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印刷工

言归正传：我继续在我父亲店中干了两年，也就是直到我12岁。我的哥哥约翰，本来是学习蜡烛匠这一行业的，却离开了父亲，结了婚，且跑到罗德岛去住了。显然我注定了要顶他的缺而成为蜡烛制造商，但是我仍旧不喜欢这个行业。我父亲深深考虑到如果他不为我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我一定会像他的儿子约塞亚那样，逃到海上去做水手，使他大为伤心。所以他有时带我出去散步，并造访小木匠、泥水匠、车匠、铜匠等，看他们做活，他就可以观察我的爱好，并力图把我的爱好吸引到某些手艺或别的在陆地上的行业上来。去观察娴熟工匠使用他们的机械工具，使我很喜欢，而且对我很有用。凭借常看也就学会了一点，当不能雇到工人时，我自己也能够在家中做些零活。我也曾为了实验做了一些小机械，当做些机械实验的意向在我心里是新鲜而热烈的时候。最后我父亲终于决定叫我跟伯父本杰明的儿子塞缪尔学制刀业，他在伦敦学过这个行业，大约那时正在波士顿开业。我跟他见习了一些时候，但是他希望我交学费，对此我父亲很不高兴，把我又领回家来了。

我自幼喜欢读书，手中所得到的一点钱全都花到买书上了。因喜欢读《天路历程》，我收集的书第一部就是分做数小册的约翰·班扬文集。后来我把它卖掉了来买柏顿的《历史文集》，这文集是小贩们卖的书，价格很便宜，全部有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小图书馆里大都是神学争辩的书，其中的大部分我曾读过，并且曾一直惋惜，在那一时期我正是求知若渴的时候，但自从决定了我不去当牧师，我就不能得到更多的好书。那里有一本普鲁塔克著的《名人传》，这本书我读得很熟，并且认为那段时间是花费得大有好处的。还有一本笛福著的《计划论》和另一本马瑟博士著的《为善论》，这两本书或许曾使我思想转变，而对我后来一生中的几件大事有着影响。

这个酷爱读书的习惯，好不容易使我父亲决意叫我去做一个印刷工人，虽说他已经有一个儿子——詹姆斯——学了这个行业。1717年，我哥哥詹姆斯从英国带回来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就在波士顿开办了他的印刷所。比起我父亲的行业来，我更喜欢这个行业，但是仍旧热望着航海。为了防止这种倾向的可怕后果，我父亲就急着把我束缚在哥哥那里。我抗拒了一些时候，但终于被人劝服，签订了学徒合同，当时我还只有12岁。我要做学徒一直到21岁，仅仅允许我在最后一年支取最低的工资。在短时期内，我就把事情做得很熟练，且成为了我哥哥的有用帮手。当时我有一些接触好书的机会了，认识了几个书店里的学徒，使我有时能够借到一点书，那些书我要十分注意迅速归还和保持干净。有时一本书是晚上借来而必须在次日一早送还的，我就常常振作精神在我屋中读到深夜，免得到时不还这书就被当做遗失或缺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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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时候，一位藏书很多，常常到我们印刷所来的聪敏商人马修·亚当斯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图书室去，并且欣然地把我所选择的一些书借给了我。那时我迷上了诗，还作了一些。我的哥哥，以为这是大可利用的，就鼓励我，使我即兴地作了两首民谣。一首题为《灯塔的悲剧》，内容是述说灯塔看守人沃西·莱克和他的妻女沉船的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述说海盗提奇（或黑胡子）就擒之事。两首诗实在不好，都是用市井俚俗诗体写的。印出来之后，我的哥哥叫我沿街兜卖。第一首销路很好，因诗中所述是新近的事实，得到好评。这事使我妄生虚荣心，但是我的父亲挖苦了我的成绩，并劝我作罢，并且告诉我作诗的人一般都是乞丐。这样我就避免了当一个诗人，极可能是一个十分拙劣的诗人。不过散文的写作对我一生的经历却是大有用处，且是我上进的主要方法。我要告诉你，在这种情形下，我是怎样得到写作上的一点能力的。

在城里另外有一个嗜读的孩子，名叫约翰·科林斯，我跟他过往甚密。我们很喜欢争辩，并极愿驳倒对方，这种好辩的脾气，很容易变成坏习惯。这种不需要拿到实际中来的辩论，在人面前往往使人极不愉快。因此，除了破坏清谈以外，你原本可以交朋友的地方，却成为使人憎嫌甚或是仇人的制造所。在阅读我父亲有关宗教的辩论书籍时，我就见到了这点。我久加观察，发现明白的人们很少陷入其中，除非那些律师、大学里的人和教养在爱丁堡的各种各样的人们。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科林斯与我就一个问题引起辩论，这个问题是女子受专门知识的教育是否适当，以及她们能否从事研究。他的意见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为她们对这事是天生不能胜任的。也许有点为争辩而争辩，我就站在反对的一方，他天生比我善辩，又曾准备了很多的话。并且，据我想，有时他压倒我是靠他的口才比靠他的坚强理由更多些。没有得出定论我们就分了手，且要有一些时候不会再相遇，我坐下来把我的辩论写出来，誊清了寄给他，他回答我，我又答复他。双方都寄了三四封信之后，我父亲偶然看到我的信稿。他并未加入争辩，只乘机向我谈论起我作品的体裁来，他评断说，虽然我的拼写和标点正确较对方为优（这要归功于印刷所），但在辞句优雅、条理明晰方面我却不如对方。在这些方面，他举出几个例子使我信服。我知道他的意见是公平的，从此对于文体更加注意，且决心努力改进。

这时的前后，我偶然看到一卷残缺不全的《旁观者》报，那是第三卷。我以前一本也没看见过。我买了它，读完了它，读得十分愉快。我认为文章写得极好，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很想模仿它。抱着这个念头，我取出其中的几篇，把每句的大意摘要录出，放置几天以后，再试着不看原书，用自己想到的某些合适的字，就记下的摘要加以引申复述，要表现得跟原来的一样完整，把原篇重新构建完成。然后我又把我写的《旁观者》拿来与原来的比较一下，发现我的一些错误并加以改正。但是我发现自己缺乏词汇，或在记诵和运用词汇方面缺少准备。我想如果在那时以前我还继续作诗的话，一定能获得丰富的词汇。因为为了合律和协韵，写诗常常需用意义相同而长短不同、声调不同的字，这样就会把我摆到继续不断搜求大量词汇的需要下，也会帮助我记住它们而能运用自如。因此，我把一些故事改写成诗，过了些时候，当我把那散文已完全忘净了，我再把诗改写成散文的格式。有时我也把我记录的摘要大意打乱，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开始理出整句、完成全篇时，就先竭力使它们还原为最好的次序。这样是为了训练我的构思能力。而后再把我的作品与原文比较，发现错误，再改正过来。有时我竟生发妄想，在某些意义不大的细节上，认为我已是十分幸运地改进了原文的方法和文体，而这妄想鼓励我自以为可在后来成为一个过得去的英语作家。对于当作家，我是非常有雄心的。我做这些练习和阅读的时间是在晚上下班以后，或在早上工作开始以前，或在星期日。星期日我总设法独自留在印刷所里，尽力避免平常出席公众祈祷会。这件事，在我父亲管教之下时，他时常严格地要我参加，不过，我实在仍认为那是一种义务，虽然对我来说，我匀不出时间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16岁的时候，偶然见到一本书，是特里昂写的，推荐了一个素食谱，我决心严格按这个食谱吃素食。当时我哥哥尚未结婚，没有成家立业，他自己跟他的学徒都在别人家中寄食。我的戒食荤腥，引起了不方便，还常因这个特点受到责备。我学会了几样特里昂式的烹调方法，如烧土豆饭、制速成布丁和几样别的饭菜，就向我哥哥建议，如果他每星期把我饭费的半数付给我，我便自己烧饭吃。他立刻同意了，并且不久我便发现我还能把他付给我的钱节省下一半来，这成了我购书的额外基金。此外，这件事对我还有别的好处。我哥哥和其余的人到印刷所去吃饭，我一个人留在所里，并且，很快地吃完我的点心——那常常不过是一块饼干或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一个从面包店买来的果馅饼和一玻璃杯白开水——我就能利用其余的时间来读书，一直读到他们回来。由于经常注意节制饮食，头脑就更清晰敏捷的缘故，我在读书方面大有进步。

现在要谈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深愧对数学的无知，在学校时我学了两次都未学好，于是我把柯克的算术书顺利地全部自学完。我也读过舍勒和斯图美的航海书，了解了书中包含的一点几何学，但对那门科学从来没求深造。约在这时，我读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和波特洛亚尔派的会员们所著的《思维的艺术》。

当我力求文体上的进步时，我偶然找到一本英文文法书（我想那是格里·伍德所著的），在书的末尾有论及修辞学和逻辑学的两篇简短概要，后一篇是用苏格拉底辩论法的范例作为结语的。此后不久我就得到色诺芬著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种辩论方法的实例。我被这个方法迷住了，就模仿它，扔掉我粗暴的反驳和固执的辩论，而采取谦虚的、探究的、怀疑的方法。于是，我读了莎弗茨伯里和科林斯的书以后，就成为一个对我们教义中许多论点有疑问的怀疑论者。我觉出这种方法对我很稳妥，且很能困窘那些我用它去反驳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方法，不断地练习它，并且渐渐能够很有技巧、很熟练地去折服别人，即使他们是很有学识的人，而且对于那个结论他们也不能预见，以致让他们陷于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我就得到胜利，而那常常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理由所应得的。我继续运用这种方法不多几年，就慢慢地扔开它了，只剩下用谦虚的话表示意见的习惯。当我提出任何可能引起辩驳的观点时，永远不用“确实的”、“无疑的”，或其他对于一个意见表示肯定语气的话，而宁愿说“我以为”或“我认为某事是如何如何”，“依我看来它似乎是”或“我认为它应该是如此如此”，“由于什么什么理由”或“我想象它是这样，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习惯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当我有机会述说我的主张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信服，因之我曾不断得到高升。并且，谈话的主要目的是“对别人说”或“听别人说”，“使人愉快”或“使人信服”，因此我谨劝那些善意的、明白事理的人们不要以固执傲慢的态度来降低他们为善的能力才好，这样就很少陷于被人厌憎的境地，从而引起反感，使那些谈话的目的都归于失败。别忘了，是为了那些目的我们才谈话的，那就是说，要交流见闻，互相愉悦。因此，你若想和人谈话，用一种抬高自己意见、固执独断的态度，会引起别人反感而不注意听你讲话。如果你希望获得和增进知识而向别人征求意见，而你同时还表现得固执己见，那么，谨慎、明晓事理的人因他们不喜争辩，或许会躲开你，让你坚持己见，依然故我。还有，用那样的态度，你会很难使你自己得到听的人们的欢心，或劝诱人们赞同你的观点。蒲柏明断地说过：

人们一定会受教，如果你没有教诲他们的样子，

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便说是他忘记了。

他更进一步劝告我们：

说的虽然是确实的，也要用谦逊的词句。

他可以配上另外一句，而他却配上这样一句，我觉得不是很确切：

因为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假如你问，为什么不很确切？我必须重引这两句：

不谦虚的话没有辩解的余地，

因为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那么，“缺乏见识”（人如缺少了它是很不幸的）不正可作“缺少谦虚”的辩护词吗？而下面两句不是更确当吗？

不谦虚的话只能有这个辩解，

即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是否如此，我应该请求更高明的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