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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们的论点，文书行政制度完备的中国与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开始的周边国家之间的“东亚册封体制”是从王莽时期开始的。记录王莽时期的书籍成书于东汉时代。因此书中并未提及王莽之德惠及万民，远播野蛮之地。虽然没有被提及，但是认为作为成功地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后得出的结果，即儒家经典中的“德泽”等词语没有被讨论到的想法也是不自然的。
我们可以将王莽时期看做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基础成形的时期。此外——虽然有些重复——在周边国家，支撑这一体系的正是各国的“翻译”们。周边国家有它们各自的主张。可以认为它们因为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所以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但是这些国家越是成功地强调自己的理论，汉字就越难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
周边国家的文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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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册封体制”终于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转机。汉字传入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开始接受汉字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并未被汉族同化，而是开始将汉字作为自己国家的文字来使用。
正如前文所述，汉字在中国是靠着青铜器铭文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其结果就是到了春秋时代，形成了一个广域的汉字圈。汉字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是靠铜镜和铁剑来抓住人心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春秋时代，使用相同的汉字这一共通性并没有被当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同样在日本，使用汉字是有特别意义的这一点好像也没有得到理解。
终于日本也开始实行文书行政制度，引入了律令制。在日本，能够正确理解儒家经典的人才辈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儒家经典，原因是他们懂汉语。汉语使所有人的语言变得规范和统一后，这些人就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是在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并没有变成这样。
日本发明了万叶假名，然后出现了假名，最后开始了训读。这种训读的方式使得汉字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发挥了文字的功能。
“训读”和万叶假名的鼻祖应该在朝鲜半岛，然后传入日本。后来，日本开始固定地使用万叶假名，用“训读的方式来念汉字”。在朝鲜半岛，“训是用来表示字义的”。此后，朝鲜半岛用新的规则发明了韩国文字，而越南人则将汉字无法表记的词汇用越南汉字—字喃来表记。
中国周边国家除了上述文字以外，还出现了西夏文字、契丹文等与汉字形似的文字，起源于梵文的文字也在这时传入。
在“东亚册封体制”下，中国的周边国家开始将汉字或其他文字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文字来使用。“东亚册封体制”便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为这些国家使用汉字或其他文字来表述将自己国家视为世界第一的理论。
“东亚册封体制”的变质
在一般我们理解的“东亚册封体制”中，中国皇帝是站在权力的顶点。但这一意义上的体制也只在周边国家开始使用汉字实施文书行政制度之前成立。当时周边国家尚未掌握汉字，也无法理解通过汉字为这一体制的理论进行争辩，他们也不会用汉字来争辩自己是世界第一的地位。周边国家开始文书行政实施律令后，便以此自封为“文化国家”，开始用汉字来阐述中国并非世界第一的理论。
其实律令法体系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时原本就是以王为尊的法律体系，到了天下一统后，这个法律体系便成了以皇帝为尊的体系。这一体系被引入周边国家，就意味着这些国家也开始采用与中国具有相同性质的法律体系了。正如前文所述，把自己定义为第一的观念有很多。有人把自己的村子定义为第一，有人把统领这些村子的城市—在日本就相当于古坟时代的酋邦—定义为第一，也有人把统治这些城市的领土国家定义为天下第一的存在。后来人们通过律令法体系的“形式”将这一观念表现了出来。这一法律体系规定了以领土国家为第一的“形式”，也规定了从中央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的“形式”。这一规定为文书行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众所周知，这种“形式”传到了日本，最后被架空，成了有名无实的制度。尽管如此，这种“形式”本身还是得到了继承，并在江户时代变身为支撑幕藩体制的“形式”。
如此这般，由于中国周边也出现了律令国家，所以虽说都是“汉字的传播”，但其内涵却有本质区别。
有无“东亚册封体制”中的“册封”就成了一个问题。所谓册封，是指皇帝将周边国家作为自己的臣国，并加以排序来确认双方关系的一种行为。因此如果不在中国皇帝的统治下对双方关系进行确认，则不能算是被册封。然而这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史官在编写中国皇帝国家的史书时，不管实际上对某国有无册封，史官都会给这个国家排个序，顺带写上几句，好像双方都已经确认册封关系了一样。
例如，虽然丰臣秀吉并未受过明朝册封，但《明史》中却记录了日本“自古”就有“王”，王的大臣中地位最高的职位称为关白。不仅如此，书中还介绍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事情。相信大家一看便能注意到《明史》中并未提到有关“天皇”的事情。按照日本律令体系的规定，日本是以“天皇”为尊的“形式”。尽管法律体系空有外壳、形同虚设，但“形式”本身还是得以存留。然而《明史》中记录的是“自古”有“王”。就像这样，册封关系跟实际是否册封并无任何关系，只是在史书中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而已。但是它描述的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事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列国，各有各的律令，自成一派，并互称他国为夷狄。
在《史记》和《汉书》中可以看到汉与南越（秦始皇死后，汉族在广东一带建立的国家）之间互换文书的记载。将两者做一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在《汉书》成书的东汉时代，以汉皇帝为尊的对外文书的形式非常完善。《汉书》中明确的形式在《史记》成书的西汉中期还没有确立。正因如此，《史记》中介绍的文书与《汉书》中介绍的文书按理说必然是同一物，但实际上其形式和语句相差甚远。这也是与“东亚册封体制”的确立相关的一个话题。
14 律令实施领域出现以及东亚册封体制 在战国时代，若干个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形成，这些国家都构建出了以本国君主为权力顶点的法律体系。我们将这些独立的律令实施领域加在一起，便形成了汉字圈这个天下。继承了文化地域范围的领域被视为特别地域，而汉字圈之外的世界被视为野蛮之地。古代经典中有一种观点，即汉字圈是由特别地域和野蛮之地组成的。但这一观点随着汉字圈的统一，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东汉时代，人们开始把野蛮之地重新定义为汉字圈之外的地域，并对古代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在东汉的这些注释形成的过程中，人们以这种理念为基础，建构了中国皇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就是东亚册封体制。这一体制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官吏机构与周边国家的“翻译”共同作用而成。周边国家引入律令法体系，创造了将自己的君主置于权力顶点的法律体系。此后，不同的法律体系相互冲突摩擦，东亚的舞台上好戏再次登场
战国时代，游说家将某国的意志传达给其他国家。此时，他们称撰写文书之国的王为“大王”，而称呼敌对国的君主时，则用其地域或城市名来称呼他们，例如“荆王”、“梁王”等。在这类文书中也记录了敌对国君主的言行。这些言行内容作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后，便有了我们在《汉书》中所见的对外文书形式。这些文书最后被定义为“国书”。
正因如此，与国书形式的关系不同，“东亚册封体制”开始变质。周边国家自己也开始实施联系本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文书行政制度。曾经在战国时代存在的若干中央相互对立的构图，如今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中得以再现。
“战国时代”这一名称
我们被“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名称误导，总觉得商周时代是个和平的年代。其实不尽然。正如前文所述，商代与西周同样都是战乱纷争的年代。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范围内上演的战争，另一类是这些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前者是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后者则是至少有一个文化地域，其内部的大国连同小国一起与其他文化地域之间的争斗。
这些战争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不过自从战国时代形成了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后，前者便明显减少，而后者、即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则日益增多。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战争和战国时代的战争性质相同。很多帝国内部发生的战争则是不同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秦始皇驾崩后的战争如此，项羽与刘邦的争霸如此，汉代黥布等人的叛乱如此，吴楚七国之乱亦如此。
也就是说，“战国时代”这一名称容易让人觉得战国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与之不一样。汉代也同样发生了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的战争。另一方面，在战国时代，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减少。中央与地方城市之争往往都是在叛乱的名义下记录和处理的。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至于“战国时代”这个名称的来历，也往往为人所误解。大家都知道“春秋时代”的名称来源于《春秋》一书。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受此影响，认为“战国时代”来源于《战国策》一书。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史记》成书的时代，《战国策》尚未问世，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些误解。《战国策》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
汉朝的时候，战国时代被称为“六国之世”。汉将自己定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为此就需要让最早出现皇帝的秦充当配角。通过这个配角，汉将周定义为正统王朝，并创造了一个汉继承周之正统王朝的“形式”。为了使其他国家有别于这个特别的配角秦，汉人将其他六个大国（楚、齐、燕、韩、魏、赵）称为“六国”。将战国时代与天下统一的秦朝分别开来，称之为“六国之世”。这个“六国之世”也沿用了很长时间。
汉代也有“战国”一词。例如成为书名的《战国策》。《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将战国时代以来的《长短书》等文献的内容进行再次编排而成。这本重新编排而成的书就叫做《战国策》。
还有一种说法是“战国之世”。但“战国”作为时代的名称并没有固定下来。在没有必要对秦特别对待以后，人们便将秦融入“六国”中，改称“七国”。这个“七国”的称呼也渐渐取代了“六国”，成为主流。其后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固定用“战国”一词来称呼这个特定的时代。
这是从天下的视点来讨论统一，从尚未统一的角度来讨论“战国”这一时期。这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