这么做的成本考虑在内。我们在设计贫困救助计划时，意识到了穷人缺钱的事实，于是就以这一事实为基础展开计划。但却没有想到，穷人除了缺钱以外，还缺带宽。

在我们为穷人提供受教育机会的行动中，尤其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面对许多问题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想要针对人们缺乏的技能，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针对教育子女的种种问题，我们提供子女养育技能培训；针对财务管理中的种种错误，比如以过高的利率借贷的行为，我们提供财务教育课程；针对缺乏社交技巧的员工，我们提供“软技能”培训。我们将教育看作最温和、最不具侵犯性的解决办法，看作一种最纯粹的善行。但在穷人带宽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并非这么简单。无疑，教育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对待教育的方式，就好像穷人受教育时并不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一样。而事实上，带宽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要么就是受教育者本人不会专心致志地接受教育，我们的努力全部白费；要么就是他们会专心地接受教育，但却要为此承受带宽负担。当人们真正专注在培训项目或激励机制上时，其没有关注到的事物是什么？多上这一堂课，是否真的值得他们为此付出本可以用来阅读或陪伴孩子的时间？可见，带宽负担的增加存在着隐性成本。

就算我们坚信提供受教育机会是正确的做法，但也还是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让穷人节约使用带宽。经济学家安托瓦内特·施格尔（Antoinette Schoar）与其著作的合著者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对此就有所体现。他们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家名为ADOPEM的小额信贷机构展开合作。这家机构的客户是开办小商店、美容院、小吃摊等小本生意的商贩，他们通常都不雇用员工。ADOPEM发现，客户们的账簿总是错误百出，他们对财务知识的掌握并不合格。于是，施格尔与其合著者给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办法：为这些人提供财务知识方面的培训。施格尔从ADOPEM处得到了一套标准的财务知识培训教程，是世界各地针对小微企业主所进行的一般培训内容。她看到这套教程后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天呐！太乏味了！（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需要几周之久，而课程的主要内容还主要偏重于传统的会计技能，主要是教授学员们如何对现金收入和费用支出进行记账，如何进行存货管理、什么是应收账和应付账以及计算利润和投资方法等。

在没有带宽限制的世界中，上述所有知识都是值得学习的。但在现实世界中，施格尔认为，她可以给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她请来当地最优秀的一群创业人士，对他们的理财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些创业人士并没有学过复杂的会计方法，而他们与那些未能成功创业人士之间的区别就是，他们做到了一件事情：遵从经验法则。

举例来说，几位小老板会将现金收入放入店中的一部收银机里，还会给自己发放固定数额的薪金。这样，他们就能避免把家里的钱和生意上的钱混在一起，从而搞清楚家里究竟花了多少钱，生意上究竟赚了多少钱。（有些女老板会将一沓钞票放在胸罩左边的罩杯里，另一沓钞票放在右边罩杯里。）虽然这种办法称不上复式记账法，但却十分简单而有效。这种方法既节约了带宽，又保留了记账的绝大部分好处。

施格尔对这些经验法则进行了整理，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套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财务教育”课程。她的这套课程时长很短，内容很容易理解。因此，课程内容所需要的带宽也比较少，这一点通过学员出勤率大幅上升这一数据就能感受到。在这一经验法则课程结束时，学员们都非常激动，想要得到更多类似的学习机会。许多人甚至说，他们愿意为了上课而自掏腰包。通常情况下，若想让人们回到财务教育课堂上来，总是要费上一番周折。

学习财务知识所需的带宽减少了，就意味着课堂知识更容易被吸收了，也就意味着授课变得更富有成效了。课后的跟进调查发现，学生们更愿意运用这些经验法则，而非复杂的会计学规则。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实际利益：经验法则课程班毕业生的业务销售收入有了提升，尤其是在淡季，因为淡季最能体现出良好的管理习惯所带来的好处。平均来看，上过经验法则课程的小微企业主，他们的淡季收入上涨了25%；而传统的财务知识培训，则对实际收入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中了解到：节约带宽能带来高额回报。

无论是人们在引导之下做出的权衡与选择、教育手段的设计与布局和激励机制的设立，还是对“无能”的把握，我们都能利用对稀缺心理的理解来根本性地改变社会服务项目的设计方案。当然，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够奇迹般地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但把握住稀缺心理以及稀缺心理所导致的行为特征，对提升扶贫措施的实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带宽可以构建

试想你是一位单亲母亲，正同时打两份工。你手头有许多事情需要应对：除了我们讲过的财务问题之外，你还要处理孩子们白天的看护问题，而日托服务的价格又十分昂贵。虽然社会提供了一个享受高额补贴的日托服务项目，但只能接收你的一个孩子，而且关门时间太早，没办法解决你打第二份工的问题。于是，你东拼西凑地想出了一套解决办法：你请母亲帮忙照顾孩子。你要为一个孩子安排放学后从学校到母亲家的路线，为另一个孩子安排从日托所到母亲家的路线。在服务业工作，能照顾孩子的时间取决于主管如何安排你的工作。你的主管人很好，总是尽力帮助你，但工作时间上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请想象我们为你介绍了一家享受高额补贴的日托服务机构。你具体能从中得到什么？答案就是你不用再往返接送孩子，可以从中节省时间；也可能会省钱，无论是显而显见的（这家机构的价格比之前一家低），还是暗含的（我们将你母亲的时间成本也考虑在内）。但我们还给你提供了另外一样东西，而它比时间和金钱都更为重要——你可以将这样东西应用于许多事情上。以前，你因孩子和工作上的种种安排而烦恼、焦虑、忙不开，并因此消耗了许多带宽。现在，我们会将这部分带宽统统还给你，我们帮你卸下了很大一部分认知负担。我们之前提到过，认知负担一旦减轻，你的执行控制力和自我控制力就会有所改善，养育子女的方法和态度也都会得到提升。你的认知能力会提高，同样获得提高的还有专注力、工作质量和你选择去关注的每一种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在育儿方面提供协助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帮助本身，因为这种帮助能构建起带宽这种最深层次的人力资本。

一般情况下，专家在评估这类日托服务机构时，只会看到一小部分效果：母亲们是否能工作更长时间？她们迟到的次数是否减少了？但这种眼光未免也太过短浅了。母亲们从中能获得的是，无法量化的大脑自由以及带宽。如果某个项目是成功的，那么其所带来的利益就会体现在许多方面。在所有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能在考察成功项目时，了解到项目对人们心智产生的影响：工作记忆力是否有所增长？冲动控制力和自我控制力是否有所提高？某些对现存服务项目的悲观看法，可能是因为没有认识并考虑到上述影响的存在。如果我们用太过短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日托服务项目，就会遗漏许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如果将所有这些好处均考虑在内，那么成功的服务项目带给人们的就不仅仅是尚可接受的回报。而如果我们不能看到人们最深层次的需求，没有了解这些利益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么我们就注定会低估其影响力。

除了在照看孩子方面，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实例可以向我们证实：带宽是可以被构建起来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财务领域。在穷人每日忙于应付的事务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解决临时出现的生计问题。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就能为之腾出一部分带宽。而这些问题通常都是“急性”的，需要马上弄到钱才能解决。这种需要一般并非大笔投资，都是小数额的，比如为孩子买校服之类的消费。换种说法就是，穷人最需要的往往是放贷人最容易提供的，即为解决紧急需要而快速借出并偿还的小额现金。但实际上提供给穷人的金融支持，一般都与此恰好相反：谨慎而缓慢地提供中高额贷款。这类贷款在做投资时可能会派上用处，但如果人们忙着解决临时出现的生计问题，就不会有足够的贷款去考虑做投资。这样看来，虽然信誉很高的小额信贷机构为穷人敞开了大门，但他们还是更愿意去找私营的放贷人。

在印度时，我们与KGFS这家为农村贫困人群提供全方位金融

服务的机构合作，对一种极短期的小额贷款产品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人们对平均不到10美元的贷款有着大量需求，而这种结果令我们颇为吃惊。因为这款金融产品并没有办法帮助客户积累财富，更没有办法将人们变成创业家。表面看来，这一数额也无法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取得以上种种成效。

稀缺陷阱的出现就源于不断的救火和管窥心态，源于人们做的事情，在“管子”视野之外都潜藏着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如果能对此进行改变，我们就能改变贫穷的逻辑根源。

我们也可以去寻找问题的源头。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正式、稳定的雇佣关系，人们的收入总是起伏不定；就算在发达国家，许多低收入职工都要面对收入和薪金的不稳定问题。我们之前了解到，收入的不稳定性是人们被迫杂耍于多项事务之中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不试着予以缓解呢？对于全世界的贫困人群来说，若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工作可靠性和收入稳定性的关注，就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我们总是倾向于去关注那些较为重大的突发事件，比如医疗费或旱涝保险。无疑，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但当人们忙于处理多项事务时，即使很小的突发事件也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于一位贫困农民来说，如果牛生病了，那么因为这头牛不能干活而引起的收入减少，就足以将他拖入稀缺陷阱之中。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想办法确保贫困人群有能力去抵御这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突发事件。在美国，如果无法保证统一的工作时长（比如这周你工作50个小时，下周就只需工作30个小时），那么就会导致人们忙于杂耍，陷入持久的稀缺状态之中。对于穷人来说，工作时长不稳定的问题可能比失业更可怕。因此，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创建出类似于失业保险的保障机制。

我们了解到，杂耍时所遇到的以及带着管窥心态所看到的大多数突发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见的。一方面，突然间需要购买肥料的钱，可以算是一件突发事件。另一方面，这种事完全可以被预见。每年都要买肥料，但当你忙着在多项事务间杂耍时，就可能会忘记买肥料这件事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如果能找到方法为这些突发事件提供缓冲，那么其潜在的价值将会变得非常可贵。其中一种办法是，向穷人提供能构建起储蓄余闲的金融产品。我们可以利用之前讨论过的稀缺管理手段来实现这一点。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利用人们的管窥心态，为之提供用来救火的高利息贷款。从“管子”视野中来看，这些贷款非常有吸引力，这样，我们就能帮助人们将同时收取的高额费用储存起来。

更理想的一种方法是，创造出能够预防救火行为的产品。我们了解到，稀缺陷阱和杂耍状态通常都是因为在资源相对充裕时管理不善所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资源充裕时提供帮助呢？比如开发出一款金融产品，将农民在收获时赚得的收入进行储蓄，然后再平摊到每个月，从而有效地将一次性收入转换成月收入。这只是诸多方案中的一个例子。从长远来看，我们也为退休财务规划耗费了大量资源。同理，帮助穷人摆脱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杂耍和救火，也能改变其人生。

上述内容反映了看待贫困问题的一种更为深层次而且与众不同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仅关注显而易见的资源和收入稀缺问题，而且也关注不那么容易觉察但同样重要的资源——带宽。针对带宽的研究显示，就连在“正确的时候”给予现金支持这样简单易行的办法，都会为穷人带来相当可观的利益。如果方法正确、时机得当，那么100美元就能为之换来心灵上的平静。而心灵上的平静能让人将许多其他事情做好，避免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马拉维的一个现金补助项目显示，现金支持能为低收入成员减少40%的心理负担。如何在正确的时机提供现金补助以及对其深远的影响进行衡量，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为以带宽为考虑因素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构想。

这就需要我们全新定义扶贫政策。我们应认识到人们许多不同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知道，房租、食物和学费都是家庭预算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将教育、医疗、财务和子女养育问题分开来看，而是应该认识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带宽容量的一部分。正如财务负担会让我们的预算不堪重负一样，带宽负担同样也会导致我们无法顾及上述所有因素。相反，对某些瓶颈问题的修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儿童的日托服务提供的不仅仅是日托服务，适时的金融产品也远非未雨绸缪而已。这类协助中的每一种，都能释放带宽，提高智商，强化自我控制力，提高思维清晰度，甚至还能改善睡眠质量。听起来有些牵强？我们可是有实际数据作为佐证的。

扶贫是个长期项目

一直以来，与贫困问题作斗争都是艰苦的历程。各种扶贫项目，要么以失败告终，要么仅获得了部分成效。社会安全保障似乎总会让人产生惰性。在美国，人们一旦落入社会安全保障的救济范围，就注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归接受救济的窘境。实践证实，培训项目的效果也很一般。研究人员对这些培训项目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测评，认为培训项目的投入是值得的，却仍然无法改变贫困问题的发展趋势。改善贫困人民的居住环境，也只能发挥一点点作用。美国进行了一项实验，将数千户家庭从低收入社区迁到了收入水平较高的社区，发现改善居住环境的确能产生一定的作用，主要是能减轻人们的压力并提高其生活质量，但潜在的贫困发展规律却无法得到改变。

其他国家与贫困问题的斗争，结果也是大同小异。为启动小微企业而提供贷款的小额信贷服务，据称有着很强的变革性。虽然小额信贷的影响是积极的，但研究显示，仅凭小额信贷本身很难改变贫困的内在逻辑。食品补助项目，在儿童学习领域获得了一些成效。教育手段总能搞得风生水起，却仅能带来有限的回报。多年以来，非营利性组织试图通过提供各种周到的扶助措施，以帮助贫困人民解决各种需求和问题。非营利性组织的做法值得赞赏，但同时它们也仅获得了有限的成效。

我们并不是想要对目前的扶贫项目进行批评。毕竟，贫困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就算是有限的成效，也值得我们进行社会投入。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出一些建议，将扶贫工作做得更好。每当我们看到那些成效并非十分显著的扶贫项目时，可能就会认为，这些项目所提供的扶助并非人们的真正需求，并不重要。但也许问题并不出在这些项目所提供的扶助内容上，而在于提供扶助的方法。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轰炸机驾驶舱一样，也许我们只要通过更加优质的设计，就能提高这些项目的成功率。而更为优质的设计，需要将稀缺心理中所体现的专注力和带宽问题等根本性见解囊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