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自然灾害与内乱的世纪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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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二百年中,从公元一世纪末的九十年代直至进入二世纪,的确是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以东汉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与西汉相比的话,西汉214年中的灾害年份仅32年(15%),东汉195年中却有119年(61%),可谓频发。自然灾害与政治上的不安定(宦官、外戚势力的崛起、党锢之争、黄巾之乱)、周边民族入侵似乎在相互呼应,极大地动摇着东汉帝国。

“天灾”被视作“天”(上帝)意志的反映,皇帝感到自身的政治责任,于是罢免官僚,负责任地对受灾百姓采取各种各样的救助。而且,灾害或天地怪异的现象发生之后,那些曾经指责皇帝过失的贤良、方正、极言直谏之士就会被推荐为中央大臣级别的公卿,或地方郡国的长官。这是一个与自然保持着相当紧张关系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仅有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大自然赐予丰厚恩惠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灾害。人类正是在这样大自然的两面性之间,坚强地生存着。正是因为身处“负自然”的时期,人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智慧,对秦汉四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

二世纪是从自然环境解读时代的时期。气候学家竺可桢指出,从东汉时期年平均气温开始下降,一直持续至六世纪。文献中有着东汉洛阳晚春时节竟然降霜、下雪的记录。

一旦发生灾害,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就要向中央汇报。灾害引起饥荒,农民流亡,盗贼丛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地方的领导官员将受到批评。如果是大范围灾害的话,会造成大规模灾民的流亡,从而动摇王朝国家的体制。这就需要即刻作出具体应对,例如向灾区派出医生、发放粮食、免除租税,特别是在出现死亡的情况下,要收敛遗体、支付丧葬费和棺材等。对于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还会开放御苑等公田(国有土地)允许其耕种。旱灾时朝廷在名山举行祈祷,不仅对灾民实行直接性救济,同时还采取精简行政机构、赦免罪犯、禁止酒的贩卖等措施,推出保证社会安定的政策。

水害、旱灾频仍

就水害、旱灾而言,事先建设堤防、灌溉渠道、陂(贮水池)、塘(坡地贮水池)等完备的治水设施,是一种防灾对策。西汉时期建造的各种设施由于在两汉更替之际已经荒废,所以此时需要予以重整。在西汉以来的六十年间洪水不断的黄河下游、济水流域,数十个县城、水闸被淹,沿堤岸的农民处于无法耕种的状态。特别是该流域南侧的豫州(河南)、兖州(山东)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和帝永元十年(98)、安帝元初二年(115)都曾下诏修复业已荒废的旧有堤防、渠道。小规模渠道、贮水池属于区域性局部灌溉,由郡太守管辖。如南阳太守杜诗修“陂池”、汝南太守邓晨造“塘”、庐江太守王景建“芍陂”,起到开发地方水利的作用。平原的贮水池因为可以截贮洪水,所以是防止水灾的设施。

如果整理一下东汉时期增多的各种灾害记录的话,可见几点特征。特别是安帝统治时期(106—125)的二十年,水害、旱灾、地震灾害频仍,对应政策也非常详细。又由于当时外交处于劣势,在国内得以专心应付灾害。当时由于西域都护受到西域诸国的袭击而废止,西域被放弃,进入北匈奴取代东汉统率西域诸国时期。当时的太尉(军事)、司徒(民政)、司空(土木)三公,因为对天地灾异发生有责任而被罢免。正在安帝即位的永初元年(107),太尉徐防因灾异被罢免,由此开始了对三公的罢免。

日食这种太阳暂时失去光辉的天文现象,被认为与臣下侵害君主地位有关。仅仅几分钟的现象,根据发生的方位被视作反乱、皇帝死、诸侯王死、外戚与太后专制的前兆。即使在首都无法观测的话也无妨,全国各地设有完整的观测网。观察结果显示在196年之中,共有72次关于日食的记录。频度高达每2.7年一次。

特别从安帝永初七年(113)至永宁元年(120)的八年之中,连续观测到日食。洛阳的史官实际上仅观测到四次,其他是来自于辽东(元初三年)、张掖(元初五年)、酒泉(永宁元年)的报告。在天球上,太阳与月亮的移动轨道为黄道和白道,二者间的交叉倾角大约五度。太阳每年两次在距交叉点极近处经过,但是即便太阳与月亮在黄经一致的情况下,只要黄纬相差一度三十四分四十九秒以上的话,也不会发生日食现象。就是这一微妙的不定期差异现象,被认为与人事的意外有关。

蝗虫的异常发生

水害与旱灾交互侵袭。如果黄土高原连续降雨会发生洪水,不降雨则会出现旱灾。一年之中,春天旱灾,秋天水害的情况也有发生。辽阔地域中气候条件差异很大。旱灾使作物停止发育,并引起病虫害。东汉时期有很多关于蝗虫、螟虫灾害的记载。高温影响之下,蝗虫大量繁殖,在夏天爆发。与历年相比羽翼长大、飞行距离延长的蝗虫,突然数以亿计地出现,成群地移动之时将粮食作物掠食殆尽。

对气候变动十分敏感的蝗虫的生态是不可思议的。安帝永初四年(110)至元初二年(115)连续六年爆发大规模蝗灾。永初五年全国范围,元初二年波及二十个郡国的范围。从受灾郡国数可知蝗虫发生的规模。谷物被食尽,饿死者频出。献帝兴平元年(194)曹操在濮阳攻打吕布时,双方对阵之前发生蝗灾,粮食殆尽,蝗虫迫使两军退却。旱灾数月,无雨,粮价高涨,一石竟至五十万钱。

虽说因条件突发的蝗灾是自然灾害,但环境又与人的行为有关。黄河下游流域作为麦作物产区得到开发,人口也大量增长。《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献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蝗虫的大群出现与天下的大乱有着如此的因果关系。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安帝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郡大范围流行疾病。光禄大夫被派往疫区,有太医同行进行治疗。政府提供病死者的棺木材料。延光四年(125)冬,京师疾病大流行。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京师再度爆发疫病,光禄大夫带着医药人员巡回治疗。当时,在南方的九江、庐江,疾病已经持续流行了两个月之久。如此,进入公元二世纪时,传染病频频流行,仅有记录可查的就有十一次。王朝采取的措施是向疫区送医、送药。流行疾病的名称虽然没有留下记载,但一般认为可能是伤寒菌造成的传染病。其中流行于冬季至早春的有九例,占大半比例。平均十年流行一次。这是二世纪以前所没有的情况。

张仲景(150—219)所在的南阳,二百人以上的宗族在不足十年之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而死者竟占十分之七,他为此深受震撼。所谓“伤寒”是说受到四季中最为严酷之冬寒所伤害的情况。经一段潜伏期之后,于春夏发病。总之,是一种传染性的急性热病。此病须在病菌从人体表面进入体内之前投药治疗。临床症状为恶寒、头痛、发烧,体内症状为腹部肿胀、便秘、舌苔、口渴、脉沉等。

在东汉末年混乱时期的疫病流行之中,张仲景根据汉代及此之前的医学知识,参考民间处方,写成《伤寒杂病论》。其中记录了三百多个处方。但此书随着东汉的灭亡散失了。此书后来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在宋代的十一世纪得到刊行。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在不了解病毒感染的远古时期,人们所见到的是因为发烧而一个接一个地发病的患者,无论如何要予以临床处置。就本质而言,疫病与自然灾害一样,也是由于阴阳不调而产生的。阴阳之中一方缺失的话,造成平衡失调,对此可通过让患者发汗、吐、泻的办法予以康复。服用药物可促进康复,为了发汗而让患者一日三次服用煎药。

东汉屡屡流行传染病的原因,一是由于干旱与水灾造成粮食匮乏,以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二是为寻求粮食而出现的大范围人口流动也造成疫病的大流行。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张仲景虽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事迹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上都没有记载,《伤寒论》自序中有些散见的内容,但也不明确。据说他曾任长沙太守,但也有人否定这一说法。后来他被尊为“医圣”,现在南阳有他的墓碑(立于晋咸和五年〈330〉)和祠堂。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与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相关的医学处方书籍。其中记载了“治伤寒遂风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治百病膏药方”等三十余例处方,还有药物近百种,以及病状、投药方法、服用时间、禁忌、针灸穴位等,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医学水平。

沛国人华佗也是东汉时期的名医。他不应政治招聘,一生从事民间医学。内科、妇科、小儿科、针灸科兼通,尤其擅长外科,曾实行过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据说还做过接合肠胃、切除肿瘤的大手术。他还重视疾病的预防,发明了称为“五禽戏”的,模仿虎、鹿、熊、猴、鸟动作的健康体操。

张衡的地震仪

顺帝永和三年(138)二月乙亥,金城郡、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出现山崩地陷的情况。这次甘肃出现的地震,在洛阳也有震感。四月朝廷派光禄大夫视察地震灾区,凡因房屋倒塌压死的七岁以上者,支付每人二千钱救济金。全家死亡者,由官府收容遗体,举行葬礼。还实行了免除租税等措施。

在此之前的阳嘉元年(132)制成的张衡候风地动仪测出了地震的方位。当时京师学者曾感到奇怪,数日之后陇西通过驿传,报来地震消息,证实的确在这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此仪器为铜制,直径八尺(约一百八十四厘米),形似酒樽。内部中央倒立一振摆,周围设置八组机械装置。在外部装有与机械相连接的八条龙,龙头面向外侧且各含一铜球。龙下坐有八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地震,中间的震摆就会出现摆动,牵动周围的某一条龙,于是那条龙嘴中的球落到蟾蜍口中。由此可以测知地震的方位和时间。这台仪器虽然没能流传下来,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有复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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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其结构图 一旦发生地震,中央的振摆会出现摇摆,带动周围的一条龙将口中球吐落至蟾蜍的口中。由此可知地震的方位及时间(《华夏之路》)

这种利用震摆的地震仪原理与今天的地震仪是一样的。如果是迅速左右摇晃的话,中心的震摆并不移动。地动仪本体与地面连动,震摆向震源方向摆动,最先感知左右摇晃方向的龙指示了震源的方向。现在,为了观测东西、南北、上下三种形式的摆动,将三个震摆的地震仪组合使用。看来一台地动仪就可以用来观测到各种类型大地的晃动。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张衡(78—139)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科学家。他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召南),官职与司马迁一样是掌管天文、历史的太史令。除了地动仪,他还发明了浑天仪。“浑天仪”与现在的天球仪类似,是表示天空星座的器械。以漏壶的滴水转动齿轮,使器械以天球的固定轴为中心旋转,而且旋转的速度等于地球公转的速度,如此正确地表示星座的变化。张衡还首次阐明了月食的原因。

顺帝汉安二年(143)发生了更大范围的地震。波及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各郡,山谷崩裂,建筑倒塌。凉州(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从九月至翌年四月共发生十八次地震。光禄大夫被派往灾区。在中国,黄河、长江下游流域的东方平原一带地震很少。西方高原地带因为活断层多,所以地震频发。印度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持续碰撞,使得西藏高原受到挤压,以致东西向扩展从而造成地震。

东汉时期的确有着许多地震的记录,但这并不意味当时一定为地震频发的活动周期。凉州位于祁连山北麓,地处河西走廊,此地成为汉的领域是武帝以后的事。使人感觉地震多发,与地动仪发明之后首都天文台的严密观测、以及地震多发地带纳入东汉领域、受害情况认真上报中央等有关。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包括天文现象在内的自然灾异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所以天文观测未必是单纯对自然现象的测定,已经成为了当时儒家所关心的对象。东汉大儒郑玄也撰有《乾象历》、《天文七政论》等著作,蔡邕对天文学也很感兴趣。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根据记录可知,从西汉末至东汉一、二世纪的二百年间,曾进行过十次户口统计。但是,户口资料并不就是现实人口的真实反映。地方官管辖郡县的贫困、病死、流亡所造成的户口减少,都是与其个人工作政绩相关的,所以浮夸虚报常有发生。地方官为了隐瞒灾害、盗贼、流亡情况,虚报垦田数和户口数。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是根据数字进行评估的,如丹阳太守李忠被评为垦田数增加的天下第一。关于人口数变化的原因,当时人东汉蔡邕已经有所认识:一世纪前半期的锐减是王莽政治所造成的,进入二世纪之后仍未能恢复到西汉的水平,是受到了与西羌、匈奴的周边民族进行战争的影响。

东汉时期每年八月实行户口调査,将户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爵位、出生地等登记做成户籍。西汉末公元2年(元始二年)的户口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户数12,233,000,口数59,594,978;半个世纪后的建武中元二年(57)锐减为4,279,634户(以公元2年为100的话,减少了34%)、21,007,820人(减少了35%)。以后逐渐恢复,至明帝永平十八年(75)恢复至5,860,000户(恢复到48%)、34,125,021人(56%),章帝章和二年(88)7,456,784户(61%)、43,356,367人(72%),进入二世纪后的和帝元兴元年(105)9,237,112户(75%)、53,256,229人(90%),人口已经恢复至西汉末的90%。东汉人口变化的特征在于,两汉交替的动乱时期锐减,随着政治的恢复,进入二世纪后又恢复到原有水平。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人口增减、密度的地域差,在全国统计资料虽看不出来,但是这在东汉社会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崔寔在《政论》中指出,与青、徐、兖、冀州东方地狭人口密集相反,关中、西北的凉州、幽州附近地旷人稀,所以应该予以积极地开发。作为旧都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关中,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业已荒废;东汉将首都东迁之后,防卫能力削弱,遭受周边民族的入侵,与西汉相比出现人口过疏化的情况。三辅的总人口从2,436,360(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锐减至523,869,仅为过去的22%(东汉永和五年〈140〉)。

而在东方各州以及华北平原出现的人口过密化,使黄河、洛水的洪水受灾人数增加。建武十年(34)济水泛滥淹没了数十个县,永兴元年(153)黄河泛滥造成以冀州为中心的数十万户受灾,155年洛水与南阳发洪水时,收容、埋葬溺死者遗体,七十岁以上的死者每人支付两千钱。

江南人口出现增长是一个新的倾向。西汉末江南七郡国的人口为250万,后汉时期大幅增至620万,导致了后汉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的迅速提高。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绍兴)是东汉青铜镜的一大产地,大量生产与北方长安、洛阳所产西汉镜不同的、独特的神兽镜和画像镜。在陶瓷器方面也是,会稽郡上虞和宁波等地生产了与以往灰釉陶不同的、近乎青瓷的瓷器。

官吏、字典与数学

九千字的读写能力

东汉时期对以往的字典与数学进行了总结,出现了《说文解字》和《九章算术》。字典与数学书籍都是为官僚预备的。读、写、计算能力是汉代官吏所必备的。

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是现存最早的汉字字典。共15卷,收录9353个汉字,和帝永光十二年(100)完稿。建光元年(121)由其子许冲献给安帝。此字典的体裁是以540个部首(始于“一”,终于“亥”)顺序排列,按照“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进行分类,解释字义。

西汉初期成为“史”(记录官)的标准是能够读、写五千以上的汉字,东汉的官吏标准是能够读、写九千字。出于行政上的需要,文字数在不断增加。例如《说文解字》中与“马”相关的字多达一百二十个。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虽然不需要,但就管理马的官吏来说又是必须掌握的。描述马的年龄、颜色、动作使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一岁马称“馬”,二岁马称“駒”,三岁称“駣”,八岁马称“阅读 ‧ 电子书库”。

三岁之前是调教军马的时期,八岁是速跑能力、耐久力处于巅峰的年龄。马身长(体高)六尺称为“驕”,七尺称“騋”。五尺六寸或五尺九寸以上、且齿未平的马禁止输出关外。因为马食草须用牙齿研磨嚼碎,所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年龄。直至八岁牙齿中央还是凹陷的,十岁之后牙齿基本磨平。所以规定齿平之前的成年马,不得拿到国境关卡之外进行交易。马的行走和跑步方式是判断马是否优秀的标准,所以特别受到注意。“驟”、“颿”形容快走,“驅”形容快跑,“馳”形容疾奔的状态。颜色也多种多样,黑色系列的马毛有“驪”(深黑)、“騩”(浅黑),黄色系列有“驃”(黄里透白),白色系列有“駱”,杂色系列有“騅”(青与黑的杂毛)等。

当时的官僚被称为“刀笔之吏”,竹简、木简是用来书写文书的材料,随身携带修改文字的小刀。他们必须具备至少能够读写九千文字所谓“隶书”这种官吏文字的能力。为此就出现了对字典的需求。虽然已经出土秦代字典的残片,但完整的字典还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字典。

《说文解字》对“辠”字的解释为:“犯法也。从辛从自”,从意思和字形上做出说明。又说:“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可知由于“辠”与“皇”类似,所以秦改为“罪”字。我们今天字典里的惯用词,汉代人是这样做解释的。

官僚实务、儒者素养所必需的算术

官吏必须具备数学知识。东汉中期编纂了《九章算术》这部数学书。虽说作者不明,但内容是先秦至汉代的数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全部共分为九章,举出了246个算术题与解答。除了比例、体积计算之外,还有联立二次方程式,几何学虽略逊于古希腊数学,算术、代数的确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题中涉及许多汉代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

例如有的设问是有关官吏为进行土木工程测量土地的,曰:

 

今有穿渠上广一丈八尺、下广三尺六寸、深一丈八尺、袤(长)五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尺。问积几何?

 

这是一则修造长十二公里灌溉水渠时,计算容积的算术题。由上边长十八尺,下边长三尺六寸,高十八尺求出梯形的面积,再乘以长度,得一百零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五尺六寸。进而又问:“秋程(秋季工程)人功三百尺,问用徒几何?”

答案:由于一个人的劳动量是三百平方尺,以前面的容积除以三百,就得三万三千五百八十二人。这是该土木工程所需劳动力。可见,数学是官吏必备的行政计算能力。而且东汉儒者郑玄在通晓儒家经典的同时,看来也精通《九章算术》,亦可知数学也被视为儒者素质的。总之,算术不仅限于官僚的实务知识。

里耶秦简中有“九九表”,居延出土汉简中有《算数书》、《九九述》,张家山汉简中也有《算数书》,其中加减乘除的计算,以及税收、价格、面积计算方面的内容,有些是与《九章算术》相通的,这些都是重新考虑以往《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观点的贵重文书。下面是一道比例计算例题,从中可见西汉、东汉的不同:

 

今甲持五百六十钱,乙持三百五十钱,丙持一百八十钱。此三人出关时,缴纳了关税一百钱。问各自纳税多少钱?答案:甲出五十一钱一百九分零四十一,乙出三十二钱一百九分零一十二,丙出一十六钱一百九分零五十六。[1]

 

西汉初《算数书》的例题更有意思:

 

狐、狸、犬出关,被征收了一百一十一钱的租税。犬对狸,狸对狐曰:“你的皮是我的一倍,应当多出一倍租税。”问应该出多少?答案曰:“犬出十五钱七分之六,狸出三十一钱七分之五,狐出六十三钱七分之三。”[2]

 

像是在阅读伊索寓言一样,从快乐中学习了数学。不知不觉这也成为了儒学的书籍。

从丝绸帛书到纸

怀抱成捆竹简的官吏,最了解帛书的易于书写与轻便。“纸”本来指的是供书写用的丝绸,丝绸除了作为衣料之外还用于绘画、写字。马王堆西汉墓女性不仅用丝绸裹尸,同时还陪葬有帛画、帛书。“帛”既容易着墨,又有轻便、可以折叠等优点,但是由于用一根根丝线织成,所以价格昂贵。但竹简很便宜,且大量存在,也容易修改,所以成为普遍的书写用材料,缺点是体积大而笨重。因此,需要设计新型的纸。不使用动物纤维的纺织材料,而是用抄漉植物纤维的方法。所谓抄漉,就是将纤维放在臼中碾碎后,溶于水,再用帘子迅速将纤维浆捞起的简单工序,使之干燥以后便成为纸。如果没有丝绸纸的话,也许就没有抄漉麻纤维纸的发明。

作为新型纸的发明者而被记录下名字的,是东汉的宦官蔡伦。他是和帝的中常侍,作为尚书令总监帝室御用器物的制作。蔡伦设计了利用树皮、碎麻、破布、渔网造纸的方法。与丝绸相比麻是很便宜的衣料,可回收旧麻衣料来造纸。元兴元年(105)他向和帝献上这种纸之后,新型纸得以推广使用,天下人称之为“蔡侯纸”。麻即便在今天也还是用于水墨画的材料。

但是,纸的考古资料证明蔡伦并不是最初的发明者。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外的灞桥西汉墓发现了淡黄色的古纸片,是作为铜镜的垫衬物使用的。这一所谓“灞桥纸”一时间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但是后来中国轻工业部造纸局指出这不是纸,而只是一种纺织物。究竟是“纺织”还是“抄漉”,仔细观察的话是不难予以区别的,因为纵横规则交叉的纤维与不规则的纤维组合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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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扶风纸 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可知在被认为纸的发明者蔡伦以前的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了麻纸

1973年—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了两张麻纸,从同一地点出土木简的年号(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可知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遗物。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也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1979年在甘肃省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西汉中后期的麻纸。1986年以来持续发掘的西汉文帝时期的汉墓中,在死者胸前的位置上发现了长5.6厘米、宽2.6厘米浅黄色纸。上面以黑色细线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地区,也发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纸,上面写有六七行文字。就写有文字的纸而言,这是最早的。

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在蔡伦以前的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了麻纸。但是毕竟还没有到达可以取代竹简、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地步。从东汉画像石所描绘的授课场景来看,学生还是手持简册,在做笔记。不过,很快从二世纪后半期开始,纸作为书写材料便逐渐开始普及了。

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东汉帝国二百年的外交,为了显示作为中华帝国的威严,实行了作为天子向周边民族首长或王予以册封的制度。但是,国内的政治却未必安定。正如东汉三位皇帝的谥号所表现的那样,明帝、和帝、顺帝时东汉王朝处于外交优势高峰是受到承认的。其他时期则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反复不断。明帝的“明”是“照临四方”,和帝的“和”是“不刚不柔”,顺帝的“顺”是“慈和遍服”的意思,使用的都是对外交予以高度评价的词语。

明帝永平十七年(74)设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了西汉末以来对西域的统治,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破焉耆,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进而,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制服焉耆,使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服属。这几个时期都是东汉王朝对西域各国取得优势的顶点。使西域安定的政治力量,又是以围绕着西域统治问题、东汉在与匈奴较量之中占据军事优势为前提的。进而,牵涉到东汉王朝与周边世界的整体关系。东汉的外交可以说是以此三个时期为高峰而展开的。

东汉时期的外交是由二千石的大鸿胪执掌的。与周边的外交其实又是对国内诸侯政策的一种延伸。总之,在诸侯王与蛮夷诸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国境意识,只是用“华夷”这种柔和的概念予以区别。大鸿胪的执掌是当国内外诸王入朝时,在首都郊外举行迎宾仪礼,授予王号时负责颁发印绶。从这一角度来说,对国内诸侯与四方夷狄是等同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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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于阗货币(和田出土《华夏之路》)

东汉时期的二世纪初,全国设置一百零五个郡国。其中二十个诸侯王国是受分封的刘氏王族。东汉继承了西汉初期的郡国体制。明帝是东海王,安帝是清河王之子,顺帝从皇太子一度跌落为济阴王,质帝乃渤海王之子,桓帝是河间王之孙、灵帝是其曾孙,献帝是陈留王。

游牧骑马民族西藏山岳民族绿洲都市国家

东汉诸侯国几乎都设置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册封的王去世的话,朝廷派遣中郎将为吊唁使者,去册封王位后继人。周边各国的使者携带本国特产来京师朝贡的做法,本来是仅限于国内郡国的制度。现在,正月朝贺时与国内诸侯王一同,国外诸王使节也参列其中。东汉皇帝认为自己作为天子,是对内君临诸夏、对外君临百蛮的帝王。

尽管天子的理念如此,在与周边各民族的现实关系中,纷争却从未间断过。在力量关系之下,周边民族一旦不得不归属东汉王朝的话,就被封为四夷国王、率众(率民众归属)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等各等级的封号,授予相应的印绶。匈奴单于、日南徼外的叶调王、西羌的麻奴被授予的金印,与倭奴国王金印是同等的。蛮夷、夷狄王之地与诸侯王、郡县之地没有明确的国境,这意味着蛮夷之地很容易被纳入东汉的郡县统治之中。

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张掖郡、辽东郡等周边郡均设置属国都尉,管辖蛮夷的投降者。属国都尉之下,是相当于一般的县的“道”,负责当地的行政事务。还特意在南匈奴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西河郡美稷县),乌桓设置护乌桓校尉(上谷郡宁县),在西羌设置护羌校尉(陇西郡令居县),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官,特别是对北边、西边的匈奴、乌桓、西羌、西域诸国,东汉朝经常不得不采取军事举措。在究竟采取和平对策还是军事强硬对策的问题上,大臣们之间从来争论不休。屯田虽说是一项确保长期军事警备的措施,但实际上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之后,还是无法保障该边郡或州的军费供应,往往造成中央财政的窘迫。

就东汉帝国来说,最为重要的边境,首先是不得不倾国力予以应对的北边游牧骑马民族(匈奴、乌桓、鲜卑)和西边的西藏山岳民族(西羌)之地,其次是绿洲都市国家群(西域)和华南、西南各族(南蛮、西南夷)之地。由于与东亚沿海(东夷)各国保持了比较安定的外交关系,所以对东汉帝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从以东汉帝国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动向中,不难看出各方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

西境的羌族叛乱

在今天青海省一带居住着东汉时期的游牧民的羌族,他们在正史中是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域、南匈奴之外单独立传的。东汉王朝十分重视与西羌的关系。

《说文解字》对“羌”字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牧羊的西方游牧民族就是羌族。羌族在东汉初期曾进入陕西省、甘肃省一带,而与汉族杂居。分为参狼羌、烧当羌、钟羌、牢羌、先零羌、虔人种羌、全无种羌、沈氐种羌、陇西种羌、白马羌、当煎羌等许多种族,仅从爰剑种分支出的子孙就多达五十种,其中有八九种在东汉边境或兴或亡,反复不定。

永初元年(107),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在被东汉征发、前往酒泉郡途中,逃亡而发生叛乱。直至元初五年(118),经十二年反叛虽被镇压,十数年间用于镇压的军费竟达二百四十余亿钱,国库为之空虚。在成为战场的边境,民众死亡不计其数。并州(山西省一带)、凉州地区疲惫不堪。在1942年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的赵宽碑中,记载了当时的状况。赵宽是西汉赵充国的孙子,任护羌校尉假司马,在第五山战役中的“大军败绩”被尖锐地记载了下来。

永和五年(140),羌族再度反叛,这一次他们攻打了金城、武都郡,动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史载十年间耗军费八十余亿,士卒白骨遍野。继而,延熹二年(159)又发生了第三次羌族叛乱,最终被破羌将军段颎所镇压。羌族对东汉的反抗总计长达五六十年,造成巨大的损失。

东汉政府对羌战争的方法,是由护羌校尉、破羌将军指挥内服以后居于内地的羌族自身,或羌胡兵去作战。隶属于东汉的部族长等被封以“归义侯”、“破羌侯”、“羌侯”、“羌王”。烧当羌的嫡子麻奴率三千余户归降时,安帝授予金印紫绶以及金银、彩缯。在新疆沙雅发现了“汉归义羌长”的西汉羊钮铜印,中国王朝用这种牧羊民族的象征作为册封时的印绶。“归义羌长”应该是授予隶属于东汉的羌族某一种族的首长(渠帅、大豪)的爵号。传世的封泥中也可见“汉青羌邑长”的称号(《封泥汇编》)。他们在黄巾之乱时也起兵响应,也反映了东汉后期的内乱与周边民族入侵之间的联动关系。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安帝永初元年(107)冬十月,相隔五十年之后倭国又派出使节。《后汉书》本纪中载:“倭国遣使奉献。”《东夷传》载曰:倭国王帅升等献上生口一百六十人。二世纪初倭国使节再次到来。这一年殇帝不到一岁而亡,安帝刚刚即位。同时发生羌族的叛乱,西域诸国也发起反击,袭击了都护,西域的统治又告中断。当时日本列岛是各部落国家乱立的时期,为了寻求东汉帝国的权威庇护,各国竞相朝贡。

在此之后的桓帝、灵帝统治时期(164—189)倭国出现大乱,在持续的相互抗争之中,一段时期内处于没有首领的状态,也正是一名叫做卑弥呼的女子受到拥戴之前的阶段。这些动乱与南匈奴、乌桓、鲜卑、板楯蛮反抗东汉帝国的行动是相互联系的。

刚一进入安帝的后半期,中国东北边境的朝贡关系开始动摇,出现了军事上的不安局势。安帝永初五年(111),每年来朝贡的夫余王率七八千骑兵,攻打乐浪郡,杀伤官吏、民众。安帝元初五年(118),高句丽王宫也从朝贡转为敌对关系,与濊貊联手攻打了玄菟郡。建光元年(121)幽州刺史、玄菟太守、辽东太守的联合军杀了濊貊的首领,于是高句丽王的两千兵力焚烧玄菟太郡、辽东郡,杀伤两千余人。进而,桓帝、灵帝末期,东汉王朝出现内部政治混乱,乐浪郡也无力控制东夷各民族,后汉帝国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实行册封所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开始动摇。

延熹四年(161)来朝贡的夫余也于永康元年(167)以两万兵攻打玄菟郡,迎击的玄菟太守公孙域斩首千余人。1932年从西汉之后的乐浪郡遗址东南的墓葬群出土了“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的两面刻字木印与鼻钮木印“王光私印”,可知这是乐浪太守属官王光的印章。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在塞琉古王朝叙利亚领域的东方,希腊族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约前250—前139)与伊朗族系的游牧民族安息王国(约前250—后226)独立。安息的始祖叫做阿萨息斯,在中国根据这一发音记录为“安息”。安息是正好与秦汉四百年同时存在于西亚的大国,而且对罗马与东汉之间的联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