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帝的时期I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武帝与司马迁

武帝生母王夫人与栗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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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生于景帝元年(前156)。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于景帝中五年(前145)出生于龙门。后来,一位是皇帝,另一位是太史令。当然,并非二人的出生决定了汉的将来。

父亲景帝死后埋葬于阳陵,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皇帝。太子刘彻应当也是参加过阳陵葬礼的。汉王刘邦在动乱时代是凭借自身实力登上皇位的,但是从第二代以后能否当上太子成为继承皇位的条件。为此,首先要具备母亲能得到宠爱、且当上皇后的条件。即使当上了皇后,若被废黜的话,其儿子还是不能成为太子。刘彻并不是一开始就当上太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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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女性骑马俑(阳陵陪葬坑出土)

景帝的薄皇后没有生子。皇后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家族的女儿。因此,栗姬之子刘荣首先当上了太子。栗姬出于东方齐国栗氏。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曾试图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那将是堂兄妹的近亲结婚,然而由于长公主(皇帝之姐)已经出嫁,所以不存在母方近亲结婚的问题。但是遭到拒绝,栗姬也由此被长公主疏远了。

后皇太子刘荣被废,王夫人成为皇后,其子胶东王刘彻当上皇太子。胶东王国是吴楚七国之乱的一国,位于今天山东省青岛附近,面临东海。胶东王从这里被招至遥远的长安,相反刘荣去长江中游的江陵做了临江王。

王皇后陵的坟丘位于阳陵东北,虽说比阳陵稍小,但又比其他的陪葬墓大一些。坟丘边长154米,与皇帝陵同样四周围以正方形的夯筑土墙(边长347.5米至350米),有四个门。

王皇后陵比吕后陵还大,是皇后陵中最大的。作为武帝母亲的陵墓,是可以理解的。从阳陵顶上向东北望去,有一个六十米四方的小坟丘,据说是没能当上皇后的栗姬墓。似乎传递着一种儿子刘荣被废皇太子之后,无望郁闷而死之栗姬的心情。

输给武帝的临江王刘荣,最后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罪而被迫自杀。他被孤独地埋葬在长安南的蓝田,除了受到当地民众的同情之外,现在连知道其埋葬地点的人都很少。

由十四个皇子中选出的武帝

王夫人得以入宫,仰仗了她母亲臧儿之力。汉代的女性很强悍。臧儿与王仲生有一男二女,丈夫死后她改嫁田氏,又生二男,即田蚡、田胜兄弟。田蚡在武帝时曾当过丞相。臧儿与王仲生的长女已经嫁给金王孙,但由于占卜说将来此女当富贵,臧儿就让她离婚并把她送入太子(景帝)宫殿。她生有三女一男,其中的男孩就是刘彻。臧儿和长女都有离婚的经历,而且都不在乎改嫁,长女后成为太子夫人,当上皇后。阳陵南区的陪葬坑,位于王皇后陵的正南。从女官俑和女性骑马俑可以想象出当年皇后周围的情景。

就皇帝制而言,刘彻已不必像三代前的曾祖父刘邦那样,需要为当皇帝而进行努力了。在众多夫人中选出一人做皇后,其子为太子继承皇位;或者在众多王子中选拔出太子,由其母做皇后。在五个夫人的十四个皇子中被选中的是刘彻,其他十三人只做到王,刘彻一人从王摇身变为皇帝。《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将五个夫人称为“五宗”,记述了这十三个王的传记。

在同为刘姓皇帝之子的情况下,同母兄弟之间有着所谓“宗亲”的同族意识,异母兄弟则是相互争夺帝位的敌人。对于刘氏同姓诸侯王也是这样,不能仅从父系而应该从母系的角度去认识。王氏的武帝就是这样战胜栗氏刘荣的。追溯历史来看的话,秦王政也是,他父亲庄襄王在二十多个兄弟中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极低,要不是吕不韦的策划,就不可能有日后的秦始皇。

不仅限于乱世,在治世也同样如此,可以说一个皇帝诞生的背后自有某种竞争机制在起作用。吴楚七国诸王的情况亦不例外,细看刘氏内部关系,吴王濞与楚王戊因为与高祖是兄弟关系虽然可以另当别论,然而赵王遂是被吕后所杀赵王友(父亲是刘邦,母亲不知为何人)的儿子,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四王的父亲是齐王刘肥,而刘肥的母亲是刘邦当上皇帝之前的“外妇”(妾)曹氏。吕后之子惠帝死后,薄氏之子文帝(父亲刘邦)和窦氏之子景帝、梁孝王刘武(父亲都是文帝)等虽然维系着汉的刘氏,但是就父系刘氏同族之间的信赖感而言却很淡漠。

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

以玉衣裹尸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前154—前113年在位),如果其母贾氏被立为皇后的话,也许有机会继承景帝皇位。他是与武帝异母的十三兄弟之一。与同母兄赵王彭祖专心于政治不同,他每日沉湎于酒色、音乐,据说在王宫中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与妻子窦绾的陵墓,于1968年被发现。因为墓葬在河北满城县,所以被命名为满城汉墓。

1971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了“文革”期间出土文物两千余件,其中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尤其引人注目。由金丝2498根(夫人窦绾2160根)缀合玉片制成的玉衣包裹着遗体,但是遗体还是腐朽无存了。为了防止体内灵魂逃逸,眼、耳、口、鼻、生殖器、肛门等九窍(身体之九穴)以玉塞堵,然后合体地穿上玉衣。金丝纯度为96%、直径在0.5毫米以下,使用黄金1100克。由头部、上衣、下衣、手套、鞋等各部位组合而成。为了让玉能够覆盖全身,由细小玉片组合而成,仅手套的右手就有玉片112片、左手有113片,可见玉片之细小。与丝绸相比,人们更相信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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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玉七穴塞 (满城汉墓1号坑出土) 遗体裹以玉衣之前,为了防止体内灵魂逃逸,眼耳口鼻七穴以玉塞堵(《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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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金缕玉衣 满城汉墓1号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其他随葬品的状况。周围排列着玉器。玉衣中的遗体已经腐朽(《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中山靖王与代王、长沙王、济川王入朝长安时,在宴会上听着音乐突然流下泪来。武帝问其缘由,答曰:“中央派来的官吏监视太严厉。”虽说是诸侯王国,其上级官吏也是由中央派遣的。武帝死时应该也是穿这种玉衣的。据说武帝裹尸用的是绘有蛟龙的金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载:从皇帝金缕玉衣开始,其下是诸侯王、列侯、公主等的银缕玉衣,还有长公主的铜缕玉衣各种等级。后来,又发现了汉代各地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包括残片。

长安工房中生产的东园秘器(葬仪用品)中就有玉衣,在汉代称为“玉匣”,是作为下葬仪式的赠品的。以此裹尸可以防止尸体腐烂。如前所述,吕后陵墓在赤眉之乱时被盗掘,当时已经埋葬了二百年的尸体还栩栩如生。

三国魏的曹丕在公元221年禁止了这种玉匣的使用,玉衣的时代就此终结。

武帝在位年号

武帝时期开始使用年号。前面已经谈到,在武帝之前的君主,从即位开始虽记年数,但没有年号。从武帝开始使用年号,而且一代之中使用了很多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共计十一个年号,令人眼花缭乱。从建元到元封,每六年改元一次(三十六年间);从太初到征和,每四年改元一次(十六年间);最后的后元年仅两年而终。各年号加起来总共为五十四年,比武帝在位年数少一年。

出土宝鼎那一年定年号为“元鼎”,据说此前的“建元”、“元光”、“元狩”等年号都是追加的,但也有意见认为由于出土了记有“建元”年号的青铜器,所以是从“建元”开始有了年号(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改元的契机有如:泰山封禅那年改为“元封”,改订历法那年改为“太初”,因旱灾对天祈雨那年改为“天汉”,征讨夷狄取得天下和平时改为“征和”。

年号虽然繁琐,但对于处理史料来说,根据年号很容易换算为西历。史料中像“今何年”一类的记载,如果改朝换代的话,就无从知道是哪代皇帝的纪年。但是像出土资料中“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的记录,很容易可以断定是西汉宣帝的年号,即公元前62年。不过,像“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的记录,就得先将七月一日(朔)是“辛卯”日的年份从历谱中查出来,才能判断是高祖十年(前197)的“十年”。从武帝开始的古代一世使用多个元号的制度,直至十四世纪的明代才最终为一世一元的制度所取代。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司马谈在汉武帝一朝的前半期,直至元封元年(前110)任职太史令。任职约三十年之久,是其子司马迁任太史令九年所无法相比的。《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编纂的,而且不妨说司马谈的作用更大些。“太史”,是汉王朝执掌宗庙、礼仪之官太常的下属史官;“令”,即长官,俸禄为六百石,相当于地方上县级长官的级别。

《张家山汉简》中有叫做《史律》的法律条文。其中记载了成为史(记录)、卜(占卜)、祝(祝词)等官吏的资格条件。太常之下的太史、太卜、太祝是并列的,可见记录、占卜、祈祷三者关系紧密。“史”须能够读写五千字和八种字体(东汉的《说文解字》举出秦“八体”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或许包括了先秦的文字)。“卜”必须能够读写三千字的隶书和三千字的占卜书体,并且要求有九分之七以上的占卜准确率。“祝”须考试验证是否具备掌握七千字以上文例的能力。太史、太卜、太祝就是掌管其官职的负责人。各部长官称“令”,如太史令。

“太常”是中央最高机关九卿之一。“宗庙”是祭祀刘氏汉王朝历代皇帝亡灵的建筑物,其中供奉着牌位。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皇帝的遗体安葬在长陵、安陵、霸陵、阳陵的地下。同时,祭祀他们亡灵的庙多设置在长安城内,不过景帝庙是置于陵墓近旁的。其庙称为德阳宫,位于陵墓南面稍偏东的位置,距陵墓不过四百米。现在那里还残留有罗经石(“罗经”即罗盘,刻有指示方位的十字)。

陵园内的寝殿须每日奉食四次,庙中每年有二十五次祭祀。宗庙祭祀时有音乐、有祝词,还要奉献作为牺牲的动物,也进行占卜。这些都是太常所属太乐、太祝、太宰、太卜的工作。演奏、祝词、奉献牺牲、进行占卜都是宗庙不可或缺的。太史的职务也与上述各执掌并列,负责记录宗庙祭祀。太医看起来好像与此无关,其实中国古代医学与巫是合为一体的。他们在皇帝临终时负责宣告死亡,最后葬于陵墓。

陵邑亦属太常管辖,博士也设置于太常之下。宗庙礼仪需要博士的学问。司马谈也是因为这种工作关系,带着司马迁移居茂陵邑的。

司马谈的忧愤而终

司马谈在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也就是秦始皇以来首次封禅泰山的祭祀时,被留在洛阳没能前往泰山。本来太史一职只是负责长安周围宗庙祭祀的。然而,如今是在远离首都的泰山祭祀天地,此乃汉朝以来史无前例的,司马谈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是,俸禄仅仅六百石的太史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史公自序》曰:“司马谈发愤且卒”,表现出其懊悔之深。临终前司马谈唤司马迁前来,执其手而洒泪。

司马谈很为自己祖先代代做周朝史官感到自豪,也为那以后不再做史官感到遗憾。至战国时期其祖先甚至成为武官,其中司马错在秦惠王时曾作为将军灭亡蜀国。司马靳与将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四十万。还有当官吏的,如司马昌是秦始皇时管理制铁的官。司马无泽在汉时任长安城市场的负责人。司马谈之父司马喜被封五大夫爵位,虽不知其任何职,但在未央宫殿区内的中央官厅遗址,出土了“司马喜章”(司马喜印章)的文字封泥。如果此人就是司马谈之父司马喜,那么可以推测他曾是长安的官吏。司马谈不希望自己儿子去做行政官吏,而是希望他能继承自己掌管祭祀的太史之职。

行政官职任期为一年,但祭祀之职则不然。对于汉代历代皇帝来说,仅仅以宗庙祭祀是不够的,从“五帝”至夏、商、周、秦与历代王朝的祭祀都要实行,这对体现汉王朝的正统性是十分必要的。武帝的泰山封禅所继承的就是一千年的皇统。在太史来说,是以一千年、一百年为时间单位进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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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司马喜的封泥(汉长安城未央宫)

司马谈曾对儿子叹息道:“自周之王道、礼乐废弃,孔子《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此后近四百年诸侯纷争,史官的记录未能得以整理。捕获麒麟乃不祥之兆。如今海内(天下)统一的时代,趁各种记录尚未遗失,希望你也当上太史,完成我的遗愿。”[1]司马迁俯首流泪发誓继承父业。

司马迁的生卒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东向可以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

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此处下层是12公里的黄河,河宽不过50米,很是狭窄。由于有激流,即便是大鱼也很难越过这里,是传说中越过去就可以化为龙的地方。冬天,人们可以从冰面上穿过这条河,此处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河东是山西省,河西是陕西省。传说夏代禹王曾在这儿修整黄河,故有“禹门”之称。司马迁在十岁赴西安之前,一直居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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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司马迁墓 陕西省韩城市有司马迁祠和墓实际上他并未安葬于此

司马迁准确的生卒年份不明。《史记》记述了那么多人物的传记,而且在最后一卷即第一百三十卷还写有自传《太史公自序》,却没有写上自己的生卒年份。自传中的线索有两条:一是“父(司马谈)卒三岁而迁(自身)为太史令”,一是“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由于司马谈亡于公元前110年,所以第三年的元封三年(前108)他当上太史令,此后第五年应该是太初元年(前104)。

仅凭此史料虽然无法知道他的年龄,但唐代的《史记》注释者见到了有趣的相关史料:一是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用的《博物志》(晋人张华著)中有“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的记载,是司马迁出任太史令的就职令,是一条今本《博物志》所不见的珍贵史料。由此可以推定他出生于由元封三年上溯二十八年的公元前135年。

另一条史料是比司马贞稍晚的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太初元年”所加的注释中说:“迁四十二岁。”由此,可推出司马迁出生于前145年。二者之间相差十年。按照后一种说法,他当上太史令时三十八岁。按公元前145年观点的话,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一岁,按公元前135年观点的话,则小二十一岁。

二十岁时开阔眼界的旅行

司马迁与汉武帝二人最初见面,严格地说是司马迁第一次意识到武帝在自己面前,是父亲司马谈出任太史令、移居西安之时。武帝即位是在景帝后三年(前141)、即他十六岁的时候,按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的观点,司马迁此时比汉武帝小十一岁,应该是五岁,所以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当在此之后。建元二年(前139)设置茂陵陵邑,太史公司马谈父子移居此地。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古文是相对汉代隶书这种今文而言的先秦文字,即因秦始皇焚书令而消失的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也就是现在我们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山王陵见到的出土文字。

武帝时期的古文不是出土文字,而是秦下焚书令时隐藏于民间、当时又陆续发现的书籍。武帝异母兄弟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得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鲁国、河间国都曾经是被秦灭亡的东方之地。下达焚书令时,东方那些用齐国、燕、赵等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尚书》《诗经》被没收了。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分为甲乙两种版本。据说甲种稍早一些,相当于高祖至吕后时期,乙种乃文帝时期的各种抄写本。因为都是汉代的隶书,所以都是今文。1993年在郭店楚墓发现的竹简《老子》有甲乙丙三种,是用战国时期楚文字写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即便作为汉代人,学习古文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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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司马迁旅行路线

司马迁不可能一下就当上太史令。他首先必须成为“史”(史官)。根据上述《史律》的要求,只有能够读写包括隶书在内的八书体,才有资格成为“史”。“八书”就是秦的各种文字,因为其中有秦大篆,所以“史”的资格考试要求具备阅读古文文献的能力。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为的是继承父职,成为史官。按照《史律》规定:史和卜等职官之子十七岁开始学习文字,称为“学童”(学生)。学习三年之后的当年八月,可以在太史、太卜、太祝那里接受考试。要成为地方郡的“史”的话,学童须在太守那里接受考试。

司马迁到武帝身边工作之前,曾于二十岁时游历了全国。因为没有那时他已经做官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那是一次自由之旅、伤感之旅。但是,从《史律》来看,至少当时他已经具有了“史”的身份。不过,因为还没有成为太史,所以还只是作为“史”的一次扩展见闻的游历。看来此次游历相当程度上有着已经身为太史令的父亲的意志在起作用。而且,由于已经学了《尚书》和《春秋》,所以他有着去看看夏、商、周、春秋历史舞台的憧憬。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先至长江、溯湘水去九疑山踏访了舜庙。之后,又顺长江直下去会稽山探访了禹陵。然后,访问齐旧都临淄和鲁的曲阜,感受孔子遗风。经梁、楚之地回到长安。司马迁的游历路线与秦始皇第二次、第五次巡行路线是重叠的,不禁使人联想到秦始皇的出巡。

司马迁回到首都,由史升为郎中。“郎中”,本意是通晓文字、侍奉于天子宫中廊下任警护的官职,在武帝身边任职。西汉时期的高级官僚首先从郎做起。郎中司马迁从此对武帝这一皇帝开始了分外细致的观察。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元光三年黄河溃决

河水(黄河)全长9400里,江水(长江)仅2660里。汉代人认为河水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因为他们不像今天我们这样了解长江的源头。现在的黄河全长为5464公里。长江是6300公里,乃中国第一大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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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黄河下游变动图

秦汉时期,黄河称“河”或“河水”。汉代开始被称为“黄河”,宋代以降成为定名。在此权且以后起名“黄河”来叙述“河水”。黄河在文帝时曾一度在酸枣决坏,又在金堤决口,但很快被堵上,没有遭受大的灾害。当时的黄河与今天的河道不同。今天的黄河并不流经汉代经常决口的地方。现在黄河河道,本是一条叫做济水的另一条河流。“河、江、淮、济”即黄河、长江、淮水(3240里)、济水(1840里)四大河流,又称“四渎”。其中最长的是黄河。

汉代的黄河,准确地说是从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1年之间的黄河,流淌于今天的黄河以北,河口在天津附近。流经黄土高原裹挟以大量泥沙的黄河反复肆虐。上游持续降雨的话,就会急剧涨水,从而造成下游地上河的堤防不堪重负。在海拔一百米以下的东方大平原,一旦决口,黄河就不断地改道。

这一黄河在武帝曾经决口。元光三年(前132)五月,濮阳的瓠子一带堤防决口。“瓠”即瓢,因河道在此弯曲而得此地名。涨水时,这里的堤坝受到激流的强大压力。河水注入了巨野泽,湖水又溢出,进而涌入淮水、泗水,使“四渎”之三条河流相互连通。水害受灾区扩展至十六个郡。武帝急忙派遣汲黯、郑当时,动员了十万人企图修复决口,但为时已晚。

武帝由于异父兄弟丞相田蚡的观点而产生了犹豫。武侯田蚡作为列侯,他的封邑在当时黄河决口之处的下游北岸,因为决口的黄水从南面流过,所以没有受灾。田蚡说,江水、河水决口乃属天意,以人力勉强阻塞的话是逆天。[2]在他这种怪异理由的影响下,武帝在位的二十余年、准确地说是二十三年之间,对决堤之事置之不理。这期间,黄河下游南岸的梁、楚之地,饱受水患之苦。虽然并非年年有洪水,但干旱、洪水轮番肆虐,造成谷物绝收。

可以说二十三年之间,对武帝来说,他认为治水是没有必要的。由于张骞西域远征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所以每年都要派遣卫青、霍去病的军队与匈奴作战。治水和战争都需要人力。这样的时候受灾地就成为牺牲品,对匈奴的战争被放在了优先地位。

司马迁在二十岁旅行的归途中,曾经踏访过梁地受灾地区。第二次是作为郎中与武帝同行的。武帝在对匈奴战争告一段落之后的元鼎四年(前113)开始出巡。这也是有意效法秦始皇的行动。元封元年(前110),举行了泰山封禅。翌年发生旱灾。武帝派汲仁、郭昌动员数万人修复了决口的瓠子。武帝自己在从山东半岛的万里沙祭祀归来的途中,第一次亲眼见到决口现场的情况。武帝在此停留了二日,沉白马、玉璧于黄河,让同行的群臣自将军以下,都亲自负薪填堵决口。当时武帝曾赋诗二篇。

武帝求河神保佑诗二篇

司马迁在此前一年失去了父亲司马谈。深感父亲懊悔的司马迁,记录下了武帝的瓠子诗,后来又据此编纂了《史记》八书之一的《河渠书》。司马迁也曾在现场亲身负薪。“薪”本是各种树枝,此时与土一起被用来堵漏,或被编成筐用来盛石、土。对于二十三年间不治黄河决口的批判,蕴藏在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的论赞之中:“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其中“悲瓠子之诗”的“悲”字,表达了司马迁强烈的感情。作为史官在记述事实的同时,还能够以一字评价事件,这是学自《春秋》的笔法。

“瓠子之诗”特意做了两篇。项羽曾咏于垓下,刘邦在故乡吟咏。皇帝如此公然吐露肺腑之言是罕见的。听众是那些一道同行的臣下。第一篇感叹洪水骇人的样子,说由于封禅外出才首次闻知事态,为自己辩解并请求河伯(黄河河神)的解救:“瓠子决兮将奈何?晧晧旰旰兮闾殚为河!”

意思是说:“瓠子决口如何是好,溢水泛滥白光灿灿,村落淹没于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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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933年黄河决口时的河南滑县

瓠子之诗就是这样开头的。黄河洪水的威力的确令人难以想象。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省长垣县(今濮阳西南70公里)黄河决口时的照片,古代洪水的样子也浮现在了眼前。照片中堤防决口,黄河正在向东岸这边溢出。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说:修复工程必须进行,我们不得已将山土削平。巨野泽亦泛滥,只有鱼儿在跳跃。五月开始的洪水,一直延续至初冬。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意思是说:“溢水涌出河床流淌,形态似蛟龙(蛟,即水之灵,引发洪水之龙)蜿蜒远去。回到原来的河床去吧,若非由于封禅之仪,是难得知外面的形势。”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意思是说:“河神因何如此不停止泛滥,执意使我等痛苦?水漫啮桑街,淮水、泗水亦满溢,已经长久不复返,水流缓缓慢慢。”

第二篇很短。讲薪荆不足,责任在于当地卫人焚烧了树木,只好砍竹林之竹,制作笼筐作土囊阻塞缺口,辩解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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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宣房宫 据说这就是堤防上所建祈祷治水的宣房宫遗址

“宣房塞兮万福来。”这是最后一句,意思是在堤防之上造宣房宫以求安宁。司马迁将此诗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传达了武帝的心情。我们虽说不知武帝何等相貌,却能从这些记载中读出古代帝王的心情。

2004年笔者曾站在宣房宫旧址的高台上,眺望西汉时期的黄河古河道。在绵延黄河留下的黄土大地上,仅存这一抔渺小的土丘。这曾是宫殿的基础,当地人说这就是宣房宫的遗址。近旁的发掘现场出土了木材,地下是黄土高原常见的黄色粉状土壤,这是黄河河床的遗址。

李陵之祸降临

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三年之后,成为太史令。“史”的官职虽说是世袭的,但太史令并未世袭化。升职应该是对他作为郎中任职评价的结果。然而,自认为作为太史令也很顺利的司马迁在天汉三年(前98)因李陵之祸被逮捕入狱。《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虽然文中使用了第三人称的“太史公”,其实是作为史官在叙述自身罹祸的笔法。“缧绁”指的是捆绑犯人的黑色绳索。因卷入李陵事件而遭受宫刑,不亚于父亲不得参与泰山封禅愤愤而死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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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李广骑射图壁画砖(敦煌市博物馆藏) 敦煌市西晋墓壁画(《中国文物精粹》1997年)

李陵出身于陇西郡成纪县(六盘山以西,天水以北),乃秦代抓捕太子丹之李信将军的子孙,李氏一族虽经过秦汉之间的改朝换代,仍作为武将延续发展。祖父李广是文、景、武三代守卫北部边境的名将,广为人知。匈奴人很害怕他的战略,士兵都愿意追随他。李广在景帝时曾以百骑遭遇匈奴千骑人,匈奴认为是小股部队的诱饵,予以警惕。骑兵急于逃跑时,李广做出英明判断:“如果逃的话尚未回到本队,必已全军覆灭。留下来让敌人觉得我们是诱饵。”于是李广面对匈奴阵营,下马解鞍,示以信心十足、果敢进攻之状。匈奴军一方反而认为是伏兵,唯恐中计而撤退。

司马迁在《李广列传》中因李氏的“李”字,使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句成语。意思在于表明:桃、李虽不会说话,但人们都来观赏其花朵,树下自然就形成了小路。其孙李陵身上也有着李广的影子。

在1990年出土的甘肃省敦煌市西晋墓墓室的壁画砖上,绘有李陵祖父李广形象的彩绘。画砖上画的是西汉名将军李广骑马向后方张弓射箭的姿势。李广在年过六十之前,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战果累累,人很高,有着猿一样的长臂,擅长骑射。

李陵之降匈奴

李陵受到武帝的高度信任,年轻时就任监督骑兵的职务。曾率八百骑兵深入匈奴领地两千余里,侦查了沙漠环抱的地形之后,由居延要塞安全返回。“居延”是对匈战线的最前沿基地,出自祁连山北流至沙漠的额济纳河就注入居延泽。额济纳河是现在蒙语地名,当时的汉语名叫弱水。300公里长的大河滋润着沙漠。汉代的弱水,本是长达2100里的羌谷水,以发源于羌人领地的祁连山而得名。这里被认为是与匈奴作战的理想战场。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居延城筑起叫做“遮虏障”的要塞,并在张掖郡以北的居延县、酒泉郡以北的休屠县屯驻了十八万军队。

李陵就任骑督尉,这次他率领了来自长江流域不熟悉骑术的五千士兵,这些丹阳郡、淮北楚国出身的士兵,曾在酒泉、张掖郡驻屯并接受训练。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在祁连山攻击匈奴右贤王。匈奴单于在蒙古高原中央设置据点,称东西方为左右,分三部统治。尤其重视西方,以单于太子为右贤王。

李陵的任务是对抗八万匈奴,保护李广利的本部队伍。他盲动地率领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纵深挺进草原千余里,目的在于阻断匈奴的军队。杀伤匈奴一万余人之后,武器用尽,人员减半。

八日之间且退且战,在距居延百余里的地方,道路断绝、粮食殆尽、援兵未至,李陵最终投降匈奴。据说此时李陵说“无颜面对陛下”。生还的士兵只有四百余人,李陵则受到匈奴的优厚待遇,并娶匈奴女为妻。汉得知此事,将李陵母亲、妻子处以死刑。名门李氏名声扫地。

宫刑之屈辱

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进行了辩护。司马迁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史官司马迁在个人书信中有着直率的真情吐露。这篇长文不见于《史记》,但被收入《汉书·司马迁传》。《文选》也将其作为《报任少卿书一首》予以收录。这是司马迁死后问世的,作为汉代书信的实例故而非常珍贵。信中用任安的字,称其为“少卿足下”,而以“仆”自称。信中称武帝为“上”。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是如此超脱利害关系地为李陵辩护的,却被判罪: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以欺君之罪受到腐刑(宫刑)。但这不是实刑,仅是赎刑。缴纳与刑罚相当的黄金即可免除肉刑。汉代具律(总则)规定:腐刑的赎罪金额为金一斤四两(一万二千五百钱)。但是,如后面将要提到的,这虽说仅相当司马迁两个月的工资,但即便如此他也难以筹措,“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汉书·司马迁传》中收录了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感慨道:

 

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蚕室”是指养蚕的密闭暗室,此处比喻宫刑的行刑室。司马迁在不通风、不透光的密室,忍受了切除生殖器的屈辱。

这一事件曾造成他编纂黄帝至武帝记录工作的暂时中断。司马迁在四十八岁遭受腐刑,也因此得到了处理宫中文书、诏敕的中书令一职。这使他比起做太史令时期,更有机会深入到武帝的生活空间。总之,所谓太史公书最终是作为中书令时完成的。

追求神仙世界的古代帝王

尊重秦始皇的汉武帝

武帝也像秦始皇那样崇拜神仙。武帝从做胶东王时期开始,就与东方结缘。武帝专注于祭天、求神。作为天中心的天帝被称为“泰一”。仰望天空,天是以北极星为中心而旋转的。这个中心里有天极星,天极星里有泰一。泰一乃所有秩序的源泉。祭祀泰一要尽可能地登上接近天的地方。泰山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扶助泰一的有上天五帝。五帝以颜色区分为白帝、青帝、赤帝、黄帝、黑帝,秦代在秦旧都雍城祭祀五帝。五年一次去泰山祭祀,三年一次在雍城祭祀五帝。首都长安近郊也搞过泰一祭祀。

循环不已的天时是永恒的。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的人,自然想要益寿延年,接近天的时间。当时一方面相信有一种死后升天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人,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地延长现实中的生命。方士相信地上的那一边存在着这种人,称之为“僊人”。“僊人”即升天之人,也写为“仙人”。方士相信在东海上浮着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那里住着安期生、羡门等仙人。

武帝身边与当年秦始皇一样,也围着各色方士。李少君善于食物疗法,所以强调祭灶。吹嘘由丹砂制成的黄金食器有着长生的效果。在茂陵附近曾经出土过贴金箔的漆器耳杯。少翁据说曾将武帝的王夫人灵魂招回。栾大出东海去寻求仙人。申公告之若登泰山封禅,可以作为仙人升天。丁公说秦始皇登泰山时,由于风雨的阻挡而未能举行封禅。武帝不仅重视秦始皇,还相信黄帝的传说,希望模仿黄帝。传说黄帝在泰山举行封禅,用首山之铜铸鼎,于明廷与神灵相会,百余岁乘龙升天。还与诸侯一起讨伐了发动反乱的蚩尤。武帝希求接近黄帝,相信黄帝拥有万能之力。

《黄帝内经》(医学)、《黄帝五家历》(历法)、《黄帝杂子气》(天文)、《黄帝杂子步》(神仙)等都是以黄帝权威冠名的汉代书籍。《黄帝四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道家书籍,今天已经失传。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除《老子》之外,另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书,有人怀疑这也许就是传说的《黄帝四经》。传说黄帝作了十二音律。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律管,就是用来调节乐器音程的。以九寸长的竹管作为定五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基本音阶“宫”以及十二绝对音阶基础音“黄钟”的标准乐器。

显现神仙岛的离宫

武帝曾祭祀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位于西安北方陕西黄陵的桥山,高九百四十四米,现在仍保存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有柏树八万二千株以上。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信仰保持至今。1958年建“黄帝陵”,碑文乃历史学家郭沫若所题。陵的前方就是称为汉武仙台的高台。若对后世的黄帝信仰追根溯源的话,武帝之信奉黄帝意义重大。

另外,甘泉宫也是在这与黄帝有缘的明廷之地建造的武帝离宫。位于现在陕西省淳化县北的铁王乡梁武帝村。如“甘泉宫”名字所示,这是武帝避暑的地方。此处有一千八百米高的甘泉山,秦始皇时期所修军事道路“直道”的起点就在这里。武帝继续利用了这块与秦始皇也有缘分的土地。这是一个兼作夏季避暑地的离宫,宫中里绘有泰一像,武帝曾在此祭天。甘泉宫中筑有益延寿观,为的是仿效黄帝能益寿延年。这里出土了“益延寿观”文字瓦当。还有一种月中有玉兔、蟾蜍花纹的瓦当,应该是此离宫所特有的吧。武帝有一段时间不在长安,而在此离宫办公,郡国汇报会计工作的使节被招到这里,诸侯王也在此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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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黄帝陵的汉武仙台黄帝被信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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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南越国御苑遗址 发现了水底铺石的曲渠(《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长安城西城墙外筑有建章宫,太液池中浮着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将远在东海的未知世界再现于长安。神明台上设有承露盘。朝露中含有植物所带的滋养成分,中国古代人们喜欢将莲叶等所带的朝露作为长寿补药饮用。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个用玉杯结露的承露盘。羽人(仙人)与承接莲花露造型的灯台组合的话,可以想见当年的形状。来到现在太液池苗圃用地,可见到小型贮水池中约八米高的称作渐台的高台遗址。前殿遗址东西200米、南北320米。宫殿内部庭园的全貌虽不清楚,但从南越王御苑遗址可以对当时庭园景观有个大致的了解。贮水池与模仿江河的曲渠现存长度有150米左右。渠宽1.4米,边缘以红砂石垒砌而成,渠底部也以石铺设而成,而且是考虑到如何调节水流而设计的。从贮水池引水还巧妙地使用了暗渠,为了使渠水不致溢出或断流,水渠的出水口设计的比入水口大。有些地段的渠底部设计成凹凸不平的形状,为的是能够显现水势缓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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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羽人莲花灯 用来承接莲花露(《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

在一处像黄河湾那样的形状处,有一个或为湖泊或为中州的遗址。这里出土了几百只甲鱼的遗骸。还加设有桥梁、散步道,是在曲水周围散步的区域。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据说设计有用机械驱动水银流淌的百川江河与大海,也许在散步时可以置身于永不停息、循环往复的江河之间,可以借此祈求长寿不老吧。不过建造这一庭园的南越,后来被武帝的军队灭亡了。

秦皇汉武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武帝实际上在海岸也建有离宫。1982年以后在面临渤海,辽宁、河北二省交界地区,发现了秦汉离宫群遗址。绵延50公里之间发掘了17个遗址。与直径52厘米的秦代夔纹大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直径20厘米的小型汉代“千秋万岁”瓦当。明代长城至今尚存的山海关、如今仍作为避暑胜地而闻名的北戴河,现在都下辖于保留着秦始皇名的秦皇岛市。从北京向正东200公里就是渤海沿岸。说是海,其实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有庙岛列岛环抱的、类似内海的海域。黄河就日夜不休地流入渤海。《庄子·天地篇》记载了谆芒与苑风相逢于东海之滨的寓言。苑风问谆芒在大海做什么?谆芒回答:大海注水而不溢,取水而不干,所以欲游大海。[3]武帝也相信无垠的大海之中,有超越时间的仙人。

历史上有过所谓以碣石地名著称的地方。碣石是高耸礁石的意思。其地点也接近于黄河的入海口。与现在的黄河相比,汉代黄河靠北,上溯至春秋以前的话,则北至天津附近。碣石面向南,一直向南可达渤海的中心,还有碣石是孟姜女坟的传说。秦始皇、汉武帝时曾经像大门一样矗立着,现在西侧的礁石已经很大程度地崩塌了。礁石对岸的石碑地遗址发掘出高层离宫建筑遗址。在台阶、排水设施之外还发现了浴池和厕所。为了防止来自海潮的湿气,房间的地板下都铺以木炭。

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巡行的秦始皇曾访问过这里。那之后一百年过去的公元前110年,武帝又追随秦始皇足迹来到这里。秦的离宫在一百年之后已破旧不堪,因此进行了增修改建。后世常以“秦皇汉武”并称,是一种强调秦始皇与汉武帝共同点的说法。无论如何,这两位古代帝王的确在行为上很相似。武帝也与秦始皇一样,从这所离宫眺望大海,寻求神仙世界,毕竟这与在首都的小型庭园眺望神山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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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碣石宫 临海朝南所建海岸离宫的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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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姜女石 位于碣石海岸,传说这是孟姜女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武帝在位的前半期,一直是在秦始皇时期的时间中生活着,使用的是颛顼历。这一历法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然而,大麦、小麦的情况就不同了,是秋天播种之后,经历冬季后在春天收获。冬天是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期。春小麦的味道就不及冬小麦。

秦灭亡之后,秦历又延续了一百年,此时终于迎来了转机。元封七年一月一日,即十干、十二支的甲子,正与那年的冬至日相合。所谓冬至与夏至都是容易进行观测的。今天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正午时分太阳的高度是一年中最低的位置。如果在地上树立一垂直棒的话,棒的影子是一年中最长的,这是阳气开始胜于阴气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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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日晷 汉代的石制计时器。在中心孔中插上棒针,以针的影子落在四周六十九个刻度的位置计算时刻《华夏之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汉代的称为日晷的石制计时器。“晷”,即日影。呼和浩特的位置是北纬41度、东经112度,处于汉代北边长城的位置;如果是北纬34度、东经109度的长安(西安)的日晷的话,刻度则有必要进行调整。然而,当时没有标准时间,各地各自以太阳为准计算时间,所以各地使用同样的刻度也无所谓。这个日晷的中央插着棒针,均等地刻着六十九个刻度。

汉代使用一天百刻制,一刻相当于今天的十五分钟弱(十四分二十四秒)。现代汉语中“一刻”即十五分钟。像日晷所刻一个白天长六十九刻度时制的同时,还有一天十二时制的存在,这种计时法从秦代已经开始了。从“夜半”(上午零点)起,每两个小时为一个单位,接下来是“鸡鸣”(两点)、“平旦”(四点)、“日出”(六点)、“食时”(八点)、“隅中”(也称“东中”,十点)、“日中”(十二点)、“日昳”(十四点)、“餔时”(也称“下餔”,十六时)、“日入”(十八时)、“黄昏”(又称“昏时”,二十时)、“人定”(二十二时)。如此组成一百刻。从“平旦”(拂晓)的第一刻开始,直至黄昏的六十九刻结束。太阳计时器的刻度结束之后的夜间时间,是继续“黄昏”六十九刻之后的时间,即从夜漏第一刻开始直至“鸡鸣”之间的夜漏三十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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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铜漏壶(茂陵博物馆藏) 夜间无法使用日晷,所以使用滴水计时器

所谓“夜漏”,即夜间代替太阳计时器的滴水计时器(又称为漏刻)。茂陵附近发现了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的小型汉代漏壶。水从细小的水嘴流出,以浮标下沉时浮标上的刻度表示时间。

但是,百姓的生活时间,并不需要这种百刻制。他们只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只有官员有必要在收发文件时登记时刻。向官署传递文件时不能迟到,所以必须记录收与发的时刻。特别是太史令等官吏,在观察天体时也必须准确地记录时刻。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周王朝以十一月一日为新年的开始,因为他们将十一月的冬至作为出发点。阴历的冬至在十一月份。冬至日刚巧在一日是很罕见的,更何况又正当十干、十二支第一天的甲子日。从阳气开始超越阴气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最适合的日子。

中国古代的人们按照太阳与月亮的运行制订历法。然而,太阳与月亮的运行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太阳运行的话,不会错过季节的变化。但是,若按照每月29.53天出现一次盈亏计月的话,即必须交替地设定二十九日的小月和三十日的大月。而且即便以小月六个月、大月六个月设定的话,十二个月也只有三百五十四天,这就出现十一天的差。三年下来就是一个月。因此,细致计算的话,十九年之中就要设置七次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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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马王堆帛画(湖南省博物馆藏)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盖棺的绢盖。绘有太阳、月亮、动物等种种图案

像我们今天只依据太阳运行的一元化理论,则完全无视月亮盈亏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却巧妙地利用了太阳与月亮两种循环。

想想长沙马王堆帛画所绘的天上世界,在西(左)方画着银白色的月牙,在东(右)方画着红太阳。月亮与太阳是对等的,东西对置只画了两组太阳和月亮。所画的或许是反射西沉的太阳、出于东方的满月,或许是东方的朝阳与西日映照下的月牙。如果是后者的话,朝阳与傍晚月牙有时间差,是一种象征性的图案。朝阳之中有八个太阳正在等待着。西方的月牙中按说应该有西日与之重合而生辉,所以有十个太阳。巡回一周为一旬(十天)。

在反射太阳光的月牙以外,可见兔与蟾蜍。月亮表面黒色的部分,是称为“海”的黑色玄武石低地。自古以来其形状没有变化,中国古代人们把“海”的圆点比作兔子耳朵。蟾蜍体型大,且表面有带状纹路和圆形的隆起,以此比拟月表面的环形山。饶有兴味的是,实际月亮表面浓淡相间的模样正与帛画所绘月亮构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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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天文图 墓室天顶上北有满月,南有太阳,同心圆赤道上绘有二十八星宿(《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

实际上地球虽然围绕太阳旋转,但相反让地球停止,太阳旋转一年的话,那条轨道称为“黄道”,而将地球赤道投影在天球上的话,叫做天的赤道。西安交通大学西汉晚期壁画墓的天顶上,北方是满月、南方是太阳,在二重同心圆的赤道上画着二十八星宿(星座)。由于赤道上星宿是固定的,所以也是天文观测的基准。东西南北各七个,合为二十八个。壁画中它们被分别图像化。

引进中国古代传统的日本龟虎古坟的天文图中,绘有黄道与赤道交差的形状。古代壁画中科学与神话两种世界同在。黄道与赤道以及赤道上的星宿,在观测五星移动时,有着类似坐标轴的性质。“五星”是指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镇星(土星)等五颗行星。人们试图根据其复杂的运行,预测地上世界的战争、洪水、干旱、饥馑等灾害。《史记·天官书》对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是最为反映其职务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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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气候变迁图 气候变化引起环境变化,也引起各地特产的变化。历史研究中有必要重视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比如岁星(木星),在五星中的亮度仅次于太白星(金星)。天明时出于东方,黄昏时落于西方,极其便于观测。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每十二年(实际是11.86年)绕天一周,于是有了十二年一个周期的时间意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效力于越王勾践的计然,他认为:“岁星在金(西)有丰收,在水(北)有歉收,在木(东)有饥馑,在火(南)有旱灾。六年丰收,之后六年旱灾,十二年遇一次大饥荒。旱灾时买船,洪水时买车。从天文中寻找商机,是商人的智慧。”[4]天文现象与粮食资源的关系,即便现代科学也不能说有了十分清楚的解释。年平均气温仅仅下降一至二度的话,稻谷、小麦就会减产。而气温下降的原因又取决于太阳的活动,古人观点中也有其一番道理。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天文学、气候学家竺可桢(1890—1974)曾发表题为《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的论文,提醒人们有必要从自然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学。《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各地特产说:“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其中所记桔、漆、桑、竹等亚热带植物产地比今天要靠北,可见西汉时期比现在温暖。“渭川”即流经首都长安以北的渭水,“陈”、“夏”位于黄河下游,北纬34至35度之间的东西一线,现在那里已经见不到“竹”和“漆”了。

秦汉王朝交替之后,历法并没有变化。秦代以十月一日为元旦的历法一直在沿用。冬十月是一年的开始。到了武帝的后半期,逐渐从秦制的束缚下得以解脱,制订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诞生了。据传夏王朝以正月元旦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改为从正月开始新的一年(太初元年〈前104〉)。太史令司马迁也参与策划了这次改历。太初历使用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86年的一百九十年间。闰月是插在一年之中,而不是置于年末的。

与此同时,汉规定颜色崇尚黄色,数字崇尚五。因为秦尚黑色和数字六,由此从秦的黑色时代转为了黄色的时代。黄色是黄土的颜色,也是黄帝的颜色。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起于《五帝本纪》、终于《今上本纪》的。其中五帝中最早的是黄帝,黄帝的“黄”正是黄土的黄色。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张汤是武帝时期官至廷尉、御史大夫的高层官僚,但他最终没能陪葬于茂陵,而是静静被埋葬在了故乡的土地。最后他不得已自杀,所遗财产不过五百金。西汉初年物价高涨期,一匹马的价格是一百金,五百金也就是购买五匹马的金额。尽管如此,昆弟诸子还是希望厚葬张汤,张汤母亲劝止曰:“身为天子大臣,被诬陷而死的人怎能厚葬呢?”于是以牛车载棺,下葬时连放置随葬品的椁室也没有。就这样,一名由刀笔之吏进身为高官的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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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张汤印 (《文物》2004年第五期)

2002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发掘了一个小型土洞墓,正是张汤墓。墓中出土了两枚两面印,刻有“张汤、张君信印”、“张汤、臣汤”。墓虽已遭盗掘,但还是出土了铜镜和武帝时的五铢钱。正如《史记·酷吏列传》所记,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墓葬。如前言中所述,2003年秋,湖南省长沙市古井中出土了一万余枚武帝前期的简牍,这些都是张汤时代的地方文书。其中发现的所谓“爰书”,是事件的审讯文书。西安与长沙虽说相距遥远,张汤与这类文件却关系紧密。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张汤父亲是长安县丞(副官),居住长安。在张汤幼年时,有一次他留守在家。父亲外出归来时,发现肉被老鼠偷吃了。气愤之下打了张汤一顿鞭子。张汤从鼠洞抓到老鼠并查获到吃剩下的残肉。于是弹劾鼠罪、处以鞭笞,并且撰写了投诉鼠罪的爰书。他提审获得的鼠、肉,实行了讯(审讯)、鞫(量刑)、论(判决)、报(呈报)等程序,最后在堂下处以磔刑。可以说张汤是在效仿作县丞的父亲办案,父亲见到他起草的文书,惊叹其文辞不输老练的狱吏。后来因为他的能力受到赏识,当上了长安县吏。这一典故不仅是记载小孩子的游戏,还反映了武帝时期裁判程序。

爰书的“爰”有“易”即变更的意思,由受害人、嫌疑人、证人的口供变更形成的文书,即供述书。反复核实爰书内容与当事人证言有无出入之后,方可定罪。睡虎地秦简中有爰书的案例集。下面一例是其书写格式:

 

某里士五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丙不孝,谒杀,敢告。”(某里士伍甲控告说:“甲的亲生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请求处以死刑,谨告。”)

 

张汤撰写的爰书的内容虽已不知其详,但根据上述格式类推的话,作为受害人张汤控告老鼠的状文应该是这样的:

 

杜县某里张汤告曰:“同居鼠盗汤家肉,谒杀,敢告。”

 

龙岗秦简中有一则鞫的文书,是传达对死者免罪的内容:

 

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已经死亡,无须承担城旦之刑。所犯罪过也已赎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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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西汉滇国豹衔鼠穿銎铜戈 (云南省博物馆藏)

就张汤的判决来说,虽说是鼠,不过盗肉而已,处以磔刑是否太严厉了呢?但是从张家山汉简《盗律》“五人以上的集团群盗行为处以磔刑”来看,张汤判决未必没有根据。张汤成为实际的官吏以后,也确实在处理重大事件上崭露头角。由于他在处理陈皇后的卫子夫(皇后)诅咒事件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事件时的严格执法,深得武帝信赖。不过,他对诸王和官僚的严厉处罚,最终又都返还到了自己的身上。


[1] 原文是:“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出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 原文是:“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出自《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3] 原文是:“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出自《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4] 原文是:“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