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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
北方的非农业地带
与非农业地带相邻的粟、黍农业社会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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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石器文化的两个文化系统为基础，在与其邻接的地区各自诞生了粟、黍农业社会和稻作农业社会，社会由此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些地区的外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狩猎采集社会。本章涉及的就是这些地区。但我并不打算强调这些地区在历史进程上落后于农业社会。如前文多次论及的那样，初期农业开始之时，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在食料的生产效率上并无差距，毋宁说非农业地带拥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在华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不需要农业、依靠狩猎采集就能安定存续的社会。本章将首先讨论非农业地带的特征。
农业这种技术及其所包含的生活样式等从农业地带向着非农业地带传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此论及的地区虽然在时间上各有出入，但都是农业得到逐步扩散的地区。当然在接受农业之后，其中一部分地区依然持续着狩猎采集活动。比起以农业为中心的地区，上述地区对农业的依存度也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得到不断扩大。因此就同时代的农业依存度而言，离农业中心地越远的周边地区，其依存度也就越低。本章将论及这种农业的扩散过程，并将着重论述农业地区因农业化而发生的社会变化。
从陶器制作技术来看，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把辽西至远东地区看作筒形罐的地区。筒形罐是一种平底深钵形的陶器。其制作技术所属系统的分布一直延伸至华北地区。东京大学的大贯静夫教授把这种筒形罐称之为“远东平底陶器”。如果在本书中也沿用这个称呼的话，在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的南端或者说是边界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诞生了粟、黍农业，这在前文曾经提及。所谓粟、黍的初期农业地带，从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来看虽处于周边地带，但粟、黍农业是从周边地带逐渐向着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逐渐扩散的。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主体区域位于中国东北部至远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
中国东北部至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从地理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简单说来即注入渤海湾的河流的流经的地区和嫩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等注入阿穆尔河（黑龙江）的河流流经的地区。
72 中国东北部至远东的主要遗址
注入渤海湾的河川所经流域相当于现在的辽宁省，这一地区又以辽河为界，分为辽西和辽东。辽西的西端有燕山山脉，北部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带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地区。在第二章提到的二战前东亚考古学会曾经考察过著名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该遗址也位于西拉木伦河支流的流域。西拉木伦河下游汇入辽河后注入渤海湾。辽东是指自辽河以东到鸭绿江流域以及清川江流域一带。
与这些河流均注入渤海湾、面向渤海湾的地区不同，一旦越过辽宁省北部的铁岭一带的分水岭，河川均属松花江流域，最终汇入黑龙江，流入萨哈林岛附近的鄂霍次克海。松花江流域又可分为三个部分：黑龙江省西部的嫩江流域以及松花江流域和第二松花江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是指与辽东隔着分水岭相接、以吉林市和长春市为中心的地区。另外还有如豆满江流域那样，河川直接注入日本海的朝鲜半岛东北部至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的区域。
如前所述，这些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基本上全都属于远东平底陶器的区域，依照其陶器纹样系统又可大致分为三个区域。
以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例，三个区域及其代表陶器纹样为：在辽西与辽东兴隆洼文化及新乐下层文化还有分水岭以北的第二松花江流域所见的连续弧线纹陶器；广布于嫩江平原至黑龙江中游地区的堆纹陶器；广布于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地区及其支流乌苏里江流域的阿穆尔编织纹陶器。
第二松花江流域虽属连续弧线纹陶器地带，但其中一部分地区也可见到堆纹陶器，呈现着两区域接触地带的特征。
另外，在阿穆尔编织纹陶器文化圈以南的豆满江流域到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存在着以连点刺纹为特征的博伊斯曼文化。这也可称作是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区域文化。连点刺纹陶器也见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西浦项遗址第一、二期，可将其归入博伊斯曼文化。
至于远东地区的划分，朝鲜半岛西海岸与辽东地区，朝鲜半岛东海岸与豆满江至滨海边疆区南部分别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关系，因此可以笼统地把朝鲜半岛看成是受到辽东地区和滨海边疆区南部影响的区域。
73 远东的陶器样式分布圈（据大贯1998）
本章将对以上区域中最为接近华北的辽西、辽东地区做一个概观的描述。关于辽西地区，如第四章中已指出的那样，该地区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系统。
辽西地区
祖先墓葬设于住居内的兴隆洼文化
该区最古老的陶器文化被称为千斤营子类型，其陶器属于筒形罐，多为纹样尚未发达的素面或仅在器口饰以少量的压印线纹的平底深钵形陶器。但其实态尚未解明。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小河西文化或新井文化。在华北及远东发现了距今13000—10000年的陶器，说明在这个区域内也很可能存在原始陶器。但是关于原始陶器，还留有许多亟待研究的课题。
关于小西河文化的石器器类组合，因资料较少，具体情况尚不明确，从已知材料来看，已发现了磨棒、杵和臼形器。而磨盘、石铲这类华北型农耕石器却还不够完整。目前该地区明确可知的新石器文化始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兴隆洼文化阶段。在该时期已拥有磨盘、磨棒、石铲等华北型农耕石器，说明这里很可能已经开始有初期农业。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黍、粟等栽培谷物，初期农业的扩散情况正逐步得到证明。
74 华北型农耕石器·红顶碗 1磨棒 2磨盘 3石铲（1、2、3为兴隆洼遗址） 4红顶碗（4为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
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气候温暖湿润，即所谓高温期，诞生于华北的粟、黍农业开始逐渐向南北两方扩散。新石器时代前期（公元前6000年前后）粟、黍农业也逐渐扩散至辽西、辽东的狩猎采集社会。例如位于辽东、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后的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发现了黍。并且新乐下层的陶器文化是在辽西的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样式的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说，这可看作是陶器样式和华北型农耕石器自辽西向着原为狩猎采集社会、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叶文化区域扩散的一个现象。新乐下层的陶器文化是一种包含着初期农业的文化复合体，也可理解为在高温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影响下，由南向北的文化扩散现象。
75 辽西的环壕聚落（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A区环壕聚落） 在环壕围绕的内部，入口朝向同一方向的住居呈南北两行排列
另外，新石器时代前期出现于华北、名为红顶碗的特殊陶器也扩散至辽西并融入当地。这说明不只是农业技术及华北型农耕石器，包括特定的陶器器种也显示出由南向北扩散的现象。
如前所述，石叶文化这种远东地区独具特色的石器文化体现着当地的区域性。除此之外，兴隆洼文化的玉玦及匕形玉石制品也广泛见于整个远东地区。从上述现象也可看出，远东地区统一的文化样态或精神世界是辽西所共有的社会背景。
远东地区的食物采集以栎树、橡树的坚果为主，正是在这种生业经济的背景之下，该地区显示出共通的文化表象和精神世界。在属于日本绳文时代前期的福井县桑野遗址也发现了玉玦、匕形玉制品，可以想见这里与远东曾隔着日本海有过交流。这些共同的装饰品的存在是以栎、橡坚果为背景的一种共通的文化现象。
辽西地区也是以坚果采集活动为主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来自华北的粟、黍农业文化。
76 兴隆洼遗址180号住居 房址的内墙一侧附设有118号墓葬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兴隆洼文化已出现环壕聚落。在华北，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是以广场为中心，房屋入口均面向广场，呈向心构造。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则不相同，房屋入口均面朝同一方向成行排列，并有多个行列。每一行的房屋之间的关系以及行列间的社会关系尚不明了，且每一行中并不存在大型房屋。同样规模的房屋并列一行说明当时社会还处于住户单位之间不存在差距的公平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兴隆洼遗址的房屋内发现了墓葬。这种在房屋内设有埋葬设施的事例也可见于以西亚累范特地区为中心的初期农业文化即纳吐夫文化。在当地，第一代祖先埋葬在房屋内，这应该是为了供奉祖先以保持家庭或同族的团结。兴隆洼文化房屋内墓葬的事例很可能也有着同样的性质。
例如兴隆洼遗址的180号房址，屋内面对入口处最里面的部分设有118号墓。墓中仰面埋葬着一名成年男性，其身旁随葬有两头类似野猪的动物。野猪或许显示着被葬者的财力，也可能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墓上方是房址的坚硬的地板。入口处有窖穴。据大贯静夫先生的解释，房屋里间为神圣空间，外间为世俗空间。
77 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 1、2为赵宝沟遗址出土
从入口处面向屋内的右侧集中着用于加工食物的磨盘以及用于烹煮的陶罐。左侧内部集中有石铲、石斧等用于土木作业和木工的用具。在已存在性别分工的当时，炊事和食物加工用具代表女性劳动，而土木工具和木工用具则代表着男性劳动。房屋的左手边为男性空间，右手边为女性空间，这些配置反映出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第一代祖先被供奉于神圣的空间，并发挥着家庭纽带的作用。
而兴隆洼文化之后、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赵宝沟文化时期，华北型农耕石器之一、用于耕地的石铲较之兴隆洼文化阶段，其加工更加细致并趋于定型化。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名为尊形器的特殊陶器。尊形器的表面刻绘有几何纹样以及鸟、野猪、鹿等动物纹样，体现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在此阶段，如在赵宝沟遗址所见的那样，房屋多沿山坡的等高线而建，并成行排列。房屋群由数个行列构成，与之前的兴隆洼文化相同，延续着多列型的聚落构造。聚落内有可能存在着以两三户为一组的相当于家族上位组织的氏族单位。
78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 上图为牛河梁第2地点积石冢，下图为牛河梁第5地点1号积石冢中心大墓（1号墓）
聚落中也有较大型的房屋，或可认为是聚落统率者的房屋，但也可将其看成是具有聚落成员集会场所的功能。两种看法对该阶段的社会构造的解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我的想法偏向后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内部运营着没有身份差别的、均等的共同体。
另外，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在赵宝沟遗址的房址内，与前一阶段相同，在入口部分与内部分别存在着世俗和神圣的空间。
第五章曾经提到，以花瓣纹彩陶盆、钵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曾以一定的规模向各地农业社会扩散。在同一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也曾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甚至辽西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79 红山文化的玉器 1猪龙 2璧 3箍形器 4鸟形器 5龟形器 6三连环璧 7勾云形佩饰
红山文化有着卓越的彩陶，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影响的结果。然而在另一方面，出现了龙鳞纹等红山文化独有的彩陶纹样，由此可看出红山文化自身作为融合了新文化的区域文化的自立性。
“女神庙”的存在决定了牛河梁遗址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时期，该地区的农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发达阶段。除此前的华北型农耕石器之外，其农耕石器中又增加了用于摘穗的石刀。
红山文化以农业的发展为背景，出现了该地区固有的墓葬即积石冢，显示出明确的阶层分化。积石冢是一种个人墓葬，用石头堆积成垒，其地下掘有墓圹，内设箱式石棺。在石垒边缘，为标识墓葬的范围，按一定间隔埋有底部中空的彩陶筒形罐。令人不由想到日本列岛古坟时代所见的“埴轮[1]”。
80 牛梁河遗址“女神庙”出土的人头塑像
除了这类细致的墓葬构造，随葬品中还包括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这些玉器的种类主要有玉璧、玉环以及勾云形佩饰、箍形器等装饰品。还有模仿龟、鸟、猫头鹰等动物形象的玉制品，以及被称之为猪龙和龙的想象中的动物形象。这些玉器在作为威信物的同时，应当也存在着宗教上的意义。
拥有玉器、葬于积石冢的被葬者正是当地社会的领导者，当时社会已进入阶层分化十分明显的阶段。
积石冢内部得到发掘的墓葬目前共六十一座，其中三十一座为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拥有随葬品的墓葬设有箱式石棺，无随葬品的墓葬只有简单的土圹，在墓葬构造上也显示出阶层差距。另外拥有随葬品的墓葬当中有二十六座是只随葬着玉器的墓葬。占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总数的84%。这反映了玉器作为随葬品的特性，同时也意味着被赋予宗教含义的正是社会的领导者。玉器与其说是用来显示被葬者的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不如说是用来显示其宗教上的权威。
而集中建有六座积石冢的牛河梁第二地点，则是长期用于埋葬这些社会首领的墓地。关于这些被葬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尚未得到关于被葬者性别年龄等情况的信息。
81 辽宁省沈阳市新乐下层聚落 现在半地穴式房屋得到复原，呈列状排列
在牛河梁遗址群，到目前为止，在得到发掘的四个地点，积石冢均筑于丘陵顶部。包括未发掘的地点在内，共有十三个地点建有积石冢。
在牛河梁遗址群分布有积石冢的地带，其北部中央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座被称之为“女神庙”的祭祀用建筑物。在一处大型的半地穴建筑的遗存中，与墙体一同发现的还有动物及人物形象的塑像。其中一座巨大的女性塑像也是该处祭祀用建筑物被称之为“女神庙”的原因。“女神庙”与多处积石冢组成的牛河梁遗址群形成了红山文化社会的中心聚落群。
也就是说，不仅涌现了拥有宗教支持的突显于社会的个人，在聚落构造上也出现了占据中心地位的存在。宗教权威者的墓葬和“女神庙”反映的是，牛河梁遗址在祭祀中居于中心地位，相对其他聚落显示出聚落间的差距。
但是，该阶段的社会构造尚未达到世袭的首领制社会，而应当只是由在宗教行为上拥有个人权威的强者统领着社会群体。
一方面，聚落规模的等级变得更加明确，以中心聚落为中心的区域单位趋于稳固则要待到该区域的青铜器时代，即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在与二里头文化并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里出现了由石垒以及土垒围绕的城址遗迹。
辽东地区
气候温暖化促进了农业的向北扩散
以辽河为界，西侧为辽西，东侧为辽东。辽东又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半岛相接。辽东较辽西多山地，没有广阔的平原。山岭一直延伸至海岸线附近，仅在河川的河口附近有少量的冲积地带。这种地形类似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地形环境。辽东也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从特征来看，论及文化领域时通常可以把清川江以北的朝鲜西北部也包括在内。因此，辽东作为与朝鲜半岛相接的地区，在考察华北粟、黍农业文化是如何传播至朝鲜半岛的时候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该地区的陶器文化，目前已知的最古的陶器仍然是在辽西的兴隆洼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不论是以深钵为主的陶器器形，还是纹样形态及所施纹样的结构，都类似于辽西的陶器。显然辽东的陶器也处在兴隆洼陶器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另外，其聚落构造也类似于辽西兴隆洼文化的聚落，房屋入口均面向同一方向，呈直线排列，且有多行排列。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就是这种聚落的典型。
新乐遗址的2号房址出土了粟，与华北型农耕石器一样，证明这里已确实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农业。来自辽西的陶器的影响，华北型农耕石器的传入等，都明确显示华北的粟、黍农业通过辽西传入辽东的事实。并且在新乐下层遗址还发现了石叶，由此可知这里与辽西及内蒙古中南部同样属于远东的狩猎采集民的石器和石器技术的交错地带。或者说这些显示该区处于交错地带的考古学事实反过来也证实着农业向狩猎采集社会的扩散过程。
这个农业扩散期之所以处于新石器时代前期至中期，其诱因在于前述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出现的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也就是说，与开始农业的区域的生态系统向北延伸相呼应，农业也随之扩散。农业因此扩散至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这个与华北文化样式相异的区域。然而农业在该区域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华北相比，尚处于较低的水准。一方面坚果类的采集活动依然盛行。另外，如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中所见的社会阶层化在辽东地区尚未出现。这说明，该地区虽然引入了农业，但农业尚未发达。
与新乐下层同样有着连续列状弦纹的远东平底陶器的分布范围一直达到辽东南端的辽东半岛。我把这种陶器归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期的小珠山下层陶器。辽东、辽西作为华北型农业地带与远东地区的交错地带，交错分布着华北型农耕石器与细石叶这两大系统的石器技术。但是在辽东半岛，未曾发现磨盘、磨棒这类粉食加工用具，也未曾发现细石叶。可以说辽东半岛并未显示出华北与远东交错地带的样态。该区域未见华北特色和远东特色的文化要素、显示出更具边缘性的特征。
从陶器样式来看，辽东半岛可归入辽东范围，但是因为石器样式不同，生业经济也随之不同。辽东半岛的生业经济应该说更类似于对岸的山东半岛顶端一带。山东半岛的顶端地带又称胶东半岛。
在全新世前半期的绳文海进期，胶东半岛青岛附近胶东湾的海平面曾经由南面深入陆地。现在的胶莱河一带，海平面也曾从北面深入。可以想见当时胶东半岛的地形呈现着海岛的景观。绳文海进期之后，这一带逐渐形成冲积平原，与山东半岛连为一体。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胶东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
不论是在辽东半岛还是胶东半岛，石器中都未见磨盘和磨棒，只有近似于绳文时代的研磨盘和磨石一类的石器。并且发现了一种名为矢柄研磨器的骨角器制作工具。这说明当时处于渔猎采集社会阶段，其中渔业占主要地位。被两个半岛围绕其间的渤海湾是共同渔场。虽然如此，胶东半岛当时属于陶器文化，受到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北辛文化的影响，当地陶器的信息源与辽东半岛并不相同。
82 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石器群 1石斧 2柱状片单刃石斧 3、4扁平单刃石斧 5、6、7磨制石镞 8、9坠饰 10、11、12石刀（杨家圈遗址出土） 这些石器形成了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以及日本弥生文化的石器的原型
其后，胶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转向深受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陶器样式，地形的冲积化也使当地与山东的联结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石器不仅有磨盘、磨棒，还出现了石刀等新的农耕石器以及扁平单刃石斧、柱状单刃石斧等新磨制石器。并且如植物硅酸体分析所显示的，在胶东半岛还发现了栽培粟的证据。
胶东半岛也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实现了真正的农业化，此前所见的代表渔猎社会的贝冢逐渐变得罕见。据说贝冢消失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80年左右。这种与胶东半岛的粟、黍农业化同时发生的农耕石器的变革并非只限于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也受到巨大的影响。
在此阶段，辽东半岛在出现新型农耕石器的同时，陶器样式也发生了构造上的转换。这种转换令我不禁联想到九州北部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转换也有着与此类似的现象。
然而在另一方面，可以明确的是，辽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前，至少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农业就已从辽西扩散而来。对这个时期辽东地区的文化要素和农业传播途径的把握都具有相当的难度。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关于东北亚的农业化，在阶段性扩散的同时，还要注意这种扩散的系统性变化。下文将对上述农业扩散的途径做一番考察。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也朝向东方
华北型农业自辽西向辽东的扩散继而向东方推移，华北型农耕石器则从辽东向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同江下游地区及汉江下游地区扩散。虽然朝鲜半岛西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期阶段的样态尚不明了，但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行的智塔里遗址等处已确认了粟的存在，说明农业是与华北型农耕石器一起传播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华北型农耕石器是指石铲、磨盘、磨棒这些见于华北早期、前期的粟、黍农业社会的基本石器。石铲是在播种时或耕地时用来掘土的工具。也可称之为耕田具。磨盘、磨棒如前所述，是把粟、黍加工成粉末的工具。
83 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的第一阶段
与上述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期的常见石器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还有见于辽东的柳叶型磨制石镞。与这些石器群同时，在大同江下游地区成型、以尖底深钵为特征的篦纹陶器也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北部向着南部或东南扩散。而且扩散开来的是一个文化整体。陶器样式和石器样式以及粟、黍农业等生业经济也包括在这个文化整体之中。也就是说，这种扩散并非仅由一部分文化上的属性形成的文化传播，而是一种由综合性的文化属性形成的文化传播。
84 滨海边疆区南部克罗乌诺夫卡Ⅰ遗址的考察
我把这种由综合性的属性形成的文化样态表述为文化复合体。也就是说，农业是作为一个文化复合体传播的。当然，传播所到的区域在吸收文化复合体的同时，依然充分具备着将其加以区域性改变的、接受者的自主性。关于这种黍、粟农业，在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洛东江下游地区的釜山市东三洞贝冢1号房址，也发现了粟和黍。出土的粟的年代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断代，为公元前3360年。当然，黍、粟农耕的扩散并不意味着该地具有与华北同时期的农业社会相同产量的农业。与华北地区的农业初始期相同，狩猎采集经济依然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化并非短期内突飞猛进的结果。
黍、粟农业以朝鲜半岛西海岸为中心，通过辽西、辽东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情况得到确认是最近的事。以往的学说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把这种扩散现象称之为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的第一阶段。
而远东地区的农业化向来被认为是发生于相当晚期的阶段。也就是说，要等到铁器时代初期，才确认到粟、黍等具体显示农业存在的证据。但是，从滨海边疆区南部的石器组合来看，农业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扎伊萨诺夫卡（Zaisanovka）文化阶段。这个问题近年来多有论及。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诺伯塞里谢Ⅳ遗址发现了482颗黍粒。
与河川皆流入渤海湾的辽西、辽东不同，现在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位于汇入黑龙江的松花江流域。如前所述，从大地形的区分来看，这一带应划分在远东地区。由辽西、辽东朝向远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入口是位于第二松花江上游、以吉林和长春为中心的吉长地区。体现华北自南向北扩展的文化影响力的矢量线显示，辽西的陶器样式向该区的扩散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在此阶段，华北型农耕石器也一道传入，由此可知，在吉长地区此时粟、黍农业技术很可能在部分区域扩散开来。
但是，这条矢量线之外的嫩江流域属于堆纹陶器文化，而滨海边疆区南部至豆满江流域属于点刺纹陶器和阿穆尔编织纹陶器文化圈，在这些地区不曾发现华北型农耕石器的存在。可以想见这些地区长期维持着渔猎和采集社会。
于2002年至2003年在滨海边疆区南部的乌苏里斯克郊外的克罗乌诺夫卡Ⅰ遗址进行的日俄联合发掘考察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并行的哈恩什Ⅰ文化期的两处房址。同时还在房址内部发现了学者们期待已久的约十颗粟、黍的遗存。对房址的炉灶中的木炭进行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表明，其年代为公元前3620—公元前3480年，与朝鲜半岛南海岸的东三洞贝冢1号房址的年代大致相同。
这次考察的领队分别是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部的伯斯托雷茨沃夫先生。我也参加了这次考察。考察中由于被成群的蚊子叮咬，面部奇痒，留下的疤痕就像长了满脸粉刺一般。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发掘考察非常艰辛，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仍不由得回想起住宿在遗址附近的简易帐篷之中的生活，以及在冰冷河水中洗澡、与俄罗斯学者们围着篝火交谈至深夜的情景。这是一次除了发掘活动之外也留下难忘回忆的考察。而且最后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十粒粟、黍。这般收获可说是发掘考察最大乐趣。
上述发现说明在远东也和朝鲜半岛同样，华北型农业通过辽西、辽东地区一直传播到滨海边疆区南部地区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稻作农业文化的扩散
稻作农业传播的据点是山东半岛
水稻的栽培化可说是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水稻走向栽培化的过程前文已作论述。水稻栽培化的初始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此后稻作农业逐渐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扩散。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河南省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这里除了粟、黍之外还拥有作为农作物的稻。华北的农作物虽以粟、黍为主，但在华北与华中的交界地带，随着栽培稻的扩散，开始了综合式的农作物栽培。在开创了稻作农业的华中，栽培谷物基本只有稻一种，此外还有菱角之类的采集植物，以及养猪、猎鹿、猎獐以及淡水渔捞等生业经济。稻作农业随着时代推移，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逐渐向周边扩散。
85 栽培稻的传播 栽培稻以长江中游地区为发源地，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为新石器时代前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为新石器时代后期）
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前期和中期的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不但促进栽培稻的植物进化，也成为栽培稻向北方扩散一大诱因。
新石器时代中期沿汉水北上至淮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也开始有栽培稻传入。在同一时期，栽培稻也传入沿淮河支流流域上溯至黄河中游流域的地区。但是其传播过程决非前述粟、黍农业在辽西、辽东以及朝鲜半岛所显示的那样，通过包括石器组成的文化复合体达成，而是栽培稻的单独扩散。也就是说，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粟、黍杂谷农业社会顺应水稻生态系统的最北界限向北延伸的变化，在栽培谷物之中引入了水稻。
86 山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主要遗址和栽培作物
而水稻向山东半岛的传播则年代较晚，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期。属于该时期的滕州市庄里西遗址及位于山东半岛沿海的日照市尧王城遗址出土了水稻。另外，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栖霞杨家圈遗址也在红烧土中发现了水稻遗存。由此可知在龙山文化期，水稻的传播已到达山东半岛东端。尤其是庄里西遗址，不但出土了黍，还出土了大量的稻。从该处面临沼泽的立地条件也可看出这里比起旱地栽培的黍，更适合把水稻作为主要作物。
然而在属于同时期的枣庄市建新遗址，其立地条件更接近庄里西遗址，从出土谷物来看，这里进行的是粟、黍等杂谷农业。可以想见，山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期，农业基本是以粟为中心。而龙山文化期以后，则在杂谷农业中引进了水稻，并且因立地条件不同，如沼泽地这类适宜栽培稻谷的地点则开始转而以稻作农业为主。
87 朝鲜半岛的农耕化第1阶段至第3阶段的传播路径第1阶段为粟、黍农业的扩散，第2阶段为稻谷的扩散，第3阶段为水稻农业的扩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先生对各遗址积极进行了水洗浮游选别工作。他对同属龙山文化期的山东半岛黄河下游地区的茌平县教场铺遗址和黄海海滨的日照市两城镇遗址进行了比较，并对两处遗址出土的碳化植物进行了分析。对碳化种子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教场铺遗址以粟为主，约占92%，而两城镇遗址则为水稻49%，粟36%，由此可知当地农业是以水稻为主。
如前所述，在黄河流域一边以粟、黍为主的杂谷农业为主体，一边在一部分区域的杂谷农业中引进了水稻。在山东半岛面向黄海的沿海地带，水稻农业很可能是从长江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经过滨海地带北上而来。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藤花落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期的水田遗迹。这说明，拥有水田的正规的水稻农业很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期沿着黄海海滨从山东半岛南岸向东端传入的。
弥生社会与朝鲜半岛农业化第三阶段的内容
水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汉江下游以南的半岛南部地带。并与渭河流域及黄河中游地区一样，可以看出水稻被引入旱地农业中的过程。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第二阶段。
而在朝鲜半岛南部真正开始拥有水田，与旱地农业并行的水稻农业则要等到公元前2000年代的末期。这样的水稻农业也可能是经山东半岛南部的黄海沿岸北上的水田技术从山东半岛东端向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扩散开来的。我把朝鲜半岛开始正式的水稻农业的这个阶段称之为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的第三阶段。正是这第三阶段农业化的内容形成了日本列岛弥生社会的母胎。就这样，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第二阶段及其第三阶段的胎动都是从山东半岛东端的胶东半岛向朝鲜半岛汉江下游地区扩散而来，或是从胶东半岛再经辽东半岛传入朝鲜。这与前文论及辽东地区农业扩散的区域发展时所说的那样，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在胶东半岛的粟、黍农业化及其后以山东半岛南端沿黄海沿岸北上的途径为大动脉的水稻扩散，这两者相遇于胶东半岛的历史也关系着朝鲜半岛的初期农业化。
也就是说，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华北的粟、黍农耕与华中的稻作农业相遇的地点是在胶东半岛，可以认为这里就是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的水稻农业文化的直接起源地。
88 四川盆地的城址遗址 四川盆地的六处城址（左图，据《宝墩遗址》2000有部分更改），其中宝墩遗址规模最大宝墩遗址
南方的非农业地带
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与稻作农业
始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向北、向东扩散的同时，也逐渐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扩展。可以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兴盛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对长江上游地区产生了影响。那么在此过程中，稻作农业应当也随之扩散到四川盆地。实际上，宝墩文化被认为是受到延续着大溪文化谱系的重庆地区的哨棚嘴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宝墩文化是在与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并行的阶段产生的区域文化。
从宝墩文化的石器来看，在石斧、扁平单刃石斧等工具走向发达的同时，还存在杵和石刀等农耕用具。此外还包括磨制石镞等，其石器形态和组合仍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从这些方面也可知其基本生活样式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另外与长江中游地区相同，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的遗址中也可见到筑有城垣的聚落遗址。到目前为止，以岷江流域的宝墩遗址为代表，共发现了六处城址遗迹。其中宝墩遗址的城垣规模巨大，长1000米，宽600米。其规模大小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
以宝墩文化为基础，于商周并行期诞生了当地独有的青铜器文化即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一期基本延续宝墩文化的直接谱系，属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二期的陶器样式发生巨大改变，其内容受到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可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扩散。关于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中加以详述。
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地区自从开发了栽培稻开始稻作农业以来，稻作农业的传播并未越过南岭山脉。南岭山脉是区分华中和华南的地理界线。华南至今仍属亚热带地区，生长着丰富多样的野生植物，自然条件优越，因此这一区域感觉不到农业的迫切性，而是长期持续着渔猎采集经济。如前所述，这里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陶器，但在相当长久的岁月里，却未曾出现兴起农业的必然性。在广东省中部的清远以南，现在仍发现有野生稻生长，也许栽培稻之前的野生稻在当时也曾是采集活动的重要对象。
华南的新石器时代编年据杨式挺先生的观点可分为四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青塘类型和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陈桥类型。青塘类型有华南丘陵地带的洞窟遗址，以砾石石器为中心，同时伴有陶器。近年在广东省英德牛栏洞的洞穴中发现了最古老的绳席纹陶器和素面陶器。该遗迹也属于青塘类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甑皮岩遗址第一期至第四期也相当于同一时期。尤其是其中最古老的甑皮岩遗址第一期的地层中出土了捏制的陶器，经AMS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0500年至公元前9400年。
89 有肩石斧（1、2）和彩陶（3、4） 1金兰寺遗址 2高要下江遗址 3小梅沙遗址 4春坎湾遗址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陈桥类型主要以沿海地带的贝冢遗址为主，其中一部分从年代来看，或可划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其石器已进入定型的磨制石斧和单刃石斧出现的阶段。陶器主要有施有绳席纹的圜底釜。台湾的以绳席纹釜为主体的陶器文化即张光直所说的大岔坑文化也并行于该时期。这些出现于中国东南沿海至华南地区，以绳席纹釜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共通的特征，但在各个地区又存在独自的个性和差异。可以说这些地区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共有着舒缓的文化信息带。
华南新石器时代中期为西樵山文化（金兰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后期为石峡文化。西樵山文化分布在珠江三角洲至附近岛屿一带。当时的地形与现在的珠江三角洲相比，海平面更加深入陆地部分，因此位于沿海地带遗址在生业上别具特征。具体说来，即以磨制石斧中心出现了有肩石斧，同时在以绳席纹釜为中心的陶器组合中出现了彩陶。关于有肩石斧，已发现石器制作场等遗迹，可见当时社会已出现拥有专业生产地等的进化。但是在西樵山遗址同时还出土了细石叶，其技术系统及机能尚有诸多不明之处。
而华南的彩陶多为带有支脚的钵即圈足盘。在白色系的沿唇部施以红彩，并绘以类似几何图案的花纹。此外，还有用高岭土制作圈足盘的白陶。关于这些彩陶和白陶究竟是如何出现在华南的问题尚在争论之中。有学说认为，同时期见于香港地区，同属西樵山文化的大湾文化的彩陶和白陶与湖南省洞庭湖附近的大溪文化或汤家岗文化中所见的彩陶和白陶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我认为圈足盘这种器形以及彩陶技术是在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的交流中出现的。从当地的生业经济来看，虽然尚处狩猎采集阶段，但也出现了石器生产地，并与其他地区有所交流，显示出该阶段社会的发展。另外，彩陶在台湾虽然时期稍晚，后来也发展为圆山文化。
华南的大转换，石峡文化与稻作的出现
在华南，稻作农业出现较晚。如前所述，这里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持续着狩猎采集经济，一直处于小规模群体组成的共同体社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第四期显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华南有可能已开始了稻作农业，但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最重要的是，该阶段未见文化或社会性的显著变化，稻作农业的开始缺乏积极的外因支持。
华南的社会发展的飞跃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即石峡文化时期。该文化分布在华南北部，其中可见巨大的文化转变。体现之一是在以绳席纹釜为主的传统陶器组合中出现了鼎、鬶、觚形器、高柄杯等器种。另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出现地面建筑的居所的同时，开始出现定居聚落。
而最大的不同在于栽培稻的出现。在群体墓的墓葬内部，发现了作为随葬品供奉在死者身畔的栽培稻。由此可见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换。这一点不仅体现于栽培稻的发现，也体现于有段石斧的出现等石器组合的转换。可见当时已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向了稻作农业社会。
华南北部的这种社会转换已证实是受到分布在江西省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的影响。而樊城堆文化又影响了福建省闽江流域同时期出现的昙石山文化，促使该地出现水稻农业社会。樊城堆文化的背后存在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强有力的文化精神通过樊城堆文化也传播至华南的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
其影响之一是见于石峡文化等具有良渚文化特色的玉琮。这些玉琮并非良渚文化的产物，而是在纹样及形态上存在一定变化，很可能是当地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类水稻农业文化的扩散不仅包括陶器组合和石器技术，也关联着作为精神生活之一部分的玉琮的传播。而且并非玉琮这种物体本身的移动，而是受影响一方自发制作玉琮的有意识的消化吸收。我觉得其中包含了农业文化扩散的某种法则性。然而该阶段农业社会在华南地区扩散的原因何在呢？
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
自新石器时代就有各不相同的农耕民与狩猎采集民
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两个文化圈的接触地带诞生的粟、黍农业地带和稻作农业地带也可说是从之前的狩猎采集社会产生的新的生业经济体系。前文也曾多次提到，这种状况之下的非农业地带的生产能力绝不低于农业地带，毋宁说非农业地带拥有更为丰富的狩猎采集活动。或者在农业地带，农业也可能是作为狩猎采集经济的辅助的生产活动。但是农业地带在社会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中，集约式农业成为可能，加之气候转暖，栽培作物对生态的适应使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在此过程中，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之于农业的扩散有着重要的意义。
90 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粟 夏季栽种的禾本科一年生草本
尤其是在前期的华北，陶器文化的影响显示出自南向北扩散的矢量线。这也说明，在单纯地把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的古气候变化加以对比的时候，伴随气候的温暖湿润化，之前的生态系统的北限也整体向北发生了移动。也可以说，生态系统向北移动，体现在物质文化上就是陶器文化的向北扩散，以及社会群体的向北扩散。而正是这种趋向带动了农业技术的向北扩展。
随着生态系统北限向北延伸，粟、黍栽培谷物的栽培生态领域也向北延伸，农业技术也开始向北扩散。这种扩散现象也见于朝鲜半岛。华北式农耕石器与成立于大同江下游地区的陶器样式一起，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扩散至朝鲜半岛南海岸。而同样的扩散趋势如在克罗乌诺夫卡Ⅰ遗址所见，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就已传播至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南部。
另一方面，形成于华中的稻作农业在高温期期间，其分布领域逐渐向北扩大，超出了原本的生态领域，在新石器时代前、中期阶段越过淮河到达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稻作农业的扩散并未随着生态领域北上至黄土高原及太行山脉，而是停留在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大致位于北纬三十五度线以南的地区。
关于淮河以北引入稻作农业的社会，原本是以粟、黍农业即华北式旱地农业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稻作农业。可以说该地域通过吸收稻作，得以实现多角经营的农业生产。另外，在稻作农业的扩散期，文化上的影响并非以文化复合体的方式扩散。也就是说，传播的只是水稻或稻作技术。华北的社会群体并非把水稻作为来自其他区域的文化影响之一环加以吸收，而是有意识地只吸收了稻作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与前面提到的粟、黍农业从北方地区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扩散有着质的区别。那么南方稻作农业是如何从农业地带向非农业地带扩散的呢？
比稻作农业向北的扩散的年代更晚，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农业的扩散发生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石峡文化即受到这种扩散的影响。正是在此阶段，高温期走向终结，气候进入寒冷干燥期，原来的生态系统转而向南推移。在该时期，包括鼎等陶器样式在内、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的稻作文化开始自华中朝着华南向南扩散。
自中国大陆文化谱系的两极相互接触的地带，农业以适应各自生态的形式诞生，农业地带顺应着环境变化与社会变化的阶段分别向北、向南扩散。关于以上现象，相信读者已有大致的了解。
并且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到，正是在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民族中产生了农耕民族。作为现代世界的顺应生态领域的平面方向上的社会区分，即极北地区和赤道地带所见的狩猎采集民族、以中纬度地带为中心分布的农耕民族，这样的区分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
读者一定会问，现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将在东亚的新石器社会中寻找线索。下一章将对这个问题加以详述。
[1] 埴轮，4—7世纪前后，日本的古坟上或周围排列的一种土陶制品。形状主要有圆筒形，以及人物、动物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