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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
为理查德•克雷博格工作了大概一年半，大体上来说，林登•约翰逊唯一能为之成功争取到权益的选民，只有那些退伍老兵。信件袋里装满其他各种各样恳切的求助，他却是爱莫能助。
圣安东尼奥之外的第十四区，是个农业之乡。对于农民们来说，经济危机早在一九二九年之前就来了。一战后，欧洲的粮食种植恢复，取得大丰收，美国粮食便开始滞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就成为农民的灾年。黑色星期四 (1) 之后，情况愈加糟糕。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下跌再下跌，直到创造了“几代人甚至好几个世纪都没见过的”历史新低。到一九三二年，农民们手里一蒲式耳 (2) 的小麦只能卖出二十五美分的价格，一蒲式耳燕麦和一蒲式耳玉米分别是十美分和七美分。这价格比殖民时期还要低。按照实际价值来算，有些农产品甚至回到了中世纪。农民们在被迫贱卖的同时，又因为制造品高关税高价等，被迫高买。一九三〇年，一个农民几乎要用整整三大车的农产品，才能买到一九二〇年一车东西就能买到的制造品。因为战争而膨胀的农作物价格诱使农民买了更多的地，添置了更多的机械，为了种植更多作物而欠了更多的债，而作物价格骤然下跌，要还清债务变得难于登天。事实上，为了买别的作物种子，农民又添新债。美国农场的抵押贷款，一战开始时是三十亿美元，到一九三〇年已经上升到一百亿美元。这些抵押贷款的利率很高，农民偿还不了。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为止的五年间，全美农民中每八个就有一个因为贷款或者交税上的违法和不良行为，被迫变卖田地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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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十年代，农民都在伸手向政府求助。但哈丁或者柯立芝政府却对这苦苦哀求充耳不闻。与此同时，东北部的工业家们的事业却躲在关税的保护墙后欣欣向荣。而这堵保护墙的建立恰恰是以农民们为代价的。牺牲品们眼睁睁地看着，请求政府做出关税改革。一九二七年，国会最终通过了关税改革的《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然而，柯立芝最终否决了这项法案，宣称里面的条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写道：“在否决该法案的当天，他签署了一项命令，生铁的关税又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八年，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又被柯立芝否决。一九二九年，柯立芝的商务部部长，主持建造了商务部大楼这壮观的美国商业圣殿的赫伯特•胡佛，以四十八个州中四十个州胜选的巨大优势，当选为总统。国会提出了新的关税法案，胡佛说，如果通过了，他也会否决。所以国会根本没费那个心思去通过。农民们请求政府为他们减轻债务负担，胡佛的回复是，联邦已经在提供抵押贷款了。然而，联邦负责抵押贷款的机构主管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运营一个企业经营的商店，各种贷款的条件十分烦琐苛刻。到一九三一年，借款人中每四个就有一个拖欠了还款，于是这个机构就忙着取消借款人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光是一九三一年，就有将近四千个美国家庭被政府赶出了自己世代耕种的农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胡佛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联邦农业委员会，有权高价收购农产品，以此来稳定价格。然而，农业委员会一边实施这项计划，另一边又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通常来说，农民都是美国最独立也最保守的群体，但现在就连他们也渐渐明白，问题的核心在于生产过量，就像一位作家写的，“过剩即浪费”。各个农场之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意见，政府需要对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农业委员会一边高价购入农作物，一边又拒绝限制种植规模，还鼓励农民多多种植。胡佛给委员会的拨款本来就不够，一用起来更是去如流水，在农业危机的旋涡中连响都没听见一声就无影无踪。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政策，可能更加重了危机。（很多农民本来靠现在种植的东西都无法生存了，胡佛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号召农民自愿地减少种植规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众议院议员助理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农民面临的长期下滑已经变成突然的急转直下。很多农场被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而执行者很多都是本身也濒临破产的农业银行。这样的农场数量达到了每月两万个。当年年底，四分之一个密西西比和三分之一个爱荷华都被拍卖。更有甚者，如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就算有人没抵押自己的农场，就算危险并非迫在眉睫，他也一定活得捉襟见肘。每个农民，不管他的农场有没有抵押，心里都清楚，按照今年的农产品价格，迟早都活不下去……”
得州第十四选区绵延三百多英里长的南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被隔绝于席卷美国乡村的绝望之外。深达一米多的肥沃土壤，出产了大量的作物，调节了棉花价格的下跌。一九二九年，努埃西斯县，选区的南部中心，出产了四十二万四千捆棉花，成为美国所有郡县棉花产量之首。另外，作物运送到市场也容易了很多。往欧洲和东海岸去的船只可以在距离棉田不远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停靠，货运和时间成本都被降到了最低。“很多时候，”《科珀斯克里斯蒂通信报》欢欣鼓舞地宣称，“棉花都是上午采摘轧好，同一天就能打包装载好运送出港。”就在大萧条的头一年，棉花购买商还持续地进驻这座海港城市港口崖壁上高高的写字楼。然而，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平原上雪白的棉桃盛开时，全世界的仓库中都还堆满了一九三〇年没卖出去的棉花。停靠在海港边的船只寥寥无几，价格下跌到六美分一磅，还不够下一年继续种植的本钱，而且就连这个价格也很难找到买家。一九三一年，墨西哥湾边只运出去三十三万捆棉花，其中五万六千捆还一直没找到买主。这片区域数以千计的商品果蔬农场生产的洋葱、番茄和西瓜，那年的价格也都跌到谷底，农民们干脆懒得采摘，任由其烂在枝蔓上。
其实，大萧条的“人肉”证据很早就悄然降临科珀斯克里斯蒂，因为墨西哥湾沿岸的每个海滩都通了铁路。铁路负责方似乎很忠于职守，南太平洋公司就吹嘘说，一九三一年，沿线的公司侦探就赶了六十八万三千名游民下车。然而，北方来的车厢角落或者下方，总还是藏着很多偷偷前来的人们，他们会在科珀斯克里斯蒂下车，因为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有那么一阵子，当地的居民似乎觉得大萧条怎么也不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后来，随着铁路而来的游民数量多到无法忽略，他们求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当地人建立了流动厨房，“为那些要饭的陌生人提供吃食……好让他们不要接近居民区”。他们对这些温饱成虞的人，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然而，一九三一年，仓库的棉花卖不出去，番茄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流动厨房里排队的已经不仅仅全是陌生的面孔了，就连海湾沿线那些富有的农民都开始欠债。当年年底，第十四区两万农场中，一半多都背上了抵押贷款。现在也到还债的时候了。农民们每天都看着邻居的房子被贴上公开拍卖的标签。这些邻居和他们一样努力勤奋地劳作，结果被迫把家什细软高高地堆在车上，带着一家老小黯然远去。他们的妻子在哭泣，小孩子一脸困惑茫然，而大一些的孩子则羞愧地扭着脸。有些人一去便杳无音信；有些过段时间又再见了，却觉得还是不见的好：他们看到过去的邻居和朋友，住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罗布斯敦或者艾丽斯的简陋棚屋里，每天都找短工，得过且过。这些男人走投无路，大雨倾盆泥泞不堪时他们也愿意辛苦地摘棉花。摘棉花的时候必须双膝跪地，所以，过去地里泥泞的时候，是从来不摘棉花的，至少白人不会。而这些流离失所的南得州农民，现在就算在泥地里工作，也养不起家了。“我儿子和我周六工作了整整九个小时，挣了九十美分，也就是说每人每小时挣五美分。”一个自称前中产阶级的男人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去接受救济。这些骄傲的得州佬啊，寻求救济是多么羞于启齿的事情，只有真正变卖了所有东西，走投无路了，才会走到这一步。很多人出现在红十字会或者救世军面前时，都已经虚弱得踉踉跄跄了。他们真的是等到快饿死了，才不得已前来的。（据救世军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要不是不忍看到妻子挨饿，很多男人是绝对不会来的。）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间的冬天正步步逼近，住在棚屋里的家人们除了需要果腹，还需要暖气和棉衣。当地红十字会的会长、L.D.贝里夫人号召大家捐出旧的炉子，并且清楚地说，是烧柴的炉子，“不需要汽炉，因为这些人家烧不起燃气。”棚屋里的家庭相比有些家庭还算幸运的了，至少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家都开始风餐露宿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害怕冬天没地方住自己就会一命呜呼了，于是积极争取去别人家当保姆换取食宿。救世军清空了一个曾经堆满棉花的仓库，在那里支起了五十张简易的小床，几百个人排起了长队要在那床上躺一躺。需要帮助的不仅是老人，还有孩子：他们在长身体，衣服和鞋都不够穿了。贝里夫人开始到各个学校去问孩子们，每天他们都吃什么。得到回答以后，她宣布，红十字会必须马上开始每天为五百名在校儿童提供至少一顿饭。
但红十字会没钱。救济款捉襟见肘。胡佛总统认为，联邦政府对救济的任何参与，都会削弱国民性，所以救济都是当地的市政和私人机构在做。冬日逼近，不管是第十四区的行政机构、红十字会、救世军，还是当地的一些救济组织，全都没钱了。流动厨房的食物里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培根和洋葱，饥饿的人们能吃到的不过是淡而无味的豆子。救世军每天的人头口粮钱下降到了一美分。拨款真的已经用得精光了，而流动厨房前排的队，却越来越长了。
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的时候，选区人民的傲慢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都在向政府请求帮助，请政府参与到救济拨款中，请政府为抵押的农场提供支援资金，请政府稳定作物价格；另外，由于“过剩即浪费”的状况，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争取控制农产品规模。每天上午打开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气息。
好像每个议员的邮件袋中都透露着深深的绝望。全美国的人都在请求政府提供帮助。绝望从乡村的田间埂头，蔓延到城市的大街小巷。芝加哥有六十万人失业，纽约的失业人数更是高达八十万。美国的男性失业总人数在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而很多男人背后，是一整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每天都有很多证人在国会各个委员会面前宣称，私人慈善机构已经没有资金了，本来想要承担重任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款项也消耗殆尽，急需联邦政府拨款。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挨饿，濒临死亡。当年议会召开时，不仅在华盛顿各个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有人提醒国家困境，大街小巷也遍地都是，有两万五千个人在提醒。他们都是一战时期的老兵，身无分文，只好选择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游行。他们的表情那么认真而悲壮，和年少时在战场上拼杀时一样。他们都带着妻儿住在废弃的仓库和空空如也的商店中，有的在公园搭帐篷。那时候的“华盛顿特区，如同某个战时被围困的欧洲国家”。
然而政府给予的帮助可谓杯水车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立法机构不听劝告，我行我素地照常休假两个星期，一月份再回来时，又开始了七个月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只有遇到华盛顿老兵“酬恤金进军事件”时才慌了神，有了点人样。衣衫褴褛的老兵们接近的时候，有的议员甚至撒开腿跑了起来。一九三二年七月休会的时候，国会唯一为农民提供的还算可观的帮助，就是增加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抵押拨款。但比起真正的需求，这些钱可谓九牛一毛，实在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各个农业组织再三恳求，抵押贷款的利率和条件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国会面前一再呼吁，当务之急要立即增加救济款，结果议员们竟然抓着一些微小的细节不放，讨论了几个星期，又拖延到几个月，最终通过的法案条款实在吝啬得像铁公鸡，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平均分到的救济款不过区区五十美分。至于至关重要的税收和关税改革法案，特殊利益集团也在各个条款上极尽挑剔苛刻，各个州之间的关税提案被互相推诿，悬而未决，直到五月份，一名参议员忍无可忍，当场大吼：“我们都疯了吗？难道大家都不知道，要是我们这周拖到下周，全国都会爆发恐慌，天下所有的关税都会不复存在吗？我们现在还坐在这儿，为一些蝇头小利算来算去……‘我的州！我的州！’我的天哪！谁又想过，‘我的国家’！要是你的国家分崩离析了，你的州又有什么好处！”《论坛》杂志发文评论，几个月来，“全国上下都带着某种深重的烦恼，希望在这水深火热之时，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来解决国家财政的危难。而不管这行动是好是坏，还是漠然置之，立法机构的‘精彩表演’，都如同跳梁小丑，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一位专栏作家更为简单明了地将众议院称为“猴议院”。就连一些议员自己都抱着这样的情绪和看法，亚拉巴马州的迈克达菲议员宣称，“议员政府已死”。
而政府行政机构的领袖是如何行事的呢？游行的老兵们请求赫伯特•胡佛接见游行代表，结果他传话推说自己太忙。白宫加强了巡逻警力；附近的街道树立了路障进行交通管制；《纽约每日新闻》的新闻大标题赫然写道，“胡佛自锁白宫”。七月，总统先生派美国军队，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和催泪弹，把老兵们赶出了华盛顿。
他对待大萧条的手段也是同样残酷无情。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说，“情况非常好”。一九三〇年三月，他说最坏的情况六十天内就会过去。五月，他预测说秋天经济就会恢复正常。六月，面对市场又一次暴跌，他告诉前来白宫请求某项公共工程的代表：“先生，你来晚了六十天，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他给国会致辞，说：“经济的基础力量并未削弱。”有人质疑这句话，说那么多失业的人都沦落到在街角卖苹果的地步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大言不惭，他说：“很多人都是辞职来卖苹果的，因为这样更赚钱。”他的秘书提到，总统开始将很多批评意见划为“不爱国”。一九三二年，他的态度依然强硬。当年四月，他特批一位白宫访客报道说：“情况越变越好。总统正因为经济好转而情绪高昂。”各路代表团来到白宫，请求他为联邦直接救济拨款背书，或者增加公益事业上的花费，他拒绝了。“只要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就别想得逞。”他说。总统先生见不得人们痛苦的样子，所以从来没去视察过那些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也没去过救助站。总统的豪车从街上那些卖苹果的人身边呼啸而过时，他从来没转转头好好看看他们。《时代》杂志，和总统站在同一阵线，并保持欢欣鼓舞的舆论姿态两年多以后，一九三二年也开始转了话锋：“这个国家的穷人们已经撑过了三个艰难的冬天，却没能等来联邦财政一分钱的直接救援。”胡佛却说：“没有人真的在挨饿。比如说，那些游民，吃得前所未有地饱。纽约一个流浪汉，每天能吃上十顿饭。”
他自己的确没挨饿。他认为，总统厨房削减开支会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士气，于是饮食上继续维持着白宫有史以来最奢侈的标准。就算只是和妻子卢两个人共进晚餐，也都要上满七道菜。胡佛总要打着正式的黑色领带，正正经经地吃这顿饭，而走廊上穿着蓝色制服的执勤军人们则像仪式般地执行任务，管家啊，男仆啊，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身高相当，站得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完全鸦雀无声，没有允许决不能动。”
国会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一项公共工程法案，而总统说，这项法案“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洗劫”，并且警告说，“我们不能通过自我挥霍来追求繁荣”。本来政府给南部干旱地区拨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动物饲养，这样家畜家禽也能和人一样吃饱，国会试图再增加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款项，结果被他拒绝了：“不能通过对公共财产的牺牲来取得繁荣。”最终，他似乎也有所动摇，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结果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被评论家讥讽为“大公司的救济线”，因为这个公司所着重挽救的，是各大公司、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总体来说都是大银行，对小一些的金融机构则视而不见）；一九三二年，国会反总统之意而行，施加压力，要通过一项涉及该机构拨款三亿美元救济金的法案，这时候“复兴金融公司”对大萧条中的苦难群众的态度便一目了然了。公司故意拖拉推诿，这样各州能收到的钱总数只有三千万美元，是公司总裁拨给自己银行救济款的三分之一。外交家和政治家布雷肯里奇•隆恩说，赫伯特•胡佛“硬是厚着脸皮，不让美国政府拨一分钱给挨饿的美国人”。一九三二年秋天，胡佛来到乡村地区进行竞选活动，寻求连任，一路走过那些四年前他当选后就再也没涉足过的地方，他受到的“接待”是历任美国总统都没“享受”过的，就连内战尾声时，林肯到里士满也没有这种待遇 (3) 。总统专列在底特律进站时，车厢里的人们听到数千民众的喉咙里同时发出声嘶力竭的、有节奏的喊叫。有那么一瞬间，他们还以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紧接着就听清了他们喊的内容：“吊死胡佛！吊死胡佛！吊死胡佛！”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隔离和驱散愤怒的人群，特勤人员赶忙护送总统上了一辆专车，驱车超过六英里来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总统的竞选车队风驰电掣，专车里的人们透过厚厚的车窗玻璃看到，一路上围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用当时亲历者吉恩•史密斯的话说：“很多人完全沉默不语，面色阴沉；只偶尔有几个人摇晃着拳头，呐喊着听不清的话语。”在圣保罗，总统为自己对待游行老兵的态度辩护：“谢天谢地，华盛顿还有个政府明白怎么处理暴民。”人群爆发出一阵怒骂和咆哮，带着狂怒与愤恨，特勤组的队长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总统专列在自己的国家行进，一路上挨了很多鸡蛋和番茄。四年前，四十八个州他赢了四十个；一九三二年，他只赢了六个。
那时是一九三二年的十一月，虽然民怨已成鼎沸之势，胡佛的总统仍然要当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这意味着人们还要在他的统治下经历一个漫长的冬天。十一月还有一百五十八名议员也同时落选，但他们还要在议员的位子上坐到三月份。
那是个绝望的冬天。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无能的国会重新召开，本来议员们都以为，老兵游行时的催泪弹已经把没有工作的穷人吓得不敢再来华盛顿闹事，结果有个大大的“惊喜”等着他们。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密密麻麻地站了两千五百个男女老少，大喊着：“填饱穷人的肚子！征富人的税！”警察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抗议者们驱赶到纽约大街上一个“拘留营”，没有食物和水，人们在大街上熬过了寒风刺骨的一晚，还要忍受卫兵的讥讽嘲笑。之后，凡是议会开会，前面都要站两排手拿长枪的警察，站满国会大厦的台阶。在警察们的保护之下，漫长的冬天持续了几个月，国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和大萧条开始时一样，装聋作哑，推诿拖延。颓废阴郁的气氛中，几十个救济方案都陷入僵局；国会却还在长篇累牍地讨论要不要啤酒合法化，其中百分之多少应该含有酒精。至于白宫的主人，则抓紧过渡时期进行各种运作，要将继任者捆绑在自己那些名声败坏的政策上。《时代》杂志将其称为“拒绝总统”，他的各项政策和项目倒是有个优点，就是持续性很强；他发表的第四篇“国情咨文”和前面三篇一样，倡导政府精简开支，制定平衡的预算。唯一的新提议，就是增加一项营业税，征税对象是那些最最承受不起的人群。经济情况如同天气一样急剧恶化，申请救济的队伍越来越长，救济机构艰难支撑，摇摇欲坠，几近崩溃，他却仍然吝啬联邦政府的帮助。
人们逐渐看清了，政府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力，整个美国开始响彻饥饿的号叫和呐喊，举行各种游行示威。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七千个男人列队往州政府行进，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市的州议会被四千个男人占领；五千个男人进入西雅图的市政大楼；芝加哥，数千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冲进各大银行；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共产党集会，吸引了三万五千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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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暴动虽然来得猛，去得也快。而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反抗的星星之火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地燃烧，却从未间断，渐成燎原之势。是的，就是在乡村地区，那些平民党的后代，“联盟人”的后代。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农民们一直在寻求关税改革，寻求铁路和银行的规范，寻求政府贷款和银本位的推行。他们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抗击那些强大到他们自身无法抗击的力量。而半个世纪以来，政府都对他们的恳求充耳不闻。现在，饥肠辘辘的他们再次提出请求，类似的话语三十六年前就曾在芝加哥上空飘扬，那时候观众们举着的银色旗帜曾在风中猎猎作响。俄克拉荷马州一位牧人告诉议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我们会向东去，我们要隔绝东部，让东西部隔绝开来。我们有粮仓，我们养了猪牛羊，我们种了玉米，而东部除了我们抵押的地产一无所有。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他们的请求如同往常一样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议会通过的有关农场的立法被胡佛称为“完全行不通”（从各种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他根本没费心去弄懂这项立法），并且广而告之，说他会否决。于是这项立法被参议院给毙了。这一次，农民们举起了铁叉和枪械。
前一年的夏天，在六十五岁的米罗•雷诺（他曾经是早期平民党的成员之一）的领导下，爱荷华的农民们高唱着“我们农民要放假／放得一天都不差／自己出的小麦火腿鸡蛋自己吃呀／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啊”，拒绝给本州的港市苏城提供牛奶，那里的分销商们用两美分从他们手里购入牛奶，转手就卖出八美分。不仅如此，罢工的人群还用高高的电线杆和木头堵住了通往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路。同情农民的电话接线员向他们发出警察接近的警告，所以人群提前做好了准备，先发制人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把他们的手枪和警徽都扔进了玉米地。这项运动还扩展到其他地方，很快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西南部城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都成为孤岛。在康瑟尔布拉夫斯，警察逮捕了六十名起义者，结果上千名农民群情激奋，挺进监狱，释放了他们。当时热火朝天的叛乱已经渐渐平息，但现在，在这青黄不接的绝望之冬，叛乱的火焰渐渐在美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在爱荷华，一群狂怒的农民，摇晃着手里的绳子，威胁要吊死一个前来止赎农场的律师。在堪萨斯，一个刚刚完成止赎流程的律师被发现尸陈田野。内布拉斯加，二十万负债累累的农民集结起来，领头的宣布如果无法从议会得到帮助，他们就会行进到州议会，拆掉那里的每一块砖。一名法官，刚刚签署了同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文件，就被穿黑T恤的义务警员给拽下了座位，蒙上眼睛，开车运到某个荒凉的岔路口，剥光衣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在美国农业区的很多县法院，这样的事情不断重演：止赎的农场被拍卖时，就会有一群群手持武装的农民出现在法院；本来想要出价的人被推来挤去，直到毫无收获地离去。于是农场的“出价”就只有一美元或者两美元，回到原所有者的手里。对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与公共权威部门，劳苦大众的尊重和敬畏正在逐渐消失殆尽。
一九三三年二月，全国的银行开始逐渐关闭。大萧条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已经有大约五千五百家银行被迫关闭。剩下的一万三千家中，称得上运作良好的也寥寥无几。存款数额一共是四百一十亿美元，而总共能拿出来的现金只有六十亿美元。要是储户大规模地前来支取，他们只能卖一些已经大大贬值的抵押品和证券。现在已经有点苗头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密歇根州长威廉•柯姆斯多克被告知，底特律的联合监督信托公司濒临破产边缘，这个公司如果真的破产，这座城市所有的银行都要跟着遭殃。下面的人建议他宣布全州银行业暂停运转。半夜的时候他同意了，签发了一个公告，关闭了密歇根州的五百五十家银行。
密歇根的银行正在垮台，于是全国的银行柜台前就突然出现了长长的队伍，储户们都要快点把钱取出来落袋为安。二月二十日星期一，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就给出了一百万美元，星期二则给出了两百万美元。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这家银行仅在一天内就被储户支取了六百多万美元。马里兰州长阿尔伯特•里奇关闭了全州两百家银行，是继密歇根之后银行业垮台的另一个州。二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宣布，每天的取款不得超过存款的百分之五。第二天，俄亥俄州上百家银行的门口就配备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旁边的肯塔基州，银行也开始实行类似的限制条件。到三月一日，一共有十七个州焦头烂额的州长们宣布银行“放假”。到三月三日中午，堪萨斯和明尼苏达的所有银行都关闭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在纽约中央车站对面，储户们排起长队，要从世界最大的储蓄银行鲍里银行取钱。芝加哥的银行家们清算着自己缩水的库存，发现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各个银行总共被支取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美国的两个金融支柱城市正面临可怕的混乱。
那些曾经看起来最为安全的农业地区，也面临着混乱的威胁，比如林登•约翰逊的那位议员所代表的一个区域。整个墨西哥湾沿岸，叛乱的火焰正呈蔓延之势。一九三二年那个绝望的冬天终于接近尾声，农民们跟往年一样，向当地银行申请购买春季种子的贷款，结果银行说无钱可借。很快，这句声明的残酷真相就以无法接受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眼前：还在某家银行有存款的农民，突然听说，这个银行关门了，破产了，钱取不出来了。
对于得州南部的农民来说，社会仿佛一件衣服，每一条线每一根丝都正在被撕扯破坏。有个关门的银行里存着科珀斯克里斯蒂各所学校的钱，银行一关门，学校也被迫关门。别的依靠财产税运营的学校发现，税收锐减，已经发不起教师们的工资了。反正很多孩子都不上学了。他们必须去家里的农田里帮忙，干着脏活累活，每小时挣上一分钱。本来，这些农民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结果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无法接受教育了。
现在，还没遭遇变卖家产的噩梦的农民可谓凤毛麟角。一九三三年，在曾经富庶的努埃西斯县，只有百分之三十八（也就是说大约每三个中有一个）的农民能交得起税。很多人已经整整三年没交税了，于是利滚利，债累债，罚加罚。他们面前仿佛有个逐渐扩大的深渊，深不见底。前一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还能去申请救济，这样至少家人不会挨饿。现在就连救济机构都没有资金了。二月，救世军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分支宣布，到五月份，机构的所有资金就消耗殆尽了。
政府帮不了，或者说不想帮。地方政府拿不出钱，因为他们真的很穷。而州政府则被平民党人口中的“利益集团”把控着。一九三三年一月，努埃西斯县的农民们加入了整个得州农民的反抗队伍，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为救济用途而筹款，法案被否决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和二月，议会的一小群平民党人共提出了十一项暂停纳税的法案，而议会却为了省事，把十一项法案拿到一起来处理，在二月十一日那天全部进行了否决，就算在几天以前，议会还接到消息，要是不停止赋税，数以万计的得州农民会失去他们的农场。祈求国家政府提供帮助是早就没希望的了。农民们意识到，任何政府都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了，就算违法犯罪，也要生存。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止赎日”，那些止赎的农场就在努埃西斯县法院的台阶上进行拍卖。三月七日刚好是这样一个星期二，按照安排，要拍卖二十五座农场。二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集会上，有个人发言说，“我知道你们是来这里看大片土地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得到归属的”，而听众是一千五百多名前途暗淡、神情冷酷的农民，他们发誓，三月七日那天要出现在法院，带着枪杆子。那一周，全美国农村地区各个县政府，都有农民发了类似的誓言。全国上下起义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而政府似乎无能为力。正如詹姆斯•伯恩斯所写的：“空气中笼罩着危机的阴云，但是危机的节奏很奇怪，不太连贯。先是爆发在某个西部城市，然后又在数千里以外的南部爆发。这比军队入侵还要糟糕。似乎处处都有危机，又似乎哪里都没有。因为危机存在于人们的心里，是一种恐惧。”
三月二日，一列火车缓缓开进华盛顿联合车站。两个儿子扶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站起来，调整好他腿上沉重的铁支架，好让他站稳。他全身都倚在两个儿子身上，甩着空荡荡的裤管下细得可以忽略的双腿，朝前走着。这对他来说实在难于登天，刚走了一分钟，眉毛上就渗出细密的汗珠，不过好歹让人们觉得他是在走路。他在联合车站密集的闪光灯中下了车。三月四日，他甩着两条残腿，登上国会大厦前树立起来的白色高台，告诉全国人民，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整个演讲的过程中，他的表情很严肃，很冷峻，阿瑟•克罗克报道说：“冷峻到令很多多年的老朋友都觉得陌生。”但演讲结束后，他往后扬了扬头，突然露出他那灿烂自信的笑容。）
首先，他停止了银行业的危机。
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的清晨，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门大吉。但如果能寻回储户的信心，大多数银行还是能重新安全开张的。首先要努力来寻回他们信任的，就是立法机关。罗斯福政府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司法部为重新开张的银行提供有效的证书，保证这个银行的实力。要是某个银行资金不足，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银行能抵押的资产，借贷相应的资金。不过，最让储户信心大增的，还是这位总统自己的信心。当他面对危机露出微笑时，所有的苦难便仿佛灰飞烟灭。短短一天，这项法案就成功通过。三月十二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炉边谈话”。“我想聊几分钟关于银行业的事，”他说，“如果人们发现能从银行取到钱，而且是想取的时候就能取到，那么恐惧的幽灵就能烟消云散……我向你们保证，把钱放在重新开张的银行，比藏在垫子下面安全。”第二天上午，银行纷纷重开，而取钱的长队消失了。储户们迅速地把钱存了回来，事实上，一天之内，光是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对取款的盈余，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接着他开始着手处理农业危机。
这危机不像银行危机一样，是几个星期之内发生的。这是几十年的事情。中间偶尔因为世界大战等契机经历过几次繁荣，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民的状况都在逐步恶化。但罗斯福处理农业危机，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有着强烈的自主意愿。三月十六日，上任十二天，他就把有关农业的立法，加上一条特别的信息送到了国会。
这条特别信息一共五段，大概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话。“你我携手应对紧急情况，恢复银行秩序，与此同时，”他告诉国会，“……我觉得在别的方面采取措施，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一项……就是致力于提高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同时极大地缓解农业抵押的压力……”同样至关重要，和银行同样至关重要！几代农民都一直在乞求政府和重视银行等机构的问题一样重视他们的问题，他们卑躬屈膝地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得到和储蓄机构一样的帮助。现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政府终于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了。
法案中的条款也是农民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终于有政策来解决“过剩即亏损”的状况：如果农民减少生产规模，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而这个钱来自一项税收，征税对象是那些从农民身上赚了不少钱的加工商、分销商和投机者。法案中还特别规定了公平原则。那些年长的平民党人看着法案的第二部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国会在此宣布政策，要建立和维持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并且将重新对农民出售农产品定价……和战前的购买力相当……”比具体条款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五段信息传达的情感和语气，和胡佛、柯立芝与哈丁的高傲自大形成鲜明对比。新总统不确定自己将要做出的这些尝试和努力是否能发挥作用，他说：“我想坦白地告诉你们，这是一条全新的、无人踏足过的路。”但他还是要去尝试、去努力。“我也同样坦白地告诉你们，前所未有的状况，就需要采用新方法和新举措。”他说，如果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第一个承认，然后再做出其他的尝试。
三个星期以后，又有了另一条信息。一些传承着平民党精神的进步人士说服了总统，前面那条法案还不够，于是罗斯福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我请求国会颁布具体的立法，处理抵押贷款和这个国家的农民面临的其他债务问题。”他说。提议的立法有着革命性的概念，会动用联邦信用机构降低农民们正为抵押贷款偿付的高利率，并且延长还款的时间。从范围和规模上来说，这项立法也具有革命性，甚至有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政府会拿出总共二十亿美元的资金。这项立法也非常巧妙，富有独创性：通过繁杂具体的条款安排，首先减轻了财政部、银行和其他抵押贷款债主的负担，他们可以用那些还未还清的抵押品来交换联邦土地银行的债券，利率达到百分之四。银行当然乐于进行这样的交换，因为这样至少能保证百分之四的收益，总比手里一直拿着谁也不愿意买的农田好。这项立法也非常公平：
全国各地的农民无法偿还债务，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的作物价格与债务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罗斯福语）
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补助资金偿还相关债务，这样能够更好地调整债务状况，减少利率。很多利率都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和健全的公共政策相悖。另外，通过对分期偿还的临时调整，能够给农民足够的时间，重建他们的信心和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土地。
有的进步派觉得他还做得不够。毕竟，一八九二年，平民党还要求了通货膨胀与恢复银本位制度。现在，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艾尔莫•托马斯和蒙大拿的参议员波顿•惠勒又重拾起平民党倒下的旗帜，再次开始农民们整个二十年代的抗争和要求。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做过竞选助手，严肃认真的高个子托马斯说：
农业不要求以五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或者不健全的美元制度，但更为反对保留以二十美元为基础的美元制度。一九二〇年五美元的购买力，到一九三三年已经变成二十美元，这绝不是健全的美元制度。
一开始，罗斯福比较犹豫。（“波顿啊，”他对惠勒说，“一八九六年，布赖恩可是毙了银本位政策的。”）接着他让步了，接受了改铸货币与轻微通胀的修正案。参议院整整讨论了五个星期，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但在罗斯福面前却泄了气。一个保守共和党支持州的参议员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以十六万的多数票当选的。我们之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现在仍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信心。”五月十日，参议院通过了涵盖面甚广的《农业救济法》，五月十二日，总统正式签署，法案生效。数十年来，农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产一步步败落萧条，一直在争取和祈求《农业调整法》中的各种措施，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为他们着想，能发挥持续作用的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来承诺的是“百日新政”，结果他只用了六十九天。
五月十三日，林登•约翰逊再次打开那些来自选区的请求帮助的信件时，他不再爱莫能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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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农业调整署，任务非常紧急。他们需要减少种植规模，而眼下春天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美国北部扩散，快要遍布全国，越来越多的作物正在被种植下地。可以说，农业调整署是在与太阳赛跑。这个署选址在农业部巨大的南楼中，成立得如此匆忙，规模又很大，预想中的组织问题一一发生。职员们焦头烂额，守在自动制表机前制作着一张张卡片，每张卡片代表一位农民，他名下的农场，以及他和政府复杂的减产作物协议。四月份还不存在的农业调整署，到五月底已经有了五千名员工。七层高，三个城市街区那么大的南楼成了办公桌的海洋。长达好几英里的走廊里挤满了棉农、麦农和奶场主的代表，还有批发商和加工商，农场主代表和记者。新机构的高层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分为讲究传统的农耕派和有新愿景的改革派与城市律师，一位见证者说，分歧导致双方都在“运用任何组织中狂热分子可以采用的最可悲最下作的手段，让文件或讨论陷入僵局，或者无休止地讨论烦琐的细节，或者用官僚程序或各种拖延的手段进行推诿或直接枪毙”。机构中恶心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因为农业调整署并不属于公务行政系统，而成员中又有很多政客。小规模的冲突和争论是机构的日常，各个机构之间相互踢皮球，要么之前商量好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他们的工作还部分外包给别的机构，权责是否交代清楚都成问题。另一位见证者说，农业调整署是“每个人都感到绝望但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繁杂的魔鬼机构。
在这样一个迷宫中摸索前进的道路，林登•约翰逊是需要自己议员的帮助的。但春天的时候，咱们的克雷博格先生都要在燃树俱乐部打高尔夫。（反正这位先生也不会愿意和农业调整署合作的。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激进机构”。约翰逊之前就告诉过他，选区来信显示了对新政三十比一的支持率，他投反对票绝对是无效的，因为法案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同样的话议员的好朋友，识时务的罗伊•米勒也说过，但克雷博格还是一意孤行地投了反对票。）
于是约翰逊只好自己摸索，或者说干脆自己铺路。给农业调整署的某个官员打电话时，他会自我介绍说是“来自农业委员会的克雷博格议员”，请该官员全力协助他的助理林登•约翰逊，那之后不久，约翰逊秘书就会出现在该官员的办公室。
别的秘书也会用类似的办法，打电话的时候直接报议员名字来寻方便，只是做不到林登这么厚颜无耻（也不会那么频繁，现在林登几乎每通电话都会自我介绍说是克雷博格议员）。不过，寻到了方便以后，林登所做的事情却非比寻常。“他脸上总是挂着谦恭顺从的微笑，”一位十分敏锐的见证者汤米•科克伦当时身在华盛顿，他如此评价约翰逊，“但是，很多人都能这样谦恭顺从地微笑。他身上还有些别的什么。不管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林登都会表示同意。事实上，他会在那个人提出观点之前，就提出与之一致的观点。他能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搞清楚形势，并且一击即中……”他击中了所有人。离开某个官员的办公室时，他从来都是满脸堆笑，和官员的助手与秘书谈笑风生。很快，整个调整署，从上至下，全都十分乐意为他提供帮助。
他一边从官员这边寻求帮助，一边也在敦促农民配合政府。新政比较复杂，农民们一时搞不太清楚，而政府居然还承诺，如果铲掉作物，就会给他们钱，这就让农民们更难以置信了。所以全美国的农民都很犹豫，迟迟不愿和调整署签订相关的合同。农业调整署本来指望农业推广服务在各个县的基层机构给农民进行一些新政的宣传和教育，结果这些机构的很多人也都搞不懂新政，而有些来自共和党的保守“老油条”则不愿意和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合作。林登•约翰逊亲自承担起自己选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在一三二二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给相应的机构打电话。如果听说哪个颇有声望的农民有所犹豫，他就亲自给那个农民打电话。一九三三年，罗斯福相继发出两次号召，希望农民们配合新政，但减少棉花种植的合同签订进展还是非常缓慢。七月十一日，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被迫宣布，如果合同签署数量不能翻倍，那么这个项目只能取消。华莱士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第十四区的签订数量早就远远超过了指标。来自其他选区的申请和铲除合同要么被拖延处理，要么就在硕大的南楼遗失了，因为本来应该处理这些文件的办公室已经不再处理了，好像也没人知道该转给谁。而约翰逊却“门儿清”，他会确保自己选区的申请与合同被送往正确的办公室。他也会亲自来到那个办公室，把相关的文件放在一摞摞等待处理文件的最顶端。每份申请和合同要转手十几个不同的办公室进行批准，因此别的选区的文件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来处理。而约翰逊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跑，于是第十四区的申请和合同会在几天之内获得所有的批准并寄回。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白宫举行的一场仪式上，罗斯福总统展示了农业调整署为铲除棉田开出的第一张支票，接收人是农民威廉•莫里斯，来自第十四区的努埃西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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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棉花的收入让得州南部的农民每个月能付得起抵押还款了，但要还上原来那些欠款还是不够。罗斯福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建立了联邦土地银行的抵押贷款补偿机制，但还没能正常运转起来。这是比铲田更复杂的事情，而且还需要对每座农场单独进行估价。光是九月的前三个星期，就有两千六百三十一名绝望的得州农民到联邦土地银行的休斯敦办公室申请资助，而这个办公室的评估人员只有九个。在这个机制运转起来之前，很多农民都要失去自己的农场了。本来银行和抵押公司那里的农场已经过剩了，卖也卖不出去，要是能拿到欠款，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多收农场。然而，到了秋天，他们觉得等不下去了。十月，第十四区与六十七个农场被贴上了止赎的通知，对于这些农场来说，罗斯福的拯救计划为时已晚。
当时正是国会休会期间，这个区的议员也在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家中。农民们去寻求帮助，想开个会商量对策。议员一点也不想开，觉得自己帮不了他们。可是秘书却说应该开个会，他已经想了个计划。
只有拿出新的抵押品，才能说服抵押公司继续等资金。农民们觉得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抵押品了，从传统的眼光来看也的确是这样。他们的积蓄，就连压箱底的那些，也早就花了个精光；每一寸土地，甚至连每一台机器都已经抵押出去了。但林登•约翰逊想出了新的抵押品：还没有种植的作物。他认为，每个农民都应该同意，让债主拥有一九三四年收成的三分之一，来换取一年的延期还款。通常说来，抵押公司是不会同意这么虚幻的交易的，但约翰逊觉得，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他们确信延期就能拿到钱，不管是眼下的连本带利还是之前的欠款，他们是一定会答应的。约翰逊还想了个十分创新的办法，让农民们能拿到足够的钱去还拖延的欠款。在年景好的时候，墨西哥湾沿岸的肥沃土壤曾经让农民们富甲一方。而约翰逊想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也利用这肥沃的土壤来帮助农民。他想让联邦土地银行在决定给一座农场借多少钱时，能把土地的肥沃程度也考虑进去。这一创新的举措意味着，每个农民能够从联邦土地银行拿到的借款比之前要多多了，还拖延的欠款是绰绰有余的。他很清楚，抵押公司需要确保他们能按时拿到钱，至少要在这延期的一年之内。按照现在联邦土地银行那个慢吞吞的节奏，这事谁也保证不了。所以林登希望这个速度能加快。他希望土地银行向抵押公司承诺，会优先处理第十四区的申请。换句话说，他既需要上面实行一项新政策，又需要加速实施。
而他如愿以偿。新政策要顺利实施，必须达到两个要求。首先要说服联邦土地银行的某位官员，亲自来到科珀斯克里斯蒂，面见农民们。约翰逊认定，和这些绝望的人见一面，一定能赢得高层官员的同情。而这位官员的级别一定要很高，能够直接代表联邦土地银行做出承诺，这样他的同情才能立刻转变成行动。他手头正好有对付土地银行的武器：银行的上级机构是农场信用部，而副部长是W.I.迈尔斯，当时正在达拉斯访问。约翰逊让克雷博格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位老朋友同意来科珀斯克里斯蒂面见农民，还会带来土地银行休斯敦办公室的总裁A.C.威廉斯。接着约翰逊开始了“电话攻势”。整个白天，他就给银行家和抵押公司的代表打电话；晚上，农民们完成一天的耕作回到家，也会接到他的电话。十月二十七日晚上，六十七位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却即将失去自己土地的农民，来到克雷博格议员的豪宅中，踏上那绿树成荫，俯瞰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口的宽大走廊，和那些曾经对他们发出止赎通知的人见了面。当地报纸将其称为“得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场信贷领导人集会”。在场的还有两个能够出钱挽救他们土地的人。克雷博格那个瘦高个子的秘书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大家都表示接受：农民们同意致信抵押公司，承诺抵押三分之一的作物收成；而政府同意加速并放宽抵押贷款的资助；而抵押债主则同意接受农民的抵押和政府的承诺，撤销止赎通知。迈尔斯又在金家牧场逗留了几日，打猎为乐。不过在这之前，在约翰逊谨慎小心的催促下，他先给土地银行的休斯敦评估分部领导打了个电话。一个星期之内，六十七个农场全部评估完毕，拿到了相应的资金。到年底，联邦土地银行将分期偿还的期限从五年延长到十五年，把利率从百分之八降到百分之四，并且惠及了得州南部所有面临止赎危机的农场。
一九三三年的那个夏天，农民们铲除了数千万公顷的棉田（本来骡子是训练来耕地，不要踩踏植株的，现在却被鞭子驱赶着去做相反的事情）。棉花的价格上升到一磅十美分。但到了秋天，价格又下跌了。而且，由于体制上的一些困难，很多农民还没拿到农业调整署的第一笔付款。
总统承诺过，要是这些举措不起作用，他会做出其他尝试。十月，他的确做出了其他尝试：为了停止农产品价格下跌，他成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按照一磅十美分的价格，给那些提前同意参与到一九三四年农作物减产项目中的农民提供借款补助。这一举措巩固和稳定了价格，随着冬日来临，农业调整署和农业信用部的项目渐渐广泛开展起来：保险金、贷款和抵押补助合同开始雪片般飞往农民手中，他们一直以来要求的通货膨胀终于有了苗头。对于美国的农民来说，这绝望而漫长的几十年终于走到了头。另外，农民们能够提前做出规划，不担心有什么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让计划泡汤；他们能够有效掌控自己的命运了，不用只顾眼前的死活，这些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遭。除了眼前的利益，农业调整署的计划还给了农民们从来都不敢奢望的东西，让他们在运气不好收成欠佳的时候也能有所保障。正如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报纸所说：“就算年景不好，他们也几乎能清楚知道自己到底能拿到多少保险金……”
新政的项目林林总总，约翰逊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了能得到的每一分钱。他催促选区的农民尽快偿还一九三三年的减产贷款，这样就能拿到新的贷款，正如克雷博格议员办公室发表的一篇新闻通稿所说，这样“这个选区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录，未来也有底气要求政府优先考虑本区任何与农业有关的事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农业调整署宣布，得州第十四选区在全国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拥有最优良的贷款偿还记录。一九三四年，这个选区受到了约翰逊所说的“优先考虑”。这个选区是第一个减产贷款申请全部获得农业调整署批准的选区。（选区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都申请了贷款，这个数字本身可能也是所有选区中最高的，不过不能确定。）
在五六个月的国会休会期间，大多数议员办公室都是大门紧闭的。而休会期间的约翰逊呢，虽然把克雷博格送回了科珀斯克里斯蒂，却让拉蒂默或琼斯至少有一个要留在华盛顿，这样第十四区的议员办公室就没有关门的时候，不管你是想从农业调整署、联邦土地银行还是新成立的房主贷款公司申请贷款，这里永远有人为你提供帮助。这个“房主贷款公司”，主要是为了给城市房产的业主提供和农民一样的保护，免得他们流离失所。议员办公室提供了高效的帮助，一九三四年底，《通信报》发文称：“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全国各个区域中，科珀斯克里斯蒂和南得州是受伤最小的。”这话可能有所夸张，但约翰逊的努力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是有具体数字证明的。前面说过，第十四区是全国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首个减产贷款申请全部获得调整署批准的，而根据能够获得的数字，在联邦土地银行开放申请的头十个月中，第十四区没有任何一个申请被拒绝。房主贷款公司倒没有每个区域的具体数据，但光是科珀斯克里斯蒂就得到了四百五十笔来自该公司的贷款，这应该是全美同等规模城市中最高的了。随着民用工程管理署、工程进度管理署和工程振兴管理署等新政项目的开展，第十四区收到了大大超过其体量的资助。比如说，这个区建立了很多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驻地（弗洛里斯维尔的一个驻地还以“克雷博格”命名）。一九三六年，政府颁布限制驻地在各个区数量的规定，结果第十四区的驻地早就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数量。
四百三十五个选区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德高望重，年资很长，连总统都得敬他几分；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是权高位重的委员会主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直接参与到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中；有的选区的代表议员十分勤奋努力地为自己的选民谋福利。然而，在新政的各项措施当中，没有几个选区像第十四区这样大获其益的。而第十四区的代表议员不过是个反对新政的新手，很少去办公室。这个选区在国会山上能够依靠的，竟然只是一个年轻的秘书，而他在用近乎狂热疯癫、孤注一掷、咄咄逼人的热情与态度，为第十四区工作着。
(1) 指的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暴跌。
(2) 美国的一种旧式计量单位，一蒲式耳大约等于三十六升。
(3) 内战时林肯是北方的总统，而南方联邦的“首都”就是里士满。
•15•
“小国会”的大头目
目睹二十一岁的林登•约翰逊在一场副州长选举中，硬生生地扳回八个强硬选区的选票，得州一位退休的政客将其称为政界的“神奇小子”。威利•霍普金斯，看着他“独辟蹊径”地在布兰科、科马尔和瓜达卢佩等县游刃有余，也提起过他那“非同一般”的政治能力。这样的能力在更早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在圣马科斯，林登•约翰逊不仅把控了校园政治，更一手创造了校园政治。他弟弟说，从政是哥哥“天生的职业”，现在，这职业又有了更大的舞台。
华盛顿有个组织叫作“小国会”。
不过这个组织死气沉沉。“小国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目的是为国会秘书们提供公共演讲的经验，并且讲解议会流程方面的知识。组织构成以众议院为模板，有时按照众议院的规程举办辩论会。但这个组织没有蓬勃发展起来，后来也就是个普通的社交俱乐部。虽然聚会是在坎农大楼那装饰着豪华吊灯的“核心会议室”举办的，但不定期，很散漫，也没什么计划，参加者也不过就是几十个秘书。
不过，圣马科斯的“白星”也曾经是别人眼里的社交俱乐部。一九三三年四月，约翰逊谨慎地选择了几个同住在道奇旅馆的房客，接近他们，请他们帮他成为“小国会”的“议长”或者说主席。
“小国会”的领导选举和众议院一样，看重年资，也要讲究顺位继承。每次选举只会选出一名新领导作为警卫官，通常都是常驻华盛顿并且年纪比较大的人；而别的官员就简单地往上升一级。之前的警卫官被推举为理事，理事变成议长，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然而，约翰逊已经制订好计划，要走个旁门左道，改变这个规矩。
这个计划需要严格保密。约翰逊选中的警卫官威廉•佩恩说，林登计算了选票，发现在罗斯福压倒性胜选之后，三月份国会山来了很多新的秘书，只要争取到他们的选票，他就一定能当选“小国会”的议长。不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数量仍然大大超过新人的老秘书们没有发现他在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不会在四月的选举上联合起来。为了把被发现的可能减到最小，他到选举前的一两天才开始竞选活动，而且不是亲自出马，只是躲在电话后面。他留守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其他议员办公室的新秘书，请他们为自己投票，这样不会有人看出他在搞什么小动作。他还发现了一个潜在的“票仓”：之前“小国会”的会议只有议会秘书参加过，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只有秘书才有资格成为会员。但实际上组织的章程中有规定，只要是“接受议会俸禄”的人，只要交两美元的入会费，就有入会资格。包括国会山上的邮差、警察和电梯操作员，都可以算是国会体制内的人。约翰逊让拉蒂默召集他的邮差朋友来参加会议，并且让拉蒂默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们这件事。电梯操作员那边，他找到个交情不错的操作员，请他做同样的事情，也是要保密到底。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晚，“小国会”那几十个常驻会员各自在宽大的核心会议厅入座，心不在焉的他们很快大吃一惊，会议快要开始的时候，突然涌入好多从未见过的面孔，为一个来自得州，二十四岁的瘦高个儿投票，让他当选为议长。拜托，好多资格老点的会员还不认识这个小伙子呢。“这谁啊？”约翰逊上前拿起议长的小木槌时，还有个人茫然地问道。
（第二天，“老资格”们稍稍回过神来，开始质疑选举的真实性。他们说，约翰逊的很多选票都出自没有选举资格的人之手。很多与会的邮差和电梯操作员都是初来乍到，还没交会费呢，所以还不能算“小国会”的会员。他们还说，很多投票人就算交了会费也没资格入会，因为约翰逊的那些支持者，基本上就是所有能找到的国会员工的集合，不管他们是不是在国会编制之内。很多人都发出当年卢卡斯在圣马科斯的抱怨：“他选举作弊。”如果这些指控属实，那么这是第二场他通过作弊赢得的选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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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就职演说，极大地借鉴了一个华盛顿新人的演说，而且是一个月前才发表的演说。他说：“我的当选，将为‘小国会’带来新政。”（他也和那个人一样，承诺会“把那些被人遗忘的人放在心上”，在指派委员会负责人时，会“公平地考虑各位的年资和会员资格”。）不管是有意借鉴与否，他的确带来了新政。他改变了国会山上的“小国会”，正如他当年改变学院山上的“白星”。他把一个社交组织变成了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为他所用的政治组织。
其中一个用途就是人脉。国会新人急需这样的人脉，却很难得到。约翰逊宣布，从现在开始，例会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周一次。而且不仅要进行辩论，还要让“显赫人物”来发表演说。新议长说，新规的目的，是让例会更为活跃多样，但他那两个尚未年满二十岁的助手却知道其中另有原因。拉蒂默说：“这样他就有借口去接触休伊•朗或者汤姆•康纳利，或者别的某个得州议员了。这些人都是某个委员会的领导，而约翰逊可能需要这个委员会帮他办什么事。他的借口就是邀请他们发表演说。一旦见到了某个大人物，老大这个人嘛，自然是能让对方记住他的。”
另一个用途是宣传。首先，他把“小国会”的辩论变得有系统有组织。之前都是谁想说话就说话；而现在，两边各六十分钟发言时间，在这期间只有之前安排好的辩手可以发言。他会提前布置，把国会目前正在讨论的某件事情作为辩题，然后指派好双方辩手（一般来说，一方主辩手的上司，就是提出法案的议员；另一边主辩手的上司，则是反对法案的议员）；在准备期间，他还不断地和主辩手沟通，确认他们在积极组织自己的团队准备辩论；另外，核心会议厅里有肃穆的长桌，他在这张长桌前给每个辩手指定了位置，让气氛变得更为正式严肃。他本人则坐在国会各个委员会使用的马蹄形高台中央，以非常严谨的态度主持辩论。佩恩说：“他第一次主持辩论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天哪，这个人是绝对的领导。‘小国会’的规矩和众议院是一样的，而他对这些规矩了如指掌。他自己就俨然一个议员的样子，经验丰富老到。没有任何人能质疑他这套流程是不是符合国会的规定，因为他真的是了如指掌。他掌控一切。”每场辩论的尾声，“小国会”会对法案进行模拟投票。组织好了辩论，他就请报纸来报道。他告诉记者，国会议员助理们的言论一般来说能反映各自上司的想法，所以“小国会”对某个议题的投票，几乎可以说是“大国会”投票的预演。另外，“小国会”这些主辩手正在帮上司备战众议院的辩论，所以助手们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预告”，不仅能预告选票，还能预告即将到来的论战场景。记者们纷至沓来，印象深刻。《华盛顿邮报》评价“小国会”是“华盛顿最有趣的论坛之一”。记者们发现，“小国会”的投票确实能够作为预言众议院投票的基础，于是开始更加频繁地到场观战。佩恩回忆：“每周开完例会以后，华盛顿至少有两三家报纸会进行报道。”而有关“小国会”的报道中，基本上会引用议长的声明，至少也能提到他的名字。有了媒体报道，那些最出名的政坛大佬也愿意接受约翰逊的邀约，来会上发言。当时的“小国会”成员温盖特•卢卡斯回忆说，约翰逊说他要邀请性格多面、富有争议的休伊•朗来例会演说，“我们全都觉得他办不到”，但休伊•朗还真的来了。另一个成员回忆说，当时的核心会议厅“挤满了新闻影片制作机构的摄像机。什么《百代新闻》啊，《都市新闻》什么的……到处都是闪光灯、镁光灯。来了很多很多的记者”。朗在几个硬汉保镖的簇拥下进入会议室，而“小国会”的议长早就站在那里恭候他了。他迎上去和朗握手，对他微笑，此时闪光灯不断闪烁，摄像机在高速运转。
很快，核心会议厅每周都挤满了两百多个国会助理。约翰逊又组织了别的活动，比如一场为期三天的旅行，让很多秘书四十五年后还记忆犹新。当时，二百九十三名秘书游览了纽约市，保护他们安全的摩托护卫队是当时的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提供的。晚上，市长还邀请他们来到无线电城音乐厅，奉若上宾。然后国会助理们来到西点军校，再从那里乘火车回到华盛顿。“我还记得林登在火车走廊上窜来窜去，每个车厢都去走一遍，眼里发着光，兴奋得完全坐不住，”佩恩说，“小国会”的年宴成了一件热闹的盛事，在“五月花”酒店举行，能请来非常德高望重的演讲嘉宾，处处是西装革履，衣香鬓影。几年后自己也成为“小国会”议长的卢卡斯说：“‘小国会’做得很大。我们辩论的时候，会有一些国会议员到场旁观，主要就是听听双方的观点，想想议员是不是也会这么投票。议员们希望‘小国会’能讨论他们的法案，一是为了宣传，二是自己也能借此准备准备国会的辩论。议员会来找你，说：‘我希望‘小国会’讨论我的某个法案。’我记得有个加州的议员就这么做了。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法案文件，递给我，还说了一番话来推荐这个法案。所以，如果你是‘小国会’的议长，那么国会议员会很尊重你，而且经常来找你。”去除他在国会休会期间回到得州的时间，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一个之前完全依靠年资晋升的组织里崭露头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自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国会助理，变成万人瞩目的政治新星。
按照“小国会”的规定，每届议长任期结束就要换人。约翰逊无意改变这个规定（在至少一位盟友看来，他不改变规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当选已经非常有争议了，流言纷纷之下不好太放肆），但仍然拥有对这个组织的掌控权，因为继任的候选人是他亲自挑选的。他从不公开为他们争取选票。“大家只是传说某某某是约翰逊的候选人，”佩恩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暗中进行的。”但这暗箱操作十分高效。每场竞选之前，六个对约翰逊言听计从的盟友会给别的成员打电话，建议对方支持某个候选人。公开投票中没有按照建议行动的成员，之后就再也没有辩论发言的机会了。作为国会助理，这是大家唯一可能获得晋升机会的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人心知肚明，惹恼了林登•约翰逊，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他那套机制很全，”秘书雷西•夏尔普说，“如果你想在其中游刃有余，就最好得到林登•约翰逊的祝福。”在国会山上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团体中，大家都清楚这机制存在的现实。那时候在国会山上初来乍到的一位秘书，回忆起和约翰逊初见的情景。首先是样貌惊人，他个子那么高，长着一对巨大的耳朵、目光灼人的双眼，还有那笑容，大步流星中透露的自信，双手叉腰，走在某栋办公大楼的走廊上。这位新秘书问朋友此人是谁。朋友回答说：“他是‘小国会’的老大。”
他这样的天赋，这“非同一般的能力”，只对同侪们起作用吗？只对那些和他平级的国会秘书起作用吗？作为“小国会”的议长，他和那些高官搭上了话，而这样的机会其他秘书们想都别想。但对于那些目睹他利用这些人脉的同侪来说，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他在利用时采取的手段。
比如，在农业部，新的农业调整项目创造了数百个工作机会，负责分配这些工作的是三个强硬的坦慕尼派 (1) 政客。一个是朱利安•N.弗莱恩特，他是农业部长的特别助理和吉姆•法利在农业部的个人代表；再加上弗莱恩特的两个助理，文森特•麦圭尔和李•巴恩斯。国会议员要打电话找这三个人都很难，所以对于大多数国会秘书来说，跟这些人私下搭上关系，简直是想都别想。但是国会秘书林登•约翰逊想再找个助手来帮他处理选区的信件。光靠选区的拨款是没办法的了，他选中了拉塞尔•M.布朗，来自罗德岛的年轻法学院毕业生，他拿的是农业部的工资。布朗深知农业部那个“三人组”不好接近，所以当约翰逊跟他说，要一起过去见见他们的时候，他特别震惊。结果约翰逊受到的接待令他更为震惊。他们先来到麦圭尔的办公室，约翰逊对麦圭尔说：“老麦啊，我这边有工作让拉塞尔做。”“老麦”的回答简单直接：“我来安排就是了，林登。”（麦圭尔还笑着又说了一句：“很棒啊，得克萨斯帮罗德岛的忙。”）然后麦圭尔问约翰逊：“要不要跟老大打个招呼？”然后大家就走到弗莱恩特的办公室，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老大和弗莱恩特关系很好，”拉蒂默回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但弗莱恩特对老大的请求，只要是能满足的，一向都是来者不拒。”）
布朗还吃了更大的一惊。大家在弗莱恩特办公室聊天的时候，门开了，弗莱恩特的上司进来了，就是新政要员、德高望重的人事总监、邮政部长吉姆•法利本人。布朗呆呆地盯着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过，他回忆说，法利“很平易近人，跟我们一一握手”。而几个月前当邮政部长陪同加纳副总统去金家牧场时见过法利的林登•约翰逊，也立刻回以同样的热情。“这是我的朋友，拉塞尔•布朗，罗德岛人。”他说。法利其人，总是比麦圭尔和弗莱恩特要高明的，他对名字是过目不忘，时时刻刻要建立政治联盟。他马上问布朗是不是查尔斯•布朗的儿子，然后对弗莱恩特说：“你居然帮一个共和党的忙？”气氛一时有点紧张。结果约翰逊伸手揽着布朗的肩膀，豪爽地说：“他是我的共和党”。这举动马上破冰，大家都大笑起来。布朗回忆说，当时邮政部长看着约翰逊，笑得最大声，脸上的表情很灿烂。
国会山上的其他助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他们逐渐意识到，林登•约翰逊不仅认识那些对他很有用的达官显贵，而且也让这些大人物认识了他，并且喜欢他，想要帮助他。要量化这种感觉，可以看看约翰逊在农业调整署和其他在新政背景下成立的新机构（比如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土地银行）争取了多少工作。新政机构分配这些工作的时候，一般是看一个议员地位是否显赫重要。一个普通的议员，他的办公室可能会得到四五个这样的工作，而高级议员，或者说权力比较大的议员，也许能拿到二十个，委员会主席大概能争取到三十个，极少数能争取到四十个。而无权无势的初级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呢？他的办公室得到了五十个。
他在权力之中斡旋的能力，只是和达官显贵交朋友吗？
约翰逊的魅力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得州人、副总统加纳。他对交新朋友不怎么感兴趣。“我和我老婆，”这位强硬的得州老牛仔曾经说过，“我儿子和他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别人我都不认。”他对年轻才俊有没有一点慈爱之心呢？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是在同意支付高额利息之后才申请到一笔贷款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得州议会重新划分了全州的国会选区。加纳在中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让得州的议员们害怕之后会完全变天。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重新划分的规定起效之前，这一年半的过渡时期，在那些从一个选区划分到另一选区的县市之间，之前选举出来的老议员和新议员之间就起了争议，到底负责哪些县市，如何归属。另外，有些县市还出现了真空状态。从老的选区中划分了一些县市出来，组成了新的选区。这样这些县市就暂时没机会选举新的议员，要等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得州议员们深知加纳的残酷无情和弄权野心，也知道他和人事总监法利私交甚厚，他们害怕加纳会借助这个真空状态，以得州最高联邦官员的身份，掌管争议县市的人事分配权。不过，议员们除了开一些秘密的会议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威胁。
但有个秘书知道。当然，林登•约翰逊并没参加那些秘密会议，但是克雷博格跟他一五一十地讲了。约翰逊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认为二十一个议员应该停止内斗，再联络参议员康纳利和谢帕德，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这样的话，不管是真空还是混乱状态都不是大问题了。没有了真空状态，加纳就没那么容易运作了；撕下了混乱造成的面具，加纳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看作赤裸裸的弄权。议员结成统一战线，也能压制不顾整个国会代表团的阻挠干涉各州内部政治事务的法利。约翰逊说，这样的统一战线，不用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每个得州众议员和参议员都应该达成“君子协定”，得州每个县市的人事权应该掌握在相应的议员手里，直到重新划分的规定生效。克雷博格问约翰逊，康纳利和谢帕德这两个参议员可能也会利用混乱来为自己谋求一些人事权，他们怎么可能和众议员结成统一战线呢？结果他的秘书早就胸有成竹：两个参议员很看重自己在得州的权力，他们和众议员们一样担心加纳会带来威胁，所以只要稍加诱惑就行了。只要让各位地方议员把指派地方邮政局长的小权力让给两位参议员，他们就会入伙。
协议是约翰逊起草的：“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之前，现有的选区代表将继续管理现有的选区……我们倡导所有的（联邦）部门和办公室都遵循本协议。”克雷博格不愿意卷入权力纷争，尤其还是跟老朋友加纳。但约翰逊告诉他，有了一个明确的协议，就能最好地避免出现另一个。他还提醒特别看重个人荣誉的克雷博格，他曾经承诺在上次选举中拥护他的贝尔县支持者，要把他们提拔到联邦政府来。而重新划分选区之后，贝尔县已经不属于他的选区了。要是加纳掌握了这个县的人事权，克雷博格的承诺就无法兑现了。这位议员把这份“君子协定”在所有得州议员中传看，所有人都签了字。一九三四年一月，加纳开始行动，得州议员们给法利上交了各重划县市联邦邮政局长的推荐名单，却被告知要去副总统那里报备。但约翰逊知道如何使用已经锻造好的武器。他把之前签署的协议透露给媒体，不是什么得州本地的小媒体，而是美联社。一时间各大头版头条相当醒目（“人事安排引起反抗”），愤怒的社论不断发表（“邮政部长法利坚持要让加纳掌握控制权……这会让数十个得州县市成为政治孤儿”）。得州与全国都是舆论哗然，影响力正如约翰逊所料。在当周之内，加纳就仓皇放弃了。在一群愤愤不平的得州议员面前，他写就了自己的“无条件投降书”，也是写给法利的一封公开信：“亲爱的吉姆……现在一群得州代表就在我的办公室。他们对我所提议的得州新区邮政局长名单深表担忧。坦白说，我自己也很担忧，因为这可能引起得州议员和我之间的嫌隙……我想请求你帮我卸下重担，不再参与得州任何选区任何邮政局长的指派建议。”法利同意了加纳的请求，自己也火速写了一封信，请各位议员和过去一样，把他们的推荐名单直接上交给他。当时的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威廉•怀特回忆：“有好几天，加纳都在得州议员之间半开玩笑但又带着愠怒地问：‘这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到底他妈的是谁？克雷博格他妈的是怎么找到这么个懂行的人才的？’”其他熟知这件事的人认为怀特说得很对，只是他没有“半开玩笑”。这个老牛仔加纳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一个二十五岁的国会议员助理，竟然在一场规模虽小，来势却猛的战斗中，打败了堂堂美国副总统。
(1) 坦慕尼派是当时美国的一个政治派别，以选举中的欺骗、贿赂和勒索著名，是曾经控制纽约市政坛的大派。
•16•
志同道合
很少有哪个国会秘书，能像林登•约翰逊这么成功地去实施新政各种项目条款。因此，当知道约翰逊对新政的真实想法时，他的助理们相当惊讶。
琼斯说（拉蒂默和布朗也同意），和他“最志同道合”的人，是罗伊•米勒，在区议会只手遮天的传奇游说者。
米勒那一头卷曲柔顺的银发，高档的西装，上乘的马甲，翻领上恰到好处的小颗钻石，当然还有那顶珍珠灰的宽檐帽，一切的一切在三个无比崇拜他的年轻助理秘书眼里，就是南方参议员的化身。米勒讲究穿着气度（米勒的儿子戴尔说“他根本没有短袖衬衫”），在国会大厦中大步流星行走时，仿佛他就是这里的主人。有些人甚至说，其实在一些他感兴趣的领域，他的确就是主人。山姆•约翰逊之前接受了罗伊•米勒请的酒，但坚持也要回请他。这种议员在奥斯汀少见，在华盛顿也是一样凤毛麟角。米勒手里仿佛握有无穷无尽的“选举经费”，任他使用，收买全国的议员还不是和在得州一样易如反掌。《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评价说，他“可能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游说人”。而《周六晚报》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也许没有任何非为官者能和他一样在国会有这么广的人脉……二十年来，他基本享受着和政坛公众人物一样的地位。”得州海湾硫业公司在海湾沿线开采硫矿，有很多货轮来运送开采所得，所以需要很深的港口。因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议员就是河港委员会的主席曼斯菲尔德。每天正午，米勒都踩着点来到曼斯菲尔德的办公室，关上门和这位残疾议员密谈半小时。也就在十二点半，会有个议会的勤杂工准时出现，来推曼斯菲尔德的轮椅，而米勒就跟在旁边，有点像罗马皇帝作战凯旋，向民众展示自己的俘虏。他们走过朗沃斯大楼和国会大厦之间长长的地下走廊，来到众议院餐厅。轮椅停在开门迎面而来的一张大圆桌旁。这张桌子被称为“罗伊•米勒桌”，正是以常在这里付账的男人命名。《周六晚报》报道说：“熟知他那身帽子大衣行头的众议院议员数量惊人；他在众议院餐厅也有常用的挂衣架。”这么写已经很委婉了，其实很多议员进入餐厅之前都要看看米勒在不在，免得自己掏钱吃饭。米勒不仅是在众议员餐厅才这么大方。吉姆•法利到访得州期间，米勒的慷慨让他着实震惊又受用，这位平时十分谨慎小心的邮政部长竟然油印了一份建议给一群即将由米勒赞助去得州游玩的议员，开头这样写道：“你们只需要带去得州之前需要的钱。因为在得克萨斯，你们一个子儿都不用花。”米勒手段高明，结交的人脉不只是那些权贵阶级。“他认识警察，认识电梯操作员，认识所有办公室里的所有人，”拉蒂默说，“他经常进来跟他们讲话聊天，根本不用提某某议员。要是你深夜十点十一点还在工作，他会出现，问：‘我请你们大家出去喝一杯吧？’他还会请你吃顿大餐。”这些行为的对象也许深知米勒的目的（用拉蒂默的话说：“如果他想见某个议员，就可以问秘书：‘你们议员忙不忙？’秘书们就忙不迭地帮他安排见面。”），但他们仍然怀着一种受宠若惊的态度，被米勒迷得五迷三道。第十四区办公室的三位年轻人崇拜米勒，甚至有些敬畏。他们欣赏他的风度翩翩（琼斯说：“他那么温柔和蔼，优雅潇洒”）；惊叹他的收入（拉蒂默说：“他的年薪是八万美元，还是在大萧条期间”）；羡慕他在五月花酒店的豪华套房；还钦羡在空中服务尚未普及的年代，他竟然能闲庭信步地漫游全国，正如他在国会大厦那么悠然自得（“罗伊•米勒会从得州打电话来……他说：‘我明天早上来办公室。’布朗回忆说。他经常星期一从得州打电话，星期二就在办公室了，这常常是大事一件，因为他会坐自己的私人飞机来。”）。而他们的直接上司也怀着同样的情绪。“林登把罗伊•米勒当英雄一样崇拜。”琼斯说。
如果说公开场合的米勒完全是南方参议员的化身，那么私下里的他大概是讽刺漫画的主角，皮特•阿尔诺就在《纽约客》上刊登过一组漫画，叫作《白宫男人》，里面有个总在咆哮发疯的商人。米勒和一群朋友总会选在半下午的时候，在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内间喝上几杯。这些人都痛恨罗斯福，觉得总统发起的这些项目剥夺了他们珍视的权力与特权。总统越受民众欢迎，他们的痛恨就越强烈，而且还不得已要把这情绪隐藏起来，方便继续满足私利。（私利促使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隐藏起自己的情绪。米勒的心腹中有个叫马丁•戴斯的人，后来成为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主席。琼斯还鲜明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戴斯登上众议院的讲台，发表了一番演说，支持老兵们申请额外津贴的要求。从台上下来以后，戴斯说：“好了，家乡人民听到这个会很满意的。”接着，他憋不住了，怒骂着透露出真实想法：“这些个天杀的左派！”）所以，在克雷博格办公室这个私密的环境中，他们总会针对罗斯福身体的残疾编一些最新的段子，哈哈大笑地讲出来；或者嘲笑第一夫人埃莉诺，愈发放肆高声。他们还变本加厉地激烈抨击“左派”和他们偷偷强加到美国人民头上的“独裁专制”；谩骂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最恶劣的是，谩骂那些“独裁者周围的”大学教授。这个团体中有戴斯、克雷博格本人，和克雷博格一起打高尔夫的通用电气反动游说者、绰号“迅飞”的哈罗迪奥•亚当斯；还有一些极端保守的得州议员，比如奈特•佩顿、詹姆斯•布坎南和汉顿•萨默斯。不过笑得最放肆、谩骂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米勒。林登•约翰逊总能被邀请一起喝一杯。办公室两间房的门是打开的，琼斯、拉蒂默和布朗都能听到老大说的话。
和这些权贵在一起时，他的语气跟和助理们在一起时大相径庭。对下头他飞扬跋扈、发号施令，对上头他也用同样的热情去谄媚讨好。“和那些人聊天的时候，”琼斯说，“林登就像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眼里闪烁着天真的光，大男孩一样似的。他完全抱着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是的，先生。’‘不，先生。’”就算克雷博格办公室还有空位，林登•约翰逊也总是坐在地上，抬脸望着正在说话的某个人，脸上露出非常感兴趣又特别尊重的表情，就像弗农•怀特塞德所说的，“坐在他们脚边，全盘接收他们所说的一切”。有位议会秘书同僚目睹过林登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和那些有权势、能帮到他的人在一起时，林登•约翰逊简直是专业装孙子。”（这种行为的收效也和之前类似，证明了国会山和学院山一样，恭维奉承永远不嫌多。这些人都特别喜欢林登•约翰逊，而且对他有种慈爱的情绪。比如，“迅飞”亚当斯就经常给林登•约翰逊一些建议，除了怎么追女人，还有如何了解各种文化；他觉得林登需要扩大文化视野，于是给他带来戏剧和歌剧的票。）约翰逊的三个助手，不仅听到他极度的阿谀谄媚，还听到他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震惊地发现，老大竟然和米勒观点一致，而且是充满热情地表示同意。“米勒就是很痛恨罗斯福，”琼斯说，“而林登和米勒志同道合。天哪，有时候他反对起罗斯福来，叫得比米勒还响。”和克雷博格的相处中，约翰逊也用了米勒的观点。克雷博格认为农业调整署的项目是搞“社会主义”，说他要投反对票。而约翰逊和米勒一样，告诉议员，他一定要投赞成票。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很好，而是因为他的绝大多数选民都支持拥戴这个项目，国会里的支持也是一边倒。他投反对票反而无足轻重，反正法案都会通过。这一幕不断重演。琼斯回忆，克雷博格在农业委员会开会归来，进了办公室，对罗斯福新提出的议案表示“非常震惊”。约翰逊也附和他，说这些项目议案“非常糟糕”，但是，他告诉克雷博格，他“必须”投赞成票，因为这在人民眼里“就是好政策”。
而且，约翰逊不仅是在保守分子面前才表达对保守思想的赞成（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跟道奇的租客们闲谈的时候，约翰逊会提起米勒的一句口头禅，如此评价罗斯福：“他花那么多钱，是逼我们腐败啊。”他总是语气很重地强调，总统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平衡预算”。道奇旅馆中一个热议的话题，是休伊•朗新近出版的《人人皆国王》。约翰逊很崇拜这位路易斯安那的平民党人，但崇拜的并非他的平民主义，而是休伊•朗的演讲才能和他日渐扩大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位大人物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建议，约翰逊则持批判的态度，觉得朗和总统有一样的缺点。“朗的书里面提到投资做工程，林登非常不满，觉得他们就是在花钱花钱花钱。”琼斯说。他和琼斯讨论这本书，并且写几句话在内封。琼斯说，差不多就是：“罗斯福花了太多的钱。要是我们不小心一点，可能会让他把这个国家带入火坑。”道奇旅馆A层和B层的大多数年轻人思想都很开明，而林登•约翰逊则是地下室的保守派。
他和米勒的“志同道合”，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行动上。他跟得最紧的得州政客是威利•霍普金斯，这位仁兄经常到华盛顿为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争取贷款（到华盛顿出差的闲暇时间，他经常和约翰逊厮混。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纽约参观帝国大厦）；回到得州也是一样引人注目，经常大声叫嚣着高调地反对左派。（在得州参议院，他还在得州参议院领导了反对限制雇用童工的行动。）克雷博格寻求连任，而民主党初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思想更开明的候选人，动摇了他的胜算。于是约翰逊、米勒和霍普金斯共同为克雷博格开展竞选活动，用屡试不爽的得州反动派那一套，反过来挑战那位候选人。他们拒绝和这位候选人讨论观点看法，而是一味往他身上“泼脏水”，说他是“共产党”，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和烂泥一样污秽肮脏”。克雷博格的竞争对手叫卡尔•赖特•约翰逊，他当时的确切立场已不可考，毕竟在那样一个被金家牧场一手遮天的选区，报纸除了对卡尔•约翰逊进行谩骂讽刺，不会做其他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大致立场是攻击克雷博格支持一项对穷人颇为严苛的营业税方案，同时却支持另一项基本能让得州海湾硫业公司完全免除纳税义务的联邦立法。林登•约翰逊叫来了霍普金斯这个咄咄逼人的“连珠炮”（“林登从科珀斯克里斯蒂给我打电话说，‘理查德在这边遇到点麻烦’”），他用了原来的策略，也和原来一样获得了成功。霍普金斯回忆，在一次县上辩论快结束时，他转向卡尔•约翰逊，“我对这家伙说：‘你的心是黑的，思想是红的……’他就这么完蛋了。”（针对卡尔说他们操控税收立案的指控，罗伊•米勒公开否认。“我代表的公司对联邦立法绝对没有任何兴趣。”他说。）米勒的儿子戴尔那时候也已经成长为一个老到的游说者。他和林登•约翰逊的初次见面比较匆忙，对这个年轻秘书的印象是一个新政支持者。“他的举手投足就像新政的化身，”他说，“他看起来就像那号人物。年轻、活跃、开朗，仿佛刚刚掀起的未来的波涛。”因此，戴尔•米勒发现“我那政治观念上非常非常保守的父亲”，竟然和克雷博格的秘书“相处不错”时，感到非常惊讶。但戴尔回忆说，父亲向他打过包票，“约翰逊不是个激进的自由派”。随着戴尔对约翰逊越来越了解，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约翰逊）给人的印象是很开明自由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他让人误以为他支持新政”，事实上却不尽然。
琼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总觉得无比震惊。约翰逊总是在展示选民们寄来的感谢信，琼斯知道“老大”非常“需要别人的感激”。而且，用琼斯的话说：“对于一个需要感激的人来说，新政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你可以通过新政为人民做事，是获得感激的好机会。”一直在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他，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位上司如何高效地将新政府的项目从文字变成行动。琼斯说，从对新政的实施上来说，约翰逊在国会秘书当中可谓是千里挑一。然而，琼斯说（布朗、拉蒂默和当时熟知约翰逊的人也同意），他实施的，是自己并不同意的政策与观点。
不过，如果按照这些国会秘书的说法，林登•约翰逊实际上是和罗伊•米勒这样的反动派志同道合的，他们也听到过他发表完全不同的论调，也是和年长些的权贵一起时，只不过这些权贵的政治观点不同罢了。同样的一些年轻人，听到过他和米勒在一起时批评新政；又听到他和赖特•帕特曼这样的议员在一起时对新政歌功颂德，毕竟，帕特曼还一直秉持着自己在得州议会时宣扬的平民主张。有一次，一个国会助理，刚刚听到他和马丁•戴斯一起“宣扬保守主义”，“不到一个小时以后”又碰到他，和帕特曼一起“宣扬自由主义”。前后不过六十分钟，他支持的观点完全相反。这位助理说，林登•约翰逊和那些能帮助他的年长之人聊天，“总是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
那对于比他年轻的人呢？他什么也不说。他在道奇的行为变化非常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是B层坚定的保守派。接着，用B层另一名租客的话来说，他没有来由地就“变了风向”，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有些租客注意到，连续两个晚上，约翰逊对同一个话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再也不参与争论了。事实上，他开始对各种话题都缄口不言。
这种缄默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别的话题上他都异常健谈。比如，谈到政治策略的时候，约翰逊就是讨论的中心；但如果话题涉及政治议题，不管是理念、原则、观念，约翰逊就绝不参加。如果进入一个大家正在闲谈的房间，发现讨论的话题是个严肃的政治热点，他就会趁大家还没注意到自己之前偷偷走掉。如果他参与的谈话突然转向了这样的热点，他也会安静地溜走。就算没有走，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就算别人拉着他说，他也拒绝表达详细清楚的立场。甚至当有人直接质问他，让他明确表示观点时，他也会拒绝，用笑话或者以前得州的逸闻趣事插科打诨过去。如果对方步步紧逼，他就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没想清楚。新政开始的头几年，群情高昂，整个华盛顿都在讨论政治热点话题。而在道奇旅馆的地下，聚集了一百个在政府工作的聪明的年轻人，这里的讨论自然最为激烈。各种观点想法层出不穷，林登•约翰逊却不为所动。他父亲曾经说过，“此时我们正应该站出来，坚守我们的信仰”，而如今，这位父亲的儿子却好像并不想为任何东西站出来。
圣马科斯的同学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来自野心。“他从来不明确站队，你永远不知道林登的立场，”一位同学曾经说过，“他只对自己和能帮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华盛顿的同僚们也有一样的感觉。
道奇的年轻人还目睹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华盛顿有个“得州同乡会”，会集了华盛顿所有的得州人，每个月会在不同的酒店举行舞会。舞会上，年轻小伙子自然都要跟年轻姑娘跳舞，林登•约翰逊却是个例外。他几乎都找年长些的女人跳舞。“我不记得他带年轻姑娘来（参加过舞会），但他经常跟议员和内阁官员的夫人跳舞。”布朗回忆。就连对老大崇拜无比的拉蒂默都觉得自己知道原因：“因为这些夫人能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丈夫。”他说。其他助理也这样认为。布朗回忆起自己和一群道奇的朋友站在一起，看着林登跳舞，其中一个说：“你们发现没有，他根本不理那些年轻漂亮的单身姑娘？他全是去找夫人们跳舞。”另一个说：“林登这是有什么企图。”又一个插嘴：“他总是有企图的，他一直都有企图。”年轻人之间会评论林登•约翰逊说过的话。有一次，他的三个助理之一，帮他起草了一封代表某位选民给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信，去找他签名。信的抬头是“亲爱的亨利”，结果被约翰逊划掉了，他写下了“亲爱的部长先生”，说：“你看，我不能叫他亨利啊。”短暂沉默之后，林登•约翰逊又补充道，“总有一天我能叫他亨利的，但不是现在。”布朗回忆说，有一次，有谁向别人介绍约翰逊说这是克雷博格议员的助理，“他就有点反对被划为一个助理，他说，因为‘我不是助理人才，我是行政管理人才’。”
道奇有这么多出色的年轻人济济一堂，野心抱负倒也寻常。但他们觉得约翰逊的抱负很不寻常。因为这抱负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原则或者信仰等改变哪怕一分一毫。“讲求实际没错，”一位秘书同僚说，“嗯，我们中很多人都很实际啊。但你必须得有信仰啊。林登•约翰逊没有任何信仰。他只有自己的野心抱负。他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野心抱负。”有句关于约翰逊的话在这些年轻人中广泛流传，因为他们觉得这话批他极恰：“林登是根墙头草，飘来荡去随风倒。”
和他最亲近的人，也就是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助理认为，“林登没有任何信仰”这句话太过轻率了。不仅仅是因为老大和罗伊•米勒交谈时，他们听到约翰逊所说的话，觉得他“一直都很保守”。他们觉得，林登•约翰逊是有信仰的，非常保守的信仰。“他最早的倾向，”布朗说，“就是保守派那边的。”琼斯说：“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保守派。”不过，他们觉得，关键在于，“没有信仰”这种评价，其实在约翰逊的职业生涯中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多年来和约翰逊的朝夕相处已经让他们确信，不管他曾经有什么信仰，当时有什么信仰，都完全不会影响他的行动。琼斯说，从行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林登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我想他完全是按照当下的需要去做事的……他的根本目标就是赢得胜利。我确信只要能赢得胜利，他可以成为一个极端自由派或者极端保守派。这就是说明他是个很虚伪的人，对吧？不过，反正，根本目标就是赢得胜利啊。”
“林登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说，“他不会受任何理念或理想的指引。风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使舵。”
* * * * * *
很快，这样的评价就有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证明。
一九三三年得州重新划分选区时，圣安东尼奥（贝尔县）和其中的二十四万居民脱离了第十四区，被划入新的第二十区。一九三四年，第二十区会选出自己的议员。而候选人之一去华盛顿时，对克雷博格那个“相当能干”的秘书印象深刻，他竟然“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游刃有余”。一回到得州，他就告诉记者：“林登•约翰逊……据说是华盛顿最出色的秘书。”他请约翰逊协助他参加一九三四年民主党初选。因为第十四区的初选中克雷博格没有对手，约翰逊就答应了，虽然这个候选人是莫里•马弗里克，非常狂热的激进分子，政治主张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坚定地支持得州的共产主义组织者们，而这一切的行为已经让某个反对者指责他，说他妄图“用俄国的红旗代替美国的旗帜”。（这么一个人对自己的儿子大加赞赏，山姆•约翰逊觉得很自豪，弄了一张有马弗里克原话的简报，寄给了儿子，还在上面写道：“上了头版。真是太棒了，太好了。我十分激动。——山姆。”）
约翰逊和拉蒂默及琼斯一起来到圣安东尼奥（他说服了老好人克雷博格，出资让他们三人都来参加马弗里克的竞选），他让两个助理去寄送宣传册。他自己就负责文字。马弗里克发现，这个年轻秘书不用听别人说，也明白很多政客一生都没明白的道理：选民并不愿意读很长的文字，所以成功的政治宣传，关键就在于简洁明了。马弗里克的对手，长期在圣安东尼奥主事的腐败官员，所谓的“城市机器”，对竞选非常上心，开始加强宣传攻势。马弗里克就请约翰逊帮他写宣传语和演讲稿。很快，约翰逊不仅成为一个写手，还做了“广告人”，成为马弗里克心腹小圈子中的一员。“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年纪比他大的男人很信任他。”琼斯说。他同时也是个活动家。在“与公众相处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能力”。他造访圣安东尼奥拥挤吵闹的墨西哥裔聚居区，就像他之前在丘陵地带广袤偏僻的小城镇家家户户地上门。要争取墨裔美国人的选票，拥抱是个很关键的举动。而林登•约翰逊本身也热爱拥抱亲吻。在穿着亮色衬衫、皮肤黝黑的男人和围着黑色长头巾的女人中间，这个瘦高个子，皮肤苍白，有着大耳长臂的年轻人十分醒目，他一路给予每个人热情的拥抱，穿过挤满了手推车和人群的圣安东尼奥贫民区。马弗里克赢得了六月的初选，但没有拿到有效多数的选票，所以需要在八月再进行一次初选。这期间的两个月，约翰逊大多数时候都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处理克雷博格的事情，但周末都会赶到圣安东尼奥。因此，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林登•约翰逊同时在为两个人工作。一个是国会最反动的保守派成员之一；而另一个呢，在几个月后刚到国会山，就成为了最激进分子的一员。
一九三四年马弗里克的竞选，也标志了林登•约翰逊首次涉足更为实际的政治。选举前的一两天，琼斯在和约翰逊同住的圣安东尼奥广场大酒店的大房间里醒来，结果又经历了另一种方式的觉醒。约翰逊正坐在房间中央的桌边，桌上是一摞摞的五美元钞票。“那张大桌子上全是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琼斯说。琼斯不知道是谁把这钱给约翰逊的。而且老大的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约翰逊有这些钱。但他目睹了约翰逊用这钱干的事情。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一次一个，进入这个房间。每人给约翰逊说个数字（有些人还不会说英语，就用手指比画），约翰逊就从那些五美元钞票中数出这个数字，递给对方。“一票五美元，”琼斯看着眼前的一切，意识到，“林登手里有份别人给他的名单做参照。这些拉丁人走进房间，告诉他自己家里有多少个有效的选民，然后林登就按照五美元一票给他钱。”
“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抱负。”如今约翰逊常常挂在嘴边的愿望，就是“通过选举，谋得一官半职”。“想做大人物的话，你就得为自己服务。”他告诉拉塞尔•布朗。他也很清楚自己想要哪个官职。布朗回忆，有一次，“他说起有人参加竞选……要继任他上司的位子……他说：‘应该走这条路。’”
一三二二号办公室的安排开始有了些调整。在大多数国会办公室，高级助理的办公桌离前门能有多远就多远，让下属来帮他“处理”那些不重要的访客，主要是选区来的游客。而约翰逊却把自己的桌子放在靠着前门的地方。拉蒂默说，“这样一来”，任何人“一进来都得见见他”。拉蒂默带着揶揄聪慧的笑容，说，这样一换，部分是想“让打字机不停运转，如果谁跟我和琼斯说话，那我们只好暂时不打字，但他觉得我们应该一刻不停地打字”。但拉蒂默又开始怀疑还有别的原因。约翰逊不想让下属帮他挡选区来的访客。访客就是选民。新的位置，确保他能够和选民们打照面。一般来说，国会议员办公室可以给访客的好处，就是给他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行证，拿到通行证的访客往往都感恩戴德。约翰逊希望这些选民访客能从自己这里得到这个好处，而他办公桌的位置确保了这一点。“那些只是‘凑巧来华盛顿’的一般访客”都会遇见约翰逊。后者“跟他们聊上三十秒，就让他欢天喜地地拿着通行证出了门；再开始下一个三十秒聊天”，拉蒂默说。（“与此同时，打字机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另外，有时候，这些“一般访客”可能恰巧是拉蒂默口中来自家乡的“要人”。“老大就把他们请进克雷博格那间（没人的）私人办公室”，坐在议员办公桌的后面，和那人聊天，问他能不能帮什么忙，和那人套套近乎，拉拉关系。几天之后，拉蒂默就会帮他给那人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巩固友谊。
拉蒂默发现，约翰逊请进去私下聊天的，不仅有这些“要人”，还有那些随口提到选区政坛有趣传言的访客。他觉得，老大换了自己办公桌的位置，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希望了解和自己选区有关的一切，不管多么小的事情。反正一切都不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出去。”拉蒂默认为，守在门口，正是约翰逊预防这种偶然事件的最好办法。
但这种严防死守仍然有个漏洞。国会套房的两个房间，都各自有通往走廊的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会氛围还很随意，两个门一般都是不锁的。所以访客可以直接推开克雷博格私人办公室的门，让避无可避的议员亲自接待。特别是那些半下午过来、知道门道的访客，特别清楚克雷博格私人办公室的门是哪扇，而且希望在不被助理打扰的情况下见见议员的。
不过这个漏洞很快就被堵上了。约翰逊锁上了上司办公室的门，一直锁着。克雷博格从来没反对过，甚至可能都没注意过。他一般都从另一扇门进去，这样能和下属们聊一聊。就算注意到了，他也不明白其中奥妙。但拉蒂默是明白的。就连对自己的上司，约翰逊也希望了如指掌，希望自己对他做的一切都知情。“他不希望任何人不通过他去见克雷博格先生，他希望对克雷博格见的所有人都知情。”锁上克雷博格的门，就很好地杜绝了意外发生的可能。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重要的影响（因为那些能找对门的访客，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访客）：让议员脱离选区民众，而让他的秘书将选区把控在自己手中。
拉蒂默和琼斯还注意到其他一些变化。
约翰逊一直都喜欢用为选区争取到的联邦项目为上司邀功，不管是市政工程的下水道，还是民间资源保护队的驻地。而他现在仍然喜欢邀功，会赶在参议员康纳利或谢帕德之前，来到西联电报公司，给被选中做工程的县长或市长发去贺电，但不总是为上司邀功了。如今，他口述通稿越来越多地这样开头：“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林登•约翰逊，昨天宣布……”
自然，所有国会办公室的规矩都一样，那些写给个人，建议他们如何去争取联邦津贴、签证、私人法案等好处的信，都要加上议员的签名，确保收信人对议员本人心存感激。而克雷博格办公室寄出去的信，现在有了不同的签名，开头也不一样了：“议员本人不在，我建议你……”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选区政治事务，不再通过信件来处理。
在“克雷博格之乡”，所有县级民主党组织的主席全是克雷博格家的心腹：理查德的亲信好友，或者跟金家牧场有经济捆绑的人（牧场旗下企业的员工或者依靠牧场生存的生意人）。约翰逊说服克雷博格，选区要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其实并不需要怎么说服，拉蒂默如是说：“老大想干什么，理查德先生就说：‘好啊，可以。’他反正不在乎。”）约翰逊开始走访这十九个县 (1) ，还开着他说服克雷博格买的一辆车（唯一的车钥匙掌握在约翰逊手里），这是一辆很贵的福特跑车，大大的低压轮胎，座椅和方向盘保护套上都有在金家牧场的马鞍店做的刺绣，上面有牧场著名的品牌标志，在得州南部也是最高身份的象征。约翰逊穿着高档蓝色西装，驱车进入安静的乡村，经过一群群牛马，“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拉蒂默说。他和民主党的领导人见面，但也会和别的领导见面，比如当地的银行家、律师、周报主编……还有农民领袖，他慧眼如炬，一眼看出当地农场主们或者县上农业调整署作物控制委员会开会时，农民们都会听谁的。一回到华盛顿，他就要求县上各委员会的主席们定期向他报告当地的政治状况。遵命行事的主席们发现约翰逊会和他们通信，而且通常是当天收信当天回，还要求他们快写回信。要是哪位主席没能定期回信，约翰逊就以此为借口，再指派一个联席主席，而这个联席主席就不是克雷博格家族的人了，而是约翰逊在那次到访期间建立了良好私交的人。另外，他还让自己指派的每一个人都知晓，他们的恩人不是克雷博格，而是林登•约翰逊。
和这些人联系的时候，他都打电话。按照国会的标准，他们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费本来就一直超额（国会给的那点微薄的电话费津贴早就不够了，给钱的是金家牧场）。而现在，拉蒂默每个月查看账单的时候，发现通话记录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往得州打的长途。
约翰逊为什么打这么多电话，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特别看重保密工作。克雷博格的私人办公室和员工用的前厅之间有道门，是常开的。但现在慢慢关得比较频繁了，只要议员不在那间办公室，约翰逊就走进去，关上门打电话，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克雷博格在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罗伊•米勒在），他只得在前厅用自己那部电话，不过也是用手捂住听筒，生怕拉蒂默和琼斯偷听了去。除此之外，这些谈话的其他线索也被最大限度地保密了。之前，约翰逊打电话的时候，一定会边打边写下一连串和这电话相关的事情，再交给拉蒂默和琼斯去办。现在，只要是捂着听筒打的那些电话，他都不会写任何东西。“以前我们对选区里的事情一清二楚，”拉蒂默说，“慢慢地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拉蒂默开始好奇，电话的使用，是否还给约翰逊带去除了保密之外的好处。从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他知道约翰逊给选区这些新朋友打电话时，通常都会谈谈自己给他们的恩惠（比如联邦的工作）。新闻稿和信件这些书面的交流沟通文件上，约翰逊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克雷博格一起出现。这就让拉蒂默狐疑，在口头的交流上，是否有个名字就是完全绝口不提了呢？拉蒂默说，“写信的话”，约翰逊“必须要签议员的名字”，或者说，就算他签了自己的名字，也需要解释清楚，这不过是为上司代劳。“信中必须说，‘在议员的建议下，我做了某某事情……’不然的话他可能工作都保不住。而电话中呢，说话的是他林登•约翰逊，不是理查德•克雷博格。”事实上，拉蒂默发现了约翰逊一个总体上的行为模式：“之前，他在帮理查德先生交朋友；而现在，他是在为自己交朋友。”
约翰逊安排的一次乘船旅行也符合这个模式。他说服克雷博格提供自己的大游艇，供科珀斯克里斯蒂一群美国退伍军人大会的选区领袖出外游玩一天。克雷博格觉得这一天肯定很无聊，所以只提供游艇，自己不愿出席。约翰逊说克雷博格应该去，但说得轻描淡写，只是走个形式，所以，很自然地，劝说失败。受邀前来的客人之一，赖特•帕特曼回忆说：“那是一次美好的出游，在克雷博格那艘大游艇上。我们上船的时候，发现主人不是克雷博格而是约翰逊，他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林登•约翰逊用上司的船、上司的车，用上司的钱供给巨大的电话费花销，都是为了交朋友，却不是为上司结交，而是为自己结交。选区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的核心，越来越多地从选区的议员往议员秘书那里转移。约翰逊做这个，不是为了抢克雷博格的位子，毕竟，在克雷博格之乡，谁又能打败克雷博格家的人呢？但他希望，只要这个位子一空出来，他就站在旁边，做好了入主的万全准备。
而且他也努力让这个位子空出来。
议员的最小当选年龄是二十五岁。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约翰逊就要满二十五了。那一年，关于理查德•克雷博格要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的消息从风吹草动到愈演愈烈。得州的报纸刊登了很多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连美联社都做了报道。没人知道是谁放的风声。华盛顿的众人也开始讨论这个任命的可能性，也没人说得清议论的源头是谁。得州参议院甚至通过了一项动议，正式提名克雷博格担任这个职位。而这项动议的发起者正是参议院的威利•霍普金斯。克雷博格也很高兴，他对做议员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经常说，去过那么多城市，最喜欢的就是墨西哥城。米勒和其他得州内部人士一度以为大使的位置肯定是他的了，结果没成，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被委派去了。但在那之后，间歇性地，只要华盛顿得知丹尼尔斯对这个职位有些厌倦，哪怕只是一点点捕风捉影，就有人在暗中散布舆论，说克雷博格应该得到这个位置。约翰逊已经决定了想要走哪条道，于是积极地为自己铺路。
但他是不是还在铺另一条更长的路呢？一条只有他自己才看得到的路？一条一个如此健谈的人从来都绝口不提的路？
新选区第二十区进行了选举，获胜者是莫里•马弗里克。约翰逊不是这个选区的居民，也不打算去竞选某个职位。然而，马弗里克当选以后，他对第二十区的兴趣却有增无减。
第二十区直接由上级委派的关键职位就是圣安东尼奥的邮政局长，下辖六百个邮政服务部门的工作机会。现任局长的四年任期将在一九三四年结束，那时候马弗里克刚好还没上任。于是按照当年早些时候约翰逊牵头的“君子协定”，作为该区域前议员的克雷博格有权提名新的邮政局长。“克雷博格根本不在乎”谁来继任，拉塞尔•布朗说。但是约翰逊很在乎。实际上他早就有了邮政局长的人选：丹•奎尔，年轻的坦慕尼派硬汉，得州人，出身是圣安东尼奥的农牧家庭，在城里的工人圈很有威望。“有了丹•奎尔，五千票就是板上钉钉的。”拉蒂默说。
克雷博格提名奎尔，让圣安东尼奥的那些保守派很是意外，他们要求长期的盟友加纳参与进来表达意见。然而，因为“君子协定”吃了个暗亏的副总统，断然拒绝跟这事扯上什么关系。布朗回忆，尽管如此，保守派还是坚持反对，此时“林登发动了一场一流的战争。他全情投入，一时间枪林弹雨，终于为‘克雷博格的人’取得了这个任命”。为了巩固奎尔和自己的联盟，他还帮奎尔的妹妹艾洛伊斯在华盛顿农业部找了份工作，而且周六经常找理由到圣安东尼奥，尝尝奎尔的母亲（新上任的邮政局长很崇拜自己的母亲）做的玉米面包和肉汁烤牛肉。“他经常来我们家就是为了这个，”奎尔说，“他很喜欢她做的菜。”约翰逊是不是提前预料到圣安东尼奥的邮政局长之争，选出了中意的候选人，再来促成“君子协定”的呢？这就无人知晓了，因为他从来没讲过。但因为这个“君子协定”而达成的任命不仅对约翰逊有着长期的重要性（之后的整整三十五年，奎尔一直是他在圣安东尼奥的忠实盟友），也带给他很多眼前的好处。奎尔对林登•约翰逊可谓狂热崇拜（奎尔说，第一次见到约翰逊，他就知道“这人在同龄人里是鹤立鸡群。他很敏锐，在政治上更是出手稳准狠”）。他立刻就开始帮约翰逊处理圣安东尼奥一些看起来小，却十分重要的政治事务，给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的朋友指派好工作，至少帮了好几个。
马弗里克宣誓就职时，约翰逊迅速跟他交上了朋友。他在阿戈讷打仗时受过伤，一直不舒服，上任不久就入院做了个手术，术后行走不便。布朗记得新年第一天，马弗里克和约翰逊一起从道奇到柴尔兹吃饭，前者就攀着后者的胳膊，支撑着走。两人能这么快建立友谊，一是因为约翰逊左右逢源的能力，他在激进自由派马弗里克面前，表现得就是个自由派；正如他在自己那个保守派的议员上司面前，言谈举止都是个保守派。和马弗里克聊起议会正要处理的某项新政法案，他会说：“这个你肯定会支持总统的，对吧？”二是因为马弗里克非常欣赏克雷博格办公室里那种“非常高效”的运作。应他的要求，约翰逊指导马弗里克那个初来乍到的秘书马尔科姆•巴德韦尔，建立了第二十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马弗里克还送了一张签名照片给他，写着“送给林登•约翰逊，帮助我起步的人”。）三是因为这位新议员对约翰逊政治才能和秘书工作的赏识。“我记得莫里上任后经常给办公室打电话”，询问约翰逊的意见，“问他对某项立法怎么看，会产生什么影响，众议院的口风怎么样”，布朗说。约翰逊又进一步巩固了两人的友谊。莫里的弟弟阿尔伯特住在第十四区，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公职。约翰逊一个小小的议员秘书，现在也有了影响力了。这样的影响力大多数议员秘书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而且能发挥作用的，还不止一个选区，是两个。
还不止两个。
国会的办公用品中，用得最频繁的一个橡皮图章上写着“转呈尊敬的 ”。大多数的国会办公室都会例行公事地在所有非自己选区的信件上盖上这个章。有专人负责，然后填上应该转呈的议员名字，把信件放在“区外”那一摞。“一般来说，某个议员的手下是不在乎其他选区的人的。”拉蒂默说。
然而，在得州第十四区的办公室，对图章的选择要更为谨慎。拉蒂默说：“如果信函里提了重要的要求，或者写信的人认识达官显贵，或者那人很有钱，那我们就不能例行公事。”要是信函里提了“重要”的要求，约翰逊就会为他办事，还让助理们也一起来办，不管那个人在哪个选区。
随着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管控，并愈加积极参与，有越来越多的商界要人对华盛顿提出要求，特别是想要打通某层关系。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摸索迷宫一般的官僚网络，把他们引荐给能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繁文缛节的官员，告诉他们可以去找某某某，甚至直接领他们去找某某某。
来自理查德•克雷博格那个选区的生意人们听说，这位议员的办公室能领着他们找到要找的人。另外，由于现在约翰逊不是为理查德先生交朋友，而是在为自己广结良缘，但凡有点眼力见儿的生意人，都看出来了，提供这种便利的，可不是理查德先生。原得州参议员阿尔文•J.维尔茨，现在是努埃西斯县十几家公司的法务代理，他打电话总是找不到克雷博格，有一天终于发了火，问拉塞尔•布朗：“你觉得我打给燃树俱乐部 (2) 能找到咱们这位议员吗？”尴尬的布朗说：“哎，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维尔茨参议员先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维尔茨在电话那头阴郁地假笑两声。布朗回忆，接着，维尔茨说：“林登也不在吧，是不是？”布朗说他不在，维尔茨说，让约翰逊而不是克雷博格给他回电话，并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打给我的。”布朗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找克雷博格议员了，每次打电话都是问林登在不在”。
当然了，约翰逊总是会打回去的。对于那些有影响力的选区居民，他有求必应，不管是到华盛顿来很难订到的酒店，还是更大的忙；此外，他还提供这些人甚至从来没想过的帮助。比如，科珀斯克里斯蒂商人艾尔莫•波普想要被引荐给国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好解决一项能够为科珀斯克里斯蒂争取联邦援助的法案。约翰逊帮他引荐了，而且还在他没有开口的情况下，呈上一份详细的立法必要备忘录，让波普给委员会成员们过目。
约翰逊想让这些要人觉得他人脉广阔，能力通天，信赖他，倚重他。同时也很谨慎地避免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个乳臭未干的低级助理。他极力避免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居住环境。（得州一位重要访客，威利•霍普金斯碰巧看到了道奇旅馆的地下室，表示相当震惊，他回忆说：“他们住的就跟小毛孩似的，分明就是宿舍啊。”）他们要他订酒店，他就订酒店，好像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个年轻人对那些酒店没有丝毫影响力，经常需要疯狂地打给一家又一家，直到找到一个房间。有时候，电话攻势也一无所获，他只能亲自去找某家的预订经理，花自己的钱给一大笔消费，搞到一个房间。他也从来没让这些人意识到，要帮他们争取到跟某某人见面，是多么困难。其实他经常碰壁，因为有些官员不需要克雷博格议员支持某项悬而未决的法案，而有些官员甚至根本对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闻所未闻。他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收效显著。第十四区那些商人如他所愿，对他大为钦佩欣赏。得州其他选区的商人抱怨说，他们的议员在华盛顿这个官僚机构根本帮不上什么忙，第十四区的这些人就建议说，他们可以联系一下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
比如说，新成立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本来决定把办事处设在得州中部而不是南部。但作为其法律顾问的阿尔文•维尔茨告诉理事会，管理局在华盛顿应该找的是第十四区的办公室。跟着维尔茨到华盛顿的理事托马斯•弗格森发现这位顾问说得很对。
对于管理局来说，人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计划修一系列的防洪堤坝，这不仅需要争取市政工程局的资金，还需要十几家联邦机构的许可。另外，得州创建这个管理局时遵照的各种立法条款也对时间上有限制，管理局必须刻不容缓地拿到资金和许可。“我们需要迅速地去找人，”弗格森说，“我们时间紧迫。”弗格森说，有些需要找的人是“高官”，其中之一就是杰罗姆•N.弗兰克，当时联邦电力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我们见不到他。于是维尔茨参议员就说：‘我们去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找林登。他说不定能帮上忙。’”弗格森惊讶地发现，位高权重的维尔茨和这个年轻的秘书关系相当好。“短短几分钟里面，他们简直亲密无间热烈欢聚。”弗格森说。接着维尔茨对约翰逊说明来意。约翰逊当即找了个借口，不当着维尔茨和弗格森的面给弗兰克等官员打电话，他可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安排会面时那手忙脚乱低声下气的样子。当天晚上，他给这两个得州人下榻的酒店打电话，言简意赅地告诉他们，已经安排了相关的会面，仿佛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他如愿以偿地建立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约翰逊打了电话，很快就让我们见到了想见的人，”弗格森回忆，“他帮了我们很多。维尔茨参议员对他印象特别好，我也是。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
这就是对林登•约翰逊的评价。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这些评价开始越来越广地流传开去。整个得克萨斯那些达官显贵的对话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他们说，在华盛顿，要认识约翰•加纳，要认识某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得州众议员，要认识某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得州游说者，还要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议员秘书。在休斯敦，在拉伯克，在埃尔帕索，越来越多在华盛顿需要帮忙的商人不再去找自己选区的议员，而是来到理查德•克雷博格的办公室，找克雷博格的秘书。虽然他只是一个国会选区的秘书，却在巨大的得州的二十个国会选区，都混了个脸熟，认识的都是重要的、有用的人。
而且，在整个得州，他混得不仅是个脸熟。
新政就有新项目，新项目就有新机构，机构越来越庞大多样，新的联邦工作也随之产生。要做这些工作，有时只需要某个要人的推荐就好，因为国会在批准这些新机构时，出于周全的考虑，豁免了其中很多机构遵循行政要求的义务。这些工作是林登•约翰逊的这位议员上司鞭长莫及的，他只不过是国会新人，又不热衷于搞政治，遑论他的秘书了，肯定也是够不着的。但这位秘书在比较低级的梯队搞定了好些工作：比如政府的邮件收发室（吉恩•拉蒂默还在国会邮局工作，而他最好的朋友，之前在休斯敦高中的同班同学卡萝尔•基奇则进入了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收发室）；政府看台（好些年轻人轮流在国会访客看台做过看守人）；农业部的南楼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办公桌，也有约翰逊的人（艾洛伊斯•奎尔在先，又来了好些得州第十四选区的年轻女子跟她做同事）；财政部大大扩张的手续部门，入驻了西南边的D街上巨大的联邦仓库，把这里当成临时的办公总部，约翰逊的手也伸到了那里（两千名员工中，至少有一个人叫他“老大”，此人名叫伊凡•D.贝尔）；还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从国会山上的图书馆（好几个克雷博格的选民，包括约翰逊最大的妹妹丽贝卡，都成了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到遥远的美墨边界里奥格兰德河上的过境站（墨西哥边境上联邦海关的职位分配被纳入克雷博格的职权范围，拉蒂默说，到一九三五年，“边境巡逻队要雇谁，要升迁谁，基本上都是约翰逊最后拍板的，那边好多人都很崇拜他的”。）他请罗伊•米勒往奥斯汀打了几个电话，这就非常有分量了，又搞定了得州政府机构的好些工作。
这些工作位低薪薄，但对那些受到约翰逊帮助的人来说，依然非常珍贵，毕竟这是大萧条时期啊。其中有原来的“白星”，从圣马科斯西南师范毕业之后，发现根本找不到教师的工作；丘陵地带有些年轻小伙子，克服了种种困难长期求学，不仅读了大学，还攻下了法学院的研究生，结果发现在小城镇挂牌行法意味着饿肚子；而去休斯敦那些大律所找工作，月薪也只有七十五美元。不过丘陵地带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则是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林登不能让你当有钱人，”其中之一说，“但他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本•克赖德，曾经给约翰逊城这位年轻朋友借过钱交学费的老好人，现在成了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办事处的估价员，月薪高达一百四十五美元。他真是对自己的好运难以置信，“我这辈子最好的一份工作”，他欣喜若狂。所有人都感恩戴德。
他们也知道该感的是谁的恩，虽然表面上联邦这些工作是“议员分配的”。分配到这些工作的人却不是议员的朋友，而是林登•约翰逊的死忠。“白星”厄尼斯特•摩根最初拼命努力进入西南师范，就是因为不想在农场上度过可怕的一生。结果发现，自己牺牲良多换来的学位，仍然消除不了这种恐惧，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但约翰逊能帮他。“我很感激林登•约翰逊为我做的。”摩根说。
在某些情况下，加强这种感激的，还有自我利益和抱负。这么个以前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同学，还这么年轻，居然就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随意给大家分配工作了——他们坚信，这个人会“一路高升，升到上面去”。正如其中一个所说：“够聪明的人就跟紧（他），因为我想和他一起高升。”
约翰逊分配工作的时候，最看重的品质，首先是这个人知不知道感恩，有没有他所谓的忠诚，也就是对他完全毫无疑问地服从。有个承蒙他分配工作的“白星”霍勒斯•理查兹倒是思想独立，但其他所有人都像年少时的威尔顿•伍兹，愿意为林登代笔写社论，按照他的安排去约会女人；像芬纳•罗斯，愿意帮他跑腿办杂事；像威拉德•迪森，作为林登的班长候选人，在争夺校园权力的第一线为他冲锋陷阵。这些人早在大学时期就充分表现了服从他领导的心甘情愿，唯他马首是瞻。初次见到这些人的琼斯发现，他们都是说话慢条斯理、本性十分善良的乡下小伙。另外，琼斯说，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品质，所有人都是“乐于服从”的性格，他们都愿意遵守命令。
事实上，有些人又把这种品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迪森考上研究生以后，仍然像本科时期那样，任约翰逊全然掌控他的生活。他是晚上学习法律，白天在圣安东尼奥的阿拉莫山高中教书挣钱。一九三四年拿到法学硕士学位之后，高中的校董会成员“基本上已经承诺了，如果我留下来，就让我当校长”，这可是一份德高望重且前景大好的工作，年薪高达四千美元，他真是欣喜若狂。约翰逊帮他找了份暑假工，是在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分部做初级法务代理人，迪森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也就是个小职员”，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薪水也是相当微薄，所以他打算九月回阿拉莫山高中去。迪森回忆说，约翰逊“对我说：‘你要做校长，校长算什么啊？如果你做律师，就可以走在世界前头。’”约翰逊“态度很坚决，于是我……就留在联邦土地银行了”。他就这么留了下来。
忠诚，对自己的忠诚，也是约翰逊对新人最看重的品质。有的人他也是初次见面，从前没有过任何私下接触，要看这个人是否忠心，有时候需要通过短短的一次会面来判断和决定，但约翰逊可谓慧眼识人。多年以来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充分说明，就算林登•约翰逊不喜读书，却相当擅长读心术，天赋异禀，能洞穿人们的灵魂。有一件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罗伊•米勒给了份工作让他挑人，这可是他手里最好的工作了，是得州教育部高层的行政职位，而在旁人看来，他选中的这个人是发号施令的那种，绝不可能服从他人的命令。
此人名叫杰西•凯拉姆，看上去瘦长结实，为人强硬，心狠手辣。他在油田上做杂工赚大学学费的时候，就是那里的传奇，在橄榄球场上更是叱咤风云。约翰逊入校的前一年，他就从圣马科斯毕业了。大学时期，这个体重仅六十多公斤的后卫，竟然不屑于戴头盔，有一次还故意弄折了对手的一条腿。另一场比赛中，一名魁梧的对手坚持要犯规阻止圣马科斯那边一个九十多公斤的球员来拦截他，凯拉姆竟然毫不留情地对他拳脚相向，直到对方再也站不起来。然后凯拉姆站着俯视他，用低沉强硬的声音说：“你看，你连我这个小小的拦截都阻止不了。”他为人熟知的另一项特质就是领导力。虽然只是个后卫，负责发令的却是他，一名队友回忆说：“聚在一起商量战术的时候，都是杰西在说话，我们就乖乖听着。他就有那么一种掌控局面的魅力。”
但那位擅长读心术的人把杰西•凯拉姆看透了。虽然他为人强硬，有掌控局面的魅力，还有远大且热切的野心抱负，但在林登一九三三年初见他的时候，他还只是得州小镇拉夫金的一位橄榄球教练，在这尘土飞扬的闭塞小镇上，一份这样的工作月薪不过一百多美元，而且他困于此地已经整整八年了。三十三岁的他似乎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末路，几乎放弃了走出去的希望。约翰逊把那份州教育部的工作给了他。而后来，教育部主管想要对罗伊•米勒食言，收回那份工作，凯拉姆仿佛看到自己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要断掉，孤注一掷地给自己那年轻的“恩公”打了个电话。约翰逊那天恰巧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接了电话就跳上车，狂飙三百多英里，当天就到了奥斯汀（后来又狂飙三百多英里回去了），逼主管必须要遵守诺言。那之后的一两年开始，直到后来的将近四十年，杰西•凯拉姆都是直接服务于林登•约翰逊的。虽然他比约翰逊大八岁，仍然毕恭毕敬地称这位恩公为“约翰逊先生”。而约翰逊则叫他“杰西”。凯拉姆确实喜欢发号施令，而且冷面无情，总让人毫无招架之力。（他对下属说的话从不全神贯注去听，而这一招很奏效，让人生畏。比如，哪位下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要做些其他的动作，至少也要象征性地看看桌上的报纸。）而在那个给他发号施令的人面前，他却是无条件地遵守所有命令，甚至还带着点卑躬屈膝的崇拜，且多年来有增无减，让见证者们觉得都有点像吉恩•拉蒂默了。随着年岁渐长，凯拉姆的鲜明性格被另一个更鲜明的性格所制服：要是他这位老大对他有只言片语的表扬，凯拉姆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激几乎让人不忍直视；而老大要是发怒了，他的反应也令人无比震惊。拉蒂默不是唯一会为了约翰逊的批评掉眼泪的人。也不知道他关起门来在办公室跟杰西•凯拉姆说了些什么，但不止一次的，门打开后，外人面前那么强硬，那么镇定自若的凯拉姆，坚毅冷酷的脸上竟然挂着泪水。
林登•约翰逊拼尽全力地去争取工作、分配工作。在这件事上，他最为明显地展现了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活力与决心。一旦听说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有工作机会了，他就开始打电话，一打几个小时，找那些愿意帮他再打电话去求负责分配工作官员的人，让他们接受理查德•克雷博格议员的秘书推荐的人。为了得州教育部的那份工作，他来回狂飙六百多英里，这也不是他在得州唯一的一次长途飙车。只要他觉得自己得亲自出面，才能得到分配工作的机会，一定会“不远万里”地赶去争取。他是很看重这种权力的。凯拉姆给他打电话说教育部主管要食言的时候，拉蒂默正好在约翰逊身边。挂了电话之后，约翰逊一边往车那儿走，一边怒吼道：“我们不能放过他！”拉蒂默说：“老大非常非常生气。”分配工作的权力对他来说很重要。“我记得听林登说过，给这些人找工作，其实是未来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拉塞尔•布朗说。作为一个小小的国会秘书，上司还是个存在感并不强的议员，他在这场工作争夺战中，并没有多少弹药，所以他必须严防死守，不露出一丝破绽。
他的努力收效显著。
一张人脉网络逐渐形成，而联系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林登•约翰逊。因为有他，这个网络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约翰逊手上其实没多少可以分配的工作。某个他负责安排的岗位上哪位朋友离职了，他当然希望顶上去的还是他的朋友。“白星”迪森在约翰逊的坚持下决定不回阿拉莫山高中，这意味着一九三四年九月那所学校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个职位空缺。迪森一直到九月开学那天，才通知学校自己不会回去了。而这件事情早就安排好了，就在迪森打电话通知学校负责人，说他需要找一名新老师的时候，就有一位新老师恰好站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职位申请表，他就是“白星”霍勒斯•理查兹。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当然即刻就被雇用了。“我们总是这样互相传承工作的。”迪森说。事实上，约翰逊把自己的工作也“传承”了下去。从山姆•休斯敦高中离职去做克雷博格秘书的时候，面对由于他的突然离去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的校领导，他说服他们雇了霍里斯•福莱尔（大学时候的辩手和“白星”成员），取代他成为辩论队的教练。后来，福莱尔在约翰逊的建议下，把这份工作“传给”了“白星”伯特•霍恩；而理查兹后来把学校的工作“传给”了“白星”巴斯特•布朗。
这个网络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其所在地。现在约翰逊为朋友们争取的工作，越来越多的都在得州，而且遍布整个得州。作为克雷博格的秘书，他充分利用克雷博格和联邦土地银行的迈尔斯的友谊，发展成自己和联邦土地银行休斯敦分部负责人的友谊。一九三三年这个分部成立，之后的两年中，一共雇用了二百九十四名估价员和代理人，其中就有本•克赖德、比尔•迪森、山姆•休斯敦•约翰逊，以及另外十几个在约翰逊推荐下安排进来的人。休斯敦别的地方当然也有他的人，就是刚才说的，山姆•休斯敦高中的霍里斯•福莱尔。圣安东尼奥有霍勒斯•理查兹和巴斯特•布朗，以及邮局的丹•奎尔。奥斯汀有杰西•凯拉姆。等到联邦住房管理局在那里开了个分部以后，他又安排了一两个估价员进去。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第十四区众多的小镇上，邮局局长、乡村邮递员、工程振兴管理署和民间资源保护队里都有他的人。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奥斯汀、科珀斯克里斯蒂……这个网络开始在全得州广撒遍布。
这并非一个政治组织。人数还是太少，还称不上什么政治派别。不过，林登•约翰逊倒是一语道破了这个组织的本质：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手里的资源虽少，他却能物尽其用，精挑细选出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些珍贵的工作。这些人全都满怀感激、抱负与爱戴，忠于一个领导，尽管这个领导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国会秘书。这些都是他靠得住的人。他看到自己眼前的这条路，通向他从不为人所知的远大抱负，这条路还很长。大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通过竞选步步高升，但路上可能有他尚看不清楚的曲折与弯道，也许有无数条分岔，他还不能决定到底走哪条。不过，现在，发挥自己的天赋分配了这些工作之后，有一点是确定了，不管选择哪条路，他都不会孤身一人。这位富有远见、决心坚定的探险家，早已决定自己未来多年要走的道路，于是默默地在路边添置了很多补给，以备不时之需。林登•约翰逊在自己道路上放的这些补给，恰恰是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的资源：人。这些人现在还在暗处，是巨大的官僚体系中人微言轻的小职员。但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勇前进。在他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定会招之即来。
地理因素总会成为得州政治家们实现抱负的阻碍。这个州太大了，划分成了二百五十四个县，比美国其他各州要多很多。每个县都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再加上本州公民对政府尤其不信任，所以政府的权力受到州法严格的限制），政治家们要想得到遍布全州的政治权力，可谓难于登天。得克萨斯建州九十年来，只有吉姆•弗格森曾经建立过在全州范围内一呼百应的组织。九十年来，只建立过一个以整个得州为范围的组织，而建立者则是这个位高权重、人脉广阔的州长。现在，有人正在建立另一个，领袖竟然只是个国会秘书，是一千个秘书中的一员，还不到二十七岁。
约翰逊努力把自己往返得州的旅程安排成和克雷博格或另一个议员一起，而不是和再下一级的助手。“他想和上司们一起去，不想与下属为伍。”拉蒂默解释说。但有时候，三天的出差，他不得不跟这两个年轻人一起。早在代表休斯敦高中参加辩论赛的时候，他和这两个孩子就已经在车里度过了很多时光了。
拉蒂默和琼斯很害怕和他一起出差。老大开车就跟鞭策他们工作一样，都跟催命似的。“他呢，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琼斯说，“要是车的时速上限是八十公里，他绝对开到八十公里。”风驰电掣之时，要是前面的车太慢了，他就拼命按喇叭，强迫对方靠边停，让他开过去。“他开车就跟个疯子似的。”琼斯说。如果是两位助手中的谁开车，约翰逊的惜命就充分表现出来，总是在紧张地批评唠叨。比如，拉蒂默开车，接近了前面一辆车，约翰逊竟然伸手到他面前，死命地按喇叭，吼道：“绕过去，吉恩！你会要了我们的命！”
让这样的出差更不愉快的，还有约翰逊性格的另一面。对于那些只在公开场合见过林登•约翰逊，只知道他的高谈阔论、“小国会”和道奇旅馆那一面，自以为了解他的那些人，这一面会让他们震惊。有时候，约翰逊会突然闭嘴，不再批评助理的驾驶技术，甚至都毫不在意。他会瘫坐在座位上，陷入沉思。“他会变得非常非常安静，”拉蒂默说，“他眼睛可能是看着车窗外的，但看得出来，他绝对不是在看风景。他在思考，在计划。华盛顿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林登啊，总是说个不停。’但有时候在车里，他能安静很久，几个小时那么久。他睁着眼睛，一言不发。他就是在思考。哦，天哪，很快大家就知道，思考的时候别去惹他。”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他不想任何人跟他说话，而且也不想身边的人彼此交谈，因为那声音会扰乱思绪。汽车在狭窄的道路上往得州飞奔，经过弗吉尼亚温柔起伏的碧绿山丘，经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崎岖的小道，最终进入得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进入约翰逊的祖辈曾经驾着马车艰难跋涉的这片土地，林登就一直眼神放空地盯着车窗，一盯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个年轻的助理虽然疲惫无聊，却大气都不敢出。拉蒂默这么友好健谈的人，“从头到尾”也是什么都不敢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沉默。
这长达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上，林登•约翰逊还表现出了另一面，也是那些只在华盛顿见过他的人无从得知的。还有些人，搭过他的短途便车回家的，觉得林登开车实在太快，胆子太大，完全不知危险为何物。这些人要是看到他在长途旅行中的表现，也会很惊讶。在加油站停靠的时候，他总是会检查车况，看发动机是否性能良好，对轮胎更是仔细查看。“他总是特别在意轮胎的状况，”琼斯说，“车子的轮胎他一定会买最好的，只要停车，他一定会非常非常仔细地去检查轮胎。”约翰逊会绕着车子走一圈，跪在地上看每一个轮胎，检查胎面的状况，按一按检查胎压，还要用手去扭扭看每一个螺栓是不是上紧了。
再上路的时候，约翰逊仍然开得“像个疯子”。但见过他在服务站的行为之后，琼斯和拉蒂默觉得，在这“疯狂”背后，在这狂热的速度背后，有着思虑周全、十二分的小心谨慎。再加上一路上那漫长的沉默，他们也相信，在这看似火急火燎的赶路背后，有着全面周详的“思考和计划”。多年来，这两个年轻人不仅和他同处一室并肩工作，也同住一个屋檐下起居，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他们亲眼见证了约翰逊一路的准备，掩藏在活力与咄咄逼人之下，紧锣密鼓、沉默隐忍的漫长准备。他们也不了解个中细节，约翰逊对所有人都是完全保密的。但他们知道，他在准备着什么。
如果两个年轻人所知无误，那么，林登•约翰逊到底在准备什么，计划什么呢？他在车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盯着车窗外，眼前出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万分小心去铺设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他风驰电掣狂飙而去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这样一个一周七天每天长时间勤奋工作，处理自己选区的事务的年轻人，为什么还主动承担重担，去做那些他本可以轻易推给相应办公室的其他选区的事情呢？他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他的活力与才华，甚至超越才华、可以称之为天赋的东西，都在为某种看不见却庞大的野心抱负服务着。没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1) 贝尔被划出去了，第十四区新加了九个乡村县，其中大多数都在“克雷博格之乡”。——原注
(2) 燃树俱乐部（Burning Tree Club）：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私人男子俱乐部。很多总统、外国政要、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和军队领袖都是俱乐部成员。
•17•
“小瓢虫”
一九三二年的共和党初选中，理查德•克雷博格遭遇挑战，进行了再次选举，选区的十一个县，他赢了十个。丢掉的那个县，恰恰是林登•约翰逊的故乡布兰科。要知道，一九三一年，约翰逊给他做助理之前，克雷博格在布兰科县可是以三比一的明显优势获胜的啊。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二年布兰科没选他，正是因为那是约翰逊的故乡。那里的人反对克雷博格，其实是在表达对其秘书的厌恶。这种厌恶之情愈加强烈，就连约翰逊的崇拜者拉蒂默两年后陪着老大回乡时都注意到了。“他特别特别努力，真是拼了老命地在讨那些人欢心，”拉蒂默说，“但他们就是不喜欢他。”约翰逊回约翰逊城，开的不是自己的车，也不是克雷博格那辆拿给他随便用的车。他找克雷博格借了最最拉风的一辆车，亮黄色的大别克，宽大的低压轮胎，锃亮的座套。他穿的也是自己最体面的一身行头，通身的气派也做得不能再足，可谓是衣锦还乡地回到自己那座小城。“林登回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大摇大摆啊，炫耀他成了多大的人物，”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说，“他真是一点都没变。”
母校那些人对他的评价也一样。大别克是挺拉风的，熟悉他的学生们（圣马科斯有很多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业，等挣够了学费再返校，所以学校里还有很多老熟人）之前就不喜欢他那飞扬跋扈又喜欢吹牛皮的性格，他们看到拉风的豪车里仍然是那个熟悉的林登。他让老同学们上了别克，拉着他们去兜风，拿出一瓶威士忌，偏着头跟后排的人说话，滔滔不绝，高傲自大，嘴里基本都是现在和他称兄道弟的社会名流。巴尼•克里斯贝尔当时就坐在后排，还记得林登当时说的话（克里斯贝尔现场模仿起约翰逊，语气里带着不可一世的扬扬自得）：“嗯，这些人，必须得搞搞关系的啊。”霍勒斯•理查兹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在那辆车里的样子，说个不停，摇头晃脑。他真是一点都没变。”
有位大学里的老熟人陪着林登去了金家牧场，看到约翰逊身上另一个“一点都没变”，是她特别熟悉的一点。牧场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在金家的老祖宗，八十二岁的艾丽斯•赫特鲁迪斯•金•克雷博格手里，她是金家牧场创始人的女儿（克雷博格议员的母亲）。她不但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牧场的绝对控制权，还有某些品质。这是个令人敬畏的女人，底下的人不是叫她“克雷博格夫人”，就是叫她“艾丽斯夫人”，绝不敢有更亲密的称呼。但她儿子的秘书竟然唤她“克雷博格奶奶”。在华盛顿时，他一有机会就写信给她，给她寄儿子的发言稿时，他总要加一句附言，很快这个女强人就开始给他回信了。牧场上的她端坐在长长前廊边的大摇椅上。林登就坐在她脚边，仰着脸，渴望而热切地倾听她讲金上尉的故事。他会诉说自己的烦恼，请她给予建议，还说她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说自己有多么爱吃她做的仙人球果冻。艾丽斯的父亲传给她一个严格遵守的习惯，就是什么门都要关好，免得牲畜跑出牧场的地盘。一天，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之后，约翰逊开车带她在牧场转悠。牧场上有很多门，门边的地盘往往被牲畜的蹄子踩踏过，所以都形成了比较深的泥潭。那天约翰逊穿着昂贵的蓝色西装和擦得锃亮的上好皮鞋。但是，虽然车里还有两个牧场的熟手，而且很多门附近都站着牛仔，他还是大张旗鼓地在每扇门边跳下车，亲自检查门有没有关好关紧。陪他们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个圣马科斯老熟人目睹这一切可谓波澜不惊，就像看到林登面对“克雷博格奶奶”的整体表现她也是司空见惯一样。这位熟人就是埃塞尔•戴维斯，多年以前，林登也是这样向她请教，告诉她她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她也和华盛顿那些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装孙子，林登是专业的。”
林登•约翰逊的人生即将迎来另一个大发展，圣马科斯的众人对此也应该是似曾相识。整个校园都知道，他立志要娶一个富家千金。他之前追求的两名女性，圣马科斯的卡萝尔•戴维斯和约翰逊城的凯蒂•克莱德•罗斯，都是城中首富的女儿。一九三四年，他开始第三次追求，对象是得州卡纳克的克劳迪娅•阿尔塔•泰勒，绰号“小瓢虫 (1) ”。不管（也无人得知）这位小姐父亲的身份是不是林登•约翰逊对她感兴趣的原因，或者部分原因，反正她父亲是城中首富。
托马斯•杰斐逊•泰勒，是亚拉巴马州一位佃农的儿子，也是进军得州的一员。他来到得州东部的哈里森县，这里和他的家乡很相似，低矮的山丘上都是千沟万壑的红色黏土，还有恶臭的沼泽与死水，泥沙淤积的河流中有巨大的爬满苔藓的柏树，粗糙的根部长满了树瘤；这里还和家乡一样，有黑人佃农（占了当地人口的一半）像奴隶一样工作。托马斯•杰斐逊•泰勒是个典型的南方小城市商人。他开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商场（“这个泰勒，什么都卖”），再开了一家连锁；然后开了个轧棉厂，再开了一家分厂。这个男人个子高高的（一米八七），体型胖胖的，动作有些笨拙，喜欢大声讲话，内容也很粗俗。“他除了赚钱不讲别的。”在赚钱这件事上也是不知疲倦。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开门，在柜台后面站了漫长的一天后，日落时分回到家，又是整晚地算账，看哪个客户赊的账又到期了。农忙时节，他整日待在轧棉厂，一直轧完最后一捆棉花，到凌晨一两点结束工作回到家时，他又马不停蹄地翻开账本。除了不知疲倦，他还冷酷无情：把钱借给租户和佃农，他要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息，对于那些不能按时还钱的人，他自有一套手段。在他家附近长大的吉恩•拉萨特尔说：“泰勒先生让黑人给他做苦役偿债。他给他们提供钱财工具，让他们有地可种，要是这些人还不上钱，他就把地收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运作的时候，以为奴隶时代还没结束呢。”（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瓢虫”的哥哥说：“他觉得黑人就是伐木工和抽水机。”白人们叫他“泰勒长官”，黑人们称他为“老板先生”。）他的土地越买越多，到和亚拉巴马州的米妮•李•帕提诺结婚时，他已经有七千多公顷的土地了，成为整个哈里森县北边的“老板先生”，住在县里最气派的房子“砖房”当中，那是个内战前的建筑，白色，两层楼，门前有宏伟的柱子，就在距离卡纳克城边不到两公里的一座红色黏土山丘上。卡纳克这个小镇一共有大概一百个居民，名字来源于埃及的一座神庙（命名者是个文盲）。
“小瓢虫”（这是两岁时一个黑人保姆给她起的外号，因为“她就像瓢虫一样可爱”）出生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时候，泰勒长官仍然每天醉心于账本，两个比她大得多的哥哥都在外面念书。除了那些黑人玩伴，身边唯一的伙伴就是妈妈。这个热爱文化的妈妈，来到卡纳克的时候，带了很多装帧精美的书，每年还要专门赶去芝加哥看歌剧。她喜欢给女儿朗读书本，女儿也爱听。（“很多东西我都记得，”“小瓢虫”后来说，“希腊罗马的神话全都记得，德国的神话也记得很多。我的初恋是齐格弗里德 (2) 。”）然而，“小瓢虫”五岁的时候，母亲溘然长逝。在那以后，从五岁开始，直到十六年后，二十一岁时遇到林登•约翰逊，她童年与少年的主题就是孤独。
父亲完全不懂该怎么跟这个失去妈妈的小女孩相处。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白天会带她去店里，让她随便玩；晚上她就在商店二层阁楼的小床上睡觉。小床旁边堆着店里卖的那种长长的木头箱子，也就是棺材。等她满了六岁，父亲就在她脖子上挂了个姓名牌，把她独自送上了一列火车（泰勒长官还是挺喜欢这个女儿的，但他肯定不会为了她耽误生意），送去了亚拉巴马，她母亲那个一直未嫁的姐姐埃菲家。
埃菲姨妈很快就搬到了卡纳克，抚养“小瓢虫”长大。这个虚弱的女人总是带着苍白的病容。“她为我展开了美的世界，”“小瓢虫”说，“但是没能教会我任何女孩应该知道的现实事务，比如穿衣打扮、选择朋友、跳舞什么的。”尽管如此，姨妈仍然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对了，还有那些美丽的书本。这个小女孩热爱阅读，很多诗歌烂熟于心，成年后都还能背诵。她八岁就看完了《宾虚》。“我也许是有个孤独的童年，”她后来字斟句酌地说，“但自己却并不觉得孤独……”但说起得州另一个小镇时，她似乎对自己在“砖屋”中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透露，“我自己……就出身小镇，不过我从来没有融入小镇生活，因为我住在镇子外面。”学校就在一座红土山顶上，只有一间教室，学生很少超过十个，坚持下来的就更少了：这些孩子的爸妈都是欠泰勒长官钱的租户，所以总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十三岁时，她和埃菲搬进了县政府所在地马歇尔的一间公寓，在那里上了高中，十五岁毕业，但高中生涯似乎并不快乐。虽然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皮肤也如同一颗细腻光滑的橄榄，那时的她却并非一个漂亮女孩。她身上穿的衣服好像是故意要扮丑，其实她想要什么衣服爸爸就会给她买什么衣服，但那肥大的裙子好像是某个肥胖的老女人淘汰给她的。舞会上她完全无人问津。别的女孩子好像把她当作一个笑话，而她和这些人也没话说，因为她们整日沉溺于穿着打扮和参加舞会，要么就是讨论男孩子。回忆这位“小瓢虫”的时候，她们都记得她特别害羞，好像很害怕见人、和人说话。校友内奥米•贝尔说：“‘小瓢’融不进我们的圈子……克劳迪娅什么都不跟我们一起干。她没有约会。为了让她参加毕业晚宴，我未婚夫专门约她做女伴，我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出席。她不喜欢我们叫她‘小瓢虫’，我们就叫她‘小瓢’，免得她又闹小脾气。我妈叫她‘猫儿’，总是说：‘好啦，收起你的爪子，猫儿。’……在人群里面她是绝对不会开口的。”对于高中时期最悲伤的回忆，也许来自她本人。“这么小就去读高中，我觉得不适合任何人。我穿的还是短袜，别的女孩子都在穿裤袜了。我还特别害羞，希望谁都别跟我搭话。曾经有个男孩子总是想跟我搭话。他人真的很好，而且很迷人，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但我永远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后来变成了，我看到他一进来，就马上出去。”她热爱自然，蜿蜒曲折的卡多湖湾，湖边散步或湖上划船时周围的苔藓泥沼，还有花花草草（“春天的时候，树林里盛开着玉兰，庭院里铺满了水仙。第一朵花盛开的时候，我会举行小小的仪式，就我自己，为这朵花登基加冕，命名为‘女王’”）。但不管划船还是散步，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就连优异的成绩也会让她觉得恐惧。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害怕的感觉，因为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班上的第一二名，毕业典礼上免不了要代表毕业生致个辞，竟然要当众讲话！她祈祷自己不要进前三，甚至还祈祷说，要是真的进了前三，她就要出天花，她宁愿落得一身的疤，也不愿意当众发表演讲。她还记得前三名最后的成绩：艾玛•柏林格，九十五分；马雷尼•克兰森，九十四点五分；克劳迪娅•泰勒，九十四分。毕业的时候，校报还开玩笑说，这位少女的理想，就是做个老姑娘。
她在达拉斯读了两年少年大学，然后转校到得克萨斯大学。在那里她依然十分害羞，几乎和高中时代一样沉默内敛。但她偶尔也会约个会。而有两位追求者得以一窥她隐藏在安静外表下的某些特质。托马斯•C.所罗门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不过，他说，后来却认识到这是个误解。“我们一直做的都是她想做的事情，就连出去野餐都是她出的主意。我终于意识到，要有个非常强的男人才能俘获这个女人。我也很清楚，她要嫁的男人肯定是那种会出人头地的。”J.H.贝内菲尔德则意识到，这个羞涩内敛的少女，“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决心最坚定的人之一，也是最有抱负最能干的人之一。她向我坦白了自己想要卓尔不群的心愿”。决心和抱负也开始展现在“小瓢虫”生活的其他方面。一九三三年，她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父亲和姨妈都以为她会回卡纳克。但是她不想回去，也付出了很多努力，确保自己可以不回去。她学的是教师专业，对于一个可能成为老姑娘的南方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职业。毕业时也是优秀学生，还拿到了二级教师资格证。但她又回学校多待了一年，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专业是新闻。“因为我觉得媒体人能去更多的地方，见更多有趣的人，经历更刺激的事情。”当记者是不能害羞的，于是她就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涩，强迫自己做了《得州人日报》的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主动请缨担任大学校运会的公关经理。她还采取了其他措施，确保自己不用回卡纳克，也不用做个教师。她学了速记和打字，这样她能去企业找份工作。多年后，她说，学这些课程，她就有了“敲门砖。然后，用一点技巧和加倍的勤奋，你就能步步高升成为领导，要么就成为领导的老婆”！
不过，那时候的“小瓢虫”可没有说这样的话。她把自己的决心与抱负隐藏得很好。爸爸在奈曼-马库斯百货给她开了个不设限的消费账户，结果她穿的还是很平常很低调的平底鞋，衣着也十分朴素，甚至肥大，颜色也很灰暗，似乎是故意要让自己隐身，不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力。在奥斯汀的那些年，她唯一的大衣还是埃菲姨妈穿旧的。
有一位见证者后来说，那时候的她仍然是个“毫无光彩的女孩”；在高中同学的回忆中，她是个外表很平常甚至有些寒酸的小女孩；在大学同学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平常的少女。有时候，她似乎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羞涩。她交了一个朋友，艾玛•柏林格的姐姐尤金妮亚。“尤金妮亚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重要，”“小瓢虫”说，“她是那种特别特别开朗的人，让周围的人都觉得更有活力了……就因为尤金妮亚，才有了今天这个更友善、更自信的我。”但尤金妮亚并没在这位朋友身上发现多少自信。为了让“小瓢”变漂亮点，尤金妮亚费尽心思想让她买更多好看的衣服，结果无济于事，于是恼怒地说她是个“小气鬼”。尤金妮亚的老板是得州铁路委员会的主席C.V.特雷尔，恰巧也是公交车巡视员山姆•约翰逊的老板。山姆把这位活泼开朗的美丽少女介绍给了儿子林登。她拒绝了他约会的请求，但两人一直是朋友。一九三四年九月，约翰逊从科珀斯克里斯蒂回华盛顿，在奥斯汀歇脚，于是给尤金妮亚打电话，请她给自己介绍个女孩，她找的人是同在特雷尔办公室工作的多萝西•麦克尔罗伊。那天下午，“小瓢虫”恰好来找尤金妮亚聊天，约翰逊来接多萝西的时候，她恰好就在那儿。林登已经在尤金妮亚口中得知了“小瓢虫”其人，悄悄邀请她第二天早晨在德里斯基尔旅馆的咖啡馆共进早餐。她说，本来没想赴约，但她到奥斯汀是和一个建筑师商量整修“砖屋”的。建筑师的事务所刚好在德里斯基尔旅馆旁边，她说经过咖啡馆的时候，就看到林登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子前。他意识到这个女孩不是来赴约的，于是疯狂地朝她招手，直到把她叫进来。接着他带她去兜风。在车上，他先一股脑儿朝她提了很多问题（“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多问题，他真是想完完全全地了解我”），接着，用她的话说，这个“脑子转得特别快，思维特别跳跃”的小伙子，开始抛出一个个答案，“而我并没有问问题……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我觉得第一次谈话就透露这些，实在是太直接了。”他聊了自己的野心抱负，要成为大人物的决心，而且说自己已经走上了实现抱负的道路，成为了一名议员的秘书。而且这个议员还是克雷博格家的人。他还谈了“他的薪水……他有多少保险……以及他的家庭。他好像早就准备好向我展示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充分炫耀自己的能力”。接着，就在那第一次约会，他就向她求婚了。
“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她回忆说。但深刻的印象倒是留下了，“他很瘦，但是非常帅，浓密卷曲的黑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健谈、直接和坚定的人。”而且他穷追不舍。第二天他就带着“小瓢”去见了父母，听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她已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小瓢”也是洞若观火的人，她说，第一次见到林登的父亲，“我就觉得可怜。很显然他曾经是个充满活力叱咤风云的男人。现在他做这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只是靠别人对他过去的回忆和交情。”有人问她，会不会觉得父子之间有种竞争的感觉，她说，觉得“曾经存在过竞争”，但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说，自己见到山姆•约翰逊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个疾病缠身的老头，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林登的母亲呢，“一和他的家人见面，就能意识到这是个淑女。很明显林登特别爱她，我也被她吸引。不过我特别冲动地想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我不会伤害这个被她寄予深切厚望的儿子……我很想说：‘您放心吧。’当时我一点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小瓢”还说：“他家的房子非常朴素。很显然她尽了一切努力装饰得漂亮些，买了些家具和好看的床单，但还是特别朴素。林登很清楚，也知道我清楚，我打量这房子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但他很为自己的家骄傲。”）他带她去金家牧场，这个带点封建色彩的帝国令她叹为观止，后来还跟朋友们说，牧场太大，克雷博格和工作人员用指南针就跟别的男人看表一样平常。克雷博格奶奶把她拉到一旁，用她自己特有的粗暴生硬的方式，告诉她林登是个好小伙子，她应该嫁给他。两人相识一个星期以后，他必须启程去华盛顿了。她邀请他和同伴，马弗里克的秘书马尔科姆•巴德韦尔顺路来“砖屋”住宿一晚。他们是上午到的，结果巴德韦尔换了件睡衣就下来了，约翰逊担心这样会造成不好的印象，让自己难堪，于是朝他发了脾气。“他跟我说：‘我是要娶这个女孩子的。你穿成这样到处跑，是想毁了我的终身大事吗？’”不过，这随随便便的衣着，没有让“砖屋”之主产生什么坏印象。当时刚和泰勒长官结婚不久的露丝•泰勒说：“我丈夫一见林登就非常喜欢。两个人都是高个子。都是工作狂，做起事情来总是雷厉风行。”“小瓢虫”说：“我看得出来，爸爸马上就喜欢他了。晚饭后，大家都很安静，他说：‘女儿啊，你带回家的男孩也不少了。这回，你终于带了个男人回来。’”林登驱车回华盛顿之前，他又求了婚，被她再次拒绝。不过分别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吻（一个邻居目睹了这一幕，朝约翰逊愤怒地吼道：“别这么做！快跑！免得三K党来抓你！”）不久，“小瓢”就跟一个朋友说：“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她描述说，这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了不起的事情，但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有种飞蛾扑火般的奇妙感觉。”
约翰逊回到华盛顿以后，拉蒂默和琼斯观察到，他肯定是铁了心要娶这个姑娘。他每天上午的习惯是雷打不动的。“他一直保持着那样的节奏”，什么事情都不能打断，拉蒂默说，“他先是处理邮件，然后进卫生间去翻阅报纸，接着让琼斯听打信件……”而现在呢，处理完邮件之后，他进的不是卫生间，而是克雷博格的私人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给他在奥斯汀遇到的那个有好玩外号的年轻姑娘写“每日一信”。几乎大半辈子都在为约翰逊工作的拉蒂默说，在他事业的早年，“那是他唯一打乱平时的节奏，就那么一次，要给‘小瓢’写信。就那么一次，唯一的一次。”
他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那些信件。草稿打好了，他就把很擅长写信的拉蒂默叫来做校对修改，“询问拼写的问题，还有某个逗号该不该加，或者是不是该有个悬垂分词”。他会说：“你知道的，‘小瓢’可是拿了新闻学学位的。”
在这些信里，他和之前一样，非常坚决地请对方尽快做决定。他不断向她表达自己的野心（“我最亲爱的小瓢，今天早上我还是那么充满抱负，骄傲自负，活力满满，疯狂地爱着你，我想见大人物，想推开人群脱颖而出，想凭着这股劲头做些事情……”），然后催促她答应自己的追求（“一看到我想要的东西，我马上就要努力去得到……你还在犹豫，把我的决心撕得粉碎……结果你……认为也许这种欲望并不是‘永恒’的，要做‘理智’的事情，等上一年左右……”）。他向她保证，她喜欢的那些文化上的事情，他也是很感兴趣的（“遇到任何有趣的地方，我都会在心里做个记号，告诉自己等你成了我的人，我就带你去看看。我想参观大都会博物馆、博览国会图书馆，去史密森尼博物馆，看看内战的战场和所有那些有趣的地方……”），然后再次催促她（“我们为什么要等漫长的十二个月才开始做我们余生永远都想要做的事呢？”）。
她回信了，显然是认为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最亲爱的：我在读《早秋》（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写的），被迷住了。要是你在我身边，我会给你读读这些句子……在一个舒适温暖的地方，对我喜欢的人读点什么好笑的、优美的或者有趣的东西，可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啦。好东西就是要分享的，对不对？”
他还几乎每天都发动电话攻势。她回忆说，十一月初，“他从华盛顿打电话来，我们说好，他来找我，然后决定一下要不要”订婚。结果，第二天，她震惊地发现，那辆福特跑车就停在家门口布满车辙的车道上。他竟然马不停蹄地从华盛顿开来了卡纳克，“至少比我想的早了二十四小时到了我爸这儿。房子都没收拾好，我也没来得及去做个头发打扮打扮。”她说，一到了地方他又开始催，“我们结婚吧，别等到明年了……两个星期以后吧，一个月以后吧，或者干脆就现在。”
她同意让他给自己买个订婚戒指。两人一起开了将近五百公里的路去奥斯汀挑了一枚。不过，在珠宝店，他建议再买一枚配套的结婚戒指，她没准。她必须先去亚拉巴马州跟埃菲姨妈谈过之后才能做决定。“她为我付出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全部的爱，我当时就是一定要去见见她。”她去了亚拉巴马，而林登开车去了科珀斯克里斯蒂。姨妈听说“小瓢”居然想嫁给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男人，非常震惊。然而，她回到卡纳克的时候，“砖屋”的车道上停着那辆福特跑车。她说了埃菲的反应，结果父亲说，“要等埃菲姨妈说好，那你什么人都嫁不了啦。”又加了一句，“心急也能谈成好生意。”她说想问问尤金妮亚•柏林格的意见，林登坚持要陪着她去奥斯汀。车还没开呢，他居然就下了“最后通牒”：“我们要么现在就结婚，要么就不结婚了。要是你离开了我，就说明你不够爱我，根本不敢结婚。我受不了了，不想再这样下去，每天想着到底能不能行。”她说，自己同意马上结婚的时候，他发出“得州人的大叫”，声音肯定都传到隔壁县去了。
两人的订婚期就是从卡纳克开到圣安东尼奥的时间。林登担心这么短时间来不及预约安排，就给丹•奎尔打了电话。后者在市政厅找了找关系，立刻安排给他们签发结婚证书，还说服了一个不情不愿的圣公会牧师。这个牧师一开始说，这么急匆匆地给两个从没见过的人证婚，太仓促太不正式了。结果奎尔说服这位牧师开了先例。约翰逊后来回忆，他和“小瓢”走进圣马可教堂，还在不断告诉未婚妻这是正确的决定。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出席的宾客只有奎尔、一个当律师的熟人，和“小瓢虫”急匆匆叫来的一个朋友。到给新娘戴戒指的时候，约翰逊竟然没买。奎尔冲到对面的一家希尔斯百货，带回一托盘不那么贵的结婚指环，她选了个两点五美金的，仪式就这么完成了。他们在圣安东尼酒店吃结婚晚餐，在场的人都没钱买酒店的高价红酒，于是那个律师飞奔回家，拿了自己的一瓶酒来，这才举杯祝福了新人。之后，林登和“小瓢虫”驱车去了广场酒店，在那里共度了新婚之夜。
第二天早上，“小瓢虫”给在奥斯汀等着她的尤金妮亚•柏林格打电话，对这位大为震惊的朋友说：“昨晚林登和我举行了婚礼。”
林登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丽贝卡一直希望儿子的婚礼自己要到场。
两人刚结婚，林登•约翰逊对“小瓢虫”的态度，就跟追求她时的信和电话中展现出的大不相同了。婚礼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们要前往墨西哥度过短暂的蜜月，路上在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的小镇卡尔艾伦暂停，见见《通讯报》的记者威廉•P.艾略特和夫人玛丽。两对夫妇在客厅坐着聊天，艾略特夫人回忆，约翰逊说：“你这裤袜得换了，小瓢，赶紧地。”“小瓢”有点尴尬，没有马上听话，于是，艾略特夫人说，他就命令她马上去换，“真的是命令，当着我们俩的面。”
回到华盛顿以后，在道奇旅馆楼上的房间住了几天，两人就搬到卡洛拉马路一九一〇号一栋有些家具陈设的一居室公寓里去了。在那里，林登对新婚妻子说话仍然是命令的语气，事实上和他对拉蒂默与琼斯的态度也没什么区别。见过类似场景的熟人都很震惊。妻子穿了什么他不喜欢的衣服，他马上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语气相当严厉，带着厌烦，不管有没有旁人在场。比如，一次得州同乡会上，房间里很多人，他在一头朝另一头的妻子大叫着发号施令，而且后者必须马上服从。
“‘小瓢虫’，再去给我拿块派。”
“我会去的，等一小会儿，林登。”
“快去给我拿！”
温盖特•卢卡斯说：“他就当众给她难堪。从房间这头冲她吼，支使她做事。得州的老乡们都觉得‘小瓢虫’很可怜。”她的羞涩有目共睹，大家注意到她时那种恐惧相当明显，很快约翰逊的熟人之间就开始流传一句后来说了几十年的话：“真不知道她怎么忍得了。”
他曾经表达过对文化的兴趣，承诺说，“等你成了我的人”，就带她去博物馆、图书馆，“和所有那些最最有趣的地方”，结果，等她真的成了他的人，他好像也没那么多兴趣了。华盛顿让她十分激动。“我想起一首歌，‘走在冬日幻境中’，”她说，“我就那么走着，探索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但是，林登永远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她又害羞得不敢交朋友，所以只好独自探索。晚上他可能离开办公室了，但他也不愿意去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地方。他甚至都很少和“小瓢虫”一起去看电影。歌剧什么的呢，她有一次很倔强地买了两张票，要和他一起去国家大剧院看剧，当时戏剧公会正在举行戏剧季，一共有四场。结果丈夫只是把她送到剧院门口，自己却不进去。拉塞尔•布朗说：
我总想送她回家，但他从来不让我这么做。她总是自己一个人回家……但是我和她一起看了那一季戏剧公会的剧。我记得他会送她来，然后说：“那就回见了。”……那票可不便宜哦，但他就是不进剧院。
她想要安安静静地坐着，和丈夫分享一本好书的愿望，也是很少实现。事实上，琼斯也劝说过约翰逊，让他多花一两分钟看看某个出版物，但根本无济于事，能让他多看几眼的，只有新闻杂志和《国会记录》。这次做妻子的出面劝说，竟然也和做秘书的一样败下阵来。接着她开始在书里面画线，把那些觉得他应该读一读的内容标出来，但就算主题是政治或者政府，他也完全不感兴趣。很快，夫妻间就上演着一幕约翰逊城居民应该十分熟悉的场景。小时候，是林登•约翰逊的母亲大早上追在他屁股后面给儿子读课本，因为他自己看都不看；现在，画出来的段落他也不愿意看，“小瓢虫”就试着读给他听，有时候满屋子追着他读。
她发现，如果按照约翰逊的期望做个“好妻子”，还要轻松些。不管这些标准多么有悖于她的经历和教育，和她期待中的婚姻生活多么大相径庭。她相关的原话如下：
早上他宣布说，“我要在床上喝咖啡，”我心想，“什么？！要我去泡吗？！”然后我很快意识到，把咖啡端到床前，似乎还没有收拾好桌子来上那么一整套麻烦呢……
她也没有同时意识到，还有些事情也不用那么麻烦：可以把报纸给他拿到床前，让他边喝咖啡边看；把衣服都整理好，免得他做把东西放进各个口袋这样的烦心事；亲自帮他给钢笔灌好墨水，放进常用的口袋；检查打火机的油量，然后放进该放的口袋；手帕和钱也放进该放的口袋；擦亮他的鞋……他吆五喝六地命令她做这些琐事，她也乖乖去做了。
有一件事情对她来说特别难做到。招待客人当然是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而约翰逊当然是要用起来的。两人搬进这小小的公寓不久，床还没焐热呢，约翰逊就通知“小瓢”，议员莫里•马弗里克和妻子要来吃晚餐。
对于这么年轻的一个新手妻子，招待客人真是难于登天，一是因为她害羞，二是因为她从小在一个全是黑人奴仆的家里长大，根本没干过什么家务。她回忆说，搬到卡洛拉马路那天之前，“我从来没扫过地，锅碗瓢盆是碰都没碰过的。”马弗里克夫人说，进入约翰逊的公寓，看到客厅里铺了张桌子，见到“小瓢虫”的时候，她感觉好像“邀请我的是一个小姑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娇小的女主人显而易见的紧张，还有“我一进门就看到桌上摊开着一本芬妮•法默尔的烹饪书”，马弗里克夫人说。“刚好翻到如何煮米饭的菜谱。那天的菜有烤火腿、柠檬派，当然，还有米饭。火腿和派很好吃。但是那米饭我真是终生难忘，吃着跟糨糊似的。直到今天，我一看到煮米饭，就会想起糨糊。”
但马弗里克夫人仍然对这个新娘的印象很好，她是那么甜美可亲的一个女主人，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紧张。在这小小的公寓里，她让年长很多的议员和妻子，都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其他人也看到了同样的品质：比如马尔文•琼斯和尤因•托马森这样的议员，他们纡尊降贵地接受一个低级职员的晚餐邀请，只因为他父亲是山姆•约翰逊；还有年轻的记者们（“周五晚上把房间布置好，”一天，约翰逊对“小瓢”说，“我要请几个做报纸的来……要好好过个找乐子的晚上。”）；还有凯特•乔治这样年长些的国会秘书；或者丈夫那些年轻些的同僚……当她站在门口对客人说晚安，并且问候：“你很快会再来的，好吗？”所有这些客人都觉得，她是真心的。而“小瓢虫”的这种和蔼可亲，这种让任何人如沐春风的超凡能力，将会在两人婚后短短几个月内，给丈夫带来职业生涯有史以来最大的助力。
因为有个客人来了约翰逊夫妇的小公寓，而且来得越来越频繁，过了一段时间竟然成了例行的常客。每个周日都来吃早餐，吃完以后越待越长，总是坐在一张靠背挺直的硬椅子上，但每周的体态都更柔和些，向前倾着身子，手撑在膝盖上，讲着得州的故事。他在这个家里越来越放松，跟林登•约翰逊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这个男人，是很少去别人家做客的，而且从来没像这样成为别家的常客。他有自己独特的羞涩，就像“小瓢虫”一样。这是个矮壮结实的男人，秃顶，线条坚毅的脸如同一块岩石，他叫山姆•雷伯恩。
(1) 又译为“淑女鸟”。最早是童年的保姆说她“漂亮得像一只瓢虫（ladybird）”，后来林登•约翰逊叫她“淑女鸟（Lady Bird）”，与自己的姓名缩写LJB暗合，另外其他人称呼她为“小瓢”即“Bird”。
(2) 德国民间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