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是在公元前27年,中国乃西汉时期。被称为“罗马和平”的从奥古斯都到“五贤帝”的两百年,正相当于西汉末至东汉的时期。东汉时期汉朝人第一次知道有罗马的存在。“五贤帝”时期的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托尼乌斯·披乌斯、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161—180年在位)的最后一位就是后面将提到的大秦王安敦。

汉朝与罗马相比较的话,较准确地说,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东汉与帝政罗马相对应。而且,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之间隔着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在东汉与帝政罗马之间有帕提亚帝国。

东汉时期已经知道西域最西面有一个大秦国。西域都护班超的部下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97)曾从安息(曾经的叙利亚,此时已经被纳入罗马帝国)去条支,入海。他之所以打消了去罗马的念头,是因为船人告诉他:大海广大,顺风的话要三个月,逆风的话要两年,口粮得备足三年的量。甘英闻此作罢。大秦之地在数千里的西方,拥有四百余城,城郭为石头城,有发达的邮亭交通制度,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因为与中国类似,所以称为“大秦”。他们使用金银货币,与天竺也进行着海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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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这一国名意思是规模很大的秦国。虽然秦已经灭亡,西域人仍然继续称中国为“秦”。“秦”就是China一词的来源。“汉”是现实中王朝的名字,“秦”则是地域名称。西域人将与“秦”(中国)匹敌的西方大国称为“大秦”。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一世纪居住于埃及的希腊生意人所著《厄里特里亚航海记》,是一部商业指南手册。希腊语“厄里特里亚海”就是“红海”,指的是从阿拉伯海至波斯湾、再至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这是一本反映罗马与印度间繁荣贸易活动的书籍,东汉王朝也是通过海域与西方交流的。

二世纪罗马地理学者托勒密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从十五世纪的复写本中我们还可以见到这幅地图的面貌。在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一直是最富权威的地图。这幅地图所绘从阿拉伯半岛至东亚的部分颇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罗马人对东方是做如何想象的。波斯湾、印度洋、锡兰岛、印度支那半岛,直至世界的最东端,绘有古代的中国。在称为“支那”的地域上,南面有巨大的海湾(斯纳斯·马格努素),两条大河注入这一地域。在隔着山脉的北方是称为“赛力克”的广大地域。图上画出了根据“秦”命名的“支那如姆”(支那诸地域)与表示丝绸产地之意的“赛力克·雷格”(赛力克之地)的两个“中国”。

桓帝延熹九年(166),东汉国内在党锢事件中出现动荡。就在这一年罗马帝国的使节访问了东汉。《后汉书》本纪曰:“大秦国王,遣使奉献。”《西域传》曰:“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遣使节,从越南日南郡之外,携带象牙、犀角、玳瑁而来。日南郡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南海国家的外交窗口、南海贸易的大门、东南亚的南海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天竺)的使节也在西域通道受阻的时期,曾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从日南入汉。

无论如何,进入公元二世纪之后,汉与罗马终于由海路缔结了直接的交往,东西两个帝国的皇帝第一次有了接触。所谓“一通”的意思与张骞的“凿空”同样,都是予以划时代评价的用语。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象牙、犀角、玳瑁并非地中海性气候罗马帝国的物产。象牙尤其是非洲象或是印度象的牙可以用来雕刻酒杯。犀角的纤维质地柔软、角的尖端部碾成粉末可制作解热剂,其形状亦可利用来做装饰容器。玳瑁是生活于赤道近海的海龟,其十三片有斑点的甲壳即所谓的“鳖甲”。由于薄厚不均,加热之后重叠在一起,可以加工成为装饰品。这些都是非洲东海岸、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南海所产物品。近处,在海南岛的珠崖也出产犀、玳瑁。黄支国就曾献上过犀。这些都是从所谓拜占庭罗马的东罗马派出的使节,献上的贡品。所谓“徼”,与“关徼”并称,指的都是帝国国境的关卡和城塞。说是国境,其实是为防备匈奴在北方修筑的长城一线,即便严格也不过是像其他交通道路那样,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关徼”予以管理而已。按照汉代法律,徼外人侵入行盗的话处以“腰斩”的严厉刑罚。在最南端越南设置的日南郡的海港,也要检查从海上来访的使节,其作用犹如内地的敦煌。

敦煌木简也不见有纯粹商人往来的记录,说到底汉代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境。商人们若不是冒充大秦使节的话,即便是加入使团中,也只能以使节身份进入汉朝首都。以《后汉书》的史料来看,如果认为大秦来的使节的终点不是日南郡而是洛阳的话,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已经在湄公河三角洲地的吴哥发现了铸有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肖像和名字的货币,可以证明罗马与东汉的确有过接触。把罗马皇帝的肖像刻在大理石或货币上,以便在帝国内得到认同,提高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反而提高威信。此乃文化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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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希腊铅币(甘肃省平凉出土) 东汉王朝也通过海上与西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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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罗马货币 马可·奥勒留银币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据说中国产的丝绸驮在骆驼背上被远道运抵罗马。唐代骆驼的唐三彩很多见,但汉代骆驼的形象至今基本不清楚。西安东郊出土的彩色陶制骆驼,是接近野生骆驼的朴素形象。但是,这种骆驼队是不可能行进至罗马境内的。

另一方面,罗马产的玻璃也通过南海海路传到中国。1954年在广州市横枝岗出土了玻璃碗,是西汉时期的文物。碗内侧半透明并罩有一层蓝紫色,外侧玻璃中混入了石灰的成分,因化学反应出现了表面银化。经过X光照射的材料分析,其石灰成分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在罗马前一世纪已经广泛使用玻璃吹制法。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玻璃制品,但不是石灰玻璃,而是用模子浇筑而成的铅玻璃或硅酸钾玻璃,看上去有一种玉制品的厚重感。罗马玻璃的素材又轻又薄,看来在中国很受爱戴。1987年在洛阳东郊出土了罗马玻璃瓶。可见当时罗马制品已经传到东汉的首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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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玻璃碗(广州市横枝岗出土,广州博物馆藏) 材料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

然而,这些玻璃制品并非直接从罗马运至中国,并非是通过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联结了汉与罗马,并非说汉的首都长安或洛阳已经与罗马之间进行了长距离贸易。

儒教与道教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儒学在东汉并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作为儒术被有效地运用于国家行政。进而,作为所谓“儒教”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维持社会、国家秩序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东汉国家虽然是依靠法(法律)行使机能而运营的,但是在社会规范上儒学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儒教国家。

作为学问的儒学,是信奉孔子教导的思想。官吏是将其作为治民方针,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的。这种学问与东汉的国家利害难舍难分地结合在一起。东汉儒学自身作为传授解释古典的家学也得到发展。甚至皇帝也亲自到洛阳北宫的白虎观或南宫的云台,直接聆听儒者讲授《春秋左氏传》《尚书》《诗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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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熹平石经 召集全国的著名儒者对西汉以来的经书加以校对刻成石碑(《华夏之路》)

洛阳城南的太学,即当时的“国立大学”(建于建武五年〈29〉),由“五经博士”在讲堂开设课程,有时还在皇帝面前围绕经义进行讨论。太学的学生据说在桓帝时达到了三万人。博士所教授的是世代相传的家学,光武帝时候设立了十四名“五经博士”。《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经》有齐诗、鲁诗、韩诗,《礼记》有大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名博士。博士之下招收弟子,弟子学习导师所传儒学。朝廷特意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儒者,在首都就任博士。

博士的学问继承的是各自的家学,那些在长期竞争中传授而形成的西汉以来的经书,也逐渐出现文字上的谬误。由博士做成甲乙两科,竞相对经文作出订正时,为了能让自家学说得到引用,甚至出现竞相行贿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蔡邕、李巡等人校订了经籍的文字,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在太学讲堂前面东侧,树立了刻有五经正本原文的石经碑。这一前后费时九年的经碑,被称为“熹平石经”,即所谓国定儒教经典。原碑已经佚失,现仅存宋代以来出土的石经残石。宋代洪适《隶释》收录有这些文字。近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了残石和石碑的基石。1925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现存上海博物馆,1929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目前保存于西安的碑林。另外,在章帝建初四年(79)效仿西汉宣帝石渠阁,在白虎殿召集儒者历时数月讨论了经书的异同。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进而,作为儒学鼻祖的孔子,也在出生地曲阜受到国家的隆重祭奠,永寿三年(157)皇帝敕命重修孔子墓。今天在曲阜城北仍然有孔氏一族大面积的墓地孔林。章帝于元和二年(85)亲赴鲁地祭奠孔子,赐孔子直系褒成侯以及孔氏一族男女锦帛。山东曲阜孔庙中有一块“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建于永兴元年(153),由碑文可知鲁国相乙瑛曾设置百石的卒史管理祭祀及礼器出纳之事。还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历代鲁国地方官僚都负责祭祀孔子。

孔子第十九代子孙东汉孔宙的墓前有一块延熹七年(164)所立孔宙兄弟孔彪、孔褒碑,孔子子孙的孔氏一族都受到厚遇,安葬于称为“孔林”宗族墓地。光和元年(178)汉在鸿都门建立学校,绘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的护乌桓校尉东汉墓中,在孔子之后顺序绘有颜渊、子张、子贡、子路、子游、子夏、闵子骞、曾子、子有等十七弟子像。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已经成为此时学校师生关系的典范。

所谓“儒教”的思想在东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可谓渗透于国家、乡里社会直至家族。它支持着皇帝权威,成为了官吏行政上的基础理论。而且不论是就乡里地缘共同体,还是对宗族、家族血缘集团而言,都已经成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从王朝更替时的战乱到重新统一,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自然灾害频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与政治斗争等等政治社会动荡之中,都需要儒教德治的时代。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居于地方行政领导地位的官僚,是根据其行政上实际工作能力被任用为基层官吏的,任用的标准其实就是儒教的知识和素养。例如为《春秋左氏传》作训解(《春秋左氏传解》)的服虔,将《左氏传》应用于汉代政治成为九江太守、著有《五经异义》的沛国洨县令许慎。丹阳太守李忠为了改变越人婚姻习俗,建立学校。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沘阳县长鲍昱处理因杀人罪被收监的县人赵某时,出于怜悯其上有年逾七十父母、又身为独生子,若处以死罪的话将断子绝孙,故允许其新婚妻子入狱住宿一夜而有身孕。当时的法治中也贯彻了儒教的精神。

在东汉官吏选举中有所谓贤良方正、直言、至孝、有道、孝廉、明经、茂才等科目,其中孝廉(孝敬父母、清廉的政治)、至孝、明经(儒教经典知识)等都是儒教的人物评价标准。意思是将这样的人通过乡举里选,即根据乡里舆论选举。虽是上古儒教的理想,但实际上并非乡举里选,郡国一级的地方官是随中央高级官僚一同被选出、推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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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东汉画像石 为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画像石,其画面为学习经学的人捧着竹简在听讲经人讲解经书

史书中举出了许多具有儒教品格的人物,作为供人学习的榜样。种暠在父亲死后将三千万财散发给贫穷者。南阳富人樊重出于共同体利益克制自己的行为受到称赞。他耻于与何氏兄弟为财产而陷于诉讼之争,拿出二顷耕地和解,而且平日贷出数百万金钱,在遗言中明确记下要烧毁契约。在产生这种美谈的背景下,不乏以抑制自己过度的经济利益为美德的儒教思想的影响。

会稽郡的上虞县一位十四岁少女曹娥,为父亲溺水而亡深感悲伤,因无力掩埋遗体以不孝自责而投河自杀。该事件发生不久,正值度尚就任县长。度尚称颂少女的孝行,将曹娥改葬并于墓前立表彰碑。孝行并不仅限于家族心情,官吏也一样,父亲死后特意辞职归乡服丧三年的具体行动是受到赞赏的。相反,若有不孝行为的话,则会被视为犯罪受到处罚。杀死侵辱父亲的人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这是儒教主义的法律。在民间复仇行为是被公然容忍的,因此也有造成秩序混乱的情况。

孝行受到表彰、不孝受到惩罚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乡里、家族内秩序因战乱、自然灾害等贫困、流民化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崩溃。诸如杀子、卖子,妻子被掠夺变卖为奴婢,甚至出现饥荒时人吃人的现象等。如长沙曾出现衣食困乏的人家多杀食亲生子女的事件,长沙太守宋度为此严厉斥责了负责乡里教化的三老。东汉是一个于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之中需要儒教统治的时代。

道教的创立时期

东汉延熹年间(158—166),皇帝曾信奉黄老之学,祭祀黄帝(升仙后成为帝王)与老子,排挤其他祭祀。延熹八年(165)的一年间甚至三次祭祀老子,出现狂热局面。儒教是以其将乡里社会、国家的集团秩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形态,得到强权国家的保护而发展的。与此不同,道教产生于旨在对个人予以延命救济的神仙思想,是由被称为“方士(道士)”的民间社会组织者予以推进普及的。因此,尽管皇帝在宫中祭祀黄老君,东汉仍不乏英年早逝的皇帝。在此情况下,甚至出现桓帝亲自祈祷长生的情况。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以及在东汉后半期社会不安的局势下,道教在地方社会民众之中得以快速蔓延。

西汉末的建平四年(前3),京师以及地方郡国欢歌起舞祭祀西王母,狂热地传递符书,将其贴在身上以求不死。王莽末期道士西门君惠曾预言刘秀将成为皇帝。在儒教的秩序体制无法治理社会混乱时,道教作为支持民众政治行为的观念意识就显示出优势。其中最为显著者当为作为道教流派于东汉后期掀起宗教叛乱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东汉画像砖描绘了许多反映当时信仰的场景。其中描绘了人死后升天的世界:西王母神坐在龙虎的座位上,周围有玉兔、蟾蜍在舂制不老不死的仙药。近处有一条九尾狐,羽化的先人一边饮酒,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弈六博棋,并且骑马周天驰走。这就是东汉人想象的上天世界。

东汉青铜镜图案也与西汉不同,表现不老不死思想的铭文很多。方格规矩四神镜的铭文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徘徊名山取芝草。

铭文表达了不老不死的心愿。东晋葛洪(283—363)在所著《抱朴子》中讲述了用铜镜调制仙药的方法,以及铜镜所具有的防止邪气上身的威力。铜镜在当时不单纯是简单的化妆工具。

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也有许多与道教相关的随葬品。在陕西省户县发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写有七十九字的两幅朱书咒符的陶器明器。上面写着天帝使者为了阳嘉二年(133)八月死去的曹伯鲁一家除恶的内容。是用来保佑与亡故墓主死路相距万里之遗属生路(子孙繁荣)的器物。咒符象征着天帝对现世人间的保护。作为天帝使者的证据,是随身携带的一枚“黄神地越之印”。同墓中出土的陶瓶上,也同样朱书有因太阳之精德而获百福的内容。每一则文书最后,都使用了“如律令”这种官府文书的体裁。

纵观东汉时期中国道教史全过程,虽说尚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已经确立了正式的宗教教义,但是东汉时期确实已经存在有宗教教团和道教习俗了。所以,不妨说这是道教创始的时期。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闯入外戚时期

从东汉时期十四位皇帝的即位年龄和寿命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5—88)、和帝(88—105)、殇帝(105—106)、安帝(106—125)、顺帝(125—144)、冲帝(144—145)、质帝(145—146)、桓帝(146—167)、灵帝(168—189)、少帝(189)、献帝(189—220)之中,十岁以下即位者有和帝十岁,殇帝不满一岁(百余日),冲帝两岁,质帝八岁;十五岁以下者有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可以说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一个幼主即位不断的时代。

就皇帝寿命来看,一世纪的皇帝如光武帝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三岁,和帝二十七岁;二世纪的皇帝除安帝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桓帝三十六岁,灵帝三十四岁之外,十岁以下最引人注意的是殇帝不到一岁、冲帝两岁、质帝九岁。幼帝即位而且短命。光武帝有十个儿子,明帝九个,章帝八个,相比之下其他皇帝的儿子显得极端得少。和帝两个儿子,安帝一个,顺帝一个,灵帝两个,质帝、桓帝无子。

幼年皇帝即位,意味着在其背后母亲以皇太后临朝的道路被打通,结果往往出现外戚左右政治的局面。光武帝阴皇后和明帝马皇后没有形成外戚势力,一是因为二人自身年事已高,再者是因为她们都对西汉时期外戚的弊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自律。但是,到了第三代章帝以降,外戚势力逐渐抬头,于是二世纪幼年皇帝即位之后,正可谓是进入了外戚的时代。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东汉的临朝皇后有章帝窦皇后、和帝邓皇后、安帝阎皇后、顺帝梁皇后、桓帝窦皇后、灵帝何皇后等六人,都是在皇帝死后拥立幼帝,与自己一族共同掌握政治实权的。窦皇后在章帝死后,以皇太后身份摄政,其兄弟窦宪、窦景极为横暴。邓皇后在和帝死后,与兄邓骘拥立了清河王之子即位皇帝,自己作为邓皇太后持续实行了十七年的摄政统治。拥立了冲帝、质帝、桓帝三代幼年皇帝的梁皇太后,其外戚梁冀掌握政权。当时,群臣给皇帝的上奏都特意预备两份,一份交给皇太后,一份作为形式呈给幼帝。

由于皇帝的儿子很少,所以屡屡出现皇帝系统断绝、外戚势力交替掌权的局面。东汉皇帝中有四位皇帝是因为前代皇帝的直系断绝后而另立的。

东汉的皇后与西汉相比,有一些不同。自明帝母亲阴后定谥号“烈”之后,东汉的皇后也像皇帝一样有了谥号。例如明帝马皇后谥号“德”,被称为“明德马皇后”。东汉皇后不像西汉那样多出身低微,而是多由名门女子中选出。

后宫的掖庭宫中,从十三岁以上姿色端丽良家子女中选来,自采女、宫人、美人、贵人,以及位于顶点的皇后,形成为数千人的女官组织。她们的衣食、化妆费用,对国家来说就是一项庞大的负担。

《后汉书·宦者列传》从春秋时期开始叙述宦官的历史,并且记述了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成为政治问题的情况。列传从非难的角度,从东汉王朝重用宦官写到最终为宦官养子曹操所灭。而且按照列传的评论所言:夏商周三代以女色招灾,秦以暴虐政治亡国,西汉因外戚而断绝,东汉以宦官而倾国。与《史记》仅在《佞幸列传》中记载了个别人受到皇帝宠信的情况相比,东汉时期宦官存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秦代的赵高、西汉文帝时的赵谈、武帝时的李延寿、元帝时的史游都是作为宦官受到重用的。特别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后宫官吏一律用去势之人,永平年间(58—75)中规定了四中常侍、十小黄门的定员。东汉时期作为侍奉后宫官吏的宦官,由此被制度化了。宦官的作用显著发挥于幼主即位之后,在皇太后掌实权的异常的皇帝政治状况之下,在与外戚势力竞争之中,几乎是与外戚相互促进而强大起来。平时是官僚代皇帝执行统治,但皇太后在幼年皇帝背后避开一般官僚下诏敕时,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的宦官就掌握了发言权。

和帝时期邓太后掌握实权,其兄大将军邓骘以外戚专政。宦官中常侍郑众发起反抗,将其势力扳倒,成为宦官掌握实权的开始。有时宦官具有拥立皇帝的势力,甚至受封为诸侯,就任九卿高级官位。他们还特意立养子以继承爵位,其兄弟、弟子出任地方太守、县令,势力扩展至全国。单超弟是河东太守,单超弟之子是济阴太守,徐璜弟是河内太守,左悺弟是陈留太守,具瑗兄是沛相(丞相)等等,仅宦官的兄弟就占据了如此多的地方要职。

据说灵帝时中常侍的一族无道,成为张角叛乱的原因。中常侍侯览夺取宅地三百八十一处、耕地一百一十八顷,还兴建带高楼池苑的宅邸,甚至捣毁他人房屋、坟墓,营造自己的墓穴。如此,与清流豪族相对比,宦官被称为浊流豪族。以皇帝中心形成了官僚、外戚、宦官的三者势力,三种关系之中东汉宦官巧妙地掌握着实权。

宦官掌握实权实行暴政受到非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宦官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的确,中国古代有作为刑罚的宫刑,但是东汉的宦官却是自愿去势、进入皇帝内宫为臣的。秦时的赵高,与其兄弟一同因父亲的罪行而连坐、被施以宫刑,由秦王政(秦始皇)提拔为中车府令。西汉李延年以受腐刑之身在宫中管理猎犬,因其妹李夫人受宠而取悦于上。这些都是以受刑之躯在宫中做杂役,与东汉的宦官明显不同。从皇帝、皇后的立场来看,与受刑罪人一样身体残缺的东汉宦官,本来就如同家内奴隶那样是可以自由地、可信赖地任意驱使的。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既有发明纸张的蔡伦,也有在野而不问政争的有“清忠”之称的赵祐。如果将身体伤残的异常性抛开的话,是不应将所有宦者一律视为恶人的。应该注意的是宦者势力抬头的政治状况。东汉时期与后代唐、明并列,都是宦者政治抬头的时期。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济阴、东郡、济北的河水变得清澈,翌年,延熹九年四月河水沿岸的济阴、东郡、济北、平原各郡的河水变得清澈。《后汉书·桓帝纪》记曰:“河水清。”“河水”即后代的黄河,黄色的混浊程度逐渐增加,河水从唐代开始有了“黄河”的名称,以前不称之为“黄河”,曾称之为“大河”。东汉时期的黄河河床的位置比现在靠北。“河水清”是说黄河水暂时变得清澈了。

这并非什么奇迹发生,也不是说黄色混浊的黄河变得透明清澈了。其中游还是含有黄土激流奔腾,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流淌于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大平原。从夏末至秋季涨水时河水含有大量泥沙而变为红色,冬季至春季的枯水期,河口几乎断流,泥沙沉于河底,变得相对清澈。在上游的黄土高原一旦出现枯水或干旱,地表黄土流失,直接进入河水的黄土量减少,混浊程度便降低。当时人认为自然的变异与人事变异是相互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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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黄河清 含有黄土的激流,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泥沙沉积于河底

那一年,桓、灵帝时期的政界发生了一大事件,即党锢事件。“党人”本来是指志同道合之人,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成为被批判的网罗党徒的政敌组织名称。最早的党人之争发生在甘陵县这个地方。这个县出身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河南尹房植,一位是桓帝即位之前的师傅、后来得到提拔的周福,双方的宾客各自联络党徒相互非难攻击。其后,于中央政界批判宦官势力的官僚,反被宦官统称为“党人”。这一党人与宦官的政争之中,党人方面牺牲了许多人才。二十余年中牺牲者不仅限于中央官界,而且波及全国郡县,成为东汉政治史上一大污点。虽然黄巾起义爆发,党争总算结束,但东汉政权自身崩溃的进程却加速了。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延熹九年(166)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禁,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作为党人被捕。事件的起因在于,李膺在做河南尹时,风角(古代占卜之法)师张成与宦官颇有交往,曾事先占知特赦之日而指使其子杀人,李膺严厉处理了此事件,判处张成死刑。对此怀恨在心的张成弟子上书告发李膺等勾结太学游学者以及地方郡学生诽谤朝廷。桓帝闻此大怒,下令悬赏逮捕全国的“党人”。于是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被捕。翌年六月尚书霍谞、窦武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被逮捕者虽然得以返回故乡,但他们名字都被记录于中央府库,被终身禁锢(不得任官)。

但是,舆论是支持党人的。随着宫廷宦官势力的扩大,清流派名士作为在野势力受到赞誉。而且定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物序列。窦武、陈蕃位于“三君”,李膺名在“八俊”。“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的传记,都收入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其后,桓帝死去,建宁元年(168)年仅十一岁的灵帝即位,陈蕃作为太傅、窦武作为大将军、胡广作为司徒回归官界。但是,很快中常侍曹节族杀了陈蕃、窦武和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建宁二年(169),中常侍侯览暗示役人逮捕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并将他们杀害于狱中,死者百余人。

当时朝廷发出了在全国逮捕党人的诏书,很多人此时被视为党人。而且即便有恩赦的机会,党人也是被排除在外的。进而太学生千余人被逮捕,与党人关系深厚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都被免职而且终身禁锢。但是,黄巾之乱爆发时党人被释放,那是因为唯恐黄巾乱军与党人相互结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党锢之禁。被杀者的遗体和被处以流放的人都被遣送回乡了。

如此,东汉末期席卷全国的宦官浊流势力与清流势力的抗争,虽然是一个时期的现象,但毕竟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川胜义雄的观点而言,六朝时期贵族制的源流正在此清流派势力之中。清流派地方豪族,抑制了自身本来作为领主的阶级立场,维持并企图再造当时趋于崩溃的乡里共同体。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二世纪后半期的桓帝(146—167年在位)、灵帝(168—189年在位)的统治期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加剧的时期。干旱、洪涝、饥荒、蝗虫、地震等灾害频发,京师、九江、庐江等地方传染病蔓延,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政府实行了向病人送医送药、向灾区供应粮食,以及减免田租、赋、人头税(算)的救灾措施。当时,清河郡刘氏、陈留郡李坚、扶风裴优等自称“天子”、“皇帝”,长平陈景称“黄帝之子”,南顿管伯称“真人”,蜀李伯称“太初皇帝”,渤海盖登称“太上皇帝”等,只是些单独势力的举兵,都被东汉政府按刑罚论处。乘国内的混乱,周边的羌、鲜卑族也开始侵扰边境郡县。

中平元年(184)二元,东方钜鹿人张角号称“天师(黄天)”,组织了太平道,统率三十六万民众。因为起兵时人人以黄头巾包头作为友军的标志,世称“黄巾贼”。安平、甘陵等地民众也以抓捕诸侯王的行动予以响应。反政府势力通过地域间的连带性,得以迅速扩展。

张角所率太平道集团也可与张陵的五斗米道作对比,与以往的反叛集团都有所不同,应该说是一种宗教集团。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组织了信奉黄老道的集团,召集弟子。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他对病人的咒术救济。“师”手持九节杖向病人施行咒术,让病人忏悔罪孽、饮符水。病人得以治愈者被认为信仰笃实,未得治愈者被认为尚有不信之心。由于张角是在混乱之中有组织地布教活动,所以发展到信徒数十万人。这种宗教集团拿起武器,成了反政府的反叛集团。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张角既是一个宗教集团的教主,同时又号称“天公将军”,与其弟“地公将军”张宝和“人公将军”张梁一起作为军事指挥者。基层组织是称为“方”的军团,“大方”由约一万人、“小方”由六七千人的士兵组成,由“渠师”统率。张角发起反乱时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在所有郡、州官署的大门上都用白粉写上“甲子”二字(甲子之年的意思)。“苍天”指汉王朝,“黄天”将取而代之。若按正式的五行相生说的顺序,取代火德(赤)东汉王朝的,应该是土德的王朝,但这是无视此说的口号。

这里明确提出了打倒王朝的目标。“天师”是与号称“天子”的皇帝相匹敌的称号,看来是希望建立教主君临天下的宗教王国吧。江苏高邮的东汉遗址出土的符箓中,有“天地神师”的用语,所以“天师”应该是侍奉“天帝”的“神师”的意思。长安三里村出土的陶瓶上也朱书有“天帝使者”字样,可见“神师”又是为“天帝”所差遣的使者。

反乱爆发的第二个月,朝廷在首都释放了党人,这是因为中常侍宦官吕强担心党人与黄巾势力连手,所以征得灵帝同意后采取了这一措施。东汉政府应对反叛势力的态度很慎重。一方面任命何进为大将军在洛阳待命,另一方面在分布于全国的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个关卡设置都尉官,以加强警备。

以太平道宗教集团为中心形成的反叛集团,在黄巾的旗帜下,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颍川、南阳、汝南、广阳的黄巾,葛陂的黄巾,益州马相黄巾,青、徐州的黄巾等各地的反叛集团。特别是张角亲自统率的冀州黄巾击败董卓、庐植的官军,给东汉政府相当大的威胁。但是,在张角死后这些集团就不一定都守太平道宗教的约束,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松弛了,逐渐成为了掠夺性集团。结果,各集团被曹操的军队所镇压。反叛虽然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但其自身又在没能建立起新体制的情况下瓦解了。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沛国丰县(江苏省)人张陵于二世纪前半期的顺帝时(126—144)入蜀,在鹤鸣山(一说鹄鸣山,四川省崇庆县)开道场,作符书。因入道者须每人出米五斗,因此又被称为“米贼”,一般称此集团为“五斗米道”。因为是宗教集团,所以对其教主人物或集团的描述多带有传说色彩。

张陵(后世又称张道陵)死后,其信仰在灵帝光和年间(178—184)为儿子张衡、进而为孙子张鲁所传授,逐渐形成为宗教组织集团。张鲁最初曾追随益州牧(长官)刘焉,刘焉死后他于兴平元年(194)以汉中为中心统率了五斗米集团,号称“师君”。

这一集团经常被用来与张角的太平道作比较,甚至有“东方太平道张角,汉中五斗米道张陵”的说法。加入五斗米道者被称为“鬼卒”,信仰深者被授予“祭酒”称号,“祭酒”之下聚集着很多信徒,规模大的集团就称“治头大祭酒”。加入时信徒先作为病人坐于称为“净室”的道场之中,反省自身的过失。“奸令”、“祭酒”以《老子》五千言为课本进行指导,教育信徒如何不说谎地在生病时坦白自己的罪过。“鬼吏”驱病的祈祷方法是将病人名字写成三份,一份置于接近天的山顶、一份埋之地下、一份沉之于水,称之“三官手书”。

另外,还开设有亭传一类的交通设施“义舍”。义舍中常备有米、肉等粮食,路过的人可以按照自己必要的分量自由食用。多取者被告知会遭报应,要求人们自我克制。犯法者被给予三次悔改的机会,此后再犯要受到惩罚。春夏季禁止杀伤动物,禁止饮酒。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张鲁集团从190年开始,于汉中、蜀地方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势力,结果在215年向曹操的军队投降了。当时张鲁将存放宝物的仓库和作为国家财产封印,交给了曹操。曹操对张鲁予以客人的厚遇,张鲁的儿子被封为列侯,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与张鲁女儿结婚。最终,宗教领袖向政治权力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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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曹操(明《历代古人像赞》)

五斗米道的集团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在“师君”之下依序为“治头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鬼卒”的独特的阶层组织和集团原理,对组织成员又是以独特的规矩进行管理。“史”或“卒”的用语虽然本来都是现存政治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名称,但“鬼吏”、“鬼卒”等却是完全不同的宗教集团官吏,显示了其成员的特色。在东汉末混乱时期,乡里的社会秩序趋于崩溃,这是代之而起的宗教纽带。这一集团既非地缘集团,亦非血缘集团。从现实各社会集团被驱除出来的人们,由一种信仰结合在一起,以交纳五斗米的条件就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之中。

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并在某些特定地域吸收众多的信徒,形成势力,是因为在东汉后期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很容易接纳那些从乡里社会被排斥的人员的松散的组织。它没有严格的戒律,却能为那些迫于混乱而不得已背井离乡、流浪的人们提供粮食和治疗。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乡里社会长老秩序不同的、独特的共同体。研究者称其为“宗教王国”或“五斗米道王国”。

豪族与乡里社会

作为支撑王朝阶层的豪族

在地方社会具有社会势力的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豪族。文献中称为“大族”、“大姓”、“豪族”、“著姓”、“豪宗”、“豪右”、“豪强”、“大豪”、“姓族”、“右姓”、“名族”、“显姓”、“豪侠”、“大侠”。与光武帝同样出身于南阳的义弟樊宏一族就是在南阳郡湖阳县被称为“乡里著姓”或“南阳旧姓”的地方名族。他们所以被称为豪族的理由,首先在于樊氏已经形成为一个紧密的同族集团,经济上樊宏的父亲樊重已经在农业和商业上经营致富。他一方面实行陂池灌溉开垦耕地三百余亩,一方面靠栽培梓漆积蓄巨万财货。而且还将积蓄散施给宗族、乡里的贫穷者。樊氏一族被称为“名族”,还在于一族中列侯、高官辈出,他们不仅仅是地方豪族,而且还是支撑王朝阶层的一员。

东汉刺史每年八月都要出巡所辖郡国,视察地方官的执政是否有过失。此时,他们的评定标准是所谓的“六条问事”。所举六种事项都不存在的话,就可以认为没有过失。

其中第一条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豪族是否超过限度地占有耕地和宅地,以强凌弱。第六条曰:“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二千石的郡太守是否与当地豪族通过贿赂,使公平政治受到损害。这两条都是旨在杜绝与地方豪族勾结、并限制豪族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

那些彻底追查弹劾豪族不法行为的地方官,被收入了《后汉书·酷史列传》。如东郡阳平令李章,在赴任时的致敬宴席上,就对在县境内修筑坞壁、组织非法武装的清河大姓赵纲下手,夺下他的刀当场将他杀死。北海相董宣到任,以当地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公孙丹新造居宅,因为卜工占卦说施工现场会出现死者,公孙丹就令其子杀道上行人,置尸体于屋内。董宣严厉追查此事,杀了公孙丹父子,还将为二人喊冤而闯入官府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悉数杀掉。

另如黄昌为陈相时,彭氏造起高楼临道,彭氏夫人登楼台而观望黄昌,黄昌不快,就将其抓起来杀了。虽说这都是些特殊事例,但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地方官与豪族的对立关系。东汉的仲长统很关注东汉末期的混乱,他为我们留下一部评论时事的著作《昌言》(合乎于理的言论之意)。《昌言》中激烈抨击了豪族势力的奢侈,以及他们有超过王侯的富裕、强于郡县长官的势力。

豪族的地域性与阶层性

若从郡太守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豪族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域特别受到重视。如包括首都洛阳在内的河南周边,产生东汉刘氏政权的南阳所在的豫州,还有黄河北部的冀州。河南被称为“帝城”而多“近臣”,南阳号称“帝乡”而多“近亲”,这些“近臣”、“近亲”的土地、宅地多数超过限度。就东汉全境而言,是较偏重于被称为“关东”的北方地域的,这些地域不屈于豪族势力的地方官政绩也特别受到称赞。河南尹羊涉固执地拒绝“豪右”的请托,南阳太守赵戒纠察、弹劾“豪杰”而救济普通“吏人”。那些作为中央帝室、外戚、宦官、高级官吏亲族,在地方上彰显自己的势力或成为强大的豪族。对廉洁的地方官来说如何对付这些豪族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西汉时期的三辅作为畿内,居住了许多来自地方移民的豪族。洛阳迁都后的东汉时期,三辅与西面的凉州、北面的并州边境连接,军事上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巴蜀、江南之地,不像北方黄河流域那么频繁遭受自然灾害,所以比较安定,豪族阶层一般也支持地方政治,很少抵抗的。蜀郡太守第五伦因为蜀地肥沃、部下掾史多资产之家,而改为起用贫而有志者为部下。在巴蜀之中的巴郡,豪族中有些是汉化的异族,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到一些与内地不同的兴趣特点。

豪族的这些地域性特征,对于考虑东汉国家与豪族关系是很重要的。若从王朝国家施政方针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东汉政府对在那些西汉以来当地豪族势力过于强大的地域不得不予以抑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当地豪族支持中央集权地方政治的地域,又必须与其保持合作关系。

郡太守、丞,县令、县长与丞、尉等这些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与掾以下的在地方录用的官吏不同,他们必须回避在原籍任职,为的是保证地方政治的公平性。当时有所谓“三互法”,其中规定禁止郡太守与任官所在地豪族联姻。山阳太守史弼娶在山阳郡任官的巨野县薛氏女为妻,因而自己提出申请转任为平原相。

但实际上,地方长官与当地豪族的结合又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地方郡太守级别的长官,有自己任用属官的权力。中央高官也是一样,这种属官任用权称为“辟召”。“辟”或“召”都是“招”的意思。当时,在辟召者与被辟召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人际关系,这不是长官任职期间暂时的关系,而是作为“故吏”(原来的官吏)一直得以维持的私人关系。可见,豪族并非与国家对立地存在,豪族之中产生了中央官僚。

一县平均三乡、一乡十里构成的地方行政组织

东汉时代某一时期的文武官,即全国高级官僚的总数为7567人,作为属官的下级官僚为145,419人,合计52,986人。可以说是这些官僚支撑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这里不谈中央,只看一看地方郡县政治的情况。地方上长官级的官僚,即郡长官的太守、次官丞,县长官的令(大县长官)、长(小县长官),次官丞、尉等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而且为了防止他们与地方社会结合,在原籍地任官的情况是被避免的。但是,科级以下官吏不论郡、县都是在郡内或县内范围采用本地出身的人士的。

所谓科级以下,指的是郡、县的属吏(掾史),由他们掌管着实际的地方行政事务。比如,会稽郡在东汉初据说拥有五百人以上的属吏,在中央的河内尹更是拥有属吏达927人。在属吏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主簿、功曹、督邮。下面是一首在当时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歌谣: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阅读 ‧ 电子书库但坐啸。
(范孟博是汝南太守,南阳出身的太守宗资仅在文件上签字划圈。岑公孝是南阳太守,弘农出身的太守成阅读 ‧ 电子书库仅仅坐在那里说大话)

 

这歌谣即是说在汝南、南阳二郡,汝南太守宗资将政务委托功曹范滂(字孟博),南阳太守成瑨依赖功曹岑晊(字公孝)。以精明的功曹与无能的太守作比较,极具讽刺意味。

县以下又有“乡里”行政组织,直接管理人民。“乡”的数字在永兴元年(153)全国是三千六百八十二个,一县平均三乡。设置的官员有指导民众道德教化的“三老”、负责征发徭役、课税的“有秩”、负责治安的“游徼”等乡官。作为制度一乡由十“里”构成,由一百家组成社会的末端“里”这种行政村中,设置“里魁”进行管理。

特别能够反映乡里社会实际情况的,是东汉时期在地方上颇为流行的石刻资料。秦汉时期留下的石刻超过二百件,其中有九成是东汉的资料,而且多为二世纪中后期桓帝、灵帝期的作品。墓碑中记载了墓主在当地的同族,或墓主任郡太守时故吏的姓名和出身籍贯。后者反映了郡中地方社会豪族的真实情况。另外,那些地方长官的功德碑也为我们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资料的宝贵资料。增渊龙夫曾注意到,巴郡太守张纳碑碑阴所记五十九位巴郡掾吏以下基层官僚的姓中,有一大半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见大姓是一致的。由此,他认为地方统治与来自土著豪族自律秩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新出史料中东汉乡里的农民生活

1966年,在四川省郫县犀浦附近发现一座东汉墓葬,一块记载二十户农民财产目录(土地、奴婢、房屋、牛)的簿书碑被用作了东汉墓穴的墓门。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时期四川地方乡里社会的情况。例如记有“田三十亩,质六万”,“奴立(人名)……并五人,直二十万”、“舍(房屋)六区,直四十四万三千”、“牛一头,直万五千”等内容。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少的仅八亩(1亩相当于4.5公亩),多者达二百六十亩,相差甚远。就一亩的价格而言,占地少者家的土地为五百钱,多者两万钱。反映了土地肥沃程度、生产能力优劣的不均衡的状况。在土地买卖方面,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买卖文书。

1973年,在河南省偃师县发现东汉时期的石券(石刻的证书),内容是为减轻父老一职负担而进行土地共同买卖的约定,是反映当时乡里具体实况的贵重史料。长一米五十四厘米,宽八十厘米,厚十二厘米。表面阴刻有十二行、二百一十三字的隶书。内容为章帝建初二年(77)正月十五日,在负责选出侍廷里“父老”的一种叫做“僤”的组织,召开了由二十五位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决定由里的治所制作石券,刻记以下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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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河南偃师出土“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卷”

 

永平十五年(72)六月,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可作为“客田”借与那些担任父老职务者,允许他们收获田上谷物。那些购买此土地时没有出钱者,可将自己的耕地直接交与父老。僤的成员死亡时,由其子孙中的户主继承权利。僤的全体成员都应该出资,若无法出资时须将耕地出赁所得费用充当。在所记二十五人姓名中,有于氏十名、左氏二名、僤氏三名、尹氏三名、锜氏三名、周氏三名以及另外一名。在他们之间轮流产生父老一职。[3]

 

由此可见,指导里民众的父老一职,在东汉时期是由里中有一定资产的阶层中产生的。在这里维持稳定秩序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乡里社会民间的条约。

墓室壁画所描绘的豪族庄园

东汉豪族向中央输送一族的高官,在地方他们独占郡县政府中实务官吏的职位,从而控制着地方政治的实权。其经济基础就是他们自己进行大土地经营的庄园。“庄园”一词就是别墅和田园,虽然多见于唐代以后,但是像官僚、豪族在都市周边的农村广占土地、围圈起来役使奴婢和雇佣佃农劳作的事例在汉代已经出现。就像皇帝、诸侯王在全国围圈禁苑那样,豪族也在田野占有庄园。东汉的梁冀在其占有的园囿中,修造山川、森林、溪谷等景观,以再现自然地形,其中还放养着许多珍禽异兽。当然,这只是极尽奢侈的特殊事例。一般的庄园多在以往郡县城郭周边的未开垦的山川薮泽地带圈围而成。

东汉仲长统曾论及秦汉时期的三度乱世(秦末、王莽、东汉末),认为扰乱编户齐民(登录于户籍的平民)之世的是豪族的兼并。他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话虽有夸张,但反映了庄园不断扩大的状况。

东汉墓葬墓室的彩色壁画屡有发现,从中也能够见到地方豪族庄园的场面。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掘的桓帝、灵帝时期东汉墓葬墓室南墙上,具体描绘了有青山、树木环绕的庄园全貌。中央是围以坞壁的住宅和马厩,南面饲养着牛、羊、鸡。右上方山麓的耕地中两头牛在拉犁耕作。住宅左面可见采桑叶的情景,左下方是车库的位置。“坞壁”即自家建立的用以防卫建于郡县城外田野中豪族据点的防护墙壁。与同墓室东墙所绘宁城县城的构造对照来看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什么叫做庄园了。这座墓葬的墓主是担任北方边境防御的高级官僚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所绘是他历任的郡县以及故乡的庄园。

以此为中世前史的观点

1958年山西省平陆县枣园村发现的东汉早期墓葬,也可见到豪族庄园由坞壁圈围,赤足农民执鞭催二牛牵犁耕地、一边翻土一边播种的情景。东汉墓葬还有画像石、画像砖上雕有纹饰和图画,以及砖表面刻有浮雕的情况,有的是一块一块分离的,也有的是全体组合成一幅豪族庄园模样的。农耕、制盐、酿造、养鱼、狩猎等庄园经营都活生生地被描绘了出来。

在东汉墓葬随葬的明器中,有很多水田、旱田、贮水池灌溉的模型。温暖多雨地区栽种水稻。陕西省勉县东汉墓的明器中,可见在分布着垄坡的旱地上,由贮水池经水渠引水灌溉、以及不规整区划的水田在收获之后变为养鱼场的图案。

东汉时期庄园多种经营并举,看来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根据这种现象虽然有学者将其视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相关联的中国中世前史,但是当时豪族庄园的扩大是否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尚无法断言,认为庄园的存在就是中世的判断必须慎重。何况古代也可以有庄园,史料上所见“豪族跋扈”的表达,反映的就是不同于对编户齐民实行个别的人身控制这一体制的社会现象。

崔寔,涿郡安平县出身,曾任桓帝郎官,著有名为《政论》的政治评论性著述,在当时就受到赞赏。他明确指出东汉王朝衰退期的社会不稳定现象的篇章,对了解东汉时期社会变动情形有重要价值。后来他还编纂了东汉的史书,出任五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附近)太守时,在地方行政方面也发挥了自身才干。为了那些没有冬衣的穷人,他变卖剩余物资制造纺织工具,并且亲自传授纺织成衣的技术。

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

酷似西汉末的政权交替

“经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群异并贼,官有孽臣,州有兵乱,五七弱,暴渐之效也。”《春秋命历序》纬书是这样说的。

所谓“五七”即五乘以七,指三百五十年,被解释为东汉从顺帝开始衰退。二世纪中期这一预言曾广泛蔓延。当时有意见认为汉朝到了四百年的时候,将有弱小君主闭门听外难之灾,所以要从现在开始改革制度、力戒奢侈,以便渡过四百年之难。顺帝也表示同意。随着天变地异的频频出现,人们对刘氏王朝能否存续四百年深感不安,于是有了这种纬书的产生。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成为现实是在东汉最后的献帝时期。灭亡东汉朝的人被认为是冠以“贼臣”或“国之大贼”恶名的董卓。他被比喻为相当于夺取西汉刘氏政权的王莽。

与董卓对抗的是发起“义兵”打出复兴汉室旗帜的袁绍,而最后使东汉最后的皇帝献帝禅让、实现改朝换代的是曹操之子曹丕等人。这最后一幕与以往秦末之乱以及两汉交替混乱期的政权交替何其相似。秦始皇与项羽、刘邦,王莽与更始帝刘玄、刘秀的三者对立模式,在董卓、袁绍、曹操之间又一次得以重现。

董卓与王莽不同,他并没有自立王朝,而是废了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后即位仅五个月的皇太子辩(少帝),同年九月拥立八岁的陈留王刘协作为献帝,杀皇太后何氏。翌年的初平元年(190)二月迁都长安,放火烧毁洛阳的宫殿、庙宇、人家,之后董卓部下吕布盗掘洛阳皇帝陵和高级官僚墓葬,掠夺财宝。至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部下吕布所杀,短时期内掌握过东汉王朝最后的实权。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为小钱,将洛阳、长安的铜人、钟锯、飞廉、铜马等铜制品捣毁作为铸造货币的材料。但因小钱既无轮廓又无文字,十分粗糙,终于招致混乱,引起物价飞涨。

反抗董卓的行动与秦始皇、王莽时期同样,也是兴起于山东(关东)各郡。袁绍,汝南郡汝阳名族出身,曾与灵帝外戚何进合谋一举清除宦官势力,屠杀二千余人。董卓拥立献帝后,袁绍与从弟袁术一起,联合了地方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各个势力,成为讨伐董卓的盟主,率领同盟军攻打董卓。因此,董卓杀害了在都城的袁绍一族的高官及其家族,埋于青城门外和东都门内。其后,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之战一决雄雌,结果袁绍大败。

魏王曹丕所受皇帝玺绶

延康元年(220)献帝将帝位让给魏王曹丕,自己甘愿去当山阳公。“公”位于诸侯王之上。曹丕在繁阳故城筑坛登基,接受了皇帝玺绶。禅让做法效仿了刘邦的皇帝即位。历史又在重演。这就是东汉二百年、刘氏政权四百年的最后一幕。其后,成为山阳公的献帝又生存了十四年,直至青龙二年(234)卒,最后以汉天子之礼埋葬于禅陵。就魏来说,他是禅让的汉皇帝,所以特意在以禅陵为名的陵墓予以厚葬。地点与洛阳东汉皇帝陵分开,单独、寂静地设置在了山阳公的封地(今河南焦作)。

刘氏做皇帝的传统,并未因其四百年历史的终结而中断。三世纪初在蜀地建立汉国的刘备是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子孙,他有效地利用了祖先的权威。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在1968年得到发掘,是一位遗体以金缕玉衣装裹的人物。无论如何,汉王室的出身成为了证明蜀汉权力的根据。

四世纪初,进而继承汉谱系的是北方的匈奴。匈奴刘渊称汉王自立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初期,而五胡十六国之中最初的“成汉”国是巴人李雄在蜀地创建的。并非汉刘氏子孙的刘渊继承汉统的根据在于西汉文帝以降汉与匈奴所缔结的兄弟关系,以及元帝时后宫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的姻戚关系。

建元二年(480)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涨水,冲击山麓,出现长六七丈的崩塌。其下出现千余根柱子,皆十围,长者一丈(十尺),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谁都不认识。一名叫江淹的人去求问王俭,王俭只说:“你不熟悉隶书,此乃秦汉时的柱子。”(《南齐书》)五世纪的人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秦汉时期的文字隶书了。汉文化虽被继承下来,却没有了接触汉代实际文字的机会。


[1] 原文是:“今有甲持钱五百六十,乙持钱三百五十,丙持钱一百八十,凡三人俱出关,关税百钱。欲以钱数多少衰出之,问各几何?答曰:甲出五十一钱一百九分钱之四十一;乙出三十二钱一百九分钱之一十二;丙出一十六钱一百九分钱之五十六。”出自《九章算术》卷三。

[2] 原文是:“狐、狸、犬出关,租百一十钱。犬谓狸、狸谓狐,尔皮倍我,出租当倍哉。问出各几何?得曰:犬出十五钱七分六,狸出三十一钱分五,狐出六十三钱分三。”出自《张家山汉墓竹简·算数书》。

[3] 河南堰师出土《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券文如下:“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廼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锜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锜初卿、左伯文□、王思、锜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出自《张家山汉墓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