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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恩
雷伯恩。那个痛恨铁路的雷伯恩，因为铁路的运费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那个痛恨银行的雷伯恩，因为银行的利率对农民也是极尽盘剥；那个痛恨公用事业公司的雷伯恩，因为这些公司拒绝把电线拉到农村，让农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这是痛恨“信托”与“利率”的雷伯恩，痛恨富人和与他们有关的一切的雷伯恩。这是痛恨共和党的雷伯恩，因为他认为共和党就是富人的代表。他痛恨共和党制定的货币政策，说这政策“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痛恨其关税政策（他说这“简直是强盗关税，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站不住脚的关税政策”；他说，因为共和党“愚弄……农民”，让他们支持这个政策，所以富人们“本来就胀鼓鼓的钱包又塞进了很多不义之财，都是从劳苦大众辛勤的双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他也把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共和党的执政不利。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雷伯恩的父亲是南部联邦的骑兵，“一辈子都恨透了北方佬，”这样一个人的儿子，“终生都不会忘记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屈辱。”来到国会多年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画像，但所有的画像都是一个人的，那就是内战南军领袖罗伯特•E.李。一九二八年，他的选区开始背离阿尔•史密斯，偏向共和党胡佛，有人建议他也改改立场，不要冒丢掉自己议员宝座的险，结果他咆哮起来：“只要我还牢记着南军死亡将士们的英魂，还尊重我那南军父亲对南方这片热土的赤诚，我就永远不会投这个党的票！这个党竟然把那些投机倒把的北方佬和泼皮无赖送到南方去，还让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到处仗势欺人。”就是这个雷伯恩，痛恨铁路，痛恨银行，痛恨共和党，因为他从未忘记过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也很难忘记。一八八二年一月六日，他出生于田纳西一座十六公顷的农场上，排行老八。家里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而这农场被消耗殆尽的贫瘠土地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多口人。一八八七年，雷伯恩一家搬到了得州范宁县的一座十六公顷的农场，就在达拉斯东北部（一家人坐了将近两千公里的火车南下去得克萨斯，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回忆。他后来回忆，透过车窗，他看到“人们……正赶着牛车向西艰难跋涉，所有的家物细软、个人财产，都放在车上，用布盖着。男人们都是很朴素的打扮，戴着宽檐帽，肩上扛着枪，领着拉车的牛”）。得州的第一年差点儿让雷伯恩家倾家荡产：田野中洪水泛滥，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棉花又成了棉铃虫的大餐，十六公顷的土地，只出产了两捆半的棉花。范宁县的土壤是深而肥的沃土，雨水也很充足，结果这十六公顷仍然不够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因为抵押贷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而一磅棉花的价格才九美分。一年又一年，雷伯恩一家之所以还能守着这片农场，只是因为包括五岁的山姆在内的全家人，都在田间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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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只有四个月例外，山姆要在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名教师的校舍上学。余下的时间，都是在棉田里风吹日晒。他就这样度过了童年。春耕时，他个子太小，全身的重量都不能让犁头铁插进土地里；骡子拉着犁车向前走，他必须要用尽全力地压住犁耙。夏天，得州的日头那么毒，他还要在烈日下挥舞锄头，把多余的植株挖出来，晚上忍着剧烈的背痛入睡，想着破晓时又要扛着锄头下地了。九月，他跪在地里，在棉田间爬行，身后拉着一个长长的袋子摘棉花，日日如此，膝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总是流着血；双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流着血。背则比锄地时痛得还要厉害。“耕作，锄地，都是从日出到日落，”山姆•雷伯恩后来回忆，“有些城里的朋友，说什么农场生活美丽啊，浪漫啊，就请他们去棉田里，每天弯腰劳动个十到十二小时，一直握着犁车的把手，他们就知道小说里那些田园浪漫有多么虚幻，消失得多么迅速了。农场生活肯定是单调乏味的辛苦劳作啊。”整日辛苦劳作，还因为政府的关税与货币政策没什么指望。这些政策的内容充分展现了农民们感觉到的不公，如此得州东北才坚定地支持人民党。最典型的例子，是政策中把阉牛皮作为不被关税保护的物品，农民们卖阉牛皮收入就很少；而用阉牛皮制作的鞋子却纳入了关税保护的对象，农民们被迫高价购买皮鞋。棉花的价格也一直压得很低。雷伯恩全家在田里辛苦劳作一整年，棉花送进轧棉厂，赚来的钱付给了赊账商人、抵押债主和铁路那高昂到近乎残酷的运费之后，只剩下可怜的二十五美元了，这还是年成好的时候。
但最让山姆•雷伯恩痛苦的，不是无休止的劳作，也不是贫穷。他的父亲，一个大胡子的南军老兵，很温柔却也很沉默，只有偶尔讲起内战的故事会健谈些（客厅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一幅镶在画框里的李将军肖像）；母亲（全家人都叫她“钢老大”，因为这是个坚强又刻板的女人）虽然很爱孩子们，却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脉脉温情。一位传记作者如此描写山姆的父母：“对孩子们表达任何情感，都是脆弱的表现。”山姆的整个童年都是属于棉田的，没什么其他的色彩和回忆。偶尔，星期天活儿比较轻，他们也不应该玩耍，而是要敬神。“小时候我住在乡下的时候，”山姆•雷伯恩后来回忆，“无数次坐在篱笆上，向上帝祈祷，有人会骑着马或者驾着马车经过，什么人都行，只要能减轻一下我的孤单。”劳作辛苦，贫穷凄凉，孤独却更糟糕。他后来说，贫穷只是“历练人的灵魂”，而孤独却“让人心碎，孤独能吞噬一个人”。
山姆•雷伯恩惨淡单调的童年中，也有灿烂明亮的一天。
范宁县的议员是约瑟夫•韦尔登•贝利，是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在少数党民主党中具有绝对的监督权威，自己的行事做派，也像个战无不胜的帝王”。如果民主党能获得多数席位，他就是议长的不二人选。平民党出过很多伟大的雄辩家，贝利又是其中最出色的佼佼者。据说，他在议会发言时，“余音绕梁，如教堂里久久回荡的洪钟。”一八九四年，山姆•雷伯恩十二岁，贝利在县政府所在地博纳姆发表演讲。山姆•雷伯恩是观众之一。
他一辈子都牢记着那一天的种种细节：雨很大，不到二十公里的路，骡子走了好几个小时；博纳姆福音教堂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贝利要在那里演讲，他也清晰地记得自己到达那里时的感觉。“我没有进去那个帐篷。家里买了那个农场之后，我就再也没来过博纳姆，那些富有的城里人，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服，让我有点害怕。但是我看到帐篷的帆布上有个地方破了，我就像胶水一样粘在那儿，听着老贝利发表演说。”最鲜明的记忆当然来自这位约瑟夫•贝利。“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怎么呼吸。到现在我还记得雨水从脖子上滴下来的感觉。等他说完了，我溜到门口，看着他走出来，跟着他跑了五六个街区，直到他上了一辆电车。然后我回家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能不能成为约瑟夫•贝利这样的大人物。”
第二天早上，山姆的哥哥们走过谷仓时，听到里面传来声音。打开门，他们看到弟弟站在饲料槽上，练习着政治演说。从听到约瑟夫•贝利演说那天起，雷伯恩便知道自己也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是很坚定很确切的决心。他把这个决心告诉了兄弟姐妹和伙伴们，其中一个回忆：“‘我要进入州议会，连任个三届，然后被选为议长。那之后，我要竞选国会议员，进入国会。’”他说，他要在三十岁进入众议院，还说最终会成为议长。山姆的抱负在雷伯恩农场上就是个笑话。兄弟姐妹都站在谷仓外面，听着里面那个少年发表演说，然后哈哈大笑。但演说仍在继续着。一九〇〇年的一天，十八岁的山姆•雷伯恩和父亲一起站在棉田里，告诉爸爸，他想上大学。
爸爸说没钱供他上大学。“我不是让你供我，爸，”山姆说，“我是让你允许我去。”经过多年劳作，这位曾经英姿勃发的骑兵已经腰背佝偻，他老了，八个儿子中已经有两个离开了农场，再失去一个青壮劳动力实在是很难忍受的事情。“我祝福你。”他说。山姆离开的那天，衣服细软只是简单地卷起来拿根绳子捆好，因为他没有箱子。父亲套了马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沉默的他一直沉默地站着，直到列车来了，儿子要上车了，他突然伸出手，塞了几张钞票到儿子的手里。二十五美元。山姆永远忘不了这一幕。他一生都在说着这二十五美元的故事。“天知道他是怎么存下来的，”他总是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闲钱。我们赚的刚够活下去。他递给我这二十五美元，真是让我彻底崩溃了。我总是在想，没有这些钱，他该怎么办，他和我母亲都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他也永远忘不了上车时父亲跟他说的那句话，后来他对朋友们说，每当人生遭遇危机，他都会想起这句话。父亲握紧儿子的手，说：“山姆，你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的学校是东得克萨斯师范学院，在荒凉的平原上有寥寥的几栋楼。学费是每月十二美元。父母给的钱显然不够，雷伯恩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份扫地的工作，还当了学院的敲钟人，每四十五分钟就要跑去钟楼敲钟作为下课提醒。工作太多无法平衡学业，他退了学，在一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教了一年书，挣了点工资，然后回到学校，承担起繁重的课业，和原来的班一起毕了业。（他只有一套西装，手肘的地方还磨破了，他觉得很丢脸，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接着他又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是在范宁县，教了两年，一九〇六年，二十四岁的他宣布参选州议会议员。
他的竞选之旅是在一匹小个子棕色牧牛马的马背上进行的，他骑着马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走访。他不擅长闲聊，讨论的都是农场上严肃的问题。这个矮小结实的小伙子，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下面是一双严肃认真的棕色眼睛。在每个农场上，他都会问隔壁农场住的是谁，这样到了下一个农场，他就能叫出住户的名字了。竞选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说明他从来没忘记父亲的那句话。一天，一个男人来找他，说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农民十美元，就能确保这个农民的亲戚都投他的票。“我不想用钱买官职，”雷伯恩如此回应，“我是请人民赋予我权力。”他和来自哈尼格罗夫的对手山姆•加德纳交了朋友，竞选活动的尾声，两人还驾着同一辆马车走访每个城镇，到了地方，他们就轮流站在马车上讲话。在一个镇子上，加德纳生病了，卧床三天。虽然当时加德纳好像处于领先地位，雷伯恩也没利用这三天加紧宣传。他一直在加德纳身边，陪伴他，照顾他。加德纳和雷伯恩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投票在周六进行，但投票箱要拿到博纳姆的办公室去人工计票，所以周二才能知道结果。山姆安排一个朋友策马二十多公里，迅速把消息带到雷伯恩农场。星期二，他和家人一起坐在客厅里，等着宣布他命运的马蹄声。他赢了，领先一百六十三票。
在奥斯汀工作的山姆•雷伯恩从没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他是那群对抗利益集团，为人民说话的少数人中的一员（这其中当然有山姆•伊利•约翰逊，当时他是第二次当选议员了），雷伯恩发起了一些规范铁路和银行的法案。和这个小团体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从未背叛过初心。多年后，有人说，雷伯恩的父亲没给他留下什么遗产，这个孝子马上纠正他说，父亲“给了我这个永葆光荣的名字”。他也尽心尽力维护着这份光荣。他不在德里斯基尔喝酒，也不在那里住；他和别人合租国会山下廉租屋的一个小房间，从五美元的日薪中挤出钱，在得克萨斯大学攻读法学院硕士。他后来回忆，付了学费之后，身上就没剩下多少钱了，有一次，应承说给一个叫法尔的议员买汽水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只剩下一个硬币了。“到了收银台，我跟法尔说，身体不太舒服，什么都不想喝。他就只拿了一瓶，我付了钱……万一他拿了贵一点的饮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在拿到法学学位，进入一家律所后不久，合伙人之一就递给他一张支票，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数目，是圣菲铁路公司的预付款。他把支票递了回去，说他“永远不会从铁路公司那里接受一分钱”。合伙人要求他做出解释，他说：“我告诉他，自己是一名议员，是人民的代表……”通常来说，议员都能拿到免费乘坐火车的通行证，雷伯恩把他的还了回去，就算还通行证的时候他在奥斯汀非常孤独，因为买不起票也不能回家。（他母亲表示了赞赏。“我们总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她写道，“但我们宁愿等久一点，也不愿你接受免费通行证。”）在当时的奥斯汀，大多数议员都沉浸于权钱交易，那样的环境下，有人说过一句话，后来重复了五十年：“没人能收买山姆•雷伯恩。”
他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从未忘记自己要往哪里去。他和得州众议院的同僚们谈论自己的抱负，一如多年前对兄弟姐妹袒露心迹一样直截了当。他说，他想成为议长，也相当直白地说了原因：“我一直想承担重责，因为我想得到随重责而来的权力。”
他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知道怎么得到（而且这种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和山姆•约翰逊一样，他在议会流程方面有着本能的天赋；不过，雷伯恩和山姆•约翰逊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个浪漫主义者，更不是个梦想家。不管帮了谁的忙，他都一定要得到回报，就算帮的是他崇敬的偶像。
初到奥斯汀的雷伯恩发现自己的偶像在受审：议会对约瑟夫•韦尔登•贝利发起调查，引起轩然大波，争议四起。贝利已经是一名联邦参议员了，却遭到指控，说他和铁路公司与美孚石油之间存在权钱交易。一生都不相信这些指控的雷伯恩，向贝利在议会中的亲信表达了自己的支持，作为来自贝利故乡选区的议员，他说自己的看法应该比大多数新议员都更有参考价值。但他又说，正因为这样，他要得到比大多数新议员更多的回报。他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在初进议会的时候，就证明了自己虽然话不多，却能高效有力地为贝利辩护。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报。贝利的亲信们在他议员的第一个任期，就把他送上了议会一个关键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又可以用来积累更多的权力。获得他帮助的议员们需要给予回报。雷伯恩要的回报，和他帮的忙一样，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得州议会似乎屁股还没坐热，就已经变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全要归功于他的天赋异禀，就是懂得在国会中进行精挑细选的交易。
他还有别的天赋。最特别的，是那独特的人格和其中蕴含的力量。
这力量部分来源于外表。山姆•雷伯恩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六五，但膀大腰圆，胸膛和肩膀尤其宽阔厚实，在廉价的西装衣料下不安分地鼓胀着。粗壮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头，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几乎全秃了，光秃秃的头皮，没有了头发，显得愈发强硬，愈发巨大。一张宽脸在私下里还是亲切和蔼的，但在公众场合总是面无表情，冷酷坚决。不管是紧闭的唇线，还是突出的宽下巴，整张脸的线条都那么方端坚硬，要不是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真可以说这是一尊石像的脸了，让人感觉到一种原始的巨大力量。
山姆•雷伯恩的性格，让这种气场有增无减。
已经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脾气了。他经常发脾气，经常脸红脖子粗，巨大的头颈都变成了深红色。冷酷的双唇会因为咆哮而扭曲变形，低沉的声音急促而刺耳。“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位见证者后来写道，“他就脏话连篇。”脏话连篇的同时还唾沫飞溅，见证者开玩笑说：“要是手边有个痰盂，那就正好；要是没有，那就惨了。”狂躁的状态下，“雷伯恩先生满脸怒容，阴沉黑暗，令人害怕。光秃秃的头涨成深红色……他生起气来就是这个样子。没几个人想惹他生气的。”发起脾气来，他完全不听劝，不讲道理；就连对事业的考虑，对实现抱负的影响，也挡不住他的怒气。奥斯汀最让人敬畏的人物是刚刚退休的州长汤姆•坎贝尔，据说，退休后成为得州银行利益游说者的他，仍然像在州政府时那样不择手段，冷酷无情，而那些利益集团给予他的权力，让他仍然能肆意折磨惩罚反对者。雷伯恩偏偏在自己的委员会里反对银行支持的立法，并宣传自己的主张，自然成为坎贝尔的反对者。坎贝尔安排亲信报社编造故事，说雷伯恩只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因为他没有公开反对的胆子。此举被雷伯恩视作对他个人荣誉的攻击。了解他脾气的朋友们都力劝他忍一忍，他们警告说，有些人即使是间接地反对坎贝尔，事业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乎，雷伯恩来到议会，发表了一篇并不间接的演说。他说，自己的法案“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每一天都会站在这里投票支持……至于坎贝尔先生怎么看，我不在乎”。他顿了顿，扬起硕大的头颅，直瞪瞪地盯着看台上的坎贝尔。等到在座的所有人都看着坎贝尔了，他才又开口：“不管汤姆•坎贝尔支持还是反对，我都不在乎。在我看来，这是议会立法时最不该在乎的。”他的脾气，他强大的气场，他在立法上的敏锐睿智，绝不动摇的标准，都让奥斯汀的人们认识到，山姆•雷伯恩是收买不了，也不可冒犯的。
脾气火暴还不是山姆•雷伯恩唯一惊人的一面。同僚们不仅议论他发怒的样子，也会说他是多么刻板坚定，不近人情。
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也绝不会妥协。他常常把“荣誉”与“忠诚”挂在嘴边，而且绝不是空谈。“荣誉是不分高下的，”他说，“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这条标准固然严苛，他却完全当得起。议会的一位同僚说：“他的诚信和公平交易是有口皆碑的。山姆无论跟你说什么，你都能赌咒发誓那绝对是真的。”他也坚定地认为大家都要当得起。“你要是跟雷伯恩撒了一次谎，就别想让他再相信你了，”一名助手说，“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不过，同僚们也都知道，只要还了山姆•雷伯恩的人情，就绝不会被他欺瞒利用。他的友情是很值得珍惜的。“一旦他成了你的朋友，就永远是你的朋友，”有人如是说，“他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情况越艰难，你就越能确定山姆•雷伯恩会站在你这边。我从没见过对朋友如此忠诚的人。”
他还经常把“正义”和“公平”挂在嘴边，同僚们看到，这也绝不是空谈。“他对某些事情的喜好其实是不重要的，”一个朋友说，“他总是说，想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意识到：‘哦，他真的是在努力寻找啊。’”
多年前，他和兄弟姐妹说过，会在州议会大概“连任个三届”，然后当选为议长。第三届任期的时候，他参选了议长。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直切要害。“如果你有什么要给我的，”他对同僚们说，“就现在给吧。”这是发自内心的鼓动，大家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的。他背后有贝利这种大人物，但这不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他并没有得州任何利益集团的支持。一位同僚说：“山姆•雷伯恩能够当选，纯粹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尊重。”（有那么一瞬间，他冰冷的外表融化了，流露出隐藏在下面的情感，但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有个朋友回忆，宣布投票结果时，“山姆跳起来，仰天长啸，却很快地坐下了，好像觉得有点丢脸”。还有一次短暂的真情流露，就是发表议长就职演说的时候。“在遥远的范宁县，有个年过花甲的老头，身边坐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要坐在她脚边，表达我的崇敬与爱。”他说，“我也替他们谢谢你们。”）
有了议长的权力，就能聚集更多的权力。这权力（议长的“权利与义务”）以前从未有定论；有了他的操控和指导，加上一群朋友的帮忙，则有了定论，这定论给了议长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使用起来也是毫不犹豫。他本人回忆说：“我确保所有的朋友都担任要职，而在议长选举中投了我反对票的人则什么都得不到。”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威胁他。比如，一群支持者提议某人做某项工作，而雷伯恩拒绝了，对方的代表说：“要是不指派她，我就弄个请愿书，很多人都会签字。”雷伯恩会回答：“就算每个人都签了你的请愿书，我也不在乎。还是不会指派她。”他很清楚要把权力用在什么地方，服务于什么目的。他做议长的那一年，得州众议院通过了很多重要立法，对公共工程、铁路和银行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包括平民党四下呼吁却通过无望的一些法案。
只有一年。毕竟，他跟兄弟姐妹说过，三十岁他就要进入国会。现在，一九一二年，他已经三十岁了。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界限，委员会把可能成为他最强劲对手的州参议院所在的县从他的选区划了出去。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回忆起自己的使命。“孩提时代，我就下定决心，三十岁的时候要竞选国会议员……如今我已经到年纪了，正在参选议员。我坚信，我一路走来，值得获得你们的支持。我坚信我会当选。”他展现了低调却有力的智慧：“我不否认，这个选区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做国会议员。但是，先生们，这些人并未参加竞选。”最终他顺利当选了。
数十年后，山姆•雷伯恩成为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中，他是个沉默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偶尔发表演说，也是十分简洁干练，惜字如金。那些将他塑造成一个传奇的记者，对山姆•雷伯恩早期的议员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样的沉默寡言，是雷伯恩一直以来的性格使然。
并非如此。事实上，首次在国会发言时，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他说，自己很清楚“这个议会长久以来的规矩，就是要把讨论中的发言机会……留给那些年资比较长的成员”，但他就要“坏了”规矩，“要拒绝被这陈规陋习同化”。他说，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代表了二十万人民，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那次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他的确帮人民发了声，把所有苦难与怨恨一股脑儿倾泻而出，数十年前，正是这样的情绪，在得州西北部催生了支持人民党的联盟。
演讲的主题是关税。民主党刚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刚上任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借新官上任之机挑动汹涌的暗流，在众议院发起对《安德伍德法案》 (1) 的讨论，这项法案将要开始改革平民党们所痛恨的关税政策，其中的政策包括，把皮鞋和阉牛皮同样列为免税商品。
共和党人说“这项法案会让生产者们难以为继”，雷伯恩说。他说，这些共和党人总是“着急忙慌地要把少数富人拉到他们的羽翼下保护起来，却永远对贫苦人民响彻全美国的哭号充耳不闻，可他们才是大多数啊，他们才是美国的消费者啊”。他质问，为了“保护孩子的双脚”，就必须买鞋子，那么降低一下这些鞋子的价格又有什么错呢？保持皮鞋高价的体制，是“世界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穷人……居然要被迫花比富人更多的钱”，而且，“制造商们本来就胀鼓鼓的钱包又塞进了很多不义之财，都是从劳苦大众辛勤的双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这些劳苦大众“永远被毫不留情的苛捐杂税踩踏在脚下不得翻身”。
共和党那时候还竭尽全力地说服农民，说这些关税政策其实是为了他们好。雷伯恩对此特别毫不留情地提出抨击。他说，共和党人“嘴上说着农民问题”，到底又对农民了解多少呢？“他们对农民表现出什么关怀了呢？”他说，这些人会发现他们完全低估了农民，他们会震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思想，充满智慧的阶级”。民主党，“大众的政党”，终于成功掌权了。政党中的代表，“来自最日常的生活，脱胎于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希望与愿景，需要与痛苦”。民主党的这个总统，“两袖清风，无人可比”，并且拥有“宽大的胸怀与智慧，能够解读劳苦大众们无法言说的渴望”。民主党最终通过《安德伍德法案》，降低了关税，砍掉了摇钱树，破坏了利益集团，从佝偻弯曲的背上提起了重担，让农民和劳动阶层能稍稍挺直腰板，喘一口气。
数十年后，山姆•雷伯恩成了一个传奇。记者们总是在引用他对年轻议员们的建议：“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他传奇的一部分，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他自己还是个年轻议员时，也是这样“退一步”的，当自己的观点和民主党以及领袖们的观点不同时，他选择了服从。
他没有服从。年轻议员时期的雷伯恩，没有对任何人“退一步”，总统也不例外。这可是他自己政党的总统，是偶像一般的人物啊。
进入众议院的第二年，在没有任何下属协助的情况下，他亲笔草拟了一项法案，他将过去人民党的梦想写进了这项法案，要求政府加强对铁路的规范和管控，掌管对铁路证券发行的管理权。威尔逊的传记作者阿瑟•林克说，当时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之一路易斯•D.布兰代斯恰巧看见了这份法案，拍手叫好，将其作为总统对抗信托集团的三大重点措施之一。得州的约翰•南斯•加纳，这个广受欢迎又位高权重的议员代表带头反对这项法案，雷伯恩却不管不顾地推进了该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总统亲自给雷伯恩写了个便笺，说他目睹雷伯恩的抗争，“满怀崇敬与发自内心的欣赏”，之后的几个月里频繁邀请他去白宫。但这热血沸腾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铁路的游说者们在参议院毙掉了这项法案，到第二年，威尔逊也转变了心思。有人告诉雷伯恩，总统不想谁再提出这项法案了。他心里也清楚，没了白宫的支持，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停下自己的抗争，不顾一切地再次提出这项法案。这真是打了白宫的脸。有人告诉雷伯恩，总统不希望有谁积极地推动这项法案，他却积极地去推进。总统再次传了口信，而且传信人的命令雷伯恩是肯定应该遵守的，他是雷伯恩自己那个州的议员领袖，“仙人掌杰克”•加纳本人。雷伯恩继续推进法案。威尔逊把这个顽固不化的新人召到白宫，亲自对他下了命令。威尔逊得到的回复应该是非常简短明了的。后来雷伯恩回忆说，只有一句话：“抱歉，我不能对您让步，总统先生。”转过身，背对他那“两袖清风，无人可比”的偶像，他走出门，没有多说一句话。
这个不听话的愣头青惹恼了总统。新一届的民主党初选时，威尔逊将白宫的砝码压在了雷伯恩的对手身上。结果雷伯恩还是赢了，一回到国会，又提出了好几个违背总统意愿的铁路法案，确保了其中几个的通过，最终在为铁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无限欣赏和崇拜的同僚给了他个外号——“铁路议员”。在别的领域他也很活跃，带着鄙视权贵和雄辩巧言的特质活跃着，所作所为经常违背党内领袖们的意愿，其中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
这传奇也有属实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他个人的诚信正直。华盛顿的人和奥斯汀的人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没人敢惹山姆•雷伯恩，也没人能收买他。游说者想请他吃顿饭都不行，连纳税人想请他吃顿饭都不可能。雷伯恩唾弃国会例行的公费旅游，觉得奢侈浪费。在他四十八年的国会生涯中，只出过一次国，是去视察巴拿马运河，他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委员会正在斟酌关于运河的立法，而且旅途中他也坚持自己承担开销。到外地去发表演说的时候，别说其他的费用，上面拨的差旅开销他也不要。有些负责接待的人以为他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坚持要给他支票，结果很快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那张本来就冰冷坚硬的脸，变得更冰冷坚硬了；雷伯恩会说，“我是不会被收买的”，接着就头也不回地走掉，就像那时当着总统的面拂袖而去一样。银行的账户更是印证了他的正直。七十九岁过世的时候，这个数十年来权倾美利坚的议员，被铁路公司和石油公司忙不迭奉承讨好的人，全部的存款只有一万五千美元。
山姆•雷伯恩短小结实的块头，大步流星地走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一位见证者说好像把活塞重重地塞进去又拔出来。现在他的块头好像更宽大了，虽然不高却给人泰山压顶的气势，秃顶之下那张脸更为阴郁和坚硬。这外表给人的不是错觉。有一次，两个大块头的议员（其中一个是得州的托马斯•布兰顿，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一百零四公斤；另一个因为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不知怎么打起来了。雷伯恩站到他们中间去，把他俩给推开了。接着他一手抓住一个人的衣领，不让他们再接近对方。他的双臂硬挺地撑在那儿，站在两个比他高整整一头的男人之间，双方都还在暴怒地挣扎。他那么一手抓着一个，直到两人安静下来，不费吹灰之力，仿佛抓着的只是两个哭泣的婴儿。但最让同僚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的体力。同僚之一曾经谈到他的正直：“这么多人，就他是最不可能腐败的。”一九一六年，另一个同僚介绍他在国会发表一个演说，说起这个已经连任到第二届的议员初来乍到国会山时就取得的成就，“他年资尚浅，成就却已经很大”。在这么一个常常论资排辈或者权力至上的体系中，两者都没有的山姆•雷伯恩，竟然仅凭着他的人格力量，在短时间内，就成了令人敬畏的强大人物。
这种力量对他来说很必要。
少年时，他就发誓要成为众议院的议长。现在，他每天都站在熙攘喧嚣的议会厅，抬头看着那三层白色大理石讲台之上，显得那么疏离孤傲、高高在上的议长席。到国会的第一天起，他就想坐上那把椅子，想把议长的小木槌握在自己手中。他知道自己会怎样挥舞这把木槌，也知道是为了谁而挥舞：为了人民，对抗利益集团。多年来，没有哪位议长能把控住众议院，于是导致了混乱与低效。而山姆•雷伯恩国会生涯的早年间，就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突然爆发：“总有一天，当选议长的人会让这个位置重归尊重和荣耀。他会成为众议院真正的领袖，他会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会让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主宰：毕竟，他不是已经在另一个议长席位上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吗？更有甚者，他一直觉得那高靠背的椅子和小木槌是他的注定的使命，毕竟，他年少时立下的每一个宏愿——当选得州众议员，当选为议长，当选为国会议员，不都已经实现了吗？
在国会的最初几年，可能让他误认为这使命的实现就在不远处。那些年，他正面迎战总统和总统顾问，各大媒体对他竞相报道，一定程度上成了国会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但现在情况开始变得现实，漫长而现实。
一九一八年，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未来十二年他们都没能夺回控制权。雷伯恩要再做十二年的少数党。
年资不长，又没有多少盟友，这样一个国会议员手里的权力，是很难为自己或别人实现什么梦想的。这个事实避无可避，抗不可抗。约翰•加纳说过：“在国会要想混出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等久一点，年资长了就有发言权了。”雷伯恩曾经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现在却明白，他别无选择。二十年代，美国财富遍地，一派欣欣向荣，“老大党” (2) 也是高歌猛进，势头喜人，荣耀连连：哈丁之后柯立芝继任总统；柯立芝之后是胡佛；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增长增长再增长；民主党的议员对自己的议题只能发出十分微弱的呼声。从来都急匆匆奔向自己命运的山姆•雷伯恩，也不得不慢下脚步来等待。
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这种等待似乎看不到头也不知道结果，让人更是煎熬。雷伯恩还记得，三十岁，他成为了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一九一八年，等待开始的时候，他仍然年轻，只有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岁月倏忽，他不再年轻了，过了四十岁，又过了四十五岁。而且目标不是越来越近，却像是越来越远了。一九二八年大选中，胡佛打败了史密斯，众议院只剩下一百六十五名民主党员，对抗二百六十九名共和党员，民主党重新掌握议会的希望从未如此渺茫。当然，就算民主党获胜了，雷伯恩的等待也不会因此结束。要论民主党中的议长人选，他远远不是第一顺位，甚至在得州的代表里面他都不是第一顺位。要是民主党要在得州议员里面选一位议长，他们会选其中权力最大、年资最久、很受欢迎的加纳，他一九〇二年就进入国会了。
另外，就算民主党最终取得胜利，他还有机会去利用这胜利吗？他还在不在国会呢？他已经经历了好几次险胜的初选，天性悲观的他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会不可避免地落败。“我的抱负一直是在众议院中升迁，”一九二二年，他写信给一个姐妹，“但没人知道民主党什么时候能掌权，没人知道每两年一次的竞选，会选个什么样的家伙出来。”那么多人都曾耐心等待历史的风水轮流转，结果在风水轮转到自己这边来之前，就被打垮了。要么是被打垮，要么是生了病，要么撒手人寰。那么多人都曾梦想过坐上议长的宝座，却抱憾离开人世。他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吗？
等待就已经够艰难了，他还不得不在沉默中等待。也许某一天，年资够了，他能成为委员会的主席。但仅凭年资是绝不可能爬上那三层讲台的。议长是多数党投票选出来的，所以不仅要凭年资，还要看你受不受欢迎，特别是在党内有影响力的人之间受不受欢迎。他需要朋友。他不能树敌。他需要朋友，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为了实现他心中那些“劳苦大众”的梦想。就算他成了委员会的主席，甚至成了议长，他所痛恨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依然强大。如果他想要不仅痛恨他们，还要打败他们，就需要和同僚结盟，事实上，他需要拉拢一切能够拉拢的人，结盟交友。一开始在国会的横冲直撞，已经为他树敌不少。他不得不停止抗争。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总是雷厉风行地抗击与人民作对之人的山姆•雷伯恩，如今只能韬光养晦，静待良机。他那么讨厌隐忍不发，曾经说过，忍让退步“还不如让我去死”，现在他不得不忍让退步了，而且还要默然无语。
他等待着。进国会的最初六年，他发表了那么多的演说。接下来的十二年，他的演说变得很少很少。有时候国会一整届一整届地过去，得州第四区的代表议员还没发过言。私下里他也变得同样沉默寡言。他经常长久地站在议会厅后面的走廊上，手肘搭在黄铜栏杆上，栏杆那头就是一排排的议员席。他就站在那里，礼貌地问候着过往的同僚，认真倾听他们的诉说，自己却很少言语。有时情势所逼不得不开口，他也惜字如金，言简意赅。正是这十二年，催生了山姆•雷伯恩沉默寡言的传奇。厚重的双唇紧闭着，抿成一条坚硬的细线，那么坚硬冷酷，就连沉睡中嘴角都向下撇着。共和党又通过了提高关税的立法，帮了铁路的忙；“铁路议员”继续紧闭双唇。如果不是旧相识，是完全不会了解，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绰号“沉默卡尔”的柯立芝说，“没说出口的事情你就用不着解释”，雷伯恩告诉别人说，这是他“除了《圣经》之外听到的最智慧的至理名言”。他开始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有时候他也会谈起那些“因为话太多惹事上身”的人。他是不是在提醒自己记住曾经做过的事，记住他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
他再也没打破过众议院的规矩，再也没顶撞过党内领袖。他曾经无视过加纳的建议，现在则主动去找他提建议，成了这位得州前辈的门徒。他住在科克伦酒店，也是议会很多重要人物在华盛顿下榻的地方。晚上，他们搬了舒适的椅子，在大厅里围成一圈谈天说地。雷伯恩把进入这个圈子作为自己的任务，变成其中一个毕恭毕敬向别人请教、认真倾听的成员。他知道的也许和他们一样多，但从未显露给任何人。后来年资长了，他经常把从《圣经》引申出的一句话挂在嘴边：“垂钓有时，结网有时。”现在就是他结网的时候，他也非常认真地去结网。议会高层大人物开始对他温和慈祥，喜爱有加。年长的议员们发现，如果山姆•雷伯恩难得开一次金口发了言，发言内容通常是有重大意义的。另外，他们还发现，雷伯恩有见证者口中所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本领，能够准确感知众议院的气氛风向”；他对立法流程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似乎每次都知道“能够推进到哪一步”，知道一项重要的法案，如果马上投票会是什么结果，推迟一星期投票又是什么结果。数十年后，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本领，他回答说：“如果对那些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你也感觉不到的话，那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那时候他对这项本领从来都闭口不提，也不承认自己有这本事。但是年长的议员们慧眼识才，同时也发现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他言出必行，决不食言。加纳给予了他最高评价：“山姆是个顶天立地的真汉子。”加纳和民主党的其他领袖把他拉进了小圈子，就像一篇文章中写的：“在艰难的抗争中对他委以重任，他也用勤奋工作和绝对忠诚来回报。”也是在这些年中，年轻的议员向他讨教国会的成功之道，他开始说那句言简意赅的名言：“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利用自己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年轻议员中交朋友，但所有的联盟都是暗中低调进行的。一位议员回忆：“他会帮你。如果你说：‘山姆，我需要帮助。’他可能会说：‘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或者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但法案提出来，你需要改一些投票的话，那些投票就都被改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议员开始依赖他。其中之一的马尔文•琼斯说：
议会上下很快发现有些人……会参加没有任何宣传的委员会会议，会经历漫长枯燥的听证人一一发言，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这样一场会议上，会不断人来人往，但只有少数几个人一直坚守在那里，看着法案里的每一句话，清楚每一句话存在的原因和意义……议会上下很快发现，是谁坚持在每场会议上都这么做。
琼斯说，议员经常被要求给自己知之甚少的法案投票，所以“非常依赖这少数的几个人。我给你讲讲都有哪些人……山姆•雷伯恩肯定是其中之一……”
“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就是等待，在沉默中等待。他要按自己说的这句话做也是难上加难的，他在家书中倾诉了这种艰难。“这里的日子实在孤独阴暗，”他写道：
你可能想不到，但我觉得，这里比几乎所有地方都更孤独。人人都很忙，找不到渴望中的志同道合之人……这是一个自私自利、口蜜腹剑的地方，人人都追名逐利，不管是好名恶名……而且永远不惜用别人做垫脚石……我真心坚信自己在这里能像在得州议会一样，升至高位，让自己能够在国家事务中发出不容忽视的声音。但有时候这抗争实在看不到希望，几乎逼得人想要怒吼：“到底有什么用！”
这封信是一九一九年写的，这看不到希望的抗争才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抗争十二年，但他坚持下来了。他遵循了自己的建议。他在沉默中等待再等待，退步忍让，整整十二年，不仅年资渐长，朋友也多了起来。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因为理查德•克雷博格的当选，民主党重新掌握了议会，林登•约翰逊来到华盛顿，而山姆•雷伯恩虽然没有当上议长（他还要再等九年才能当上议长），却成了国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还需要再等待一年，因为赫伯特•胡佛还剩一年任期，政府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然而，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了，多年的等待之后，山姆•雷伯恩终于显露出等待的目的。
按照罗斯福的指导方针，国会起草了一些法案，让联邦政府有权去规范证券发行，保护那些购买证券的人。雷伯恩曾经见过很多不懂理财的农民，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点点血汗钱投资在毫无价值的股票或证券上，所以他二十多年前就争取过类似的立法，在奥斯汀争取过，在华盛顿也争取过。是的，就是为了让联邦政府掌控对铁路证券发行的管理权，当年那个初入国会的毛头小子才顶撞了伍德罗•威尔逊。当年的抗争没有成功，正如数十年来平民党争取有效联邦立法奔走呼号的结果；在华尔街的强烈反对下，平民党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蓝天法案”（是的，正是布兰科县那位先生亲笔起草的得州法案）。但当年抗争的时候，雷伯恩还只是州际贸易委员会一个初级成员，现在他是主席了。关于哪个委员会应该来主导罗斯福提出的“证券真实法”，众议院说法不一。但议长亨利•雷尼是雷伯恩的朋友，雷伯恩告诉他：“我想要。”雷尼就给了他。
他的第一个难题，是这个立法本身。这个草案非常糟糕，内容令人不知所云，解释不清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效的强制措施。有人试图去修改补缺，却被罗斯福的不情不愿挡了回去，总统要支持帮他起草这项法案的人，崇尚威尔逊主义的民主党老党员，休斯敦•汤普森。在没人知道该干什么的情况下，这项法案很可能被毙掉。雷伯恩去找了罗斯福的顾问之一，雷蒙德•S.默里。
默里后来回忆说，雷伯恩知道该干什么。雷伯恩说，这法案“就是一团糟，根本没希望”，不用再去试图修修补补。应该从零开始，写一个新法案，而且“在（他的）指导下”，选择新人来起草，这些人应该是复杂的证券领域的专家。
默里同意雷伯恩的分析，但觉得找新人来起草不太可能，除非能成功劝说罗斯福体面地将汤普森免职。默里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说得太直白，但他发现根本也不用。他说，在雷伯恩“去寻找起草人”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我是直接在雷伯恩的授权下行动的，跟总统没关系。山姆看起来好像沉默迟钝，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很欣赏地大笑起来：‘嗯，你明白了’。”四月初的一个周五，三个年轻人开始起草新的法案，一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詹姆斯•M.兰迪斯，另外两个是证券领域的专家律师，托马斯•G.科克伦和本杰明•V.科恩。一个周一，他们把成稿呈给了州际贸易委员会。
这是一份专业性非常强的草案，委员会成员们看得云里雾里，提了一整天的问题。而这一整天中，委员会的主席都沉默地坐着。年轻人们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蛛丝马迹，却一无所获。他们垂头丧气。默里了解这看上去沉默迟钝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什么，但三个年轻人不了解。用科恩的话来说，他们觉得雷伯恩像个“乡巴佬”，弄不懂这么复杂的一个主题。那天快要结束了，主席请年轻的起草人在外面等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告诉他们委员会认可他们的草案，希望他们把这个变成完整的法案。他再也没多说什么。到后来兰迪斯才了解到，“是雷伯恩做的决定，认为这项法案有继续下去的价值”。
雷伯恩希望他们和众议院一位法案起草人合作，对方名叫米德尔顿•毕曼。毕曼是雷伯恩的人。“我本来以为自己还算了解法案起草，直到我遇见了他。”兰迪斯后来说。“持续了多日，”在他的办公室，“那个位于老众议院办公大楼深处的办公室”，毕曼这个“很难相处的硬汉，不允许我们写哪怕一行字。他坚持要一字一句地解读草案，看我们脑子里到底想到了什么，没想到什么。他不断地刺探询问……”兰迪斯回答说，这让他们“有点恼怒”。年轻人们开始怀疑，“这么拖延着，肯定是华尔街那边的邪恶阴谋”。雷伯恩的行事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怀疑。经过毕曼办公室的时候，他会拿一页草案，站在那儿研究一下。兰迪斯说他看得出来，他“对证券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觉得这人完全不懂自己读的这些文字，如果懂的话，不会是这样一点也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有时候他会给他们提个一两个词的建议，但是建议太简单又太不成熟，搞得他们差点儿忍不住哈哈大笑。科恩说，他说“他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法案，但是又想确保正确、公平、正义”。他也从不显露认可和赞许，闪闪发光的秃头下，那张冷冰冰的脸一动不动如同面具。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人，这个毕曼、毕曼的助理以及和他们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似乎特别害怕的人。这个人看上去显然并不支持他们。
接着，雷伯恩还同意了华尔街的请求，让其派代表来召开一个听证会，发表他们对草案的看法。此事似乎佐证了三个年轻人的怀疑。听说华尔街派来阐述观点的代表，是三个最最德高望重的代理人，领头的就是在业界所向披靡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本人，他们的怀疑变成了恐惧；看看自己这边，能依靠的，居然是这个迟钝冷漠的乡巴佬。
听证会如期而至。“我承认，那天早上我去参加听证会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兰迪斯后来回忆，“毕竟，我就是个毛头小子。”听证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在场的人全都留下了一致的印象。苏克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博纳姆的山姆•雷伯恩，是当天听证会上的一对天敌。昂首阔步走进听证会的杜勒斯，走的时候却垂头丧气羞于见人。兰迪斯说，听证会之后，迎来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时刻”，正是在那个时刻，他发现了雷伯恩面具后面的东西。
“我回到自己在地下室那个小格子间……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山姆•雷伯恩打电话来，叫我上去他的办公室。嗯，我自然是有点担心。我想可能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但雷伯恩告诉他，干得不错，还要继续。他第一次在雷伯恩那通常面无表情的脸上发现了一点点表情，狂怒的表情。他咆哮着说起杜勒斯和那群华尔街的律师，“用很脏的话”咒骂他们。
“山姆对证券一无所知，”兰迪斯后来回忆那次见面，“但山姆是观察人性正直与否的专家……他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说的是实话……对那些不真诚不诚实的人，他一点耐心也没有。这就是那个时候他向我表达的……”兰迪斯说，一直到那时候他也没有“太了解雷伯恩。我是后面才逐渐熟悉起他来的。他是议会流程的专家……哦，真是太擅长规划程序问题了！他很擅长安排程序，也经常稳准狠地出手，去抓住能够直抵人心的动机和目的”。
洞察人性的专家。委员会的全部二十四名成员都因为华尔街的压力而有些动摇，他把“真实证券法”交给了一个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小组，是专门针对这项法案的小组。他自任了组长，另外的四名组员选的也是他完全可以掌控的议员。这四个人会臣服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华尔街的压力。在最后关头，小组成员把三个年轻人写的法案充满热情地介绍给了整个委员会，他又告诉写草案的年轻人，该去接近哪些委员会成员，怎么去接近。后来在洞察人心、调动人情方面成为华盛顿传奇的托马斯•科克伦说：“山姆是操纵人心的天才。他派你去见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个人肯定会说什么，按什么顺序说。还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回应每个点。等见了那个人，他说的话就跟山姆预测的一模一样，你就按照山姆告诉你的回答说就好了，然后就亲眼看着这些保守的浑蛋一个个地转过弯儿来。”他告诉他们哪些委员会成员根本不用去找，因为这些人是永远转不过弯来的。对这些人他就要用不同的手段了，武器就是主席的权威。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年轻人们还能想起这位英雄为了维护他们挥舞起小木槌，重重地敲击桌面，声声入耳。“百日新政时期，这个主席就是一个‘暂时的独裁者’，”迈克尔•E.帕里西在他的《证券规定与新政》中写道，“就连平时，他也是个大权在握的主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掌控了……整个委员会。”其他委员会成员还是不太懂这项特别复杂的法案，毕竟有那么多详细的技术性问题，涉及对证券发行专业的规范管理。但他们觉得也没必要弄懂。雷伯恩告诉他们这是个好法案，他们完全信任山姆。在以赞成态度向整个议会报告这项法案之前举行了一个特别短暂的听证会，搞得默里多年后都弄错了，说什么听证会都没举行。
他是议会流程的专家……哦，真是太擅长规划程序问题了！年轻人们预测，在整个议会面前做报告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这项立法太复杂了。“如果对第七款做出修正，可能会同时影响到第二款和第十三款，诸如此类。”兰迪斯后来说。然而，因为有了雷伯恩，这些复杂性让法案的通过不难反易。“这项法案太复杂了，再加上很可能进行不经仔细研究的修正，很可能影响到其各个部分的连贯性”，于是，还专门针对这项法案设置了一条特殊的规定，“只有在获得委员会主席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进行修正”。主席是不会给出任何许可的。看台上的兰迪斯本是满怀惊惧与忧虑，结果目睹“雷伯恩完全掌控了局势”。最后的结果让他震惊，“法案通过了，竟然都没怎么听到有人嘟囔不同意的话”。
年轻人们本来还预测，协商委员会中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且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有分别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五名代表，要调节同一项法案中各自互相冲突矛盾的版本。因为参议院那边的法案是休斯敦•汤普森的原版，那个“没有希望”的法案，却获得了参议院代表团主席，尊敬的佛罗里达议员邓肯•U.弗莱彻尔的完全认可。不过，协商委员会也是有议程的。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议程。“就算有，也是在‘欣德先例’ (3) 中，基本就是名存实亡的规定。”多年后，成为协商委员会老手的兰迪斯写道。但有个人是肯定了解的，那就是山姆•雷伯恩。
有了弗莱彻尔这个彬彬有礼的南方绅士，利用这些议程就更容易了。他客气地建议雷伯恩做第一次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兰迪斯说，雷伯恩宣布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选“哪个文件”，是众议院的版本还是参议院的版本，“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个基本问题”。雷伯恩“平静地问弗莱彻尔参议员，他是否不想对这个问题提出动议”。七十五岁的弗莱彻尔显然没意识到这是个陷阱，他回答说，当然想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的版本成为讨论的法案。
“动议提出，”雷伯恩迅速说道，“有人支持吗？”有人支持。“就动议投票。”当然投票结果是平局了，五个参议员全部支持，五个众议员全部反对。雷伯恩说，由于平局，动议取消了，这样一来，众议员的版本就正式成为基本草案。如果是众议员提出动议，投票肯定也是平局，那么参议院的法案就会成为商讨的基本法案。雷伯恩先来了一招以退为进，让参议员提出动议，在与会者都还没反应过来进入状态的情况下，抢占了至关重要的先机。“后来只是偶尔提到其中的一些条款，”兰迪斯有些动情地回忆说，“参议院的法案就这么……被毙掉了。”
代表参议员中，不仅有弗莱彻尔，还有好几个大人物，比如弗吉尼亚的卡特尔•格拉斯，密歇根的詹姆斯•卡曾斯，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众议院除了山姆•雷伯恩，也找不到什么德高望重的代表了。”兰迪斯后来说。但这么一个就够了。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弗莱彻尔明显想要取代雷伯恩做主席，但他太绅士了，不好意思自己站出来。兰迪斯说：“在他没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雷伯恩继续主导整个议程。”
对于助手们，他是个铁腕主席。有一次，两个参与过汤普森那项法案工作的参议员助手不忿于自己的辛勤工作就这样被枪毙，孤注一掷地想把草案重新摆在委员会面前。兰迪斯说，雷伯恩对他们“粗暴又坚决”，他们没有再提出同样的要求。对于参议员们，他以柔克刚：嘴上曲意逢迎，积极征求他们的观点，什么都问，只除了那些关键核心本质的问题。兰迪斯后来写道，大多数协商委员会的气氛都是很紧张的，但在这个委员会召开时，“有了雷伯恩的引导”和他对每个人的观点表现出来的尊重，“大家建立了友谊”，化解了紧张。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淹没。在每个关键节点上，最终商定的法案都是众议院的法案。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签字，将其正式写进法律。数十年毫无建树的讨论之后，政府对于证券发行的规范约束终于变成了现实。公众们很少能把雷伯恩和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后那翻天覆地的几个月联系起来，因为那段时间国会通过了无数彻底改变美国面貌的立法。然而在目睹雷伯恩所作所为的年轻人眼里，他是“百日新政”中的英雄之一。
第二年提出的一部立法，是有关政府对证券交易的规范和管束。一九三三年的抗争已经够艰难了，一九三四年的抗争则更是一场血战。这项法案要求建立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不再按照私人俱乐部的方式进行证券交易，停止俱乐部成员以公众利益为代价从中牟利的乱象。雷伯恩自己委员会中的商业代表们群起而攻之，差点儿就把他打败了。他必须运用自己所有的说服力，和每一根权力的杠杆，来平息这场内讧。于是，接着，在众议院会议中，他强压着怒气，妥协妥协再妥协，但在关键问题上却绝不让步。在另一场协商委员会中，他再次发挥了大师级的操控艺术。一九三三年的《证券法》和一九三四年的《证券交易法》共同写入了美国的法律。
一九三五年的重点法案是《公用事业法》，要限制公用事业股权大鳄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对于为平民争取权益的人们来说，这些控股公司象征着东北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大权，以及这权力对全国“劳苦大众”的影响。消费者们要承担高昂到离谱的电费，特别是农民，就因为远在纽约的控股公司对当地电力公司极尽盘剥克扣。纽约那边唯利是图的大亨们认为在农村发电没什么油水可捞，一个决定就让大多数农民无电可用。数十年来，坚守平民主义的议员一直试图运用国家立法来压制这些公用事业公司，而几乎每一次重大努力都被公用事业公司在国家资本中的大权打击得溃不成军。二十年前作为得州议员的雷伯恩本人也曾对他们进行过未成功的抗争。现在，雷伯恩已经很清楚，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能压制住这些控股公司，而且，终于也有了一个明白这一点的总统（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长时期也抗争过这些大鳄，也失败了）。总统授意，科克伦和科恩起草，雷伯恩和来自蒙大拿的平民党老党员，参议员波顿•K.惠勒提出了一项立法，其中有一条被称为“死刑”条款，赋予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权力，可以强行解散各大控股公司。
对于那些游说者，光是提一提他们的名字就能让雷伯恩整个头涨得通红。一位朋友写道：“他觉得他们就是害虫，厌恶他们，痛恨他们。”一九三五年，公用事业公司的游说者们异常活跃。“说什么关于劳动法案的游说已经很厉害，”罗斯福说，“那比起公用事业公司的游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以前还有大量的游说军团，他们的规模和力量比起这个公用事业游说实在是不值一提。”他说，这是一次“最有力也最危险的游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游说者们的手段肮脏下流。就是在争取“死刑”条款期间，他们开始广泛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不正常。他们的手段也相当凌厉狠辣。将近一百万条信息淹没了各位国会议员，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各位议员，如果他们投了《公用事业法》的赞成票，那么下一次议员选举的时候，各大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砸钱去他的选区，让他落选。这次，雷伯恩对自己委员会的控制不管用了。经过六个星期艰难激烈的听证，法案到了议会，“死刑”条款消失了，这成了一个“被阉割”的法案。
我讨厌忍让。忍让退步还不如让我去死。在违背自己政党领袖议员的情况下，雷伯恩三次要求重提“死刑”条款。白宫是站在他这边的，科克伦正遵照罗斯福的命令不知疲倦地与他并肩战斗；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的听证会又给白宫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会上揭露了公用事业公司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来制造“自发”邮件，实际上是从电话簿里随机挑出一些名字来写成寄信人。但在得州他自己的家乡，各大报纸称雷伯恩是共产主义者，指责他想要“谋杀”一家伟大的企业。得州电光公司的总裁约翰•W.卡朋特请雷伯恩选区的一个银行家“估计一下打败山姆•雷伯恩需要多少钱……他说多少钱他都有”。众议院对他的谩骂之声渐成势头（卡朋特和别的公用事业公司高层也坐在看台上，无声地警告着那些国会议员），雷伯恩三次重提均告惨败。还有协商委员会，这次一个朋友也没交成，两个月的会议过程中，双方气氛僵持，仇恨入骨，科恩和科克伦这两项法案的起草者甚至都不被允许进入会议室。然而，尽管协商出来并获通过的法案远远没达到罗斯福和雷伯恩最初的期望，里面仍然赋予了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强制重组控股公司的权力。山姆•雷伯恩罕见地发表了公开声明：“一九三三年《证券法》，一九三四年《证券交易法》，加上这个有关控股公司的法案，算是完整圆满的配套法规，我相信政府和人民将会从少数人手中重掌大权。美国人民有理由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当时，大家对雷伯恩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如果大家只是看新闻报道和公开资料，那知道他的人真的很少，”《纽约时报》发文写道，“他处在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圈子里，很难说这个圈子里还有谁比他更低调、更内敛、更不出名。”历史也并未给他记上应有的功劳，部分是因为他几乎没为自己的努力留下任何书面记载：回忆录里没有，就连备忘录里都没有。就像戴维•哈尔贝斯丹姆所说的，他“所有严肃的问题都是用铅笔在旧信封背面写的”。（有人问他，这样如何能记得他承诺过什么、说过什么呢？结果雷伯恩怒吼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不需要好记性来记得自己到底说了什么。”）部分也因为羞涩的他一向不喜宣传。“让别的家伙去上头条吧，”他说，“我来负责法律法规。”即便读完关于新政的详细历史，也很有可能找不到山姆•雷伯恩的名字。
暮年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九五五年，德鲁•皮尔逊就监管会的问题采访他，他突然脱口而出：“这些委员会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会员了……是我写了建立联邦通信委员会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法律……是我写了建立民用航空局的法律……”但听他说话的人并不总是明白这位老人在说什么。艾森豪威尔在任总统期间，一位年轻的国会助理正歌颂着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才华和智慧，雷伯恩突然打断他：“我有一次把他说得体无完肤哦，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助理问道。是什么时候？老人不满意地哼了一声，拒绝回答。但写着他名字的一九三三年《证券法》（“弗莱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四年《证券交易法》（“弗莱彻尔-雷伯恩法案”），一九三五年《公用事业法》（“惠勒-雷伯恩法案”）和其他新政立法，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从少数人手里”夺了权，交还给了“劳苦大众”。和他并肩战斗的人清楚他为之付出的心血。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后来回忆道：“我们把这个委员会亲切地称为‘山姆•雷伯恩委员会’，因为他就是证交会之父啊。”那三个伟大的立法中，书写了平民党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取的条款原则。这个党催生了布赖恩、汤姆•沃森和乔•贝利等伟大的演说家，但这项成就中功劳最大的，可能是最沉默寡言的那个平民主义者：他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靠沉默隐忍获得了权力，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雷伯恩自己，当然是用自己低调的方式，将这个功劳给了另一个人。在华盛顿浸淫多年，他办公室的墙上已经不止罗伯特•李将军一个人的肖像了，很多要人的签名照也挂了上去。但在博纳姆的家中，这么多年，桌上还是只摆了山姆•雷伯恩第一个偶像英雄的肖像。但现在，国会休会期间，他回到家，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相框，摆在罗伯特•李的旁边，相框里的人，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
早在获得大权之前，山姆•雷伯恩，顶着一张冷脸与光亮的秃头，就已经成为令人畏惧的人物。现在，他的外表更有了权力撑腰，而且是实质性的权力：主席的宝座，加上很多领域的支配权。因为他不但有权提名一些委员会成员和新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4) ，还能给白宫提供建议，把什么工作的分配权给哪位议员。有位专栏作家提到，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称为“阴影中的人”，但能像他这样“推动议会大车”的实权议员可谓凤毛麟角。他压抑了那么久的人性力量，终于能够完全释放了。在发自内心关注的那些议题上，他是不可动摇的。“你和他争论，他给你答案，”一位议员同僚说，“如果你再提起这个问题，又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完全一样的答案。于是你就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答案。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他很少声色俱厉，也从不威胁他人，最多压低声音，用温和甚至是轻柔的语气说：“在你继续之前，我想告诉你，你要犯错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求人帮忙，不管是投票还是别的什么，都只问一次。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拒绝了山姆•雷伯恩一次，他就再也不会求你做任何事情了。
他从不要求别人做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议员的第一职责，是争取连任，”他说，还建议年轻议员，“一定要向着你的选区投票。”如果某个议员说，雷伯恩找他投这一票，会破坏他在选区的形象，雷伯恩总会接受这个借口。但他很熟悉各个选区。要是借口不属实，他就会怒火中烧。有一次，一个议员就尝到了这怒火的厉害。他来自一个比较开明激进的选区，却因为不敢惹选区里的反动利益集团，而完全遵循对方的命令。他总是用选区的民意当借口，而雷伯恩从来没提出异议，并且再也没请求过他的支持，所以他误以为雷伯恩相信了自己的借口。然而，一天晚上，议会否决了雷伯恩支持的一项法案，他来到和一群朋友站在一起的雷伯恩身边，带着略微得意的微笑，说，他当然是想跟他投一样的票，但如果真这么投了，会破坏他在选区的形象。雷伯恩很久都没回答他，但硕大的头颅开始慢慢涨红。接着，根据当时和雷伯恩站在一起的某人回忆（另一个在场的人也证实了），雷伯恩说：
“好了，我从来没请过你为这项法案投赞成票。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关于这项法案的只言片语。我知道你不会为这项法案投票，所以我一个字都没跟你说过。但是你刚才从那边过来，告诉我你本来想和我投一样的票。
“那我现在就跟你讨论讨论。你本来应该和我投一样的票的。我在你出生之前就很熟悉那个选区了，投赞成票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形象，一点都不会。你没有和我站在同一立场，是你没这个胆儿。”
硕大的头涨得都快成黑红色了。和雷伯恩站在一起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后退。“所以你就别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告诉我你想跟我投一样的票。因为这他妈就是撒谎。这他妈是个谎话。你他妈的是个骗子。你没有投赞成票是因为你没这个胆儿。你没胆儿。我告诉你，这事我提都没提，但是你提了。你从那边走过来了。那我就要告诉你，总有那么个时候，人民会发现，你代表的就是商会；等他们发现了，就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那个选区有个年轻的州议员，本想和这位议员竞争的，但放弃了，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不够。议员和雷伯恩的冲突过去不到一星期，前者走进众议院餐厅吃午饭，看到州议员坐在雷伯恩那一桌。等州议员回家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这位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雷伯恩不仅把他赶出了国会，还彻底赶出了华盛顿。他本来想留在首都，找份别的政府公职或者游说工作，但没人找他，只要雷伯恩还活着，华盛顿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雷伯恩的脾气，加上背后的政治权力，让大家对他敬畏无比。他们总是揣测这人的心情。“如果他拖长了声音说，‘屁——话’，我就知道他心情还好，”众议院的看门人，外号“鱼饵”的米勒说，“但如果他说得很快，比如，‘我不想听你在这儿扯这些屁话’，我就知道有麻烦了。”众议院警卫官肯尼斯•哈丁说，有些议员“真的连开口跟他说话都不敢”。哈丁还说：“他有时候非常友好亲切，可是，要是他眉头一皱，我的天，千万别接近他。就是说，要是他从走廊那边皱着眉头走过来，真是没一个人敢跟他说话，他们怕靠近他，怕说错话。”要是“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不仅皱着眉，而且那颗大头还涨红了，那肯定就像“石头砸进水里，一路上的人都自动避开让道”。
然而，如果说只在国会中见过山姆•雷伯恩的人会害怕他，那么在国会之外见过他的人却会同情他。
孩提时代，他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孤独会让人心碎，”他曾经说过，“孤独能吞噬一个人。”现在，早已成年的他已经得到自己孜孜以求的权力，但也了解到，就算是权力，也不能解除他最深切的恐惧。
当然，国会召开期间，他周围簇拥着想和他说话的人，迫切地想要争取他的注意，把他的一字一句奉为圣旨。
但国会并非不间断召开的。晚上不会召开，周末不会召开。国会休会期间，山姆•雷伯恩常常是一个人。
他是如此渴望不要一个人。他想要一个家，有贤妻在侧，儿女承欢。初来首都不久，他和一个朋友在华盛顿郊区驱车兜风，经过豪华的切维•蔡斯乡村俱乐部，他说：“我想要个那么大的房子。”朋友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孩子们要住在里面。”另一个朋友说，成年人“害怕雷伯恩，但是孩子们不怕。他们很自然地就亲近他。他们爬到他身上，揉着他光秃秃的脑袋”。他经常坐下来跟小女孩或小男孩聊几个小时的天，那张坚硬的大脸上露出灿烂温柔的笑容，旁人本以为没人能让他笑出来的。目睹山姆•雷伯恩和女性共处的朋友们意识到，他通常的那副严肃冷酷的做派就像一副面具，故意遮掩了另一种性格，就是他严重的羞涩与不安全感。他总是害怕出丑。雷伯恩演讲时从来不讲笑话，他说，那是因为“有一次我演讲时想要讲笑话，结果还没讲完，自己先成了笑话”。这种恐惧在和女性共处的时候仿佛更为突出了。有一次他是坠入爱河了，爱上另一个得州议员，他的朋友马尔文•琼斯十八岁的妹妹，女孩很美，有一头深色秀发。当时雷伯恩三十六岁。他定期给这位梅兹•琼斯写信，但过了整整九年才向她求婚。朋友都说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最终鼓足勇气。一九二七年，雷伯恩已经四十五岁，两人终于订婚了，他请梅兹不要把订婚期拖太长。“我急着结婚……免得她变卦。”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雷伯恩从未说过原因，他对此事三缄其口，后来才认识他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结过婚。（他老年时有一次跟一群女童子军聊天，其中一个问他为什么没结婚。他说：“哦，我脾气太怪啦，没人要我呀。”一个小女孩说：“我跟你结婚吧。”雷伯恩哈哈大笑起来。）“鱼饵”米勒在雷伯恩身边工作了三十年，尽管雷伯恩内敛沉默，岁月还是让米勒与他熟识，作为这桩婚姻的知情者，米勒说，梅兹再婚以后，雷伯恩都会“远远地关注她照顾她”。她二婚时生的女儿得了脊髓灰质炎，马上就排在长长的等待名单前面，住进了温泉疗养院那个著名的脊髓灰质炎治疗中心。（“的确，有的人权力很大，但你就是觉得他可怜，”米勒说，“我觉得雷伯恩很可怜，因为他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女人。”）那之后的很多年，雷伯恩都没约过一次会。事实上，他这辈子可能也就只有过几次约会，具体情况也没人确知。梅兹离开以后，雷伯恩就一直是一个人。他住进杜邦广场附近一套狭小甚至昏暗的两居室公寓，余生都在那里安家。
当然，他本可以去参加聚会，但他总觉得自己没法闲聊，害怕闲聊起来自己会出丑，这样聚会也成了痛苦的折磨。多年来他一直在说自己在华盛顿参加的第一场鸡尾酒会，那时他还是国会新人。“我觉得女主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那儿。所以我就不去（参加聚会）了。”
他尽量多待在国会山上。杰克•加纳原来组织的“教育集团”早解散了，但还是有一些国会领袖人物每天结束时聚在一起喝一杯，而其中总有雷伯恩的身影。不过其他人总是很快就回家了，他们有妻子有家人，还有别的社交活动要去。（雷伯恩一直努力不让他们看出来自己什么都没有，他从来没请他们多留一会儿，甚至经常有意自己先走，好像他也有别的地方可去。）
“最难熬的是周末，因为人人都回家陪老婆去了。”D.B.哈德曼说，他是雷伯恩五十年代的助手。那已经是多年之后了，雷伯恩当上了议长，手下自然有了一批人手。周末，他会给这些人打电话，比如哈德曼、约翰逊•霍尔顿、看门人米勒或者警卫哈丁之类，电话里他故意装得轻松愉快，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马里兰海岸附近的某个湖钓鱼；或者周日去他那儿吃早餐，和他一起看周日的报纸。不过，山姆•雷伯恩是很难开口求人的，就算助手们都会应邀前来（“有时候我本来要做其他事的，但我还是会去，因为我知道他无事可做。”其中一个说），他也不经常开口。他身上那股子傲气，让他很难发出邀请，甚至也很难接受邀请。自然地，他那些助手也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但他也不能常常接受邀请，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无事可做。（不过助手们都知道真相。雷伯恩有时候会叫哈德曼或者霍尔顿周末到办公室去，借口说是有工作要做，但经常是没什么工作的。年轻人们就看着他把每个抽屉都翻找一遍，拿出里面每一张纸，“找事情做”。）肯•哈丁说：“他有很多崇拜者，但亲密的朋友却极少。你对他只有敬畏，根本不敢接近他。大家都害怕近他的身，因为怕说错话。就因为大家都不敢接近他，他变成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生活就是个悲剧。我非常非常可怜山姆•雷伯恩。”
三十年代，他还没有可以打电话招之即来的手下。有一阵子，他努力把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和得州的议员们一起去钓鱼，周六就开车去马里兰的湖边，晚上就睡在车厢里。“初次和他去钓鱼的人，都会大吃一惊地发现，雷伯恩变了一个人，”一位朋友写道，“国会山上那么严肃、干练和沉默的一个人，钓鱼路上却健谈、幽默，很能开得起玩笑。”
但以山姆•雷伯恩的行事，如果被某人拒绝一次，不管对方的理由多么合理，说得多么委婉真诚，他都不会再对那人有任何要求。这么一来，每个人他也邀请不了几次。所以，即使他去了马里兰的湖边，也经常是一个人去的。写给得州一位朋友的信中，这些压抑的情绪从笔端倾泻而出：“天哪！要是能找到个毛头小子一起去钓鱼，我可以付出很大代价的！”三十多岁的他，周末常常待在华盛顿，长时间地散步，在空旷的街道中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拖着孤独的身影，脸上阴郁沉默的表情仿佛他就想一个人待着，让任何人都不敢上前来跟他聊天。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林登•约翰逊初来华盛顿，那时候他就特别坚定地要努力和山姆•雷伯恩交朋友了。两人算是一见如故吧，反正林登和每一个父亲的故交都是这样。“亲爱的山姆，”雷伯恩写道，“你是我在得州议会中特别喜欢的一个人。”雷伯恩也同样喜欢这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但他的喜爱被规矩局限了。国会秘书要去其他议员的办公室，机会很少，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必须要是公事。有些下午，克雷博格和罗伊•米勒会去雷伯恩或者加纳的办公室（雷伯恩可能在那里）。约翰逊目睹他们走出去，会跟拉蒂默或者琼斯说：“嗯，他们会喝点波旁酒或者威士忌。”他也想去，但从来没接到过邀请。出了办公室，他也没有见雷伯恩的借口。
不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林登和“小瓢虫”住进卡洛拉马路那间小公寓之后，他就能邀请口中这位“山姆先生”来吃晚饭了。
“小瓢虫”回忆说，他来家里做客，对一切都十分满意。当然啦，他也经常应邀去别家做客，也是一样的心满意足。不过，他去每家都去得少，有的很可能只去一次。而在这间公寓里，虽然女主人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笑容背后却不止紧张，还有恐惧。初见这个一脸凶相的男人，“小瓢虫”很害怕。山姆•雷伯恩看出她笑容背后的情绪，努力要安抚这个唯唯诺诺的安静少妇，她这么娇小、这么温顺，像个小女孩似的。他想让她放轻松。这是对其他那些更成熟世故的华盛顿主妇都不会付出的努力。她从来没说出口，但他看得出，这个女孩特别想家，于是他就聊聊得克萨斯，聊聊他在农场上度过的孩提时代，想让她高兴起来。他跟她诉说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他还是爱吃小时候在家里吃的那些东西：眉豆、玉米面包、蜜桃雪糕、辣椒酱。”她回忆说），后面他来做客，她就做给他吃。她说，随着山姆来得越来越频繁，她也“逐渐学会怎么做他喜欢吃的”。这个手里不拿着小木槌就浑身不自在的男人，面对这个女人的体贴与亲切，也放松下来。他开始接受约翰逊进一步的邀请，不仅去吃晚餐，还去吃早餐，周日的早餐，整个周末的早餐，反正他也无事可做。早餐吃完了，“小瓢虫”说她去收拾碗筷，林登和山姆先生可以一起看看周日的报纸，于是雷伯恩就越待越长。林登•约翰逊就有了很多机会对这个特别渴望有个亲人的男人施展别人口中“专业装孙子”的技能。有些国会助理发现约翰逊做出了一个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不过可能圣马科斯的学生会觉得没什么，毕竟他们目睹过，对人见人怕的埃文斯校长，约翰逊都敢拍他的背）：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见到山姆•雷伯恩，会弯下腰，亲亲他的秃头。
山姆•雷伯恩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连林登•约翰逊也不能轻易打破。但他还是打破了。约翰逊家的客厅有一张沙发和一把舒服的摇椅，山姆先生却永远坐在那张直靠背的餐椅上，好像特别害怕放松似的。但现在，他会越来越多地斜着身子，把手撑在膝盖上，开心地讲故事。“他的故事讲得特别好，”“小瓢虫”回忆，“他记得伍德罗•威尔逊那些人的事。”他开始邀请林登和“小瓢虫”去他的公寓吃早餐。
一九三五年春末的一天（具体日期已不可考），思乡情切的“小瓢虫”回了卡纳克，五月六月基本上都在娘家住着。而这期间林登•约翰逊得了肺炎被送进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山姆•雷伯恩坐在病床前，通常面无表情的脸因为焦虑担忧而扭曲。他坐立不安，都忘了自己在抽烟，衣服上落满了烟灰。“林登啊，”他说，“你别担心，放轻松。需要钱，或者其他什么，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林登很擅长唤起别人慈爱的一面，不仅是雷伯恩，还有罗伊•米勒、“迅飞”亚当斯和阿尔文•维尔茨，等等，但他一直还没能好好利用这些喜爱往上爬。一九三一年干上新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在做离职的打算了。艾拉•莱勒那天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就回复说，国会助理这个位子，只不过是个跳板，是他急于攀爬的政权之梯的最底层。而现在，已经一九三五年了，他还停留在最底层。快四年了，他不知疲倦地迎合讨好着议员们，同意他们的观点，邀请夫人们跳舞，“总是在奔走活动”，结果把自己活动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早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爬（之前他听说某个国会秘书坐上了上司的位子就说过，“应该走这条路”，现在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本来有个机会的，他也试过了，在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暗中试图把克雷博格议员变成克雷博格大使。现在，他快二十七了，仍然是此路不通，因为“克雷博格之乡”没人能打败克雷博格，而上司也没有任何要主动退出的意思。理查德•克雷博格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本来给了约翰逊希望，觉得他会厌倦议员这个位子。然而，他沮丧地发现，克雷博格虽然一直觉得华盛顿这些政治上的事没意思，却发现这里的社交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约翰逊怀着越来越失望的心情，清楚地认识到，上司是不会放弃这个位子的。当然，去南美当个大使他可能还是愿意的，不过他已经不太可能当上大使了，因为这位克雷博格先生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敌意在白宫已经是尽人皆知。
如果说还有更长的路，比议员位子更高的山峰，而且只有他能看到的，那么他也开始在攀爬这条路了。他同时在为最激进和最反动的议员工作，永远是见风使舵，迎风扬帆，帮能帮的忙，建立的人脉关系网不局限于自己的选区，还扩展到整个得州。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都只是些表面上的人情，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一九三五年，他离他的远大抱负，并未比一九三一年近多少。
约翰逊刚到华盛顿几个月，埃丝特尔•哈宾就看出“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他自己也说过：“我不是助理人才。”但每天都要遭遇的那些小小的屈辱，比如自己的上司走进“议员专用”的电梯，他却不得不往后一步停在外面；比如不得不等在议员专用更衣室外，因为自己没有资格进去……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提醒他，将近四年过去了，他还是一个助理；他还没成为大人物，还是个小人物，是众多薪水微薄、无权无势的国会秘书中的一员。
还有别的事情，也让约翰逊的华盛顿生活愈加不愉快起来。
之前，至少在同侪之间，他还算个人物，“‘小国会’的老大”。但一九三五年，这个情况也起了变化。
关于林登•约翰逊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这个组织议长的流言并未消散，因为，每次换届选举的时候，获胜的都是“‘小国会’老大”亲自挑选的候选人。每当此时，类似的议论就再次热闹起来。用秘书同事温盖特•卢卡斯的话来说，大家普遍认为那场选举“作弊”了，票箱里有很多并非“小国会”成员的收发人、警卫和邮递员的投票，而这一切都是约翰逊幕后操纵的。而且很多人都确信，要是这样约翰逊那方也没有拿到多数选票，那么统计票数的人员也会给他制造一个多数出来，因为他当然是约翰逊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卢卡斯说，“大家都这么说。”他们都说：“上次选举的时候，他妈的林登•约翰逊又作弊了。”这种想法，加上约翰逊唯我独尊的做派，惹怒了很多秘书。事实上，他在华盛顿同事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低得非常可怜，不比他在圣马科斯同学之间高多少。不过，同侪们倒是从来没质疑过他掌控“小国会”的这个机制，因为其中的干将都是他的支持者，接受他的霸权。部分是因为不敢质疑，怕惹他不高兴了就没机会在“小国会”升迁了，毕竟，这是一个国会秘书唯一有机会升迁的组织。然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有了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华盛顿也多了一批新的秘书，其中有个“一根筋”的愣头青，显然刚从乡下来，比三年前来华盛顿的约翰逊还要年轻。他热切地认为政治是自己“天然的使命召唤”。这就是二十岁的詹姆斯•P.科尔曼，瘦高个子的密西西比农村小伙，他很快就会开始旋风般的政治生涯，在四十一岁盛年就坐上密西西比州长的位置。一九三五年一月，科尔曼参加第一次“小国会”的聚会，就以足够的机敏注意到了约翰逊：“他个子很高，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有种掌控一切的气场。而且他特别懂行。什么事情都知道。还有，嗯，他身上就是有一种东西，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东西。”
不过，也是凭着这种机敏，让他看透了约翰逊。林登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也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乡下小伙，想借此跟他套近乎。科尔曼对此很反感。他说他很快发现：“林登是那种特别左右逢源的家伙。在国会山上，他的穿着打扮、行事做派，都像个城里人。但是遇到我这种从密西西比腹地小镇来的人，他就表现得像我发小似的。”另外，决定要成为“小国会”官员的科尔曼，也是在这第一次谈话中就意识到，约翰逊只会支持那些“甘心听他指派”的人，而科尔曼可不是那种盲从的人。他决定要在三月的时候竞选议长。
为了打败约翰逊，他开始争取各方的支持，发现过程出人意料地轻松，特别是那些得州的秘书。不过，也有人警告科尔曼，这些支持不一定意味着胜利。他听说了胡乱统计的选票，还有关于非“小国会”成员的收发员和警卫们投票的传言。他和三个最亲密的盟友（来自得州的劳埃德•克鲁斯林、温盖特•卢卡斯和戈尔•辛斯利）决定要求公开计票，要在所有成员面前进行，而且要记名投票，保证每个选民的合法性。（科尔曼的一些支持者也对记名投票颇为犹疑，因为他们知道约翰逊会对落败的反对者做什么。科尔曼如是说：“如果明确知道谁反对了他，那么获胜者肯定就有机会去报复反对者；我还记得克鲁斯林、卢卡斯和辛斯利跟我说：‘你最好是赢。我们不想输了还惹得林登•约翰逊不高兴。’”）
三月的会议如暴风雨般猛烈。科尔曼的对手是威廉•霍华德•佩恩，但各位盟友站在核心会议室，很清楚地言明，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佩恩背后的支持者。“我们真正反对的，是林登。”卢卡斯说。克鲁斯林指着坐在角落的约翰逊喊道：“那才是我们要打败的人。他做了太久的老大了。我们不要再受他的压制了！”他直视着约翰逊，说：“你用不着再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了。”（约翰逊一言未发。）科尔曼的支持者提出新的选举程序，卢卡斯说：“我们要公开计票，还要列个成员名单，一张张地检查选票。”约翰逊还是沉默地坐着，但他的支持者仍然对新程序提出了反对。经过长时间怒火喷溅的激烈辩论，新程序还是被采纳了。
新程序的采纳意味着，一九三五年三月，“小国会”的选举将会第一次受到客观的审查。这在林登•约翰逊参与的选举中（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圣马科斯），还是头一次。所有那些围绕这些选举的怀疑，也会在今天得到一个解答。而结果恰恰如约翰逊的反对者们所愿。双方各选出一名计票人，坐在大家面前，按照每张选票上的签名对照成员名单，佩恩的好些选票的确是非成员投的。如果这些选票有效，约翰逊的候选人就赢了。但这些选票都宣布作废了，所以这位候选人输了。
面对落败，约翰逊的反应令人吃惊，因为很多人都以为下次选举他定然会卷土重来。不过，也许童年时的玩伴不会太吃惊，他们知道“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失去了对“小国会”的领导权，约翰逊似乎对这个组织也没什么兴趣了。核心会议室本来是华盛顿唯一一个他拥有自己的特权与身份的地方，现在他在那里也只是泯然众人了。
（那之后不久，过去那种不正式的投票方式又重新被采纳，记名投票也被废除。“没什么检查的必要了。”卢卡斯解释说。一九三九年，在约翰逊已经离开很久后进入“小国会”，后来成为议长的詹姆斯•F.施威斯特，对于曾经竟然有过记名投票且要检查选票表示震惊。“我的天，”施威斯特说，“谁会在‘小国会’这种地方的选举里面作弊啊？”）
为了成为“大人物”，他开始疯狂甚至是孤注一掷地打入越来越大的圈子，想方设法地扩展人脉。约翰逊曾经寻求过帮助的威利•霍普金斯说：“他想往前走。就是有那种狂热的野心。他想顺着这梯子一直往上爬。但不知道该怎么爬。我觉得他已经不太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了。”
约翰逊之前跟霍普金斯说过，真正的政治前途必须是参与国家政治，如果在州政府混下去，那就是条“死胡同”。现在他不这么说了，而是求霍普金斯给他找个州政府的工作。“他含糊地对我表示，想回得州，（阿尔文）维尔茨和我跟比尔•麦克格洛（新当选的州检察长）打了招呼，比尔说他不认识林登，但看在维尔茨和我的面子上，可以给他找个位置。维尔茨和我把这话告诉了林登。”结果对方提供的工作岗位在林登看来实在太低阶了，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绝望之下，他甚至考虑不再从政。对林登视如己出，也很欣赏并认可他能力的维尔茨说，如果他能拿到法学学位，就可以做他奥斯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九三四年九月，约翰逊开始在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上夜校。然而，在法学院，少年时代对学习的厌烦甚至是抗拒又再次沸腾。他特别不爱受教育（“怎么又来个拉丁文啊，”他经常压低声音对班里的同桌拉塞尔•布朗说，“怎么就不能用简单的英文啊？”），所以他也自然很难用学习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他倒是愿意学习具体的法律条款，但是特别抗拒特别不屑于去学习条款背后的历史或者哲学思辨。布朗说，约翰逊在法学院期间，“从未参加过一次课堂背诵”，而且，也在两个月后因为结婚而终结了。“他从法学院退了学，跟‘小瓢虫’结婚。”琼斯说。
鉴于他对正规教育如此不感兴趣，约翰逊接下来争取的工作似乎是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想做一所学院的校长。建校十年的得克萨斯艺术与工业学院位于金斯维尔，上千名学生的黑色校服上衣上都有一头金色公牛，是学校建校金主金家牧场的标志。和“克雷博格之乡”的大多数机构一样，这所学院仍然握在克雷博格家族手里，约翰逊说服了曾经是校董会主席的理查德•克雷博格来支持他竞争校长。对教育十分尊敬、很有学者气质的琼斯对约翰逊这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因为老大对教育的态度，还因为他根本就没资格：“他只不过是个文学学士啊。”等到约翰逊向他透露，觉得自己应该能得到这份工作，琼斯可以说是“惊骇无比”了。“大概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他都在做着美梦，说着当上校长以后他会做什么，滔滔不绝啊，说他会改革学校，把教育重心转向农业，创建美国最伟大的学院。”不过，后来，一些比较冷静的人插了手，琼斯的恐惧和约翰逊的希望，都没有成真。
接着来了条新路子。约翰逊一直特别崇拜罗伊•米勒，还有米勒那些举足轻重的游说者同行，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操盘手”。他常说：“我想成为罗伊•米勒那样的大游说者。”现在机会来了。米勒的哥们儿，通用电气公司在国会的反动幕后操纵者霍勒斯•亚当斯（绰号“迅飞”）对约翰逊视如己出，并且对他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如鱼得水相当欣赏。他正式提供给林登一份工作，年薪一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国会议员的工资），做他的助理，为巨擘通用电气做华盛顿第二号游说者。但真的有了这么个大好时机摆在面前，约翰逊反而犹豫了。跟他讨论过亚当斯这个工作的人们说，他的犹豫并不关乎原则，而是罗伊•米勒重点提出的一个顾虑。米勒和约翰逊在几次严肃的长谈中谈起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后来得州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接受了通用电气这份工作，可能意味着约翰逊再也没有希望通过选举从政，也很可能无法再从事任何政府公职。米勒直截了当地说，只要背上了公司游说者这个标签，就再也不可能在得州任何主要选举中获胜了。
尽管如此，这工作对于一个年薪仅三千美元的二十六岁秘书来说，还是非常诱人的。如果接受了，他就和国会议员拿着同样的工资，享受的待遇可能还要更高。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林登双眼放光，”琼斯说，“他很动心，这些游说者相当于控制着国会。有那么两三周，他都在想，真能成这么个大人物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就算亚当斯给的这条路不是林登•约翰逊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一条，在一九三五年那段焦虑的岁月，似乎是摆在他面前唯一的一条。在林登•约翰逊的一生中，他的事业危机，全都能从身体健康的崩溃中看出端倪。那场叫他住了院的肺炎，他一生中第一次大病，就在这个时候犯了。他如此热切地渴望着要成为大人物，而这份工作一定能让他成为大人物。尽管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被迫离开（可能是永远离开）政坛，放弃他“与生俱来的使命召唤”，他的手下和朋友都同意，他当时真的非常动心，差点儿就要接受了。
然而，最后，他不是非要接受这份工作。他毕竟在讨长辈欢心方面天赋异禀，这种才能在最后关头，给了他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通用电气的工作机会是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出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约翰逊就要接受的关头，罗斯福总统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名为“国家青年管理局”，年预算为五千万美元，会在每个州设立一个分部，选一名理事。
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在选择青管局在得州理事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山姆•雷伯恩去找了他。
康纳利对这位来客相当惊讶。他和雷伯恩从来没什么交情。他对这次来访的目的更为惊讶，他和国会山上的所有人一样，知道雷伯恩甚至从来都没开口请哪个朋友帮过忙。雷伯恩的样子也让他吃惊，那张似乎从未见过任何情感显露的脸上，竟然流露出鲜明的情绪。
“有一天，从来对我没那么友好的山姆•雷伯恩来找我，”康纳利后来回忆，“他想请我让罗斯福总统任命林登•约翰逊……山姆显得很焦急。”事实上，他焦急到坚持要留在康纳利的办公室，直到对方说“我愿意这么做”才离开。
康纳利是同意了，但白宫拒绝接受他的推荐。总统和其团队认为，竟然要把整个大州范围内的事务交给一个完全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二十六岁的毛头小子，光想想就觉得可笑。总统宣布，青管局得州理事将是德维特•肯纳德，过去阿瑟港工会的干事。事实上，肯纳德都已经正式宣誓就职了。
山姆•雷伯恩去了趟白宫。他说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白宫发声明说，犯了个错误，青管局得州理事不是德维特•肯纳德，而是林登•B.约翰逊。
这次任命让约翰逊成为青管局在四十八个州中最年轻的理事。事实上，他可能也是新政所有主要项目中得到州级权力最年轻的人。他高兴吗？他有没有觉得抱负实现了，即使只是短短的一刻？当白宫宣布对他的任命，其他秘书拥进办公室祝贺他时，他有什么反应？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议员了。”
(1) 全称是《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为履行民主党在一九一二年大选时所做的许诺，国会于一九一三年通过该法案。该法案将钢铁、羊毛和一些农产品列为免税商品，降低了棉花和毛纺织品的税率，提高了化学制品的税率。该法的税率虽然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在本质上仍是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法。
(2) 即美国共和党。
(3) Hind's Precedents，全称为“美国众议院欣德先例：提及宪法、法规与美国参议院的决定”，后来与“坎农先例”并称为“欣德与坎农先例”，是对美国联邦政府各种条款和规定做出的记录与解释，是研究国会议程的重要资料。
(4) 比如，罗斯福允许他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州际贸易委员会各提名一个委员。——原注
•19•
“让他们工作！”
建立青管局的灵感并非来自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是来自他的妻子。她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曾说：“想着这一代可能会成为迷惘的一代，我真的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恐惧。”
人们说起美国的青年，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迷惘的一代”这个词。一九三一年，全美的大学入学率开始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父母付不起大学的学费，学生也渐渐难找到兼职工作来供自己上学。一九三二年，高中入学率开始下降，因为被迫退学打工养家糊口的十几岁少年数量稳步上升（他们的时薪通常是十美分，大萧条期间十几岁的孩子基本都是拿这个薪水）；或者说家里根本没有余钱来买书和铅笔，也没钱给他们坐车上学，有的甚至连鞋都买不起了。研究青管局历史的学者贝蒂和厄尼斯特•K.林德利写道：“在很多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闻‘鞋子’这个词出现在是否能上学的等式中。‘孩子们可以去上学，但等下雪了就去不了了。下雪就上不了学，除非他们有鞋子。’内裤可以用装糖的麻袋改，衣服缝缝补补还能穿，鞋子似乎就是难以逾越的上学障碍了。”搜集关于青年数据的尝试没有特别全面的，但每次尝试都十分有启发性。正如林德利他们所说，这些尝试“让人们的头脑深入浸透到社会机制中，让他们看到比大多数人预想中糟糕得多的情况”。美利坚一直对自己的教育体系引以为傲，现在，一九三五年，大萧条的第六个年头，一项调查（还没有包括教育水平一直都很低的南部腹地）透露，参与青管局项目的三万五千名年轻人中，有一半没有上过一天八年级以上的课程。每一百个这些年轻人中，只有五十个读到了高中；在这五十个当中，只有十个从高中毕业；这十个当中，只有三个进入大学；这三个当中，可能不到两个能从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一百个年轻人中，只有不到两个大学毕业生。林德利写道：“这种状况见得越多……一个问题就显得越迫切：美国引以为傲的教育体系哪里去了？”
走出校门之后，年轻人会发现工作机会寥寥无几。换作过去，他们是新手，是学徒，能赚够糊口的钱，再慢慢学习相关技能。而现在，那些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人都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找事做，谁愿意招新手啊？一九三五年，美国两千二百万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中，有至少三百三十万（可能最多达到五百万）既没上学，也没工作，数百万年轻人迷惘度日，毫无建树。
这些年轻人懒散困惑，没有希望，连晚上回家都成了一种痛苦。其中一个说：“也许你不知道那种滋味，回到家中，人人都看着你，就算他们没说，你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没找到工作。’感觉真是太糟糕了。你就是不想回家……”其中的很多人（越来越多），在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不回家了。一名市场调查员目睹一列南太平洋公司的运货列车在埃尔帕索进站，很多衣衫褴褛、提着小包袱的人从车上跳下来，他震惊地发现，“大多数都还只是毛头小子”，但站在他旁边的铁路警察说他这是大惊小怪。“现在路上流浪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说，“都是些小伙子，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目的。”很多人都是往西部去的，略显悲壮的是，其中有些人把自己比作往同样方向去的祖辈。然而，如林德利所写：“最后的边疆大概四十多年前就消失了。如今想找个去处的年轻人，却发现真正是无处可去。”西部友好热情的招呼被执法官们的“继续走”代替，他们亲自押送着这些年轻人走到最近的县界，不接受他们的定居。等到他们来到最西部，曾经遍地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却发现高速公路上站满了警卫，在边界就把他们赶了回去；逃过所有这些并进入加州的人被扔进劳改营，最后也免不了被送回边界的命运。年轻人们和小偷、酒鬼、瘾君子与前科犯混在一起流浪，埃尔帕索那名铁路警察告诉那位市场调查员：“最糟糕的是，这些小伙子可能会变成混混儿，今年他们已经比去年不好惹了。”眼界更宽广的见证者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威廉•曼彻斯特报告说：“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旅行者帮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就这么被毁在了铁道上。”
新政在其他方面似乎一片欣欣向荣，但在年轻人的问题上却不容乐观，不管是毕业或退学，每年又有两百二十五万的年轻人离开学校或大学，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数量年年递增。更糟糕的是，一九三五年，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长期保持这个状态的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随着大萧条进入第六个年头，“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开始时那些十五六岁的小伙姑娘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们都长大成年了”。这些成年人从离开学校开始，就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成年人在“多年的受苦受难”中满怀怨恨。总统旗下的教育顾问委员会警告说，美国可能会有“整整一代迷惘的年轻人”。
在年轻人的问题上，九月总是最关键的。九月是开学季，美国的孩子们要么上学，要么不上。一九三四年九月，适龄少年中，至少七十万人没能入读高中。一九三五年的九月迫在眉睫，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个数字将会更高，数十万的年轻人将加入“迷惘的一代”这个行列。
埃莉诺•罗斯福深深同情年轻人，同情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也不怨恨咒骂，而是点亮蜡烛带着希望祈祷的年轻人。她参加了很多讲座，听主讲人在上面侃侃而谈，说年轻人的状况是他们自己的错。她表示不敢苟同 (1) 。罗斯福夫人觉得，年轻人面临的困境，要归咎于整个社会，她说：“不能给年轻人提供谋生之道的文明，实在是很可悲。”她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发自内心的恐惧”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也很早就催促丈夫开展一些解决问题的项目，帮助年轻人继续学业，摆脱无工可做的命运，也能给那些已经不上学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并且能够接受培训找到更好的工作。这还不是她对年轻人的全部希望。她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必要性。”她还说，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年轻人渴望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为理想做出自我牺牲”。她所规划的，是年轻人为国家服务，结合更多的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超“百日新政”时期诞生并广泛流行的民间资源保护队。
她的丈夫很为自己一手创建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自豪（这个基本上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灵感），所以可能不愿意再考虑别的措施，而且他还认为，妻子建议的这种项目可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不仅仅因为教育业巨擘们会担心联邦干涉教育会削弱他们对学校的管控，更因为大家普遍都会顾虑这样的项目会把政治因素带入校园，所以罗斯福没有立刻答应。富尔顿•奥尔斯勒目睹过夫妻俩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两人越说越激动，埃莉诺说民间资源保护队“太军事化”。（富兰克林说：“这个组织谈什么都谈不上军事化。”埃莉诺：“嗯，反正，亲爱的，它的上级机构就是军队啊。”富兰克林：“这样也不能说明它就军事化了。”）总统还说，年轻人的问题并不是应该独立出来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民族的问题（“还会有其他的代表团找上你，代表四十岁以上找不到工作的人……这种青年运动看着特别没必要”）。但罗斯福夫人知道怎么说服自己的丈夫。约瑟夫•P.拉希说，她转换策略，“把话题引向了政治。年轻人很快就有投票权了……富兰克林让步了，‘你说的事情很重要……’她后来说，丈夫是个‘很现实的政客’。就算别的观点说服不了他，对于‘纯粹的政治观点’，他一向还是很敏感的。”接着，总统的一些顾问（甚至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和奥布雷•威廉斯）警告他，建立一个专门的年轻人政府机构可能会适得其反，让周遭的人认为他是想像德国那样把美国的年轻人整编成军团，搞青年军事化。“如果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对的事情，那就应该这么做，”他回复说，“我想一点批评我们还是受得起的；我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让我们的年轻人军事化。”（“那是他的另一面，”拉希写道，“他不仅仅是个政客。”）“我决定，要为这个国家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做点什么，”他宣布，“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机会。”青管局便应运而生。
为了平息“军事化”的批评，总统团队做出决策：“青管局的运转……要把中央的控制减到最小。”四十八个州的理事在建立、组织和管理自己的项目上，有着“特别宽泛的自由度”。就连青管局在进行规模最大的活动，雇用五十万年轻人时，华盛顿的青管局全国办公室也没有超过六十七个员工，包括助理们在内。
得州这位理事最先建立的，是自己的团队。
组建团队的过程恰恰可以检验林登•约翰逊识人的眼光，也证明了他这种能力。做理查德•克雷博格的秘书期间，他分配了很多工作，这些人都是他隐藏的人脉，现在他想把他们召集起来。选择他们做那些工作，他也是在下一个赌注，赌未来某个时刻他发出召唤的时候，这些人会响应召唤。现在他召唤了，他们来了，包括那些并不情愿的。
不到一年前，威拉德•迪森被约翰逊说服，放弃了前途大好的教育事业，转而从事法务工作。现在，迪森又面临着另一场谈话。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和迪森约好后的第二天，约翰逊飞去了奥斯汀，见到迪森，绝口不提法律之美，开始大谈特谈青管局的伟大与美好。“我听都没听过，”迪森回忆，约翰逊提出的低廉薪水（两千一百美元）对他更是没有吸引力。但他说，约翰逊是“最棒的推销员”，“行军”的命令变了，迪森也乖乖遵守。他觉得联邦土地银行代理人这份工作是块“很好的跳板”，所以七月二十七日他只同意休假两个星期。约翰逊恳求他“起步的时候帮我一把”，他说他就用这两个星期的休假来帮他。但这两个星期之中，约翰逊又说服他从土地银行请半年的长假，而这半年的长假结束后，迪森就永久离职了。
除了他，不情愿的还有杰西•凯拉姆。就是那个曾经打过橄榄球后卫的硬汉，约翰逊当时给了他自己手里最好的工作，在州教育部。他已经被提拔成部门的第四把交椅，农村教育援助主管，薪水很高，备受尊重，非常稳定。他对拉夫金那些艰难岁月仍然记忆犹新，压根儿没有离职的打算。但约翰逊又说服他，休两个星期的假。两个星期结束后，他又说服他再休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结束后，凯拉姆从州教育部离了职，接受了一份薪水还不及原来一半的工作。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好多次，几乎是屡试不爽。就连本•克赖德，做着一份“我这辈子最好的工作”的人，也都离了职。林登•约翰逊四处“招兵买马”，就在这么一个机构里，大量聚集了自己之前撒落在联邦官僚体系中的那些人。
这样就形成了团队核心。除此之外，约翰逊还加了些新人。根据记录，他们最重要的品质又是约翰逊所说的“忠诚”，也就是绝对的顺从。他们不仅愿意，而且渴望遵守命令，完全臣服于他的意愿。这是他挑选下属最重要的标准。他现在雇用的很多人，都是以前圣马科斯的“白星”。他们的智商能力并非最优秀的，但在大学的时候就展现出顺从的品质，比如威尔顿•伍兹。在这个大学秘密组织中展现过领导才能，毕业以后也施展才华获得成功的人，不在约翰逊的考虑范围。对于“白星”中比较优秀的霍勒斯•理查兹，约翰逊在做克雷博格秘书时倒是给了他一份工作，但此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跟约翰逊争论。青管局的工作，他自然是没份儿的。
根据记录，那些并非圣马科斯校友的新人，也有着同样的性格。除了老好人克赖德，还有个来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展现了强烈的顺从意愿，让幼时玩伴林登•约翰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领头的”“永远是头马”。来自布达的谢尔曼•伯德韦尔从小就是这样，双方父母聚会聊天的时候，他就顺从地跟在林登•约翰逊屁股后面，不仅如此，他还试图模仿他说话走路的样子（成年以后，他依旧如此）。
事实证明，组建团队，比开展项目简单多了。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授权为得州年轻人开设一万两千个公共工程的岗位。林登•约翰逊在公共工程方面唯一的经验，就是在约翰逊城修公路。现在，他必须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开展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是在整个得州的范围内。开展起来以后，他还要做总指挥，管理，行政，样样都得上手。他唯一的行政工作经验就是做克雷博格的秘书，他之前唯一指挥过的团队，成员只有吉恩•拉蒂默、L.E.琼斯和拉塞尔•布朗。而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现在直接领导的就有几十号人了。
四十八个州的理事手头已经是一团乱麻了，更让他们焦头烂额的，是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对“公共工程项目”严格的审批条件。比如，为了防止成年工人安排上的错位，这些项目不能够包含可能由州政府或当地政府承担的工作。为了确保有限的青管局资金首先是用在年轻人身上，而不是被承包商或供应商赚走，青管局第十一号公告要求，百分之七十五的项目资金分配要用于薪资（这个要求使得各项目能够花费在材料和设备上的资金过少，已经到了不现实的地步）。这还不算，各州理事还遇到更严重的问题，华盛顿对他们根本缺乏明确的指导。一位理事回忆说：“我们问华盛顿：‘什么样的工作？’结果被告知：‘你们自己决定……’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年轻人想要什么工作，需要什么工作啊。”
而青管局的得州理事，是四十八个州中最年轻的，也是少数缺乏公共工程和行政经验的理事之一，他遇到的难题就更多了，其中一个也是让得州所有问题都变得复杂化的因素：这个州巨大的面积。不管是谁，要想在整个得州开展一个公共工程，都被各地迥然不同的气候、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局限，毕竟，这个州纵横都在一千三百公里上下，如果在东边，这个面积足够覆盖新英格兰全州，再加上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另外，整个州又被划分为二百五十四个县，公共工程项目是不可能像别的州那样以县为单位在全州开展的。光是在细节上吹毛求疵、犹豫不决也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尽快想出一个全州范围内的项目方案，能适用于所有的县，不受各地区不同情况的影响。林登•约翰逊必须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项目，需要在通常是项目花费大头的材料和设备上极尽俭省，还得规模巨大，横扫全州。
在谈论林登•约翰逊在青管局早期生涯的时候，他的妻子第一次告诉笔者：“林登并不是他平时表现的那个超级自信的人。”当时已经返回奥斯汀，但在青管局兼职了几个星期的琼斯说：“他们必须花这个钱，也必须迅速行动。林登必须要迅速决策……做决策是很难的。我还记得大家无休止地讨论第一个项目到底是什么，就是争执不下，人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终于有个人（已经记不清是谁了）提出了在得州很多新的高速公路旁边修建“路边公园”的想法：一块六到十二亩的土地，叫人来铲平，铺上碎石，然后支上几张野餐桌，几张长椅，三四个烧烤架子，再弄点灌木和树。这些公园连厕所都没有，按照东部的标准，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根本称不上是公园。但在荒凉广阔的得州，开个几百公里都可能找不到任何休息的地方，只能坐在路旁的地上吃点东西。这样的小园子肯定会很受欢迎的。另外，这项工程也能增加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这类设施的缺乏曾经导致事故发生，因为停车的人不得不停在路肩上或者根本就直接停在大路边（因为得州很多高速公路路肩都很窄，甚至没有路肩），再去吃东西或者方便。长途旅行的时候，晚上还得停车睡觉。就在几个月前，一家人开车来到圣安东尼奥的地界，暴风雨之夜，大家都在车里睡觉，另一辆车突然撞来，全家五口人都不幸罹难。
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非常热情地同意给予支持，不仅拨给必要的土地和材料（基本上就是水泥和做长椅与桌子用的木头），还在交通上予以支援（局里可以出卡车，送年轻的工人们去各个工地），在人口这么稀疏的一个州，这可是很重要的考量。管理局还同意提供监工（局里选出来的工头），于是路边公园这个项目完全符合了青管局的要求，百分之七十五的花费都直接用于给年轻人发工资。这些小小的公园也完全符合了得州的特性：不受季节的限制，在全州任何地方都能修，而作为统管全州的高速公路管理局，自然是他们的赞助人。高速公路管理局没有任何修建这种公园的规划，这个项目也不会取代管理局常规的雇员。而且还满足青管局公告上没有明示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条件：正如琼斯所说，出于政治原因，青年们提出的项目“不仅里子要好，面子也要好，必须是广受欢迎的”。这一点对约翰逊十分重要，他说服莫里•马弗里克，允许他招了个演讲稿撰写人，过去是在报社干的，名叫赫伯特•C.亨德森。约翰逊让他把已经讨论过的每份规划写出来，看看“听起来怎么样”。之前的很多规划听起来都不对，但亨德森写了这一个之后，琼斯说“真是很完美”。约翰逊意识到他终于有个项目了，那种轻松真是无法形容。“他高兴得不能自已了。”琼斯这个一丝不苟、技艺精湛的打字员不得不通宵熬夜，把亨德森写的东西打好，送到华盛顿去申请官方审批。那天，奥斯汀的天空破晓，约翰逊和琼斯一起走向邮局，要亲眼看到这珍贵的计划书安稳准确地放进邮箱。几天之后，几个年轻人拿着凿子铁锹，坐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平板卡车，出了奥斯汀，在威廉森河旁边的八号公路旁开始修建得州第一个路边公园。如果说寻找合适项目的过程一波三折，一旦找到，执行起来就雷厉风行了。“林登像个疯子，”琼斯说，“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底下的人也被他逼得心烦意乱。”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建的公园达到一百三十五个，有三千六百名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月薪三十美元 (2) 。
当然，他手头的名额不止三千六百人，而是一万二千人。有的工作被安排在和高速公路管理局有关的其他项目中。青管局的工人修建了“乡间学校步道”（平行于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的碎石路），鼓励孩子们上学时别走公路。他们修剪了树和灌木丛，好让司机在危险的岔路口与弯道上看得更清楚。他们填满了得州很多公路边上由于侵蚀而形成的小沟渠，这些沟渠特别陡，就算车子偏离道路一点点，都有可能翻进去；为了避免再被侵蚀，他们还修建了排水沟。他们又把高速公路之间那一两百米的土路铺上了碎石，因为要是遇到下雨，土路就变得泥泞，车子把泥带到高速公路上，容易打滑。在有的区域，邮递员在路中间停车，往农民的邮箱里投递信件，导致交通混乱，于是他们在邮箱边修建了“临时停车点”。这些都是很小的项目，比路边公园还要小，但能多提供两千八百份工作。
为了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地方”项目，也就是只在一个城镇开展的项目也是十分必要的。和高速公路管理局的项目一样，青管局规定，这些项目的材料和设备也应该有个“外部”赞助商。约翰逊请地方官员们提建议，希望自己的城镇有哪方面的改善。
有些地方的回复是“我们不想要联邦的任何帮助”，另外一些城镇则有一小撮权力利益集团，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影响他们现状的改变。比如，特别抗拒青管局的地区之一，就有卡纳克——“小瓢虫”的故乡，而且最大的反抗力量还来自“小瓢虫”的父亲。泰勒长官“是卡纳克的管事人”，比尔•迪森回忆，他也掌管着整个哈里森县北端，“他说，‘你们就别管这个县的北边儿了。这里的人我来管’”。但这样的阻力也不多，因为大多数县都对年轻人的困境束手无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提建议的人很少，想不出什么新项目了。“就算他们想要联邦这笔钱，也没什么想象力。”迪森说，“我们拼了命地不要提出任何类似于打扫院子这种无聊的建议，因为在其他地方早就已经饱受非议。但很多时候根本没人能提出有效的建议，说不出什么值得做的项目。”约翰逊克服了这些难题。“林登•约翰逊必须要发挥推销才能了，”比尔•迪森说，“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推销员。”他会说：“现在，我有使命，也有钱，你要给我们出个值得做的项目。”奥斯汀利特菲尔德大楼六楼青管局的办公室开始陆续接收到关于地方“公共工程”的计划书。
公共工程为不上学的青年男女们提供了收入。青管局的另一部分项目，是要让青年男女们继续学业。要为他们提供校园里的工作，能挣够学费、生活费，继续接受教育。实施这个学生救助项目就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了。能够雇用的学生人数（大学里是在前一年的入校学生中挑选百分之十二，高中是百分之七）是由华盛顿指定的，关于能安排什么工作，能付多少钱也有比较宽泛的规定。一个学生每月最多挣二十美元，不过一个学院的平均工资不能超过十五美元。这个部分难是没那么难，却迫在眉睫。
九月就要来了。九月，要是得不到帮助，可能有数以万计的得州年轻人要被迫辍学。青管局的理事们是到七月末才任命的，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才宣布了各人手里的工作和薪水权限。而且这些规章制度还要在每个州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解读，解释给每个大学和中学的校长，让他们选择符合规定的工作来分配。得州的广阔面积再一次让这解释工作比其他州更难开展，甚至在青管局允许约翰逊把整个州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各自有理事之后，这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工作。“还是需要走很多地方，”迪森后来回忆，“我们派出去的这些年轻的区域理事可能今天在某个市政府弄一个项目，同一天还要努力在将近二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启动另一个。他可能在一个项目上工作到上午十一点半，然后跳上车，在下午一两点到达另一个县，做那里的工作。”
但因为相关人员配合不力，有时候想快也快不起来。大学和高中的行政人员在决定哪些学生可以得到珍贵的青管局工作时，一副拖拖拉拉的样子。可能是有百分之十二的学生够格得到青管局的帮助，但需要这种帮助的学生比例要高很多。得州的大学里一共有五千四百份工作，却有两万九千名大学生在申请。他们的未来，接受教育的机会，跃出农门的机会，全都悬在行政人员的一念之差上，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得克萨斯大学的教务长维克多•I.摩尔，刚刚在几个月前的春季学期，从自己本身已经很微薄的收入中尽量俭省出一些，帮助几个学生继续学业。他来到青管局的办公室，拿着一份七百六十一个学生的名单，这是从三千五百多个申请人中筛选出来的。他把名单递给迪森，说：“我感觉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有的行政人员根本不愿意做这样的决定，珍贵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迟迟不肯上交这十分必要的名单。
除此之外，繁文缛节也是个大难题。为了确保学生援助能够支撑那些真正有诚意接受教育的学生，青管局要求，所有接受援助的人，至少要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正常学术安排。每个人是否满足这个要求，首先要通过学校的审查，还要再通过青管局的审查。为了确保大学里那些工作不会让之前的工作人员失业，青管局要求新增加的工作不能超越常规的大学预算范围，还不能显得和常规劳动力不同，时薪的设定必须和该区域内的同等工作一致。再加上要避免学生们“吃空饷”的批评，他们的工作必须是必要的，不能是虚职。这么多要求，还有十几条其他的，都要一一满足，还要通过审批。因此，学校要为每一个学生雇员填写很长很复杂的表格，还得一式四份，学校、州青管局、公用事业振兴署和州教育部各执一份。圣安东尼奥的联邦拨款办事处，只有在收到全部三个部门的审批证书后，才会把那急需的支票寄出去，还不是寄给学生，而是寄给青管局办公室，然后办公室再根据国家青管局的规定流程，分配到各个学校，学校再分配给学生。至于高中，只有那些家里在领救济的学生才能做校园工作。对于这个事实的审批，要么是得州救济委员会来做，要么是公用事业振兴署来做，在审批确定之前，青管局不得处理任何申请；而委员会和振兴署自己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呢，他们觉得比起审批这些学生，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项目审批各个家庭，所以很不重视青管局的工作。如果一张表格填错了，公用事业振兴署会直接退回去，而且经常距离表格提交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青管局的华盛顿办公室又不断在颁发新的系列规则，而且经常自相矛盾，更让人困惑不已。到八月底，很多州理事都在跟华盛顿抱怨，他们不可能赶在九月入学的时候按时实施校园项目。
青管局得州办公室一开始是七层的利特菲尔德楼中一个三室的套房，在小小的奥斯汀，这算是很高的一栋楼了。后来，办公室扩展成五间房，然后有了第六间，第七间，全都挤得满满当当，工作人员越来越多。
工作人员们都很年轻，而且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都是在圣马科斯上的大学，最近才毕业；林登•约翰逊最初指派到青管局得州办公室行政岗位的二十六个男人（办公室的女人只能做秘书）中，有十九个都是二十多岁。
理事本人也很年轻，他对手下极尽催促驱使。“他总是很紧张，”二十三岁的圣马科斯毕业生，曾经的“白星”厄尼斯特•摩根说，“如果他想你给他拿封信，在你拿给他之前，他都是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他甚至经常等不到信送到自己手里。“叫摩根把那封信拿给我！”他通过办公室的门向一名秘书吼道，但片刻之后，吼叫的人自己就往门边走去。他把办公椅往后一推，冲出门，胳膊照常笨拙地甩着，几乎要跑起来，进了摩根的办公室，站在那儿，就像摩根说的，“坐立不安”地等着对方翻找文件。“他跟我们听打文件的时候，语速很快，”他的一个秘书玛丽•亨德森说，口述的时候，“他根本就坐不住”，要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口述还边配手势动作，要么舞动长长的手臂，手指向什么地方戳着，好像在发表演说。有时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他会在空中狂乱而沮丧地挥舞双臂。口述完一封重要信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书面成果。“那封信呢？玛丽，那封信怎么样了？”有时候，一个秘书正在打信，偶尔从打字机上抬抬头，会看到他站在身后的角落，死盯着打字机。“什么事都要马上就做！”另一个工作人员说，“要是有什么事不马上去办，他可能会特别特别生气。”他命令说，每一封信，不管是市长、县上的委员、校董会主席、大学主任、高中校长、学生写来的，还是州或者联邦官员写来的，都必须在来信的当天回复。在华盛顿，他只有两台打字机，现在有了二十台。这二十台还是和那两台一样，他“希望一刻都不停歇”。他也希望油印机一刻都不要停歇，如果所有的人手都在忙着其他工作，他看到油印机没人管，就会疯狂地摇动手柄，直到不得不去办其他事情。
手下的人也一刻都不能停歇。“这个人的天性，”青管局一名工作人员说，“就是每天给你想一百件办不到的事情让你去办。也不管事情到底是什么，他就那样看着，开始问问题。过一会儿又冒出五十个新想法，叫你再干五十件事。交代完了他就扬长而去，让你自己在那儿拼命地干。”另一个手下说：“然后第二天就质问你为什么没干完。”
在华盛顿，他让两个手下互相竞争，加快工作速度。对现在的二十多个雇员，他也是用同样的激将法让他们干得更快。具体的做法就是跟每个人说某某比他干得更快。“他会把我们分成两人小组或者三人小组，”一个手下回忆，“他让雷（罗伯特）和布里斯（艾尔•布里斯班）竞争，或者C.P（里特尔）跟芬纳（罗斯）竞争，”而且，“你总是比别人要落后的。这件事情上他做得真绝。不管我工作多努力，还总是最落后的那个。”
信件总是堆得高高的，一摞又一摞地分配到各个办公桌，随着夕阳西斜，夜色渐深，看着剩下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信件，也就是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似乎越来越疯狂。回复信件通常要给某个州政府机构打电话询问，但在办公室横冲直撞的约翰逊要是看到哪个职员在打电话，就会怒吼道：“老天，你的时间都用来打电话了？”有时心情不好，他会没有什么来由地骂人。“我从他那儿听到了以前听过的所有的骂人话，还有些以前从来没听过的。”摩根说，“天哪，他真是能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骂得狗血淋头。”说话轻言细语，性格温柔体贴的伯德韦尔，“世界上最温柔的男人”，面对发火的约翰逊，一边听着他破口大骂，一边垂着头垮着肩。恶语并非他唯一伤人的武器。他还有一个天赋，就是找到别人最敏感的事情，然后尽情地，甚至是急切地往痛处打击，毫不留情。比如，优秀的赫伯特•亨德森曾经有酗酒的毛病，约翰逊则一直不允许他忘记。另一个手下，大萧条期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被迫去了一家美国公司驻秘鲁的办事处，干了近乎屈辱的低微工作。这件事一直让他很惭愧，也很惭愧自己为了能回到得州，不得不接受仅为五十美元的低廉月薪。约翰逊则一直提醒着这位工作人员，以及所有能听到的人，他干过这些事。“你为啥不滚回秘鲁去？”他会这样大吼，“可能到那儿你就能做好这样的工作了！你为啥不滚去中国啊？我为啥不直接炒你鱿鱼？然后你就回去挣你那五十美元的月薪好啦。你自己也清楚为什么每月只有五十美元，是不是？因为你就只值这个价！”
并非所有怒气都发自内心。有时候，脾气正发到兴头上，约翰逊站在那儿尖声大叫，手臂在空中挥舞，咒骂的话变着花样从嘴里吐出来，整个人都好像失去了控制。突然一个重要的电话打进来了。他竟然能马不停蹄地拿起听筒，声音温柔镇静。要是打电话来的人是什么达官显贵，他马上就能换上一副恭敬顺从的嘴脸。等电话打完了，听筒放回原位了，他又能立刻开骂。林登•约翰逊骂人的目的，和他在手下之间挑起竞争的目的一样，都是要控制住这些人。
有时候，他这么残酷地对待下属，仿佛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残酷而残酷。有一次，他从一张邮件堆得高高的办公桌边急匆匆走过去，然后用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的声音对办公桌后面的手下咆哮：“我希望你的脑子没这张桌子乱。”这个员工快马加鞭，终于在下一批邮件到来之前让这一堆见了底，然后把桌子整理了一下，桌面干净整洁，想得到老大的认可。结果老大说：“我希望你的脑子不像桌子这么空。”有一件事在手下之间传为笑谈。他经常叫某个手下到他办公室，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一站就是很久，而他就一言不发地看着桌上的报纸。不过，相比他最终抬起头来说出的那些话，沉默可能还更好些。有些人非常详细地回忆起在青管局的点点滴滴，却绝口不提林登•约翰逊在这种私人场合对他们说的东西。“这个我绝不会告诉你，”一个男人说，“对任何人都绝对不说。”
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和他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得工作，根本没有周末。”一天的工作里不能休息、喝咖啡或者有其他休闲。吃午饭也是在桌上随便啃个三明治，或者到楼下六张凳子的咖啡馆狼吞虎咽一个汉堡或一碗墨西哥肉酱。还经常熬夜。在利特菲尔德大楼的第一夜，加班的约翰逊、凯拉姆、迪森和伯德韦尔突然遭遇停电，陷入一片黑暗。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发现整栋楼都停电了。约翰逊不辞辛苦地走下六层楼到了地下室，找到楼管，对方告诉他，负责给整栋楼供电的发电机是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关机。然而，等到约翰逊又不辞辛劳地爬上楼，青管局的办公室里又有灯光闪烁了。楼里原来用的煤气灯，就安在墙上，没有拆过。因为没人重视，煤气也从来不关。凯拉姆发现，用火柴就能点亮这些灯。那之后，由于青管局办公室的工作很少有十点就结束的，所以经常是点起煤气灯直到做完。电梯是要用电的，所以手下们也逐渐习惯了摸黑走楼梯下去。
接着，来到停车的国会大道，他们通常不是开车回自己家，而是去约翰逊家。他住在欢乐谷街四号，一号两户的联排别墅，有个很大的后院。他们晚上的工作就在后院继续。
一九六七年，丈夫担任总统期间，“小瓢虫”•约翰逊会说，在他们的婚姻中，“林登是领导。林登来定规矩……家里的布置要按照林登的品味。”这规矩早在他当上总统前就有了。“小瓢虫”不会提前得知她丈夫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会带多少客人回来。但是，不管多晚带多少人，她都应该给他们准备好晚饭。她也做到了，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脸上挂着微笑，让客人们宾至如归。通常，大家都是在谈工作的间隙草草地吃晚饭。然后林登就一边直截了当地命令“小瓢虫”把甜品送到外面去，一边领着这群人去了后院。
他们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华盛顿的青管局总部发布的最新公告。“最难的事情就是弄清楚那些规定，”迪森说，“一开始大家特别困惑。”伯德韦尔说，在后院的提灯下，“我们一遍遍地研读”这些规章制度，“一段一段地看，一页一页地翻”。
每一段，每一页。“林登把小册子拿起来，开始非常认真地，一行一行地读……他会问我们，‘那个，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开始讨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谢尔曼•伯德韦尔还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小时候的玩伴，结果却意识到，他还从来没见过此人工作的样子：“他非常非常细致，比我印象中的林登要细致很多……他特别能准确地理解华盛顿要让我们做什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希望一切都要绝对正确。”他们困了倦了没什么，只有一个主题讨论出结果了才能结束。几个小时过去了，昏暗灯光下，有些年轻人会偷偷翻翻看还有多少页，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不翻完最后一页，约翰逊是不会让他们回家的。
就连回了家以后，工作也在继续，有两个手下甚至就住在欢乐谷街四号。遵照约翰逊的建议，威拉德•迪森和L.E.琼斯租下了约翰逊家那个空房间，迪森回忆说，有时候工作结束，他和琼斯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这还不算下班……因为他会在楼上喊道：‘这个问题你怎么办的？’‘那个问题你怎么办的？’他还在思考。”早上，好像他一睁眼就得开始工作。“他一旦醒了，马上就会很清醒，”约翰逊夫人说，“很有可能马上抓起报纸或者从办公室带回来的什么报道看。”“小瓢虫”把咖啡和报纸一起给他送到床前，他弄完了之后洗澡、刮胡子、穿上她准备好的衣服（铅笔、打火机、手帕和钱包已经装在口袋里了），套上她刷亮的鞋，系上前一晚他已经打好挂在门把手上的领带，和迪森、琼斯一起吃早饭，这时候他就会说点什么，让两人意识到（和拉蒂默在华盛顿时一样），昨晚关灯之后他还在继续工作。
然而手下们都没觉得是在当牛做马。当然了，部分是因为约翰逊会选人。他选的这些人，凯拉姆、迪森、罗斯和伯德韦尔等等，每一个人，都是愿意一周七天每天连轴转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不带怨恨地接受谩骂，不介意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被羞辱，不在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被忽略被轻视。然而，随着下属团队越来越大，理事不可能只从自己的熟人里面选择了。他必须雇用那些不熟的甚至是完全不认识的人。比如他毕业以后才入学圣马科斯的“白星”，或者芬纳•罗斯或迪森推荐的人。结果有些“新兵”并不合适，但错误总是得到及时的修正。就是在约翰逊担任青管局得州理事期间，迪森口中的“筛人行动”开始了。
有的新人辞了职，因为受不了约翰逊的工作时间。“可能西得克萨斯那边有个人（离奥斯汀一两千公里），”迪森说，“约翰逊对他说：‘我们礼拜六晚上要开个会。你周六下午六点到。’这就意味着，周六他工作到中午，然后开车到这里，从六点开会到十点。然后我们周日继续开会。下午四点，他说：‘好了，回家吧，周一一早上班。’”迪森说，有的人“辞职”，是因为“他们根本跟不上这个节奏……他们没法跟上林登•约翰逊的节奏，所以只好半途而废了。可以说他们不属于这个团队吧”。有的人辞职，是因为受不了约翰逊的谩骂，正如迪森用一贯谨慎的口吻所说的：“林登•约翰逊喜欢催促、驱赶和哄骗，而有些人不能忍受催促、驱赶和哄骗。”而有的人不是辞职，而是被炒。当然不是林登•约翰逊炒的。迪森很理解这一点：“他不能树敌。他看得很长远。”要炒鱿鱼都是迪森出面，“他会说，某某某就是办不成事，你尽量让他赶快走吧。”
林登•约翰逊喜欢把手下叫作“孩子”，就算那个人可能年纪比他还大。他喜欢手下叫他“老大”。“属于这个团队”，没有被“筛出来”的员工们，基本上都是完全默认和允许这种家长制关系的。他们最鲜明的性格（除了精力充沛，工作起来尤其勤奋之外）并非聪明敏锐。此后的数十年，华盛顿或纽约那些局外人，在商场或者政坛接触到约翰逊这些早期的手下，本以为这些人已经身居高位，地位不凡，肯定脑子也不差，结果都被事实所震惊。他们的性格也并非自尊自负。事实上，约翰逊早期的手下们明显是十分缺乏这种品质的。他们最鲜明的性格，是万分的顺从与奉承。见证者们说，他们似乎很喜欢叫他“老大”，也喜欢被他叫作“孩子”。
手下们没有觉得当牛做马，还有一个原因是感激。厄尼斯特•摩根来自丘陵地带，他说：“大萧条真的把那儿害惨了。”但因为这是个农业地带，虽然粮食不多，也还算便宜。他在圣马科斯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打工，供自己上完了大学，还在大学里面做过辩手，加入了“白星”。那份工作每天九小时，每周六天班，周薪只有可怜的五美元。但好在包吃，所以他总是强烈同情那些从火车上下来伸手讨要食物的“城里人”。咖啡店主“堆了一堆木头，想吃饭的人可以劈柴一小时，挣二十五美分，换小小的一盘饭菜。真正令人悲伤的，是一家的爸爸劈了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走进来，一家四口分吃那一盘。”但从圣马科斯毕业以后，摩根自己也进了城，来到奥斯汀，进了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想成为一名律师。他在这里明白了挨饿的滋味。为了挣钱，他为一个教授打字，每月十五美元。但很多时候，“我都身无分文。
一次有个人问我：‘你多久没吃东西了？’我说：‘两三天吧。’他给了我一美元。我找了家咖啡厅，先点了晚饭，三十还是三十五美分。吃完了之后，我还跟没吃一样饿。于是又点了一个热的烤牛肉三明治，然后突然就一阵恶心，不得不跑出门去，在街上吐了。那一美元几乎都被浪费了。”
因为害怕一辈子都在农场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摩根才来到圣马科斯，后来上了法学院。但他所恐惧的命运仍然在前面狞笑。他难以为继。“然后我听说——都不记得怎么听说的了——林登在青管局管事。我认识比尔•迪森，就申请了，比尔说他要问问林登。第二天他回了电话，说：‘你做好上班的准备了吗？’我说：‘当然了先生，马上就可以！’”第二天他就开始了工作，是青管局的“项目监理”，兼职的，所以他可以继续法学院的学业，每月还有六十五美元的收入。他说，这些钱“在那个时候简直是金山银山了”。他说：“要是没有那份工作，我都不相信自己能读完法学院。”他也没忘记这份工作是谁给的。摩根强调说，他对约翰逊的帮助“非常感激”，还补充道：“他要我做什么事，只要有一点道理，我都会去做。”
摩根的贫穷并不鲜见：来青管局做执行工作的很多人，都曾遇到过与他类似的绝望，这份工作就像一根救命稻草。对于出手搭救的“恩公”，他们也和摩根一样感恩戴德。
有些情况下，这层感激由于恐惧而加深。摩根还有望拿到法学学位，成为一个专业法律人士，而在青管局办公室和他并肩工作的很多同事并没有这样的盼头。事实上，很多来自丘陵地带的年轻人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要是丢了林登•约翰逊给的这份高工资、高地位的工作，恐怕很难再找到另一份工作了。他们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更加拼了命地投入进去，而且对那个掌管着这份工作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更加顺从谄媚。有个人不愿意这样卑躬屈膝，因此“不属于这个团队”，他说：“他知道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不然他们能去哪儿呢？所以他清楚可以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必须接受。你知道，一旦你开始接受了，就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就越难改掉了。他们习惯了被他谩骂欺侮，过一阵子都意识不到了。”
加深感激和恐惧的，还有野心抱负。在林登•约翰逊青管局的那群“小子”中，解释为何忠于约翰逊时，提到自我利益的，不止迪森一人，“够识相的就要和他绑在一起”。约翰逊当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抱负了。后院的那些谈话讨论中，他的未来是个热议的话题。“我们知道他要参加某个竞选。”琼斯说。他还说：“了解他的人会觉得，无论他去竞选什么，都会赢。”他向这些手下保证，只要他赢了，大家就共享胜利成果。他们也坚信不疑，坚信等他手里有了更好的工作可以分配，就会分配给他们。那时候，对于得州一个农家孩子来说，摆脱贫困的出路太少了。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正走在难能可贵的一条出路上，也许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条出路，他们迫切地要走下去。
然而，如果说感激、恐惧和野心是维系这些人和林登•约翰逊的纽带，其实还有没那么自私的纽带。老大让他的小子们觉得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几乎像个大家庭了。“嗯，现在，我们来玩会儿。”他会说。玩是全体一起玩。丈夫带着老婆孩子来参加后院的野餐；或者和约翰逊一家在冰凉的巴顿河边来个野餐，到水中游泳嬉戏；要么就在圣安东尼奥的墨西哥小酒吧共度愉快的夜晚。他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在后院度过的那些漫长的晚上，他不仅仅是研读青管局的规则，还为小子们展望未来，振奋人心的未来，说那些游荡街头或者搭乘火车的青年男女又冷又饿，而青管局就是要挽救他们的绝望人生。看啊，同志们，他会说，这些规矩很多都是胡说八道，但我们必须要遵守，因为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孩子有工作，让他们有学上而且不辍学，而且我们动作一定要快。我们不能因为表格没填对被华盛顿退回来，因为每天都有更多的孩子辍学，永远也不会再回去。“让他们工作，让他们上学！”他总是这么说，一边说，苍白面庞上的一双眼睛就在黑暗中闪耀，反射着提灯里摇曳的烛光。“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别乱搭火车了！”就算最最迟钝冷漠的年轻人，此时也能被他催生出一种使命感，数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严肃认真的迪森说：“那时大萧条正值隆冬，尽快让年轻人找到工作，是我们的使命。”大多数手下都觉得这种魔力不可抗拒。“你不可能在这个人身边”还不被他完全影响，琼斯努力去解释这种感觉。“首先他用知识把自己填满，然后把热情往周围倾泻而出，你根本阻止不了他。根本没办法……他就这样把你完全包围覆盖。”
他驱赶催促，同时也引导领航。有一次，公用事业振兴署终于签发了审批证书，家里在领救济金的孩子能够做青管局的工作了。大家等了很久的这个证书，终于在周五半下午姗姗来迟。名单上有八千个名字，约翰逊告诉迪森和摩根，他希望这八千个孩子周一早上就开始工作。摩根的第一反应是绝望：周末这两天来不及用信件通知这些孩子，而且青管局早就已经发现很多孩子压根儿对信件没有回应。摩根当时承担的最重大的任务，也不过是做做路边公园工程的监工，管管二十来个年轻人。他回忆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不可能。但约翰逊叫他把那二十个年轻人都叫来，把八千个名字分配下去，让他们整个周末都直接上孩子们的家去，亲自跟他们谈。“我把那些小伙子都找来，一直守到天都快亮了，按照街道把名字分配给他们。比如我喊一个瓜达卢佩的地址，负责瓜达卢佩的小伙子就记下来。周六一早，我们就上街了。倒也没全联系上。但是到周一早上，我们找到了五千六百个，让他们上了工。他就是会给你这种任务，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会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做到了。”
上一秒还在谩骂羞辱，下一秒他就抹去这种痕迹，来个大大的拥抱（“有一次，我看见他对谢尔曼•伯德韦尔发火，几乎用了我小半辈子听过的所有脏话怪话，”摩根说，“但他就快要把别人生吞活剥了的时候，又张开双臂拥抱了他”），还要加以表扬。表扬虽然不频繁，但却和谩骂一样热烈，会让一个男人晚上回家骄傲地对妻子重复，并且终生难忘。他让手下有种被需要的感觉。玛丽•亨德森目睹过他在危机中的表现，回忆说，当时他“绝对担心得要发狂了”。她又回忆，危机结束后，“他说：‘每次我需要人，或者有麻烦，往身边一看，肯定能看到你。’然后他就张开双臂拥抱了我。我这么个小人物。哦，你真是希望能想尽一切办法让他高兴。”他会跟他们开玩笑。一次去休斯敦出差，他和玛丽的丈夫查尔斯（赫伯特•亨德森的弟弟）同住一间屋。晚上，亨德森被另一张床上的呻吟吵醒了。“查理！查理！”约翰逊很痛苦，“我很不舒服，想喝水。”亨德森跳起来，跑到浴室，然而，等他接了水回来，灯亮了，约翰逊从床上坐起来，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这些玩笑也是一种设计好的手段，和谩骂的目的一样，约翰逊以此来展现对手下的掌控。亨德森告诉妻子，他理解约翰逊为什么要假装不舒服，这样他就不用起床自己去接水了。但这种手段用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同的，效果却稳准狠。亨德森不怨他让自己起床接水，或者至少嘴上说着不怨；亨德森的同事们也不怨那些在他们身上开的玩笑，或者至少嘴上说着不怨。对于给每个小子的“剂量”，他是精准把握过的，谩骂如此，讽刺如此，拥抱如此，表扬如此，都是恰到好处地让他们继续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投入，而奋斗。他不仅擅长“读心术”，还精通“摄魂功”。而那些初次给他机会实践“摄魂功”的人，不仅为他服务，还爱戴他、崇拜他。
国会秘书林登•约翰逊
国会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
罗伊•米勒，手段高超的传奇游说者，进出克雷博格的办公室就如同自己的家，约翰逊与他“志同道合”。
“老大”和L.E.琼斯（左）与吉恩•拉蒂默
克劳迪娅•阿尔塔•泰勒，人称“小瓢虫”，1934年夏天
“小瓢虫”和林登•约翰逊，1934年11月在墨西哥度蜜月
山姆•雷伯恩
副总统约翰•加纳把一把历史性的木槌交给“小国会的大头目”（照片上的文字，“小国会”接受木槌）。
莫里•马弗里克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圣安东尼奥。1934年，约翰逊帮这个性格火爆的激进分子成为国会议员。
在国会大道上：约翰逊以青管局得州理事的身份回到奥斯汀，和威拉德•迪森走在一起。右边的利特菲尔德大楼，就是青管局办公室的所在地，还有阿尔文•J.维尔茨的办公室。
约翰逊理事视察青管局的一个项目
“老大”和谢尔曼•伯德韦尔在一起。此人从孩提时代起就顺从地跟着约翰逊，长大成人后也继续模仿他的语气神态姿势。
青管局职员威拉德•迪森（左）和杰西•凯拉姆
山姆•伊利•约翰逊和他的孩子们，摄于1936年圣诞节
“参议员”阿尔文•J.维尔茨，“小瓢虫”•约翰逊将他称之为“我永远的船长”
查尔斯•马什
圆滑的乔治•布朗和他野心勃勃的哥哥
1937年第一次参选：约翰逊和一群支持者
约翰逊患阑尾炎生病住院，之后被祝贺电报包围了
约翰逊在车站，准备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返回华盛顿。由于父子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心酸的一幕。他走在母亲身边，父亲在后面跟不上。还没等父亲走上来，他就上车了。山姆跟着往车门走，林登弯下腰：父子相互亲吻。
加尔维斯顿的握手：以“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的竞选口号当选的新议员首次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相见。站在中间的是州长詹姆斯•奥尔雷德（后来他被从图中修掉了）。
“我知道他会去迎接更大的挑战，”迪森说，“我也觉得他有种注定的命运。”年轻的查克•亨德森还和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的秘书玛丽保持着订婚状态时，他给她写信（玛丽口述）：“我在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作。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才二十七岁！”玛丽觉得难以置信。但等她嫁到了奥斯汀（林登•约翰逊是首席伴郎），成为青管局的一名秘书，她很快就看出来查克为什么会如此坚信不疑了。“我现在说起这个，觉得很难理解，”她说，“但是他身上的确有种他们所说的领袖魅力。他富有活力，双目炯炯有神，完全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下一步要做什么，让你乖乖臣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你完全相信他会说到做到，真的是毫无疑问。你从来不会想到，他只有二十七岁。你觉得他是个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你感觉到那种力量。要是他拍拍你的背，你会觉得无限荣幸。手下的人那么努力地为他工作，是因为对他完全的崇拜爱戴。你就是爱他。”她明白了为什么查克，以及查克的哥哥与朋友，青管局办公室的所有人，那么迫切地想留在他的团队。“为他工作是令人激动的事情，很刺激、很美妙。在创造历史，在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林登就是推动者中的一员——他是创造者，是行动者，是破土者。你知道他还会做更多更大的事情。你知道他会飞黄腾达。你希望那时候和他在同一条船上。”无限的崇拜。“我用他的名字为唯一的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他应该是第一个以林登•约翰逊命名的孩子吧。”芬纳•罗斯满怀骄傲地说。这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后来还有很多小孩也取了他的名字，比如，不仅有林登•约翰逊•罗斯，还有林登•贝恩斯•克赖德。
数十年后，会有人问威拉德•迪森，参议员林登•B.约翰逊控制得州的政治机器起源于何时何处，“一切都要追溯到青管局。”他说。
给理查德•克雷博格做秘书时，约翰逊把自己的人不显山不露水地塞进华盛顿和整个得州官僚体系中不引人注目的低微角落。而当上青管局理事之后，他就能够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处于他的领导之下了。现在，他观察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样子，能够非常准确地评估他们的性格以及潜力，然后放弃那些不符合他目标的人。
更有甚者，他手上的能分配的工作更多了，可以“招兵买马”，亲自来评估“新兵”们。“筛人行动”给他留下了一批人马，可能有四十个，在日积月累的工作观察中，证明了他们是趁手的工具。其中还有一些专业人才：不仅有才华横溢的演讲撰稿人赫伯特•亨德森，还有个技巧娴熟经验丰富的公关人，一九三六年，他把《奥斯汀美国人》的前总编雷•E.李招进了青管局。约翰逊能一眼在原石中看到璞玉，这种能力也让他选了个好司机。卡罗尔•基彻是吉恩•拉蒂默最亲密的朋友，他说话慢条斯理，反应有些迟钝，当年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从休斯敦来到华盛顿时，约翰逊建议他去学打字和速记。但是，基彻说：“我很笨的，我还是个新手。”约翰逊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给他安排工作，而是把他安排在联邦房管局的邮件收发室。不过，马弗里克当选后，约翰逊把基彻推荐给了这位新官上任的国会议员，后者雇用了他。回得州的路上，基彻和约翰逊同行。约翰逊是非常不相信他人的驾驶技术的，但却注意到本来话就不多的基彻开车非常专心，还注意到这个冷静的年轻人和自己大多数的助理不一样，不会被他一骂就心慌。于是他把基彻安排进了青管局，把他用作自己的私人司机。
他早期建立的人脉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得州，现在他愈发强调这一点。青管局的运营遍及得州的全部二百五十四个县，也在整个得州为政治上颇有关系的地方商人提供合同；分配的工作也不仅限于上层，公众全都有机会。这一切都用很低调的方式进行。林登•约翰逊在任理事期间，青管局的全部款项加起来也不过二百万美元多一点，和州政府或者得州别的联邦机构比起来可谓相形见绌。然而，四十个男人完全效忠一个领导，其中还有演讲撰稿人和负责公关的人；手头有工作和合同可以分配。这就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他的政治组织。
利用青管局这份工作，林登•约翰逊不仅扩展了自己的组织，还另外认识了很多人。奥斯汀的天际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州议会那巨大的粉色圆顶（模仿的是华盛顿国会大厦，但比原型还要大），正象征着政治在这个城市生活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一九三五年，这里有七万常住人口，其中州官员和在政府机构任职的人占了很可观的比例。州议会召开的时候，城里的酒店与膳宿屋挤满了州议员与游说者。奥斯汀的主干道是国会大道（这条路修得很宽，能让两队马并排拉的那种草原马车直接调头），从奥斯汀的国会山脚，沿着低低的丘陵与广阔的高地，一直蜿蜒到一点二公里以外的科罗拉多河。在这条道上多走一会儿，几乎能见到得州政界的所有要人。
林登•约翰逊在利特菲尔德大楼的办公室就在国会大道的第六街，他当然把这些人见了个遍。在有些人面前他可以大方地自我介绍，因为他是山姆•约翰逊的儿子。年轻的助手们很吃惊（因为林登说起父亲都是贬损嘲笑），因为他们发现那么多达官显贵都还记得老大的父亲，而且对他印象极好，所以自然而然就对这个长得特别像父亲的年轻人十分友好。不止一个上了年纪的州议员，一看这有着修长瘦削的体格，两只大耳朵加一张笑脸，苍白皮肤与浓密黑发的人朝自己走来，都有那么一瞬间以为是年轻的山姆•约翰逊又走在国会大道上了。林登的工作让他能接触到奥斯汀最有权势的人，而也是这份工作让他明白，尽管自己非常年轻，却毕竟是这个偏远的小州府唯一的中央政府代表。因为大多数的联邦机构都把得州总部设在圣安东尼奥或者达拉斯。另外，他还代表着传奇的新政，拿的是新政拨款；他在得州州府，大小是个代表。那些有影响力的要人，如果有上大学的小孩需要工作来勤工俭学的，或者最近才毕业需要找个青管局工作的，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分配这些工作的权力。林登•约翰逊想要见得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见到这些人之后，他就跟他们交好，用的就是在约翰逊城与圣马科斯让同龄人们震惊的那种能力，迅速讨好长辈的能力。要见这些人他还是很紧张的，担心自己不能留下好印象，于是他努力显得完全放松，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从利特菲尔德大楼出来，他会习惯性地脱掉西装外套，装作不经意地往后挥舞一下，搭在一边的肩膀上。他会把自己那顶软呢帽的帽檐翘起来，翘得老高，都碰到帽顶了，觉得这样能显得更漫不经心。但这些想要显得轻松自在的努力没能成功。只要经过商店的玻璃橱窗，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照照自己的样子，而且一直在整理自己的领带，拉直拉紧。衬衫口袋里随身带着一把蓝梳子，一边走一边不断梳着头发，压平起伏的地方，统一往中间隆起；就算戴着帽子，有时候看着自己玻璃中的影子，他也会把帽子摘下来，梳梳头发，只为了以防万一遇到谁跟妻子一起散步，他要脱帽致意。看上去似乎是准备充分了，但某个要人从远处走来，还是会让他猛然陷入恐慌。他会赶紧躲到最近的商店的门边，急匆匆地把衬衫扎好，再检查一下领带，拉拉裤子，再仔细调整一下皮带，然后把隆起的头发拍成完美的样子。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好状态了，就装出一副很夸张的潇洒随性的样子，闲庭信步地往那个他为之做着一切准备的人走去。
他在国会大道上这一番穿着打扮，让目击者忍俊不禁。当时得州州务卿爱德华•A.克拉克说：“人人都知道林登那把小蓝梳子。”但大家都是很友好地笑。林登很认真地倾听这些人讲话，坐在他们脚边吸收他们的智慧，顺从他们的想法意见，在他们还没说出口之前就了解他们的心意，他让这些人喜欢上了自己，再给他们的孩子分配工作，加深了这份喜爱之情。青管局很多秘书都是得州要人们的女儿。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而且大家越来越尊重他。克拉克说，他在克雷博格那儿做秘书的时候，“奥斯汀人人都知道林登是个好人，要是你想要华盛顿的某个部门帮你做点什么，去找林登准没错”。现在，在国会大道上遇到他，那些有求于华盛顿的人都问他怎么办，而他总能给出很好的建议。于是大家都告诉朋友，有问题，问林登。
不仅华盛顿的事情问他有用，得州的也一样。得州这变幻莫测、钩心斗角的政治局面，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神秘。如果说奥斯汀的方言就是政治，这些老狐狸政客都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已经说得很流利了。虽然他一开口说话全是谄媚奉承，但其中隐藏的看法很值得一听。游说者比尔•基特雷尔提醒诸位政客，几年前他就说起过这个林登•约翰逊了。他说，这个就是他口中的“神奇小子”。现在，整个奥斯汀目睹了约翰逊，发现基特雷尔所言不虚。约翰逊在奥斯汀认识的所有人中，在未来多年获得并保持最大权力的，是爱德华•克拉克。一九三六年，他年仅三十岁，就已经当选州务卿，而且还是州长詹姆斯•V.奥尔雷德的总政治顾问。要见州长，必须先通过他。克拉克看上去一团和气，总是咯咯笑着，还喜欢讲故事，其实头脑精明、态度强硬，对政客们有着极其敏锐的眼光，会按照他对每个人未来的评估分配自己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约翰逊来请州长对青管局一个项目提建议的时候，克拉克开始重视这个年轻人，经常和他在一起，并且跟他交朋友，还告诉约翰逊，只要他需要帮助，跟自己说一声就行。克拉克对自己做种种事情的原因都记得非常准确清楚，他回忆说，这么做是因为“林登认识雷伯恩，这就是关系重大了”，还因为“他是我见过的工作最努力的人，他根本闲不下来”，还因为他在迎合权贵方面有着无限的天赋能力（“什么事情到了他那儿都不是麻烦……只要让他办事的人有一天能帮到他”）。克拉克和约翰逊一起去了好多场鸡尾酒会，近距离目睹了他的紧张。“他不喜欢一个人站在那儿，”克拉克回忆，“如果我要走开，他会说：‘跟我站一起吧，爱德华，跟我站在一起吧。’缺乏安全感。林登很缺乏安全感。他有种自卑情结，非常鲜明。”但是克拉克这个同样精通“读心术”的人，看透了这紧张背后的潜质。“我看见他跟某人说话，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会迎合讨好对方，做得特别好。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做得这么好。他特别特别认真地倾听。比如聚会上他跟谁第一次聊天，或者在街上跟谁第一次打照面，五分钟后他就能让对方这么想：‘我喜欢你，小伙子，我会支持你。’我觉得他能干一番大事。我了解他拉关系认识人的套路。我知道他在蓄势待发，要参加竞选。我不知道他要参加什么竞选，但我知道他是要参加竞选的，而且是很大的竞选。我愿意把赌注押在他身上。”
一九三六年，州议员厄尼斯特•O.汤普森请约翰逊做他的竞选经理，助他竞选得州铁路委员会主席。这是得州特有的委员会，有权规范和管理铁路以及油气产品。当选委员会主席，就能跻身得州最有权势的集团，而汤普森很受欢迎，很有希望当选。他承诺，要给约翰逊指派委员会里权力很大的位置。汤普森觉得，这么年轻就能获得遍布全州的权力，他这可是在帮约翰逊的大忙。可是约翰逊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
不到一年前，还是克雷博格秘书的他曾经求过威利•霍普金斯，想在州检察官办公室里谋得一职。眼前这份工作可比那一份诱人多了，但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个秘书了。他一直想要的，不是得州的权力，而是全国性的权力。长久以来，他都很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知道走哪条路能够达到这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州政府的工作，再好再诱人，都不在这条路上；他说过，州政治是条“死胡同”。做克雷博格秘书的最后那几个月，那么沮丧、那么绝望，他差点儿都要放弃这条路了。可是，有了青管局的任命，他又重新上路了，完全没有再次放弃的打算。青管局理事这份工作也算有吸引力，但远远不是他寻找的大好机会。不过只要大好机会来了，他是认得出的，也会果断伸手牢牢抓住。
利特菲尔德大楼六楼的那些狂乱奔忙有了成果。一九三五年九月，高中和大学开学，没几个州满足了青管局的名额条件。十月二十八日，青管局局长奥布雷•威廉斯承认，这个青年机构“开局不利”。但得州做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得州的青管局项目以引人注目的高效顺利运转着。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中，有七千一百二十三名升入大学，还纳入了青管局的资助名单，每月十五美元的津贴足够他们继续大学学业。在得州全部的八十七所大学，包括过去总是被联邦和得州援助项目排除在外的四所黑人大学 (3) ，青管局的项目都在良好运转，成为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大概有一万一千零六十一名高中生受到数额较小但十分有用的资助。
锦上添花的是，学生援助项目正在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三五年，这个项目起到了鼓励学生返校的作用；一九三六年，又成功让这些孩子继续学业。一九三六年正在接受青管局援助的学生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是一九三五年也接受了援助的，这象征着一种趋势的开端，而这种趋势会让埃莉诺•罗斯福由衷地欣慰：在青管局的帮助下，本来很可能辍学的得州学生中（大萧条仍然纠缠着得州），有很可观的一部分能够继续学业，一年又一年，直到毕业；到一九三九年六月，青管局成立的第四年，大四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千名在大学四年都接受了青管局的援助。
青管局帮助他们继续学业的得州学生，也是那些应该继续学业的。在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学年间，有机构对五千七百一十三名受到青管局援助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分数超过了全校平均成绩；百分二十七正好是平均成绩；只有百分之十九未能达到平均成绩。如果说部分原因是大学领导们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成绩位于平均线以上的学生接受青管局的援助，这些孩子毕竟是在做了青管局分配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把学业表现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不过，事实上，青管局得州分部达成的这些目标，距离华盛顿的愿景还相去甚远。华盛顿的人想起大学，总会浮现出东北部那些设施良好、爬满常春藤的青葱校园。很多得州的大学成立才几年，要保持正常运转都要靠艰难的挣扎努力，更别提修建什么教学设施了。比如，得州理工学院成立十年后，校园里仍然没有树木，只是得州中部狭长地带那块平原上的一片荒地，图书馆和实验室很简陋；有三千个学生，宿舍却只够六百个人住。平原上的农民与牧人也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的孩子自然也越来越无法入学，这更让学院的存在岌岌可危。青管局不仅让得州理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而且让他们做修建教学设施的工作，种树种灌木，还铺了草皮。
青管局有个项目是从得州开始的，采纳了林登•约翰逊老上司，得州西南师范学院校长塞西尔•埃文斯的建议。这个项目专门帮助那些从来没上过大学，如果没有帮助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法上大学的年轻人。得州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以后，就因为家庭的极度贫困，被拴在田里，或者去找工作补贴家用。他们打算等大萧条缓解了，再继续求学。埃文斯从大萧条开始就眼睁睁看着圣马科斯的入学率稳步下滑，对于他和其他情况类似的教育者来说，这种趋势是极大的悲剧。在人口稀少的广大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并不是人生的理所当然。一旦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离开受教育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永远离开，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条路上来了。埃文斯认为，现在亟待解决的，是让这些年轻人在艰难时日中也能和教育保持联系，让他们至少能有半只脚踩在自己曾经追寻的这条通往更好生活的道路上。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大学新生中心。在这个中心，那些家里还在领救济金的学生，农活儿或者牧场上的活儿走不开的学生，一从高中毕业，就有机会选择一两门免费的大学课程，还能继续在家里干活儿。他说，这样的中心需要找教授，学校是付不起这个钱的，但青管局可以。而且，要是青管局雇用的老师是那些从大学下了岗，现在在领救济金的，那这个项目既可以帮到学生，也可以帮到老师。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得州已经有二十个大学新生中心在运营了。
另一个青管局项目，通过各个大学去帮助那些不愿意上大学的青年男女。有的想继续在家里干农活儿，青管局并没有强行去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向他们展示农场上的生活可以比他们一直以来的所见所闻更好，同时再给他们一点钱，缓解一下目前的窘境。农村的年轻人被带进校园，接受四个月的职业技术课，涵盖的范围包括动物饲养、奶制品制造、农业机械修理，等等。专家们教小伙子如何搭建干净的猪圈和更好的鸡舍，教姑娘们更快更高效地腌制蔬菜。这个课程的学费，是用劳动来还的，同时青管局还给他们发月工资。小伙子们就在青管局雇用的工头带领下修校舍，姑娘们就缝制宿舍里要用的床单和枕套。
有些不愿意继续干农活儿，而且特别想去城里生活，即使没上过大学。但他们没有在城里生活的本领，虽然讨厌干农活儿，但他们也只知道怎么干农活儿。他们通常都对很基础的疏通下水道、电工和机械工这些技能一无所知，也没有了解过工业世界长大的孩子们耳濡目染根本不用学的工作纪律和各种细枝末节，什么按时开工，按时上下班，遵循陌生人而不是父亲的命令，搞办公室政治，等等。另外，他们不仅缺乏技能，还因为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区而缺乏对自己梦想中世界的基本了解。这种闭塞很少因为阅读而得到缓解，他们几乎都只在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接受过非常可怜的教育，正如林德利所写：“他们的家里也没有书和杂志。”林德利又写道，给他们教授技能和知识是“一项挑战。很难让这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小伙姑娘找到好的工作，不管是去建筑工地、作坊还是缝纫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离他们的农场三四十公里远。上下班就是一个大挑战”。在丘陵地带或者得州西部那荒凉无尽的平原上，零星散布的农场上，即使小伙姑娘们想要有过上不同生活的机会，就算只是做个机械工，提供这个机会，也很难。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居民培训中心应运而生。得州农场上的年轻人被一群群召集在四个大学校园里，有专人来教他们“有用的（城市）职业技能”。学费就不用交了，只要利用新学的技术干一些学校需要的项目。比如，圣马科斯好几年前就在学院山上买了三座白房子，想改建成实验室和教室，但一直资金不足。但现在学校的宿舍空得出五十张床，又有了五十个年轻人，每个月拿青管局的二十一美元工资，来帮学校改建这几座房子。圣马科斯在丘陵地带，工作中必然会处理岩石：把坚硬的石灰岩凿开，把地上的大石头挖起来，这样才能铺设管道；然后把这些大石头堆起来，用水泥浇筑好，变成承重墙。小伙子们把原来的墙拆掉，修建起新墙，做了卫生间，在前门垒起了台阶，还铺了草皮。这些工作都是上午进行，到中午，这些日出而作的农村孩子已经老老实实地干了六个小时的活儿。下午，他们就上课。当时的一名访客发现，学校的工业艺术大楼“仿佛一个全速运转的东部工厂。角落一张制图桌边坐着个小伙子，一直渴望学学准确精妙的机械制图，他在讲师的指导下自己参照各种数据画着草图；另一个守在熔炉旁边，认真地看着伸进煤堆里那根烧得鲜红的棍子。经验丰富的机械工人正带领一群年轻人在为学校的汽车修引擎、保养轮胎”。他们学会了看蓝图（青管局请来的讲师们坚持要让这些学徒按照图纸来做，不管工作多么简单，不管是做椅子还是做橱柜。正如其中一个所言：“因为他们要是看不懂图纸，就绝对不要想做木匠或者做家具来谋生。”），学会了进行必要的数学计算，还了解了各种材料的特性与用途。
五十个小伙子在圣马科斯培训了四个月。培训结束的时候，三栋房子完工了一半。第一批离开后的第二天，第二批的五十人团队就来了，这段时间里他们把这三栋房子完了工。学校得到的是三座宿舍楼，而年轻人们得到的，虽然没那么具体有形，却意义重大。毕竟，原来，他们的整个世界基本就是自己的家。光是走出自己所在的县就已经很重要了。青管局阿肯色州居民培训中心的一个年轻姑娘说：“一开始我有点想家。大家都知道的，从来没离开过家，突然来这么远的地方是什么感受。我从来没走出过离家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光是感觉自己不再只是某个小家的一员，而是另一个集体的一员，和那些并非亲戚的人一同生活和工作，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另外，在约翰逊的坚持下，得州的培训中心还选举成立了自治会，学校还为他们开设了“公民课”，一共二十八讲，内容从宪法到餐桌礼仪。阿肯色州一位大学校长如是说：“光是这些孩子在新环境中与他人进行的交流沟通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就算没有其他什么收获也值了。”（事实上，有些孩子家里特别穷，光是能在这里吃顿饱饭也很重要了。得州一名中心管理员说，他们在培训中心刚待了一两周，可能都长了好几公斤。）
这个项目也为年轻姑娘提供帮助。她们从各个农场被召集到中心，不仅学习众人眼中年轻姑娘应该学习的家务技巧，还学了做秘书需要的种种技能。她们也获得了很多无形的好处，《布雷纳姆旗帜报》一名年轻女性记者参观了得州布雷纳姆附近华盛顿县初级学院的青管局居民培训中心，这里有二十八名女性学员，都是在高中毕业时代表学生致告别辞的优秀学生，也都在高中毕业后马上回到了农场。“年轻时，”这位记者写给自己的农场和小城镇的读者们，“你难道没有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怀抱着美好的梦想，梦想自己进入大学，住进宿舍，接受教育，打开世界的大门？我们当然都有过那样的梦，然而，能够实现的真是少之又少。然而，有的梦想还是能实现的。这二十八个女孩如今就在实现她们体验真实大学生活的梦想……”
青管局得州分部的项目受到全州的广泛欢迎。《达拉斯学报》宣称，那些偏远闭塞的农场家庭以前从未受到任何政府项目的援助，还说“傍河而居的民众也应该有新生活的机会，而青管局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有些甚至还受到得州以外的支持拥戴。几项创新的举措，包括路边公园，都被别的州仿照。“俄克拉荷马州也在修建类似的路边公园，”《俄克拉荷马农民与牧人报》评论道，“但得州在这些项目上似乎要更超前一点。”青管局局长威廉斯说约翰逊的工作实在做得“一级棒”。
到一九三六年底，得州有两万多名在校或在职的年轻人正在接受青管局的援助。而且青管局项目正在全州范围内广泛扩展，已经做好了一九三七年春季的规划。一九三六年，青管局建造了一个温室，里面种了六千多棵树和灌木，将会在下一年移植到计划在这年修建的几十个新的路边公园里。一九三七年，青管局也不只是继续修建路边公园了，而是首次开始在城镇修建更大的公园。还有更大的工程正在规划完善中。在号召催促地方官员十八个月后，大量关于新学校、社区中心和消防车停车场的建议书被接受了，蓝图也画完了。材料与设备买好了，十几个工程即将启动。
然而，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林登•约翰逊得到了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没有片刻犹豫，他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一次会议上，前作战部长纽顿•D.贝克尔说：“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有很多谋生的机会。”之后，埃莉诺致信贝克尔：“我坦白，过去几个月来，我实在太缺乏想象力了！如果你能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建议……我将万分感激。”（贝克尔提不出任何这样的建议。）——原注
(2) 约翰逊这么中意路边公园这个想法，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呢？他选择的这个项目，虽然看上去是唯一可能实行的项目，但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工作领域。毕竟，他自己也曾经和一群年轻人一起，拿着凿子铁锹，坐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平板卡车，去过一条河边的工地上。——原注
(3) 在担任青管局理事期间，林登•约翰逊和黑人大学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对于他后来与公民权利组织的关系有着重大意义，这部分将在第二部进行深度探讨。——原注
